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质量做法_全球价值链论文

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质量做法_全球价值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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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文献回顾

最近几年,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对制造业和高技术部门研究的案例与对农业、服务业、运输和后勤等产业研究的案例同时增长。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全球价值链的协调模式和治理进行实际的观察和理论的探讨(Gereffi,2003),二是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Humphrey,2003)。相关的研究包括治理和升级之间的关系,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Nadvi,Halder,2002),价值链、标准和伦理贸易之间的关系(Quadros,2002)等。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探讨主要受到了Sturgeon(2001,2002)对电子产业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Sturgeon注意到,购买商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两分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两者之间经常转换。其他的学者(如Fold,2001,2002; Gibbon,2001; Ponte,2002等)发现,在不同的初级商品购买商驱动的价值链中,有不同类型的购买商充当了领袖企业的角色(如零售商、品牌销售商、国际贸易商等),相对国际贸易商所驱动的价值链,由零售商、品牌销售商所驱动的价值链的协调方式更加紧密。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提出了市场、模块价值链、相关的价值链、受控制的价值链和科层等5种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上述治理模式的研究抓住了一些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功能地位的行为者之间的协调模式,但对整个价值链的治理的解释力有限。全球价值链可能的特征是在不同的部门中有不同的协调模式。

在管制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复杂的标准体系不断涌现,购买商驱动的价值链呈现出某种动态性,我们有必要追问如下问题:一是价值链中的领袖企业是执行一个功能还是多个功能(该价值链是单极、双极还是多极)?二是领袖企业的地位是通过什么机制、如何确立的?它们是如何维持其地位的?它们如何应对针对它们的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三是价值链中单个功能的进入壁垒是什么?这些壁垒是如何改变的?这些壁垒是如何和升级或边缘化相联系的?四是领袖企业是如何影响其他行为者的(换言之,价值链是如何驱动的)?

本文认为,质量惯例理论能够说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商业文化和不同的质量观念背景下的不同驱动机制、管制和标准在塑造特定的治理模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因此,它能够较好地回答上述问题。

二、质量惯例理论

质量标准表明的是产品属性的信息,产品属性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如产品的搜寻属性,该属性在交易时可以确定;产品的经验属性,该属性只有在交易完成之后才能进行评估。产品属性可能属于产品自身的,也可能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它包含了不同的方面,如产品的原产地、安全性以及产品的环境和社会条件等。

质量标准的演进,一是反映了国际社会消费行为的转变以及消费者力量的增强,国际社会的消费行为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安全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的执行情况;二是反映了产品的多样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注重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产品的可追溯性以及产品的证明等。在相对同质产品大众消费的社会,质量标准创造了规模经济并开创了未来的市场。当今时代,质量标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特定化,质量标准不仅注重产品自身的质量,而且注重产品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方法。

协调模式和治理模式不同,全球价值链可能包含不同的协调模式,但治理模式可能更趋于一致。治理模式部分地取决于领袖企业定义和管理质量的方式,以及这些管理质量的方式是如何塑造价值链中的分工和进入壁垒。领袖企业功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该企业如何塑造其他企业的行为,而且取决于其所发挥领袖功能机制的合理性。换言之,质量内容的合理性和管理质量的工具取决于企业之间共享的价值标准和衡量质量表现的过程,即取决于企业之间所共同遵循的质量惯例。

1.经济分析中的质量

将质量问题纳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进行分析,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一个进步。在严格意义的描述中,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均衡,并不考虑质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中,交易的物品或服务是同质的,因此,所有的经济行为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所交易的物品或服务的质量属性是全知的。新古典经济学即使分析了质量问题,也是假定产品的属性、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品位和期望都是客观的、众所周知的和不随时间变化的,生产者、贸易商和零售者传递了所有关于产品的质量信息,在产品的属性中没有任何欺骗。

但在现实世界中,产品质量属性是难以觉察的。这就产生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更正——信息不对称学说的崛起。Akerlof(1970)在关于二手车的著作中,介绍了多重质量的可能性(二手车可能是性能良好的,也可能是有缺陷的)。由于销售商比购买者知道更多的关于二手车的属性,因此,交易变得非常困难,性能良好的二手车车主难以达成他们所期望的价格,因为购买者害怕他们的二手车存在缺陷。因此,难以出售他们的二手车,结果是大部分出售的二手车都存在缺陷,导致二手车的交易价格进一步降低。在这种类型的“市场无效率”中,销售商将尽力表明他们所出售的二手车是性能良好的。

另一个解决质量问题的经济学分支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尽管和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类似的方面,但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制度安排和为使搜寻的信息成本最小化而签订合同的方式,使质量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步。Barzel(1997)认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交易中的一方越倾向于从不能精确衡量的产品价值中进行掠夺。因此,制度安排并不总是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而设计的,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它们符合强力集团的利益需要。

上述关于质量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缺陷是,它们都假定经济行为者都有一个客观评定质量的观念,即有一个不受其他人影响的主观偏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个人的质量评判标准往往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惯例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2.惯例理论中的质量

在惯例理论中,惯例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较长时间驻存并对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约束、规制与调控力的一种显俗,它们是由一整套人们共同的期望所构成,它们并不局限于制度。如同Salais(2002)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如何行动并不一定需要制度。”在惯例理论那里,规则在行动之前并不确定,而是出现在行动的过程中,用于解决协调问题,惯例是一种澄清机制,它们本身面临着挑战,惯例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且是使行动合法化(合理化)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惯例视作为对他人行为的互惠性期待所构成的体系(Salais,2002)。但惯例和制度相互联系,因为它们都使协调的情形得以稳定,都是由人们行为所驱动。

根据Boltanski和Thévenot(1991)的观点,所有的行为都有与一整套的共有规则相联系的合理性,他们从特定的道德哲学的范例中区分了6种不同的共有福利的“世界”,每个世界有着不同类型的资格(人或物)以及不同模式的合理性及挑战,表明了这些不同的世界是如何通过它们的组织原则镶嵌在企业的行为当中。①“灵感的世界”是基于人类共有的原则以及对价值评估的一致性和非排除性,人们的行动是基于神圣的灵感(从企业的角度看,属于企业的创造性);②“内部世界”是基于尊严的准则,一致性是基于传统而得以确立的(企业从中演绎出了忠诚的概念);③“基于观念的世界”是围绕着不同的原则而建立的,主体和客体的认知都是通过其他人的观念而形成的(企业运用信誉的概念);④“公民世界”是基于共同福利的观念,其一致性是建立在个人对共同福利的变化非常敏感的基础之上(企业因此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⑤“市场世界”在由牺牲、努力和投资证明了差异是正当的观念方面存在合理性,其一致性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如价格)的基础之上(企业因此提出了竞争力的概念);⑥最后,“产业世界”是建立在“宏大的秩序”的基础之上,其一致性是基于客观的资料(企业因此而提出了生产率的概念)。最近,研究惯例的学者提出了更多的分类,如“绿色世界”(Thévenot,Moody,Lafaye,2000),“信息世界”(Thévenot,1997)和“网络世界”(Thévenot,2002)。

这一启示性的框架对质量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它表明了不存在对质量理解的普遍性;②质量的认知性的评价有不同的方式,它取决于哪个世界的评价,根据交易产品的属性不同,存在不同模式的协调,产品的属性(质量)不仅取决于市场和技术,而且取决于惯例。

惯例理论认为,不同的市场体现出了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货物有资格进行交易,交易随后的管理都是根据这些标准。直到20世纪70年代,货物的数量一直是相对同质货物交易的主要标准。但今天经济的动态性主要是基于货物的质量。惯例理论认为,只有当质量没有不确定性时,货物的价格才是货物管理的主要工具。货物价格的差异是由货物质量的差异造成的,这就是惯例理论所强调的“市场协调”,当价格并不能单独地衡量质量时,经济行为者建立起了质量惯例,并因此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协调:一是内部的协调,质量的不确定性是通过信任解决的(经济行为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促进了产品质量声誉的提升)。此时,质量的定义是内部解决的,产品的身份是通过其品牌或者是在某一地区的长期历史得以保障的。二是产业协调,质量的不确定性是通过外部制定质量标准的团体加以解决的,这些团体制定产品的共同标准或规范,通过检验、检测和证明等手续保证产品的质量。三是公民协调,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出现了公民的集体承诺,产品的质量一旦和产品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相关,公民协调因此出现。

上述三种协调中的每一种都意味着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对某些集团带来更多的利益。同一种产品不同类型的协调可能同时存在。根据Allaire和Boyer(1995)的研究,当某项产品拒绝执行其他类型的协调或侵蚀其他类型的协调时,这些协调形式之间的关系将趋于紧张;当不同的标准进入到产品交易质量认证的过程当中时,主要的协调方式将发生改变。

惯例理论的关键含义是,即使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不同协调模式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哪种惯例决定了质量的内容。换言之,产品的质量具有社会架构。此外,市场功能的发挥是基于产品质量的定义,对于消费者和产品的使用者而言,由于产品质量的某些方面难以判断和评估,规范和评价的工具因此而出现了。产品质量不仅是有助于理解制度的一个关键的组织概念,而且构成了现有竞争战略的基础。Thévenot(1995)认为,二战以后的历史表明,经济组织的主要协调模式是产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混合体,但越来越倾向于产业协调的基本概念,如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趋势使得市场协调模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竞争力的概念日益重要。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协调模式、内部协调模式(诸如原产地和品牌)、产业规范对质量的控制以及公民协调模式(人们对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日益重视)同时存在,多种协调模式因此出现了。Boltanski和Chiapello(1999)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世界所产生的协调模式日益重要。

惯例理论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明显关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表述。一方面,价值链是否一致和吻合,取决于哪种质量惯例(或者是质量惯例的组合)贯穿其中;另一方面,对于每种质量惯例,都存在对应的企业形式,这些企业形式构成了每个特定价值链中经济行为者的主要类型。

三、质量惯例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中的作用机制

1.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最近关于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价值链治理表现出了如下发展趋势:一是所有的价值链越来越表现出购买商驱动的特征。二是不同的购买商主宰了不同的价值链,在园艺和服装领域的主宰者是和消费者直接联系的;在咖啡和可可巧克力领域的主宰者是中间过程商或生产商;在棉花领域的主宰者是典型的中间商。在除了服装以外的所有价值链中,质量管理是价值链治理的一个关键方面。三是价值链驱动有不同的驱动力量,例如在咖啡、园艺等的价值链是单极的价值链,由唯一的功能领袖驱动,在服装领域是由单极的一群领袖企业驱动,这一群领袖企业有不同的功能特征,而在可可巧克力的价值链中,是双极驱动的,由两种不同的领袖企业驱动(巧克力的生产商和磨制咖啡者)。四是在单极驱动的价值链中,领袖企业与它们直接接触的提供商之间是相对松散的协调关系,领袖企业将原来需要内部完成的部分功能外包给这些提供商。而这些提供商和它们的上游行为者之间必须建立更紧密的协调关系,甚至是垂直一体化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较高程度驱动的价值链中,存在相对松散的协调模式,而这种协调的实现主要是依靠质量和业绩要求的明示化和标准化,或者是通过与公民协调相关的第三方认证。当上述两种方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松散的协调通过非正规的学习过程予以实现,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购买商邀请供应商理解它们的运营文化。五是在典型的合同制造中,所有的单极价值链表现出了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和零部件的模块化(即使是在产品多样化的背景下)的趋势,但这一战略可能导致供应商的过度集中问题,领袖企业可以通过促进新的供应商进入、运用中小型的供应商以及直接从原产地获取中间产品的策略解决这一问题。

将价值链治理模式和惯例理论结合起来,为价值链治理提供一个良好的分析视角。质量内容的属性、标准化的可能性和质量惯例的属性等在塑造价值链的结构中发挥了如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它们的效应,价值链中的单个连接环节是如何通过紧的或松散的连接方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它们的力量,定义了产品是如何符合贸易的标准。问题的关键是,质量不仅决定了价值链中不同点的协调模式,而且在整个的治理过程中,质量惯例将不同的协调模式组合起来,最终使产品符合贸易的标准。质量惯例有助于理解价值链的制度框架,通过质量惯例,可以分析出价值链中的从属行为者如何能在价值链中实现升级。表1表明了质量惯例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之间的关系。

表1质量惯例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之间的关系

惯例理论

全球价值链分析

“世界”组织原则领袖企业领导地位的获得 发挥驱动的机制

生产技术和产品明示化为少数宽泛的标准扩 保持市场份额(寡占或垄断)

产业市场

生产率竞争力 大市场规模或实现规模经济

在复杂的知识模式和质量内容难以明示化

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维持租金,扩

灵感

创造力

中,学习、创新和技术升级

大对隐性知识的投资

通过重复的相互作用、品牌和地理位置的优 通过信息管理、质量不对称、广告和品牌

观念内部

信誉忠诚 势等,发展信任的能力

形象管理发展获取利润的能力

发展使质量的复杂信息和需求明示化的能

保持对质量、标准化和明示化等方面制定

网络

灵活性

力,以便以较低的成本将特定的功能外部化,

的影响,保持转换供应商的可能性,具备

并且使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

传递给供应商以运营文化和思维的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标准化和协调的模式

过去20年间,全球价值链发生的一个明显改变,是领袖企业和它们的直接供应商之间的协调从紧密的协调转向了松散的协调。质量惯例在特定产业和特定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不同,导致了在某些产业的某些价值链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这一分析表明,松散的协调模式可以通过全球质量的标准(组装的模块、全球共知的品牌和可以信任的第三方认证、标签和行为规范等)传递质量的信息,松散的协调模式同样可以通过供应商学习购买商的思维和运营文化得以实现。在传统意义上,企业只有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才能完成这些不容易定义的过程和绩效,今天,随着购买商邀请供应商参与它们的运营文化,导致了日常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可以是一种非正规的方式(见表2)。

表2协调的模式和信息标准化、明示化和传递的机制

协调的模式信息标准化、明示化和传递的机制

科层 质量的信息流不能通过外部管理,或者是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而采取垂直一体化

质量的信息是复杂的,难以轻易地标准化,但依然可以通过重复的相互作用和管理,或者是通过对

紧密的协调

购买商的思维和运营文化的学习,使得信息达成一致受控制的合同商

关于质量的信息可以标准化,但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用化,仍然需要一定的合作的相互作用,但相

松散的协调

对而言,只需要较低水平的联系和管理——模块合同商、合同制造商

均一的产品,全球统一的质量标准或品牌,质量属性完全模块化或完全地被发现。新古典的市场

市场 (完全的质量信息、知名品牌的依赖、规则或管制的执行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质量信息的标准化和明示化不仅来自于功能外包的需要,而且来自于产品多样化的需求。随着提供给现代消费者消费的产品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要获得范围经济(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不同质量的产品);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要以一种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这就要求企业同时要在几条生产线上实现规模经济,换言之,要求企业要么以灵活的生产技术生产满足一定标准的产品,要么具备能融入几种不同网络的能力,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组装的产品或模块越是容易标准化,就越容易降低成本,越容易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当产品比较难以标准化时,企业如果不选择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进行协调时,它可能的选择是通过重复的相互作用或者是邀请供应商学习它的运营文化,以生产符合质量的产品。购买商,特别是零售商的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如何将产品区别于其他厂商的复杂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不至于使消费者产生错觉。可以通过品牌认知、地理名称体系以及质量水平的认证等解决这一挑战。随着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认识不断增强,标签和认证的压力越来越大。

生态的贸易、公平贸易、符合劳工标准以及没有使用童工生产的产品等要求产品价值链中的过程和生产的管理采取更紧密的协调。但如果这些要求能标准化和能够通过标签加以认证,认证和行为规范能通过第三方的审计者加以执行或管理,企业就可以采取对这些标准不干涉的态度。当这些条件能满足时,企业就可以像外包它们的供应链管理一样,将符合公民社会所关注的这些功能外包给供应商。随着第三方审计者的不断出现,企业不仅可以外包它们的非核心业务,而且可以外包那些容易惹麻烦的功能业务。

从惯例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演进的过程意味着四个方面:一是随着特定的复杂质量内容日益标准化,质量内容越来越通俗化,市场和产业的惯例日益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二是“公民世界”的惯例与市场产业的惯例一样对领袖企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三是“内部世界”的惯例,诸如品牌和地理名称体系越来越被广泛地接受,关于质量的知识越来越镶嵌在技术的工具(如标准、模块和规范等)中,重复的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大大减少了,换言之,企业之间的信任在社会标签和行为规范中得以制度化了;另一方面,当质量和期望不能轻易地模式化时,购买商要求供应商与之进行重复的相互作用,以使得供应商理解它们的思路。四是产业市场融合的内容及其指向价值具备了连通性的属性,使得领袖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网络协调模式越来越普及。

在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讨论中,标准的演进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自愿的和私人的标准日益替代了强制性标准,生产和过程方法的属性度量变得和产品属性的度量同等重要,经验和信任属性变得比搜寻属性更加重要,上述因素的综合导致了复杂的认证和标签体系不断地涌现,导致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中新的协调模式和新的治理结构不断地出现。

隐藏在标准内容和管理程序背后的技术显然产生了进入和控制问题,全球价值链中的标准设立对不同的地理区域和社会集团产生了不同的分配效应。比如,在农业中,随着认证程序越来越昂贵,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得不到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将逐步丧失国际竞争力,即使是那些努力使自己的生产达到规定的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也不一定能在生产中获得高的价值增值。那些过去制定标准的公共机构也不能保护生产商的利益,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结果是在许多情形下,在标准的制定和管理的博弈中,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彻底地丧失了话语权。

四、结论

研究表明,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在领袖企业及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逐步从垂直一体化的科层结构向松散的协调模式转变,即逐步地向“网络世界”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量相对减弱了,而是意味着以一种不同过去的方式进行驱动。因此,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方式越来越松散,而对应的驱动力量越来越强劲。为了更好地理解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和如何演变的,我们需要弄清楚领袖企业是如何实现灵活性及其是如何外包其功能的,同时必须明了领袖企业是如何控制(驱动)整个价值链的。它们能否成功地完成上述任务,关键取决于如何将它们的思维标准信息传递给它们的供应商,或者是将关于货物或服务的复杂的质量内容进行标准化、明示化或者是通过第三方认证。

协调的模式应该和价值链治理的模式进行区分,全球价值链中可能包含了多个部门中的不同协调模式,但处于一个相对一致的治理模式当中。从总体上看,全球价值链越来越表现为购买商驱动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不管价值链中的单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模式如何变化,购买商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两分法依然有效。

惯例理论表明,质量问题是理解价值链中领袖企业如何塑造价值链中的劳动分工和进入壁垒的核心。惯例理论同时表明,功能性的领袖地位的确立不仅取决于一群企业如何能塑造其他企业的行为,而且取决于发挥领袖作用机制的合理性,而质量内容以及管理质量工具的合理性取决于度量质量业绩的程序——它们所指向的质量惯例。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前松散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只有积极参与全球质量标准的制定,培育领袖企业,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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