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etition与激进解释学的理论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激进论文,取向论文,理论论文,Repetition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说过，任何涉及某一事情区域(Sachgebiet，如历史、自然、空间、语言)的学科都有一些需要得到先行领悟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为它奠基。(Heidegger，1986，S.9)本文关注的repetition(重复)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主要理由在于：(1)美国当代学者卡普托(John D.Caputo)在1987年的著作《激进解释学》中，明确地把repetition当作“激进解释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因而，对repetition的研究可以引领我们捕捉到一条全新的解释学历史线索——激进解释学。这条线索与伽达默尔概括的解释学史(参见伽达默尔，第2部分)迥然不同。为区别起见，本文称激进解释学为“新谱系解释学”，而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称为“旧谱系解释学”。(2)激进解释学通常对repetition概念采取反形而上学的解读理路。不了解这个理路，就难免对后结构或解构论作品产生反感，以为它们无非是一些没有建设性的后现代呓语。因而，考察repetition有助于我们消除对后现代作品的完全隔膜感。(3)在梳理repetition概念时，总要面对“同一”、“差异”、“相似”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因而对这个概念的研究当可拓宽当代形而上学研究的视野。
一、Repetition：两种解读理路以及两条解释学谱系
拼音语言里也会保留着某些“表意”因素。譬如，mimic(模仿)、meme(通过仿制而得以传播的文化因子)的词形本身就体现着“模仿”、“复制”的意思。本文讨论的repetition也是这样一个词。它是一个拉丁词，其词形本身就提示着“重复”、“复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复习”等意思。该词通行于英语、德语和法语，与英语中repeat、德语中Wiederholung相近。由于通行于欧美主要语言，那里的哲学家把它当作一个不需翻译的语词来讨论。
我对repetition的关注始于近年对翻译现象的哲学考察。“翻译”是什么？无非是“语词构成物B”对“语词构成物A”的重复。“翻译”中的最大困惑是什么？那就是无法在两个文本间实现“原原本本的重复”，由此而有中国古人“言不尽意”的感叹，由此而有当代西哲关于“翻译不确定性”(如奎因)、“不可翻译性”(如德里达)等问题的研究。
上述现象对古希腊以来追求“原原本本重复”理想的形而上学提出质疑。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使用“三张床”(three couches)的隐喻来讨论作为“重复”的“模仿”(mimesis)：神创造了床的“原型”；工匠根据这个“型”制造各种具体的“床”；艺术家对工匠的“床”进行描摹。总之，工匠与艺术家的“床”都是对“床的原型”的模仿。(Plato，597d-e)这让人想到了中国人所说的“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在这里，评价模仿的标准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对原型的“原原本本重复”。近代经验论者虽然拒绝承诺这样一个理念原型，但依然会把获得确定性知识的条件规定为：某一现象在确定条件下的“原原本本的重复”。非重复性的东西是需要排除的。
显然，“重复”揭示了古希腊以来形而上学的“二重性”特征：任何本质存在物至少需要凭借一个“重复物”来表现和确证自身。这个重复物可以是心理的“表象”，也可以是语言表达式。因此，本质存在物的出场(即the presence of Being)就是本质存在物的再现(即representation of Being)。这里所说的“重复”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它可能包含着一个再现系列。如果把representation(再现)简化为Re，则有Re1=Re2=Re3=…Ren。
值得注意的是，Re1=Re2=Re3=…Ren背后有一个假定，即“同一性”(identity)。它是对再现领域中那些“不相等”因素作减法的依据：某物之所以为某物，某物之所以区别于他物，在于其同一性。进而言之，“同一性”意味着“Being”(在)与“Being-known”(思)的同一，意味着“in-itself”(自在)与“for-itself”(自为)的同一。在表达层面上，它的最高理想是让“I speak about s.th”(言说某物)变成“It speaks for itself”(某物言说)。
以上描述的重复观，在法国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那里获得了一个命名，即“柏拉图式的重复观”。他在《感觉的逻辑》一书中对这种重复观概括说：“仅仅那些与自身相像的事物之间才存在差异。”(转引自Miller，p.5)换句话说，“同一是差异的前提”。美国当代学者J·H·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对此解释说：“柏拉图式的重复植根于一个不受重复效力影响的纯粹原型。其他任何实例无不是这个模式的摹本。这样的世界假说导致以下观念：只有在各种事物间真正的、共有的相似性乃至同一性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其他隐喻性表现形式。”(Miller，p.6)
然而近代以来，不断有哲学家对“柏拉图式的重复观”提出挑战。他们意识到，在人的模仿活动中，重复很少是原原本本的；进而言之，重复往往具有溢出效应。其实，这种溢出效应在前面《理想国》的“三张床”例证里已然存在。苏格拉底认为，相对于“床的原型”，“木匠的床”与“画家关于床的绘画”在真实性上具有不同地位：木匠根据头脑中“床的型”造床，这个内在于心的“型”自然离神所拥有的“床的原型”较近一些。相比之下，画布上关于具体的床的绘画则离原型远一些，更不必说那些不断复制的绘画了，它们一定属于离原型越来越远的模仿系列。(cf.Plato，603b)除苏格拉底的例子外，具有“溢出效应”的重复随处可见，如人的言语重复、表演活动、记忆活动，或用德勒兹的例子，节日——“节日重复着一种‘不可重复’的东西”(Deleuze，p.1)，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活动B对活动A的重复难以做到高保真还原。由于这种“逐渐远离真实”的特点，苏格拉底不无轻蔑地说，“模仿术乃是卑贱的父母生出的卑贱的孩子”。(Plato，603b)
但恰恰是卑贱的“模仿”孕育出了“激进解释学”高度关注的另一种“重复观”，即米勒所说的“尼采式的重复观”(Miller，p.6)。在展开说明这种重复观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卡普托使用的“激进解释学”一名，因为它提示着一条全新的解释学史的线索；如前所述，本文称之为“新谱系解释学”，它不同于我们以往熟知的“旧谱系解释学”。下面先看看所谓“旧谱系解释学”：
1.“旧谱系解释学”的流传谱系基本是依据狄尔泰的《解释学的兴起》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来勾画的，其代表人物包括克莱登乌斯、施莱尔马赫、W·洪堡、德罗伊增、狄尔泰、胡塞尔、(一半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2.“旧谱系解释学”以追求人类理解的“真理”为宗旨。在漫长历史中，解释学对“真理”的界定出现过一些值得关注的重大转变。一个转变是由解释学的先驱丹豪尔所提示的。他把所谓“逻辑真理”(logic truth)和“解释学真理”(hermeneutic truth)区别开来。(Grondin，p.24①)这个区别意识在狄尔泰那里变得愈加明确。狄尔泰说，“我们认识自然，但却理解精神生活”。(cf.Dilthey，p.27)在他看来，精神现象中的“重复”(如生命表达、自我理解、再体验、移情、文本解释等等)，其“指向真意”的方式与自然科学语境中的“重复”很不相同。面对当时自然科学方法一匡天下的局面，解释学试图给出一个另类的“真理”版本。②
时间进入20世纪上半叶，在海德格尔那里出现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转变。海德格尔不再把解释学当作“替代性的认识论”，不再把“理解”简单视为从“外在的逻各斯”(譬如言语或文本)把握“内在的逻各斯”(譬如作者意图)的单向“求真”活动，而是把两者的循环当作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领悟结构。“真理”或“本真的东西”在这种领悟中以现象学的方式开显出来。这里已经蕴含着跳出“柏拉图式的重复观”的契机。
3.然而，即使给出了“真理”或“求真”含义的另类版本，“旧谱系解释学”在整体上仍保持着一个共同特征：它无意彻底颠覆文本理解领域里那些由来已久的观念秩序。海德格尔的“本真”观念是如此，他的弟子伽达默尔更是如此。在《真理与方法》中，精神(自我意识)、历史的逻各斯或意义、传统乃至普遍性依然保持为支配性的体制性用语。哈贝马斯的一段评论可以视为对“旧谱系解释学”的批评：“解释学追求对意义的把握，它怀疑在每一个文本背后都隐藏着一种需要我们唤醒的沉默的声音。这种关于文本充满意义的想法和解释活动自身一样需要加以质疑。因为对‘作品’和作为文本原创者的‘作者’的评论和相关虚构，把由此派生出的文本当作‘原本’，由此建立了思想史的因果性等，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不足为据的复杂的还原工具，都是抑制自发产生的话语的程序，但后来的解释者则想从自己出发来使用这些话语，使之符合自己本地的理解视域。”(哈贝马斯，第296页)基于这种批评，哈贝马斯高度评价福柯所做的解构性工作：“福柯对历史写作的在场主义进行了清算，……(他认为)谱系学不应当去寻找起源，而要揭示话语形态的偶然性开端，分析实际发生的历史的多样性，消除同一性的幻象，特别是消除书写历史的主体自身及其同时代人所幻想的同一性。……这就导致了福科在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新的历史学不是利用‘理解’(Verstehen)，而是凭借解构来消除效果史的语境。”(同上，第295页)
“凭借解构”，这恰是本文称之为“新谱系解释学”的激进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当卡普托1987年提出“激进解释学”这个命名时，他把这个解释学的起点追溯到19世纪的克尔凯戈尔等人。③与之相比，上文提到的米勒则追溯得更远，一直上溯到《圣经》解释学、维科《新科学》、黑格尔辩证法和德国浪漫派、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强调永恒轮回思想的尼采，以及发现了强迫性重复现象的弗洛伊德，等等。(cf.Miller，p.5)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参考其他文献，本文认为“激进解释学”在20世纪可包括以下里程碑式的人物：W·本雅明、(另一半)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德里达、美国的所谓“耶鲁四人帮”④、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后结构论”意义上的利科和“后哲学文化”意义上的罗蒂等。他们的思想或者可被直接归入当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解构论一流，或者可被引以为解构论的思想先驱。而“另一半”的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则干脆被归入所谓“冷解释学”(cold hermeneutics)。卡普托解释说，所谓“冷解释学”是“关于解释学的解构”(the deconstruction of Hermeneutics)，也是“关于解构的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deconstruction)。(Caputo，p.187)
“尼采式的重复观”成为激进解释学中的标志性主题之一。
二、Repetition概念在激进解释学中出现的几个瞬间
作为贯穿激进解释学历史的重要关键词之一，repetition或多或少地出现于克尔凯戈尔、尼采、弗洛伊德、本雅明、德勒兹、米勒、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的论述中。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挑出“几个瞬间”来反映该概念的演变线索。
1.克尔凯戈尔的repetition概念 1843年，克尔凯戈尔用假名(Constantin Constantius)发表一本书，名字就是Repetition(《重复》)。(cf.Kierkegaard)他希望用该词刻画个体性的“生存”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本题为《重复》的小书具有强烈的非学院性散文特征，但克尔凯戈尔实际上已经对理论性很强的两种“重复观”进行了概括。他说，一次在读到第欧根尼(Diogenes)用踱步来反驳爱利亚学派否定运动的观点时，他忽然联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的运动”？它是简单的“重复”吗？他由此进一步联想到“回忆”(recollection)。他提问说，在回忆这种重复活动中，是否有什么东西得到或失去？这种关于“回忆”的提问直接触及上面提到的“柏拉图式的重复观”。(ibid，p.131)我们知道，“认识即回忆”(knowing is recollecting)一直是古希腊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理解范式。而“原型”、“源头”等一直是这种知识观默认的假定。在这里，作为“重复性的回溯”(being repeated backward)的“回忆”当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然而，克尔凯戈尔认为，“回忆”很难保证以原原本本的方式回溯已有的东西。进而言之，对已有东西的“严格重复”其实是“虚假的运动”。“真实的运动”体现为“真实的重复”(genuine repetition)：它是“前行性的回溯或回溯中的前行”(being recollected forward)。所谓“前行性的回溯”具有消极特征，即它会导致“遗忘”或“失落”；但它更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前行性的回溯”才能使未来、希望、发现(discover，区别于recover，即记忆)成为可能，而这正是人的生存中唯此唯大的事。克尔凯戈尔举了一个例子：我以前去过柏林，现在又去柏林。后一次柏林之行当然是重复，但重复带来的体验感受必定不同。(ibid)显然，这就是那种具有“溢出效应的重复”。
我们知道，克尔凯戈尔所描述的“真实的重复”是人的生存的常态，如我们对文本的翻译、对一本书的反复阅读，甚至包括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等等。克尔凯戈尔正是在生存的意义上申明“真实的重复”具有生存论含义。他说，“一切生活莫不是出新的重复”(All life is a repetition)。(Kierkegaard，p.131，132)由这个生存论平台，他对希腊哲学以来的主流运动观提出挑战，并最终对形而上学提出批评。后者给我们的印象是，运动如果不是严格回复，就是一个丑闻。因为“所是者不变，所变者不是”(what is,does not become; what becomes,is not)。其实，哲学领域中的许多话题都蕴涵着这样的假定，如符号领域中的“所指中心论意识”、翻译领域中的“原本中心论意识”等等。
克尔凯戈尔的repetition概念在20世纪日益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哲学虽未直接使用这个词，但《存在与时间》在“历史”讨论语境下对“演历”(Wiederholung)的讨论与repetition的含义一脉相承，而Wiederholung这个词就是Repetition的德文译本(1909年)的标题。(Caputo，p.12)
2.德勒兹的repetition概念 德勒兹在1968年发表《差异与重复》一书，该书对repetition进行了概念史梳理。在他看来，repetition概念的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带进了“时间”。从常理看来，重复一个句子意味着在两个不同时刻做同一件事情。这里的时间是与对象的具体存在无关的均匀时刻，它外在于这“同一件事情”，或者说，它的“外在”使“同一件事情”成为可能。在时间之外来看待“重复”，就跟在它之外看待“差异”一样，最终都将回归同一性。围绕着“重复”与“时间”，德勒兹描述了思想史中的三种模式(Deleuze，ch.2)：
(1)第一种是循环的时间，如日升月落、春去秋来或生死轮回。除了自然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的活动的重复现象，这就是“习惯”。习惯使时间获得了一种“持续现在”的意义。习惯创造了主体。
(2)第二种是线性的时间，它将“事件”纳入均匀消逝的线性时间之流。“习惯”在这里不再是重要的关键词，因为无物返回(nothing returns)。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回忆不像习惯那样关乎“现在”，而是关乎一去不返的过去，它试图从过去的时刻综合出事物自身的“真意”。这种关于重复的回溯性理解，显然是许多强调“时间源头”、“历史源头”、“文明源头”的理论的基本理解模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连续性”观念的批判就是以此为靶标的。(参见福柯，引言)
(3)上述两种时间模式(recycle或regain)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使“重复”屈从于同一性：重复只是对某个共同物的重复。他希望探讨第三种意义的时间，即使“重复”自身成为其形式的时间。为此，他将动词意义的差异(differing)与重复连接起来。含有这种差异化含义的时间意味着，“重复”不可能是作为某一物、某统一体的自身等同的(=原封不动的)回复；它在回复中“疏离于自身”(differing-from-itself)，是不断“溢出”的回复。从这个意义来说，“重复栖身于差异”。
到这里我们看到，repetition(重复)概念与形而上学历史上的两个对立语词即同一(identity)与差异(difference)建立了重要联系。1957年，海德格尔出版《同一与差异》一书。他问道，为什么自巴门尼德开始，人们能从A=A推出，“思”与“在”可被思想为同一的东西？(Heidegger，1960，p.17)在追溯了同一性观念的历史之后，海德格尔进一步问道，“如何理解人？”我们能否把人理解为像石头、树木、苍鹰那样从属于存在整体的存在者？或者说，能否在当今这个原子技术时代把人理解为技术产品的同类？(ibid，p.20，24)显然，在生存之外来谈论人，或把人当作外部对象来谈论，人的内在的生存本质将无从显现。这里其实暗示着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1949)一书中的看法：“以生存的方式来存在的存在者就是人。惟独人生存。岩石存在，但它不生存；树木存在，但它不生存；马存在，但它不生存。天使存在，但他不生存；上帝存在，但他不生存。”(海德格尔，第442页)“惟独人生存”构成了海德格尔谈论“差异”问题的真正有效的起点。
对于德勒兹来说，问题似乎变得比较简单。这里存在着两种“重复观”。一种是前面提到的“柏拉图式的重复观”，它相信：“同一是差异的前提”，“差异”不仅需要由同一来规定，而且是达到同一时需要克服的东西。与之对立的“尼采式的重复观”，则坚持真正的存在是一系列“差异”的显现：同一需以差异为前提；重复栖身于差异之中。(cf.Deleuze，p.24)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乏味而且牵强，但认真想来又很自然。譬如一个概念性语词，它在某种视域平台上聚拢某种确定的“意义”，这是一种“同一”状态。然而，人的生存变动性和历史性使这个同一状态不断改变。这个概念性语词在不同“层面”(plane)可以与其他相关的东西碰撞而形成新的内容。这一切都蕴含着具有生命力的“差异”含义。
这里不能对重复与差异、同一、相似等概念的关系进行细节讨论，但可以看到，在激进解释学那里，“重复”是当代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3.德里达关于repetition的论述 1959年到1967年，德里达将其文字结集为《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与《论文字学》形成了可以互为援引的姊妹篇。此外，该书对“差异”的考察可以构成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一书的引申研究。
我们知道，任何文本如果不经过解释就只能陷入自在的“自身等同”状态。但“解释就是再命名”(interpretation is re-naming)，就是用另外一套语词来替代原本的语词。这个替代固然要传达原本的意思，但它同时也必然使原本的意思发生移易。正是在这里，“概念”在生存论意义上必定无法逃避开“语词性”，必定要受到“语词性”的纠缠。而“语词性”(而不是概念性)是“重复”在文本意义上的主要表现。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就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书写。他说：“重复(repetition)并非是对‘书’的重新复制(reissue)，……重复其实是‘第一书写’(this repetition is the first writing)，它决不让自己被压抑在或封存于‘书卷’之中。”(Derrida，p.295)
“重复”是第一义的书写，这就注定即使在最严格的“重复”中，被重复对象也不会原封不动地“出场”，而只能以“痕迹”(trace)的方式存在。在这里，僵死不变的“源头”反倒成为非存在。“在被书写的意义上，正是‘根源’自身成为一种被动的和过去的东西。它意味着‘被铭记’(inscribed)。而关于‘根源’的墓志铭就是它‘作为书写的存在’(Being-as writing)，或者说是它的‘被铭记的存在’(Being-as-inscribed)。它在一个系统中只是一个函数。”(ibid，p.296)
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重复”式的“书写”体现了一种“缺省的本质”(elliptical essence)。由于这一特性，任何被重复的东西在重复中都会偏离原有的“中心”。而这中心本来是过去式意义的“根源”概念所预设和扮演的东西。“被铭记的存在”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在书写中的命运。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再次联想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开端”的论述：开端就是那早已说过，但又永远没有说出的东西。(福柯，第29页)
以上关于“重复”概念的“几个瞬间”提示我们，蕴涵着差异的“重复”比较便利于刻画人类生存与生存经验的特点以及人类理解的本性。正是这种生存特性可以让解释学在当今这个以“思想标本生产”为主业的时代，为哲学找到“再次开始”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思想开始认真对待一切与生存和创造相关的“差异”。更根本地说，思想需要认真地以差异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三、与repetition有关的两个例子
强调差异的重复观改变着我们对“经验”的理解，这一点伽达默尔已经意识到。他认为，与科学实验室的可重复观察经验不同，经验的生存特性使其具有开放性结构：“去经验”不是对已有事情的简单重复，而是以既有的方式“去经历”新的事情，或以新的方式“去经历”既有的事情。(参见伽达默尔，第2部分“经验概念与诠释学经验的本质”小节)
但激进解释学不满足于对经验的开放性理解。它想说，同样的开放性结构也适用于谈论“语言”。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也是封闭的，它暗自承诺着乔姆斯基所说的“同质话语共同体”(homospeech community)的假定。(Chomsky，p.3)所谓“同质”是说，这个语言共同体只承诺“一个开端”、“一个中心”，总之是“一个终极所指”。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也不能“免俗”：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传统”。简而言之，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不承认真实意义上的“外语”！即使伽达默尔在其历史意识分析中承认不同“视域”的存在，但它们终归会融合为单一的逻各斯进程。
但现实的翻译却经常直面“外语”。如何消解“外语”向来是翻译的使命。用一个二元表达式“语词构成物A(原本)/语词构成物B(译本)”来说，翻译的任务就是要使中间的间隔符号“/”变成全等符号“≡”。也就是说，使译本成为对原本的“原原本本的重复”。为达此目的，传统翻译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原本中心论”信念：它相信语词构成物A、B之间的差别不仅应当消解(翻译伦理)，而且可以消解(凭借翻译工艺学)。要实现这种消解，需要找到一个凌驾于语词构成物A、B之上的语言C——这里的“语言C”与A、B的不同在于，它是概念语言，是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相对于这个概念语言，在“语词构成物A(原本)/语词构成物B(译本)”这个表达式中，其中的“语词构成物A(原本)”并不是真正的或终极的“原本”。真正的或终极的原本是概念语言。“语词构成物A”这个名义上的原本也是从这个概念语言翻译而来的。由此可见，“原本中心论”就是前面说的“所指中心论”。
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凭借诉诸“意义”、“概念”或“同一”的精神穿墙术，任意出入于由语词构成物垒砌起来的“他者”之墙？因为这个问题，许多现当代哲学家对“翻译”投注了相当大的研究热情。而使“翻译”话题获得挑战性的第一个概念，则是以往翻译理论一向努力试图消解、抛弃或抨击的那个负面语词——“不可译性”。当代哲学关于“不可译性”的讨论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由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或“翻译手册”理论所代表(cf.Quine，ch.2；Kirk，p.187)，而激进解释学推出的则通常是“不可译性”观念的强版本。这个版本的核心在于说明，不能把“语词构成物A/语词构成物B”的结构简单转化为“概念/语词”的差异，好像语词世界之间的差异可以由概念的同一加以消解。或许恰好相反，语词的“聚拢含义”的功能只是暂时的，而不断处于使用或流传中的语词其根本特点恰好是“差异化”的，它的差异化存在使任何意义都处于“播撒”、“弥散”状态。由此我们看到两个有趣的翻译试验：
其一，丹麦《政治家报》编辑J·V·詹森曾撰写一篇数百字的短文，用洗练的韵文描述了北欧森林中的气味色彩以及四处出没的飞禽走兽带给人的愉快感受。他把这段文字交给瑞典、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译者去连续转译。当他最后要求一位丹麦教授将法语译文再译回丹麦文时，该教授断然拒绝，理由是不值得为翻译“这些童稚之语”而浪费时间。(Naida，p.1)显然，这个实验刻画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A≈B≈C≈D…N，但A≠N！换句话说，当我们把一次性的“原本/译本”转换理解为基于思想或意义同一的“对应”转换活动时，在多次性转换中却发现它们之间呈现出了“非同一”甚至是“完全不相似”——追求“同一”的活动却在语言不断使用和转换中播撒着不断积累的差异！
其二，人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的许多重要思路形成于对古希腊哲学中一些“基本语词”的重新翻译。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翻译事例：现代人所用的“本质”起源于前人用拉丁文natura翻译希腊语词中的physis一词。在海德格尔看来，physis对希腊人诉说着“生生”(to be born，birth)含义，它是显现、持存和生成的力量。但这种含义在拉丁文译名natura那里消失了，后者表达的仅仅是静态实体的在场。海德格尔认为，natura这类语词的流传，造成了西方两千年来对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的遗忘。(Heidegger，1959，p.13)“翻译”对这个遗忘过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着恢复记忆的动机，海德格尔在《本体论——关于实事性的解释学》与《存在与时间》中，对“解释学”、“逻各斯”或“现象”等重要希腊语词的原文进行了大段翻译性解读。显然，“翻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意义追问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以希腊语词形式出现的重要哲学概念的“重新翻译”，意味着让我们以希腊人的方式来领悟那已然失落的意思。且不论海德格尔这种以揭示“本真性”为宗旨的翻译观仍旧透露着怎样的“原本中心论”意识，⑤仅就他的解释学实践而言，我们确实看到一个事实：语词反对对象。⑥
上述例子大约可以验证德里达对“超验所指”的批评。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德里达的以下看法：哪里有一种以上的语言，那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就是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告诉我们，哲学需要认真地对待“外语”问题。
四、简短的结论
在上面的讨论中，本文粗略勾勒了两种重复观和一种另类的解释学谱系，即激进解释学。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无意承诺这样的立场，即“尼采式的重复观”优于或可以替代“柏拉图式的重复观”。在我看来，这两种重复观一直是形而上学内部对话的两个制度性组成部分。而关于这一点，米勒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认为：“尽管重复的两种形式显得互不相容，但它们又同时并存。”(Miller，p.17)他还说，“我的(文本分析)例证表明，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必然让人想到它的另一个幽灵般的伙伴。尽管一种重复形式颠覆着另一种重复形式，但你不能去此取彼。由此看来，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的区别就在于，两种重复现象的彼此纠结(intertwining)给文本带来了形态不同的样式。因此，柏拉图那里存在着反柏拉图主义的因素，尼采的语言也并不能真正放逐其形而上学对手。……总之，要想在拥有重复的一种形式的同时舍弃另一种形式，看来是不可能的。”(ibid，p.16)米勒意识到，这两种对立的“重复观”在文本中同时并存，显然违背了“A或非A”的不矛盾律，但他认为，人们在投身于文本分析时会意识到，它们是真实的。(ibid)
注释：
①格罗丁(Grondin)在这里引述17世纪斯特拉斯堡神学家J·丹豪尔在《解释学》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使用了“解释学”这个名称)的话说：“有两类真理：一个是解释学真理，旨在发现‘所说何事’(what is meant)；另一个是逻辑真理，旨在发现‘所说之事是真还是假’(if what is meant is true or false)。”
②出于这种另类版本意识，解释学喜欢选择一些与主流哲学相近又不同的术语：如experience/lived experience、fact/facticity、logic/logos，等等。
③卡普托在《激进解释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梳理克尔凯戈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关于重复的论述。该书导言叙述了重复概念的历史沿革，而该书第一章则重点考察了克尔凯戈尔的重复观，标题为：“重复和运动(Kinesis)：克尔凯戈尔论形而上学基础”。
④指美国学者保罗·德·曼(1919-1983)、米勒(1928-)、杰佛里·哈特曼(1929-)和哈罗德·布鲁姆(1930-)。1966年，德里达参加美国东部霍普金斯(Hopkins)大学的结构主义研讨会，却在会上发表一篇反结构论文献《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解构观念由此登陆美国东部。德里达1979年与该四人共同撰写《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德·曼著有《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1971)；米勒著有《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1982)以及《解构解构者》(Deconstructing the Deconstructors，1975)。80年代中期，随着德里达、米勒前往西部加州大学，美国的解构思想重镇也转向西部。
⑤在《激进解释学》中，卡普托引述德里达的观点对海德格尔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和存在的真理(truth of Being)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都表现着一种(本质真理)的“在场”意识。(Caputo，p.4)
⑥该说法引自乔治·斯坦纳(G.Steiner)的巨著《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中第三章的标题，即“Word against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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