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界限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文化多样化高歌猛进。与此同时，文化霸权与主流话语权争夺异常激烈，商品贸易往来似乎遮蔽了意识形态之争，然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刻也未消停。西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经贸往来，被自然而然地传播到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国内，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格局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的“毒草”也死灰复燃、沉渣泛起、与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交相呼应，试图从指导思想、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话语权，左右我国现代化走向。深入研究当代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渊源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流变，并给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成功应对当代意识形态多样化挑战、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筑牢“思想防线”的必由之路。
一、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渊源
虽然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谓学派林立、种类繁多，但是，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为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透视纷繁复杂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变种时，便可以清晰发现，它们无外乎是指导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历史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
1.“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由马克斯·韦伯较早提出的。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从强调“价值理性”到强调“工具理性”的转变。他在抨击德国1918年的革命“左派”时揭穿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把意识形态比作“用来掩饰不那么体面利益的遮羞布”①，认为意识形态的衰弱不可避免。卡尔·曼海姆说明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不仅使人们的思考偏离了所观察的事物，而且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到了本来被模糊和忽略的环境方面”②，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这对后来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个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冷战格局。虽然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为了把新生的社会主义扼杀在襁褓中，取得冷战的胜利，西方国家内求妥协、一致对外，以便顺利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正是适应这种冷战的需要而诞生的。丹尼尔·贝尔坦言：“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意义。”③ 他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日益趋同，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终结’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即没有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分析。”④ 如果说贝尔的表述还有几分含蓄隐晦的话，那么弗朗西斯·福山对“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格局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他狂妄断言：“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对手”⑤，把攻击的矛头明确指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结’，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构成‘历史的终结’。”⑥
西方国家煞费苦心的和平演变终于给冷战画上了一个暂时性的句号，苏东剧变并不像福山预言的那样完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因此而终结。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进行全球资本扩张，也必然极力寻求观念的扩张，这种扩张必然遇到异质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抵抗，因此，“意识形态终结”论又换上新的面具，假借文明的对抗来消解意识形态的理论便粉墨登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利用后冷战时期人们对意识形态、种族冲突的审美疲劳，借用文化形态观的分析框架，从文化角度解读国家政治关系。他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⑦ 最后他得出结论，要避免这种文明的冲突，必须清除其他异质文化，通过维持文化的统一性获得稳定的文明内部持续，亦即文化的“趋同”论，其落脚点是“西方文明优越论”。
可见，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到福山“历史的终结”，再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手法不断变换，但主题都指向了一个结论：“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⑧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号召人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分析方法，鼓动人们拥护其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2.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它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效率。20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从自由主义向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急需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难以奏效，而式微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经济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流行开来，并受到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青睐。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剧，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过渡，资本主义的资本全球扩张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民族国家的强烈抵制。新自由主义正好满足了资本主义打开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强烈欲望，被资本主义大肆宣扬，并在其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因此，新自由主义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利益的工具。
从“自由至上”原则出发，新自由主义提出相关理论主张。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来定义自由，认为自由是指“享有自由的人不受专断强制的支配”⑨，具有非设计、非人为性的自发性的秩序才能给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而依据国家权力所实施的福利政策和所谓的“分配公正”原则，都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侵害，应受到坚决抵制。这种自由在经济方面反映为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分配关系上，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连同市场的发展给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⑩。财产的私有制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并给人民自由的权利，使人不受外在强制力的支配，使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公有制不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巨大浪费。此外，在经济的运行方式上，新自由主义崇尚完全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机器，所有的生产要素市场化，产品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单独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调节。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因为政府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国家的过度干预不仅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且阻碍了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发挥。这样，国家干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集权主义，最后造成独裁统治，使人受到奴役。
3.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想
民主社会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演变而来，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曾经把社会民主主义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但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施坦等人赋予民主社会主义以修正主义的内涵，他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11)。从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极力美化议会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逼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2)。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当时成立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也接受了这种说教，致使党内左右两派分野日益明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右派站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左派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在列宁的带领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带头改名为俄共（布），随后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退出该党，另建新党，取名共产党。从1919年起，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了。社会民主党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堕落为背弃科学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1951年社会民主党国际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宣布民主社会主义为社会党的纲领性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正式被确定为国际社会党人的理论纲领，社会民主主义也相应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1959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两个文件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文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虽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但实质上是对这两个文件的进一步阐发。
民主社会主义声称，任何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是既不可能的、也不必要的。因为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关于社会未来的一般理论问题，它所包含的有一部分是愿望的成分。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社会民主党声称，要把各种教会、宗教团体和具有不同社会观的团体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动值得欢迎的伙伴，而且也期望在争取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斗争中从他们中间获得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此在其著名的《歌德斯堡纲领》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进而污蔑道：“共产党主张的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集权主义的控制，是同人的天性、国家的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13) 因此要取消共产党的一元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制度。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的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4.历史虚无主义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1953年苏联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去世，如何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成为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24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未经中央全会审查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内存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中罗列了斯大林的大量罪行，编造了斯大林的大量罪状，主观粗暴地否定斯大林。斯大林被歪曲为人民的公敌，被诬蔑为造成苏联一切错误的罪魁祸首。“苏共二十大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播下的种子是不可磨灭的”(14)，致使历史学研究的政治化日益明显，历史学因此成为政治任意揉捏的“面团”。
戈尔巴乔夫把赫鲁晓夫“开创”的历史虚无主义推向极致。在国内推行的各种改革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向历史开刀。他认为“历史科学远还没有完全做到真正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分析正在结束的这个世纪的一切变故”(15)，历史研究中还有大量“空白”，要大胆突破“禁区”，具体表现为“各类社会科学的基本教科书在叙述原则问题时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因此必须根本重写”(16)。苏联社会从史学界开始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历史文化回归”热潮，把研究和攻击的矛头不仅对准了斯大林个人及其建立的“斯大林模式”，而且把对斯大林的否定推延到对列宁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否定。苏联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公开为沙皇、白军的首领叫屈，把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描绘为“上帝的羔羊，他们只懂得关心人们、为人们谋幸福”(17)。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唯心的历史观，其主要特点在于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通过否定个别现象而否认本质，通过孤立地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个过程，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其目的就在于颠覆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虚无主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引用卡尔·波普的观点指责唯物史观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形态学说、历史发展客观性理论等，主张用历史选择论取代唯物史观。”(18) 历史虚无主义选择论还宣扬英雄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由其所谓的精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而人民群众是没有任何思想与力量的群氓，不可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车轮。它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源于社会机体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改良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绝对动力。
二、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流变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当代反马克思主义也因迎合某些新兴社会阶层的需要而得到了广泛支持，从潜流嬗变为洪流，成为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社会思潮。深入研究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流变，对于当前成功应对反马克思主义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1.“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当代中国的发酵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向异己的意识形态进攻的得心应手的武器。它貌似崇高，实则迷惑大众，妄图把人们囚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尤其是，当人们从“意识形态泛化论”的噩梦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时，发现“意识形态终结”论恰好是治疗他们的精神失落的良药，于是，纷纷自告奋勇地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忠实支持者与传播者。“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其变种此起彼伏，严重威胁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
歪曲“解放思想”的内涵，吹捧“意识形态淡化论”。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举的局面，我党审时度势，果断提出从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入手，重新恢复、确立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效避免了党和国家继续陷入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的深渊。这为打破长期存在的思想僵化的局面提供了理论武器，但同时又给意识形态淡化论以借口。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罗列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种种失误，并断定这些错误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鼓吹“意识形态”是万恶之源。他们故意曲解邓小平的部分谈话，如“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都曾被一些人视为去意识形态化的‘经典’之论。”(19) 因此，得出要“解放思想”，就必须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种思想在当时传播甚广，影响极大。
打着“现代化”的旗帜，鼓吹“意识形态文化替代”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文化替代论更是嚣张，试图利用国际大气候的风云变化来改变我国的小气候，在我国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该观点者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已丧失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因此，苏东剧变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大阵营对峙的现状已一去不复返了，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终结。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与管理制度，这无疑与意识形态之争势不两立，中国要么放下意识形态之争全心全意搞建设，要么放弃现代化建设一穷二白地搞意识形态斗争。抑或是，在国际交往中，意识形态的斗争将被彼此的文化与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要赢得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争夺，就必须复兴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儒化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要以儒家文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
2.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蔓延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国虽然没有像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拉美国家、泰国等亚洲国家那样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批判和挑战一刻也未停息。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右翼势力向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攻的工具。
所谓“完全市场化”。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市场为主、计划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从深层次上讲，这涉及了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所要曲解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吹捧者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等于国家干预，而国家干预是对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必定会造成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失灵。“我国个别经济学人士曾大力倡导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上，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退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20) 他们还借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不清”则会导致经济的负的“外部效应”和“搭便车”行为，这必然导致国家陷入“贫困陷阱”，断言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产权清晰”格格不入的。
美化“私有制”，掀起“私有化”热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由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用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者便借此大作反面文章，扬言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经济、权贵经济；不是国家财富，而是少数人的财富。他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断言私有制优于公有制，宣扬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唯一选择”(21) 极力美化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浇灌培育了我们人类的文明，包括亚洲、美洲、欧洲的文明。”(22) 趁我国对国有企业改革之机，他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来断言私有制优于公有制，大肆宣扬要在国有和集体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并把国有企业亏损、效率低下单单归结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锅饭”造成的。他们鼓吹国有企业带来了经济上的垄断，滋养了大批权贵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社会当下严峻的两极分化，垄断国有企业要负很大的责任，扬言私有化是国有公有制经济的根本出路。
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改变中国改革的性质。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占领甚至超出了半壁江山，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某些市场化的权威经济学刊物和媒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营盘，大肆吹捧洋八股，拒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一些丧失了道德和良知的所谓的经济学家还在为私有化“呐喊助威”，祸害百姓，企图使改革走入歧途。肢解中国的改革，是其惯用手段。他们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模式”等多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肆意将公用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经济异化为不分主、次的混合经济；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异化为按劳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为市场经济。只字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其改变我国改革性质的野心暴露无遗。
3.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回声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也不断涌动，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大打“多元和谐”的招牌，兜售“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伴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人民的肯定，并写进了党章和宪法。我国经济结构多元已成为事实。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便进一步借题发挥，抛售他们的歪曲逻辑。他们指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意见、舆论的多元化就不可避免。面对这种客观事实，要使各个阶层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必然允许各种观点、思想一律平等，自由地交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则会造成对人的自由的严重束缚，造成意识形态的精神垄断。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是“极权主义”的复归。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用各种理论、观点来“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重弹“阶级调和”的旧调，抛售“全民党”的言论。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关键，政党要争取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无论中外，概莫能外。要加强党建，就必须明确党的性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前提下，实现了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转变，并提出了允许各个阶级和阶层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论断。这引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重弹“阶级调和”的旧调，抛售“全民党”的言论。他们不顾客观实际，大谈“阶级调和”的论调，宣扬“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就不能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而应该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23)，共产党应该改名为“全民党”，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他们大肆吹捧社会民主党的“成绩”，贬低中国共产党，抹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性质，抹杀无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的区别，借政党间相互学习的口号，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策，其实质就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化。
高唱“纯粹民主”的论调，鼓吹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人民民主的形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而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抓住一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鼓吹“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具有普适性，提出要“修宪”，实行“宪政改革”，把中国的“革命宪法”和“改革宪法”转变为“宪政宪法”，鼓吹要在我国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实质就是“主张在我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即在政治上全盘西化。”(24) “一位‘著名教授’在2006年3月的‘西山会议’上，公开叫嚷共产党执政不具备合法性，要求实现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25) 其不赞成中国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走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道路的目的暴露无遗。
4.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泛起
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如何看待中国数千年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如何看待近代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等无法回避的问题。部分学者给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回答。
鼓吹用“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他们明确提出要对近代一些重大事件、思潮作出重新审视。在其运用所谓的现代化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之后，洋务运动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事件则被贬低、否定；戊戌维新运动便成了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义和团运动则“貌似爱国，实属误国、害国”。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的疯狂与幼稚”，进而得出结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败的王朝，但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苦把它改掉，必然军阀混战。”(26) 作为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盲目选择马列主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历史唯物论，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政治干扰了文化，割断了文化传统的延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中国价值的失范，改变了五四方向，使新文化运动走上了歧路。”(27) 因此，要“告别革命”，“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把中国推向相互残杀的内战泥潭。”(28)
他们集中攻击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历史虚无主义企图通过对历史人物作出“重新评价”来为历史翻案。他们把已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的历史人物描述为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悲剧英雄”，将文天祥、岳飞描述为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人，把林则徐当成因发动虎门销烟而引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将发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看成造成全国军阀混战的罪人。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把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反动人物的颂扬表现得淋漓尽致。“剧作者说，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29) 而无产阶级的领袖被他们刻意歪曲为“封建暴君”，争权夺利的“政客”，历史的“小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顾实际地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其通过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目的可见一斑。
三、对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既存在一定的理论共性，又呈现出各自的特性。它们的共性和特性是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所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为对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依据。
1.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逻辑关系
将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置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便可发现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呈现出了一定的逻辑关系。
首先，这几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呈现出从整体到部分的逻辑关系。西方所抛售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从唯心主义出发，主观臆断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了，不适应变化了的实际需要。其所表达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思想其实是要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地位，号召人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转而拥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从整体上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基调和研究方法。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历史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为在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后，如何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领域确立一种资本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提出了理论依据。
其次，这几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表现出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关系。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作为一种方法，它则贯穿于其他几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都是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的。因为它们不是把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而是将人置于超越了时空的历史环境之中。它们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抽象出一般的所谓的超越历史阶级的价值观念，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可以超越人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把这些价值观念推广到指导思想、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领域。
2.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共性
当代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它们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具有很多共性，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理论。
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基本立场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立场。反马克思主义是指那些敌对、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些思潮的基本立场不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代表个人利益和少数利益集团的资本主义立场上。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把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粉饰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宣扬把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普世价值”是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治表达，是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反映。这种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榜为超越一切阶级的价值观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立场。
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基本观点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表达的方式各异、使用的辞藻也有所不同，但其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政治上，要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在政治体制上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的思想；在经济上，要废除我国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全盘“私有化”的思想；在文化上，要推行资本主义的文化。
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它们抽象地讲人，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观察社会，都用抽象的人类价值和一般人性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此标榜自己如何人道，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违背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已经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泯灭人性、践踏人权、扼杀个性和自由的集权制度。这种在哲学基础上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一般人性来确立自己观点的思想基础，并由此引申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方法，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奠定了思想基调。
3.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是共性的基础。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共性，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性。因此，要在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框架内，厘清当代各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根源，客观分析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根本谬误，并给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回击，以达到对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1）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终结”思想。“意识形态终结”论割裂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性，要么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完全割裂，以文化冲突来解决意识形态的冲突，将显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向了隐形的文化层面；或是任意夸大文化的作用，忽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区别，用西方的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来终结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其根本谬误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把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标榜为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以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来终结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铺平了思想道路。
“普世价值”的价值主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人类”。这种“绝对人类”是永恒不变的，它没有演进的时空维度，是一种非历史性存在。马克思认为，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30)，价值的主体人是处在具体历史之中的人，价值观念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即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萌芽，只不过进入私有制的社会以后，“自由、民主、平等”被蒙上了虚伪的面纱。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抽象的观念以更加真实的无产阶级的价值内涵。
（2）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自由”视为其思想的核心，并将这种“自由”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把个体视为社会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并因而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社会范围内的唯一实体，作为存在、价值、权利和道德的真正主体；而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和社会机构作为个体的派生形态和集合体，进而否定这些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本体论意义，造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决定的根本对立。这种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形而上的理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意义上实现了对个人与社会抽象对立的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实践上的交往和关系使人突破了自身而成为社会的存在。孤立的个体并不是现实的唯一的实体存在，基于人的实践而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不仅内在地成为人的个性的有机构成，而且成为人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和改造的客体。因此，自由的实现，并非个人简单从社会共同体的束缚中超脱出来，而是在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这样，自由的实现不仅意味着消除一切外在的形式的压迫，同时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化。
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重要的一种实践形式。个人和社会无疑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利益两极主体，而社会制度则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场域”。如果把市场经济活动置于单一公有制或者完全私有化的制度之下，只会带来因过分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而造成对个体利益的损害，或者因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造成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破坏。因此，市场经济活动必须限定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上，这种社会制度必须是既能够化解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矛盾，又能发挥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而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能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又能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实现社会利益的增长。这是单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化所不具有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必须划清同单一公有制和私有化的界限。
（3）立场坚定地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否认民主的阶级性，把“民主”抽象为超越一切阶级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1) “民主”不是纯粹的，它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范畴，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意识，是少数人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同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实质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混淆了民主的目的和形式。民主是目的和形式的统一，目的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目的。多党制、选举制、参与讨论协商等只是民主的形式而非民主的目的。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形式来取代或者来维护执政党的政权，只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一派势力过大而形成的专制对资产阶级集团内部民主的破坏，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并未改变。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忽视了民主形式的差异性。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体制从来没有单一的模式，它受到本国的国体和国情制约。各国国体和国情的实际的差异决定了在一定民主的目的下可以采用不同的民主的形式。这也意味着民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必须建立在对该国国体和国情的正确认识上。任何不顾本国国体和国情、脱离人民根本利益，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政治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同其划清界限。我国必须走符合本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4）理直气壮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特征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想和自由意志，把它们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的价值追求“本能化”，使个体本能或生理的需求超越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其实质在于抽空价值观念的历史内容，把特定群体价值观念标榜为所谓的“价值标准”，以此来虚无价值观念的真正归属，用抽象的全人类的价值观念来掩盖其否定人民立场的价值观念。究其原因，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文化现代流变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真实写照，它把人抛入各种欲望和享乐主义的生活中，进而在存在方式上割断现代人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刻意夸大或者割断历史文化对现代人的内在制约，为封建主义文化的复辟和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侵蚀打开了思想缺口。
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抽象的人性”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概念来概括人性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2) 人性应该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不过是人性在具体时空下的现实展开，对历史应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脱离了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任意地或有选择性的构建。虚无的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和规律、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虚无的是历史发展的现象、历史发展的支流。把现象当成本质，把支流当成主流，违背了最起码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唯心主义在历史、文化领域的真实反映。
注释：
①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②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页。
③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④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⑤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
⑥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⑦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⑧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8页。
⑨ 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⑩ 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11)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5年，第191页。
(12)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5年，第7页。
(13)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14) A.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高洪山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30页。
(1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16) 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17) 刘淑春：《“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14页。
(18) 梁柱、龚书铎：《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9)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46页。
(20) 张力化：《认清新自由主义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21)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22) 曹思源：《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23)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24) 靳辉明：《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8期。
(25)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26)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载《东方》1994年第5、6期。
(27) 梅荣政、张晓红：《新自由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28)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4页。
(29) 转引自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3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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