金融危机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拉美左翼崛起引人注目，欧洲新左翼在“一路飘红”的同时也陷入分裂与耗散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激起了激进左翼思潮的进一步复兴。但总体说来，目前国外左翼政党及其活动依然组织涣散、缺乏章法并且处境艰难，难以真正对抗和挑战已经形成很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就目前情形看，很难作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苏的判断。
当前全球范围内频繁且针对性极强的激进左翼活动，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的实践基础。近些年来，全球左翼活动呈复兴态势，拉美左翼崛起现象引起世人瞩目。欧洲新左翼近年来的“一路飘红”现象颇值关注。自2007年底以来，法国运输业、教育以及公共领域行业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参加人数达500万人，旨在反对萨科齐政府及新自由主义政策；2008年五一节期间，德国汉堡和柏林地区举行大规模的新左翼游行，反对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反全球化、反八国峰会，其声势完全压倒了右翼新纳粹；2009年1月，德国左翼党数万人集会举行纪念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活动；2009年9月，“欧洲社会论坛”在瑞典马尔默举行，其主题是：另一个欧洲的开始！与会人数多达13000人，会议期间也举行了口号为“另一个欧洲、另一个世界”的游行。2008年10月，意大利左翼政党发起了25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削减教育开支。2009年3月底至4月初，在伦敦八国峰会前后，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达到近年来的高潮。
左翼政党在目前西方社会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的左翼党甚至通过选举成功直接成为执政党，对本国政治以及国际左翼活动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如2008年2月，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赫里斯托亚斯当选国家总统。再如2009年2月，冰岛左翼政党组成新政府。但总体上看，目前左翼政党及其组织仍然处境艰难。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治时局一直打压左翼政党及其左翼活动，甚至于偏袒右翼新纳粹；另一方面新左翼因其激进的政治立场，而不容易为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所接受。新左翼的民众基础实际上是成问题的，再加上一味地适应选民政治，使得新左翼政党容易在形式上漂浮不定，显得没有章法且缺乏自信。
目前欧洲声势浩大的左翼社会抗议运动的确引起了官方一定程度上的恐慌。从客观情况看，左翼组织内部依然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左翼激进活动从客观上也存在着社会风险，不排除对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甚至于不排除左翼参与恐怖行动或被恐怖组织所利用，从而使左翼活动走向另一个极端，但也不必过分夸大这种恐慌。经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洗礼，经历1968五月风暴及其雅皮士造反精神的时代洗礼，在解构主义浪潮下，法国乃至于整个西方的左翼社会抗议活动更多地带有节日狂欢式的意味，仅仅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宣泄与释放，而并非真正的社会造反运动。但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诸如贫困与社会不公现象，倒是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
欧洲乃至于其眼皮底下拉美左翼的崛起，包括墨西哥的左翼政党活动，显然对美国产生了影响。金融危机不仅直接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左翼活动，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全球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学者大会分化出来的纽约全球左翼联盟，其主旨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号召力十分广泛的左翼组织，是目前全球反新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力。论坛每年举行一次大型活动，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千余名左翼思想者参与，每年3月在纽约库珀联盟举行。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当选美国总统，更是激起了左翼的兴趣与想象，因为奥巴马的政策看起来就包含着激进左翼的因素。究竟是奥巴马转向左翼并引来美国政治理念的转变，还是这只不过是虚晃一枪转而维持和修补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使美国继续扮演大国角色，就目前情形看来，显然需要从后一方面去观察。
2008年，激进左翼活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关纪念1968年“5月风暴”40周年的活动。当年风暴强烈波及的地方，如巴黎、纽约、伦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渥太华、墨西哥以及巴黎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得克萨斯奥斯汀学院、英国莱塞斯特大学、开放大学、加拿大肯迪娅大学以及布拉格年会，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一批时下左翼理论的执牛耳者、同时也是当年风暴的参与者或亲历者，如巴迪厄、比岱、霍布斯鲍姆、弗雷泽、齐泽克、丹尼尔·科恩—本迪、塔里克·阿里等，均就此发表著述，连同回忆录、影视、音乐、诗歌、广告以及各种集会，实际上把1968年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做成了一场盛大的文化庆典。但是，今日人们是否具有理论勇气、激情以及思想能力，去面对那些比当年更为复杂严峻的现实问题及其危机，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与欧洲左翼的复苏现象相比，亚洲左翼活动也称得上是有声有色。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孟加拉国、伊朗等地的左翼活动，近年来日益活跃。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国的左翼活动，在国家政治方针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特征愈益彰显。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4月，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选举中获胜，引起了国外激进左翼界的关注。
二、金融危机进一步激起对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的批判。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信用及危机理论、消费主义等，成为左翼理论界研究的关键问题。关于如何克服金融危机及金融资本主义，左翼并不完全认同复活凯恩斯主义，而是提出了各种社会主义改革及解决方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关注中国在缓解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风险。
批判金融资本主义是重头戏。
对金融危机及其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2008年国外各路左翼理论家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头戏。诸如霍布斯鲍姆、哈贝马斯、詹姆逊、奈格里、萨米尔·阿明、洛苏尔多、梅扎罗斯、赖特、福斯特、塞耶斯、阿希姆·比塑夫(Joachim Bischoff)、安德烈阿尼、迈克尔·洛威等，均致力于分析批判金融危机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2008年还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专题论著，如《全球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为何爆发——从次贷危机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破产的原因》等。
目前，国外左翼理论界普遍认为，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持续加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其直接原因，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随着信贷扩张、虚拟经济最大化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后果是：贫困与贫富分化的加剧、通货膨胀的持续压力、日益严重的失业、行业不稳定以及欠薪问题、精神困境、社会动荡，等等，揭示和批判这些现象，构成了目前国外左翼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左翼理论家尤其关注本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连同近年来兴起的阶级研究热，直接说明了目前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的严峻程度，必然要引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高度重视。
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克服金融危机及金融资本主义，左翼理论界显然不可能定于一尊。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如今，要求破除新自由主义体系，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方案，依然是一些国家共产党所追求的实践方向。激进左翼理论界也展开了对解放政治的各种构想，如梅扎罗斯提出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萨米尔·阿明提出要求体现开放性及“多样性联合”的“新国际”构想；齐泽克对当今贫民窟现象的深入分析，强化了无产阶级立场以及解放政治的现实性；赖特提出了以“社会赋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构想，并由此作为解放政治的理论基础；大卫·科茨更为坚定地强化其反私有制及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弗雷泽的反常规正义理论，也力图在重建激进左翼理论愿景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传统的激进立场已越来越少，更多地还是提出针对性的改良建议，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加强金融监管，改良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第二、加强社会建设与公共经济建设。第三、重建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理念及其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更加引人关注。与此同时，国外左翼所面对的困惑看来要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形成的实践决断与理论自觉。比如，一方面，左翼理论界非常清楚：目前这种通过世界银行或各国政府追加货币投入等经济刺激政策，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尤其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底层的贫困现象，加剧了阶级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左翼理论界中一些人士尤其是中偏左派又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将通过复兴凯恩斯主义而得到解决，甚至于可以通过左翼思想影响民主党并由此对奥巴马心存希望。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的复活，其实是值得注意的倾向。但是，正如有的左翼理论界看到的那样，在目前不平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以及西方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盛行的今天，凯恩斯主义的复活实际上会步入右翼。不过目前西方左翼界在这方面还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严峻的金融危机面前，“左”“右”的底限呈现了出来：左翼强调的是公平，是底层民众的生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穷人的经济学；右翼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且总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它所强调的总归是特权。因此，在左翼与右翼思想之间作调和折中，终归还是无法回应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
金融危机进一步激起了国外左翼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趣。
从态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国外激进左翼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拉美，中国在反“藏独”、汶川地震、迎奥运等一系列活动中不断高涨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自信心，使得西方左翼理论界对中国在当代世界的重建中正在和将要承担的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中国在全球化的金融危机及其化解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及其评价，也有了新的洞察。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目前左翼理论界对中国的研究，较多地引入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如阿瑞吉即在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及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视野下，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与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区分开来，把前者看成是一个以资本密集与能量密集为基础的西方斯密主义模式——其实质是工业主义模式；而把后者看成是以劳动密集与能量储存为基础的东亚斯密主义模式——实质是勤劳主义模式。阿瑞吉明确指出，美国那种表现为军国主义的霸权模式正在衰亡，而中国这种非军事化的勤劳模式将在全球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阿瑞吉的研究，连同近年来在西方左翼界流行的所谓“淡色中国”概念，对于辨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尤其是澄清中国威胁论，均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如何客观地把握中国实力，理解在实现现代转化中正在生成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把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当承担的军事职责，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共产党宣言》有关全球化、世界历史、空间转移以及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激发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新帝国主义方面的探讨。围绕《资本论》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危机与信用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关系、资本扩张与领土扩张的关系等。
研究表明，在近年来积累的基础上，特别是金融危机，激起了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兴趣。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企业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甚至于一些右翼人士，也开始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
一些研究对《资本论》提出了补充性的商榷意见。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同时直接涉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约翰·米约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而第三卷从价值转向生产价格问题时，则转向了古典经济学话语，即意味着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的辩护。二是对马克思的补充论述。罗伯维茨在《超越资本论》(2003)中曾指出，《资本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考虑资本与劳动的技术构成对工人报酬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政治斗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在本·芬恩看来，问题不在于必须把劳动力价值还原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还需要扩展性地考察历史、文化、地域等更为复杂的因素。迈克尔·海因里希认为，虽然马克思在有关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加入了信用和危机理论，这不仅导致了《资本论》后两卷的困难，而且信用和危机理论的阐释本身也是成问题的。但是，这一信用与危机理论却从理论上深刻地切中了今日金融危机的症结。三是抽象劳动与非物质生产问题，这同时也是《大纲》研究的涉及的问题，不妨放到稍后再讲。四是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关系，这一问题乃是金融危机问题讨论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调节学派及其激进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展开对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这些研究特别值得结合金融危机问题进行深化。
2008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撰写150周年。这部被看成是《资本论》手稿的著作也成为理论界关注和探讨的重点。2008年，围绕《大纲》探讨的核心问题有：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程度；同《资本论》的关系；有关非物质劳动的论述；对今日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危机的批判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类学以及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价值。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入，尤其是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西方左翼界逐渐重视对《大纲》的研究，并在2008年达到高潮。
2008年，《卡尔·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文集出版，作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阿琴、福斯特、卡弗、伍德等众多名家，这部文集强调大纲所强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对《资本论》的影响。近年来，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有关《资本论》及其前期的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出版，人们更为清楚地把握到相关手稿与《资本论》的内在关系。奈格里曾出版过专著《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关于〈大纲〉的讲座》(1979)，专门讨论了《大纲》有关经济范畴与社会矛盾，并揭示了这些研究如何奠定了《资本论》的基本框架。有研究甚至认为，奈格里著作中对《大纲》有关生产自动化、劳动社会化以及一般智力或非物质劳动的研究，已经初步奠定了其“帝国”思想的基本框架。基于MEGA2，施蒂策勒细致地分析了《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美国著名杂志《对极》(Antipode)2008年第5期的专题即“《大纲》的地理学”，反映了《大纲》对今日影响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关联。
相关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研究也在深化。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其思想，近年来引起了国外激进左翼的浓厚兴趣。目前关于早期马克思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新解读，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回溯到康德以来的德国启蒙传统，理解青年马克思何以实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内在突破，把握当时自由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复杂的思想谱系，并在当时正在兴起的激进政治思潮中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重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维度。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原子论、偶然性及其自由，对历史学派及其浪漫主义的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有关宗教解放、哲学扬弃、市民社会批判、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均成为激进左翼界研究的问题。对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思想的关注也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方面。2008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玛纽埃尔·雷诺出版了《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意大利左翼理论家马里奥·琴格里撰文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以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复兴以及政治维度的强化，同样体现在对其它经典著作的解读。包括前述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内，在相关的经典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哲学笔记》以及《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研究方面，有关还原政治背景的研究要求也一再被强化。研究表明，在近些年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不断模糊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正在得到再现。与此对应，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即通过回复黑格尔主义传统、从而修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断裂的方向也正在呈现出来。
四、目前国外左翼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出现新动向。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阶级理论以及道德伦理批判传统的复兴；空间理论及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一定程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斯宾诺沙转向以及阿尔都塞研究进一步深化，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伦理维度受到重视，德性伦理学传统有所复兴，社会批判传统中弗雷泽反常规正义理论的崛起引人注目。
在近年来展开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一些左翼理论家感到有必要重视马克思的道德伦理思想，并在政治批判中强化道德批判维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尽管十分可靠，但也必须补充道德理论。保罗·布莱克莱奇认为，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不同于当时所有资产阶级伦理学传统的另一种伦理学，它的出发点是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伊格尔顿的大爱伦理观以及柄谷行人的超批判理论则主张，把握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思想，不能仅仅停留于资本主义制度革命，而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柄谷行人特别强调，《资本论》中本身就渗透着一种康德式的实践观，而道德分析要有效力，必须要同经济范畴的分析与价值探讨结合起来。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应被看成“经典的道德主义者”，而解放政治也必然关涉到价值及道德评价的普遍性及客观性，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确立大爱伦理的依据所在。
道德批判维度的凸显，与在公众层面展开的新一轮反资本主义运动中道德力量的强化是有关系的。左翼理论界显然不能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道德赤字现象。他们坚信，只有把对资本的道德批判渗透到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使得资本批判落到实处。但通过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传统，回溯到康德的实践，是否能够理解马克思那种影响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践观，显然又是成问题的。
道德批判维度被重视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全球贫困以及社会平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在这方面，以南茜·弗雷泽为代表的非常规正义理论在社会批判传统中的崛起值得关注。十多年来，社会批判传统一直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所主导。但弗雷泽十多年来一直在与霍耐特展开批判性的对话。近年来，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从西方福利国家向全球化大发展的转变、作为社会斗争的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以及进而导致的左翼愿景构想难题，弗雷泽认为应当抛弃先前常规的正义理论，建立面向新世纪全球时代的反常规正义理论。
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空间理论研究，成为近年来西方左翼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方向，全方位地带动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城市化、区域化、资本积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空间以及时间哲学等领域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体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直接受列斐伏尔影响并进一步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及地理学。另一个是更为宽泛的现代性批判视域。目前，国外左翼理论有关空间问题的探讨十分活跃，大体说来有这样一些焦点：一是围绕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展开的持续争论。哈维基于空间及其领土逻辑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但也受到以艾伦·M·伍德为代表的主张资本逻辑先于领土逻辑等看来更为传统的左翼理论家的激烈批判，而先前受到哈维批判的有关消费异化导致城市化问题的观点，在近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二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有关空间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在某种程度上，左翼理论家不满意于后现代式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马克思有关自由资本主义批判视域内空间理论的断裂，而是希望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如寻求列斐伏尔尤其是哈维的空间思想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而哈维有关不平衡发展及社会—空间思想同《资本论》及《大纲》的内在联系，更是受到关注。这种探讨对于更好分析今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诸多矛盾，将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三是空间理论的兴起同时引起了对马克思时间思想的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忽视时间，在一定意义上是更为深入地研究时间。目前左翼理论界明确提出要重视马克思时间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开展社会存在与时间关系的研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那种涵容了量的时间与质的时间以及同化时间与变异时间之对立的双态时间观，对20世纪一系列思想家如柏格森、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尔都塞以及晚近的奈格里与维尔诺等的时间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困境，出现了乌托邦构想和“宗教研究复兴”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方左翼理论界，乌托邦研究复兴，1999年，罗素·雅可比出版了《乌托邦终结》，华伦斯坦出版了《乌托邦学》；2000年，哈维出版了《希望的空间》；2005年，雅可比又出版了《不完美图像》；2007年，詹姆逊出版了《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和其它科学幻想的欲望》。近些年来，左翼理论家提出了众多的乌托邦设想，如哈维的“辩证的乌托邦”，沃勒斯坦的“非普遍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赖特的“现实的乌托邦方案”，辛格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格拉斯的“最小乌托邦”，佩特森的“批判的乌托邦主义”以及詹姆斯·劳勒的“辩证的共产主义”，等等，连同社会运动的醒目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都显示着乌托邦研究复兴的态势。当然，对激进乌托邦实践以及对乌托邦问题的复杂性的关注，目前左翼理论界也将乌托邦问题纳入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探讨，并形成一些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左翼理论界出现宗教研究复兴的态势。近年来，西方左翼理论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回归”，如哈贝马斯、齐泽克、巴迪欧、伊格尔顿、奈格里、阿·甘本等，他们的立场或视野各不相同，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立场，有社会批判传统，也有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但都强调宗教的政治及道德伦理内容，并强调从宗教方面把握激进政治。
如何看待左翼理论界的宗教复兴现象，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而其实践意义从客观上说也有待于观察。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并未进入宗教消亡阶段而至多只是后宗教历史时期，因而宗教及其现代转化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同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必然要求对当代宗教现象作出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研究、解释与引导。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斯宾诺莎转向”。
近年来，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巴迪欧、巴利巴尔、马齐芮、奈格里等人进一步退回到对斯宾诺莎“自因”(Conatus)论唯物主义的研究，寻求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自己所提出的左翼理论的关系。这一转向，直接地看，乃是当代左翼理论家们试图在新的并且更为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对激进政治理论的新探索。
斯宾诺莎转向的理论起点，其实是对阿尔都塞晚年提出的“理论实践”概念以及“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的理解与把握。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及偶然唯物主义，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左翼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但理论实践与偶然唯物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本人的遗产？其实是值得追问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消灭哲学”或“扬弃哲学”中，其实就包含着一定的理论实践，但它实际上还是通过“实践把自己直接变成理论家”的方式实现的。而在黑格尔主义已必然地作为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政治运动的理论资源的前提下，激进左翼便试图绕过黑格尔——当然并不容易。因为目前西方自由主义方面正在努力从自由主义传统揭示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而回到黑格尔之前的激进哲学活动中。但为什么是斯宾诺莎而不是别人，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传统在近年来呈复兴之势，为激进左翼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深入，很大程度上出现了阶级研究的复兴。通过对现阶段美国贫困现象的分析，美国左翼理论界对美国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传统展开了激烈批判；英国上个世纪60年代形成的阶级理论研究传统，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9·11”之后开始复兴；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即“阶级社会”尤其是“德国阶级研究”；法国左翼理论界则在异化问题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对阶级问题的理论研究，并提出“新阶级斗争”概念；近年来，诸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拉美社会主义、帝国研究以及新帝国主义纷纷将研究的焦点投向阶级理论。
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传统的兴起。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也许不再大规模地存在那种经典的工人阶级，但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后发展国家所输出的劳工队伍，却在基本的方面符合马克思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因而理应成为解放主体，对阶级状况特别是工人阶级现状的判断，显然激起了左翼理论家对激进政治的要求。齐泽克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及其激进政治主张，反对拉克劳式的民粹主义，也反对近年来流行的强调文化解放与多元性的所谓“彩虹联盟”。弗雷泽则注意到“阶级的去中心化”现象及其对左翼的重大影响。罗伯维茨认为，《资本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考虑资本与劳动的技术构成对工人报酬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政治斗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而存在着片面性。胡安·曼纽尔·福特则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缺乏韦伯那种组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分析。本·芬恩则认为，必须综合性地考察生产率、工人的团结程度以及相关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其地理因素。一些观点则针对后马克思主义缺乏阶级政治学的批评，为后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为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状况提供了一套逻辑和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其多元决定的阶级正义观，也为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政策策略，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与激发作用。当然，研究中发现，一些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俄罗斯的奥伊泽尔曼、科索拉波夫、谢苗诺夫、巴加图利亚、赵哈泽等，依然在坚持不懈地从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统研究，并不断形成新的成果。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及其新自由主义批判，激活了激进左翼思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激进左翼理论界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对沉闷的局面，但显然不能草率地作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走出低谷的结论。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国外左翼理论界在全球资本主义处境下提出的诸多现实问题，都值得中国学界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关注、研究和批判，进而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的实力及能力。
（执笔：邹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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