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本价值是直接满足人和社会生存与发展基本需要的价值。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表示的是价值客体（包括：物、作为人与人关系总和的社会、精神和作为客体的人）满足主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需要的关系，其具体内容包括：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发展；以安全、公正、民主和团结为目的的人与人关系的改善；以真、善、美的发展为内容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以自由人为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基本价值观念处于核心地位，并规定或制导着具体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的确立。因此，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除了要明确我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什么以外，还要弄清它们与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
一提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似乎只有市场经济是能动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价值观念则是被动的或被决定的东西。其实不然，正像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一样，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或体制的选择同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人的生存环境中，制度或体制的因素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而价值观念体系既是对人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又是以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以主体需要为导向对生存环境各个要素的选择和观念中（或理想中）的重构。这就是说，价值观念虽然是存在的反映，但它却统摄了与主体直接相关的全部的时空中的存在，包括主体自身、主体生存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及其全部的价值关系。正因为有这种高度的统摄能力，它才可以从整体上、宏观上审视各种存在要素，才可以从主体的角度，对之进行重新的构造。当然，从本质上讲，人的价值观念对存在要素的重构，是各种存在要素相互作用的观念性产物，而不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是现实中各种存在要素相互作用导致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
价值，如果从目的——手段角度划分，可以分为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尽管目的和手段具有相对性，但对特定主体来说，直接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都可称为目的价值或基本价值，而那些充当创造或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的（如制度、规范、组织等），则属于工具价值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变化就既包含了目的价值观（或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又包含了工具价值观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共同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选择。
价值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了过去把工具价值作为基本价值来看待的错误观点，恢复了社会主义价值中目的和手段的真实关系。本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目的和手段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可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混淆甚至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很明显，在恩格斯的观念中，基本目的或根本目的就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手段则是建立公有制，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是实现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利益）和作为手段的目的（公有制）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比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方法等更为根本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呢？从根本上讲，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别的，就是要改造损害和束缚无产阶级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环境，使之适应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要消灭现实的贫困、剥削和压迫，使无产阶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成为真正平等和自由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这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目的，也就是恩格斯所规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之一。②但是，过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思想，把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当成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目的，把这些本质上是工具性的价值看成比基本价值（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根本的东西，以至于为了坚持某种制度模式，不惜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颠倒目的和手段关系的直接表现，就是把某种制度模式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坚持和实行这种制度模式与否，看成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纠正了这种长期以来支配人们思想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作为基本评价标准的优越地位。它表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作为手段不能构成评价的标准，相反，它的优劣要依据它实现目的的有效性程度来判断，对它的取舍要以是否有利于目的的实现为转移。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对我们破除制度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进行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其次，改变了过去轻视物质价值，片面强调社会价值的错误观念，确立了物质价值对社会价值、效率对平等的优先地位。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中，不是不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是当时理解的利益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真正利益，或者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它要么为了平均主义式的平等，牺牲物质方面的利益，忽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利益；要么追求不切实际的或现实无法实现的虚幻利益，而放弃可能的或现实的利益。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试图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发展生产力（效率）和平均主义式的平等结合起来，并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努力。当这种乌托邦的幻梦破灭之后，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为了平等（平均主义）又不惜舍弃效率，并求助于阶级斗争去维持这种违背规律的社会价值理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就是这种价值观确立的标志。它把社会关系的改造（当然未必是合理的改造）看得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把社会价值看得比物质价值更根本。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就形成了一种“越穷越光荣”的价值意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价值标准，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价值选择。这种贬低物质价值地位的价值观，背离了人的真正需要，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因为，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以物质为主要内容的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基本因而也最强烈的需要；而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揭示，如果从价值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各种价值的序列关系，显示了物质价值对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优先地位。另外，平均主义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理想，如果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就实际了包含了剥削的因素。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多次论述，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关于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的观点等，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价值观，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唯物主义特点，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和需要。
基本价值观的这些变化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当代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种价值反思，是社会主义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的深刻反省和重新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成为可能。
不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最终确立，也离不开对市场本身的工具价值的认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计划经济视为最有效率且能满足公平需要的最佳工具，但是实践的结果并非如此。它不仅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而且不能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结果计划经济成了“短缺经济”。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改变之前，即使这种铁的事实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即使大家认识到它的低效率性，人们也由于轻视物质价值和偏爱平均主义式的平等而不愿放弃这种体制。只要回顾一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确立过程中的思想冲突，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是如何顽强地抵制改革进程的。只是物质价值的优先地位在价值观念中确立之后，人们才积极寻求有效率的工具；只有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被人们厌弃之后，人们才决心割断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眷念。再加上市场机制在中国的试验，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它在效率方面的优越性，结果也就最终坚定了人们选择市场的决心。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是我们应该确立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决定因素，相反，对它的取舍恰恰要以社会主体的价值需要为转移。社会主体的价值需要虽然必定要表现为主体的形式（价值观），但本质上它们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只有从这种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体系的根据，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价值要素放在主体整个生存发展需要的大背景下去考虑，才能够正确地揭示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念体系的真实关系。另外，我们只有准确把握基本价值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才能够正确地指导整个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和调适。
二 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对市场的导向作用
市场体制在中国的确立，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价值选择。这个选择无疑会对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基本价值观念体系是主体对其生存基础和环境的一种更为宏观的价值把握，而市场作为实现个别或部分价值的工具性要素，从本质上讲，只能处在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制导和统摄之下。这种情况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概莫能外。
资本主义社会严格说来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利用资本的私人所有权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他们的剥削收入。所以，他们利用市场这个工具，本质上不在于它是否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能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更不在于它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仅仅在于它是否能带来剩余价值。因此，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以后，面对着垄断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和由此引起的效率的降低，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天赋人权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拼命为自己的垄断利益辩护，竭力反对要求国家限制垄断维护竞争的干预主张。这一点曾经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思想斗争和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市场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当市场机制和他们的利益要求相抵触时，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私利完全可以置市场效率的要求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不过，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横引起了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反抗。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资产阶级被迫作出让步。于是，国家开始实施维护竞争和限制私人垄断及私人所有权的干预政策，并且运用再分配手段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当然，资产阶级利益支配社会和市场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尽管如此，从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的这些实践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维护垄断的政策也好，还是限制垄断维护竞争的政策也好，无论是无条件坚持私有财产自由支配权也好，还是通过再分配和限制财产权修正市场运行结果也好，都反映了一定的利益或价值要求对市场的制导作用，市场本身是不会自动产生出这些结果的。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如此。这种经济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它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导向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因为即使是公有制也不一定就无条件地、必然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如果公有制的形式与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应，它反而可能会妨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增进。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因此，把公有制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准，还没有跳出从制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旧框框，不符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而且也不利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我们这样说，决不是要否定公有制，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正确的思路，一个正确的市场评价标准。如果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去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许能更好地推动公有制形式的完善和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我们讲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根源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之所起的导向作用，就意味着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工具必须从属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我们前边曾经讲过，中国选择市场主要是基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事实证明它也确实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工具。不过，对于社会主义的其他价值要求，有许多单靠市场的作用是不能自动实现的。不仅如此，有些价值可能还会与市场自动产出的价值后果相矛盾。比如，市场机制很容易导致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与他人取向的互助友爱要求和崇高道德理想的要求就是冲突的。又如，在私人积累和管理资本的作用还不能被社会完全取代时，市场本身一般具有的竞争不完全性，就会加剧剥削和两极分化，妨碍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正价值的实现。再如，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对部分人民的生存安全也将构成威胁。如此等等，就需要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对市场进行适当的修正与约束，使市场尽量按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需要的方向去运转。如针对市场造成的剥削和过分的两极分化，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遗产税等方法减轻剥削和两极分化的程度；针对市场诱发的极端利己主义、金钱拜物教等消极现象，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手段来尽量抵制这些消极现象的蔓延；对于那种可能威胁部分人生存安全的残酷无情的竞争，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降低它的危害程度，等等。
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来制导市场的运行，必须注意如下几点：第一，既不能用一种价值目的来引导市场，也不能指望各种价值要求都能全部满足。这不仅在于各种价值本身就有相互制约关系，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各种价值的实现是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时刻都受着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对于那些互相冲突的价值要求，在制定协调和兼顾它们的政策时，应按照各种价值的迫切性或基本性程度来排列它们的优先性顺序，并根据这种优先性顺序来规范市场的行为。第二，在制导市场的过程中，既要注意适应社会实际表现出来的价值偏好，又要依据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对社会的价值偏好加以引导，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研究，使之能真正反映社会主义主体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第三，要注意保持社会主义主体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主导或支配地位，这是保障能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导引市场的必要条件。
三 市场经济对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促进作用
我们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对市场的导向作用，讲市场对社会主义某些价值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市场除了对效率即物质价值有积极作用以外，对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的价值就没有积极作用了。实际上，除了效率的优点以外，市场对社会主义的其它基本价值同样也有积极意义。关于这一点，一些人存有不少的疑虑，担心发展市场经济会导致其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丧失。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看看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作用。关于安全目标，我们前边曾谈到市场本身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法则确实可能会威胁到一些弱者的生存安全，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不仅可以采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来减轻或消除这种威胁，而且市场导致的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主体的生存能力，并且也提高了为弱者生存提供帮助的能力。如果不靠市场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体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不能得到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就会受到自然力的巨大威胁，而弱者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也将会更糟。关于公正目标人们可能有更多的异议，认为市场经济很难保证社会公正，很难消灭剥削。这种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不仅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可以减轻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就发达的市场机制有利于消除超经济剥削来说，这方面的公正程度是比非市场经济要高的。况且，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使私没人积累和管理资本的必要性丧失，那么在市场体制下，剥削的最终消灭也未必有可能。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就可能更为密切了，只有不依靠政府指挥的自发的市场经济，才能培养人们独立自主的精神，才能体现自治的要求，也才能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热情。而计划经济恰恰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因为，为实现这种经济的运转，这就必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意志、统一指挥，个人是不可能自主或自治的，这种统一体也不可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点，早为过去计划经济的实践所证实。因此，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那么也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过去那些与计划经济相适应、抹杀个性和自由的价值规范，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里，与其说我们的价值观念要适应市场的自主、自由的要求，不如说市场适应了社会主义的这些价值要求。关于社会主义的团结价值，似乎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我们知道，正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人群、氏族、民族、种族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过去那种狭隘的地方共同体的团结，正逐渐让位给超越种族、民族偏见的全人类的团结，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世界一体化已不再被人们视为纯粹的乌托邦了。虽然市场的竞争有时会伤害友爱的关系，但也正是市场交换的扩展，才推动过去互不往来因而也互相猜疑的不同群体去互相理解和沟通。因此，如果说市场对团结价值的作用有两面性的话，那么它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
其次，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市场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上。正是市场的竞争机制才推动人们不断地创新和改进技术以提高效率，技术的革新自然而然地就剌激了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于是科学也就迅速发展起来。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无不与市场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相联系。离开了市场竞争的这种巨大驱动力，科学的发展也就丧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源。另外，市场对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市场容易导致金钱拜物教等消极的精神现象，但是，市场本身所要求的自由、平等意识，创造、进取精神，开放、发展的胸怀等都是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内容。至于市场提供的选择自由，更为道德自律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对美的发展也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可能会导致低级庸俗的黄色作品泛滥，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它提供的自由环境也能激发人的美的创造力，它创造的巨大生产能力也能为创造美的人工环境提供物质条件。
最后，市场经济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从自由的角度来讲，人类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还没有证明有其他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能比市场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已经证明的只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自由的损害比对效率的损害更为严重。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市场的关系，马克思早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要使全面发展的个人（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④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内在一致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过去，市场经济的弊端曾经遮住了不少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市场的真面目。今天，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曲折之后，人们终于认清了“泰山”的尊容。不过，你只有登上“泰山”之巅，才能够领略“一揽众山小”的雄伟壮景，才能够迎接那激动人心的壮丽日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页。
②参见拙文：《什么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目的？》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