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乡土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道家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7－0092－03
广袤的乡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也许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其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这是一种命定、一种血缘、一种无法摆脱的“原型”。如果说道家文化①与中国文学有着相亲相近的蜜月，因此文人有了闲适虚静、自由隐逸的情怀，而文学有了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风采，那么，探讨道家文化与乡土文学之内在关系，实为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一、乡土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发生机制都有“原乡”的召唤，其精神契合在于充满“怀旧”情绪的“乡愁”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山者，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对“乡土文学”概念加以界定，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并强调“侨寓”者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1]。王德威也以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的乡土文学为例，将“故乡”视为一种时空向度的指标，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力量的聚散点，认为“故乡”“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那“今昔的对比，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往事‘不堪’回首的凄怆，体现了时间消磨的力量”，从而他们的作品是在“时序错置”与“时空位移”之中追逐“原乡神话”[2]。无论是鲁迅还是王德威，他们不仅都指出了乡土文学内在隐藏的时间介入因素，突出了“回忆”的写作姿态中时光所占据的主宰地位，而且还着重点明了作家在“乡土”“已失”并“难再复得”的往事追怀背后所蕴含的绵长的“乡愁”。的确，无论是开风气之先的鲁迅小说里颓败、萧索的鲁镇，还是早期乡土派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笔下落后愚昧的荒村，他们的作品不仅是社会转型之际的乡土浮世绘，而且在乡村每况愈下的危机和日渐凋敝的变迁之中深埋“故乡”情感破灭的悲凉，而这世事哀叹的悲凉又吊诡地预设了心中曾经有过的对故乡的美好想象。于是，乡土的现实描写与抒情其实潜隐着现代与前现代的时空对话，当下的乡土叙事其实遥遥对比着远去的乡梦图景。可以说，乡土文学内在地具有复调性质，其文本结构或显或隐地回旋着现代性与前现代的“双声对话”。无论是现代的废名、沈从文、师陀、汪曾祺，还是当代的阿城、韩少功、张炜、贾平凹，他们分别以黄梅、湘西、芦清河、商州等为人文根据地，或缅怀故里风物的原始淳朴，或批判现代文明的世俗堕落，或追忆少时生活的童趣盎然，或凸显乡野田园的异域传奇，而绵亘于文本之上的则是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的尴尬、物是人非的隐忧——所谓的“原乡”渴望与“乡愁”哀感，亦悄然兴起。
“原乡”渴望与“乡愁”哀感，既是乡土文学的书写主题与情感基调，也是道家的思想底蕴与文化取向。如果暂且“悬置”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如果把老庄元典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仅从表现对象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老子》《庄子》也可谓是古典时期的“乡土文学”，是他们立足原始古朴的农业社会对那个时代的乡土所作出的审美书写与诗意思考。无论是老子“小国寡民”所言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还是庄子“至德之世”称许的“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他们深情描写了“原乡”的理想存在状态，由衷抒发了对“原乡”的无限向往。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原乡”的时间向度设定为人类文明的原初阶段，是比他们所处时代更加远古的洪荒时期，这使《老子》《庄子》文本暗蕴着“古”与“今”的对话，那对“原乡”的眺望其实也是对现实乡土的失望，与其说他们的“原乡”是倾心于复古的，还不如说他们是满怀着“乡愁”的。
如果说“乡愁”是乡土文学的永恒主题，而哲学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家园”，那么，共同的“乡愁”使乡土文学与老庄哲学心心相印，“乡愁”不仅在发生机制上构成二者共同的心理基础，而且也在表达内容上成为二者共同的言说主题。如果回顾庄子的人生履历，他不仅誓不为官，以帝王之功业为圣人之余事，而且一生坚持生活于民间大地，贫穷、借贷、饥寒、劳作，都是活生生的亲身经历，这使庄子具有强烈的民间情怀，其著作也充满对乡土的迷恋。如果细读《庄子》，人们会感到其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故园情怀，“庄子的著作，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3]。的确，根植于人类古老经验和心里的“原乡”与“乡愁”，既触发了道家哲学的生命哀感，也构筑了乡土文学的忧伤情愫，那庄子的“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成为千年之后乡土文学流寓情怀的隔世之音，而“乡愁”之中饱含的对生命起源、自然化育的怀念与感激，使道家文化与乡土文学共同演唱着大地恋曲。
二、乡土文学与道家文化的连接在于遍布乡村大地的民间道教信仰，它以内在的生活观念或外在的巫风民俗构成乡土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如果说老庄的精英思想大多流行于以士大夫为主的上流阶层，那么以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乩、令牌考召、祈雨止风、镇宅镇墓等为主的世俗化道教则在民间长盛不衰。道教之所以能够弥散于乡土社会、渗透于俗文化，不是靠老庄思想的阐发教化，而是得益于由仪式、方法中呈现的鬼神信仰，以及与之有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伦理。特别是散见于城乡、山川的星罗棋布的道教宫观，成为道教世俗化、民间化、乡土化的主要载体，它们不仅仅是道士修炼、祀神的屋化空间，也是善男信女进行求安祈福、礼拜诸神的活动场所，既是道教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指针，也鲜活地反映出神仙世界与世俗生活的互动。这些为数众多、大小不一的宫观能够穿过历史的烟尘，历经劫波凝定于今天，它们不仅是或遗址或废墟的一段文化风景，而且还是观测乡土民间信仰的平台尺度。因为即使一座平常普通的庙宇，比如一个偏远乡村的小庙，也有它的崇拜区域，信众的进香朝拜都是人与神之间互惠和沟通的“现世表达”，无论最终是否善报与赐福，那种神秘隐喻早已根植血脉。如果借用居依·德波的“景观”理论来分析乡土社会，那么，道教宫观并不仅是乡野世界的影像补充或额外装饰，而且还是道教意识形态诉诸视角符号的隐形控制，它通过对农民生产之外时间的“屈从式消费”，通过神性建筑的自身叙事和历史在场，既使宫观成为“单边赞美独自的演说者”，也使农民在缺乏选择的聆听和观看之中单向度地默从。
乡土道教呈现出一种泛宗教化现象，佛、道两教的混融现象十分明显。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在民间所流传的佛、道两教，并不像在士大夫中所流传的佛、道两教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常常搅成一团的。例如，“在乾隆朝，河南省的三一教运动颇为强盛，其活动场所不少于600处，各处皆立佛陀、老子和孔子像，而以佛陀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4]。老百姓求神拜佛、积善积德、磕头烧香、求签问卦，主要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宽慰，求得来世的幸福，解脱今生的苦难，解决现世的问题，所以是见佛辄拜，遇仙则求，水陆道场也罢、斋醮祈禳也罢，反正都差不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信仰本来就是目的，而不管这信仰的究竟是什么，应验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而不管这应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既不管是菩萨还是真人，也不管是元始天尊还是阿弥陀佛。恰恰是这混融的泛宗教化现象，使道教在乡土世界日渐深广普及，并因化合在世风民情之中而成为乡土社会隐而不显的底蕴。
道教根植于乡土社会的表征，是巫风民俗日益沉潜于“动而不变”的乡土社会。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谈到在道教精神的统摄之下，“一般而言，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任何种类的理性化，均朝着巫术的世界图像这一方向运动”[5]。巫风是从民俗学论域对民间道教法术禁忌和科仪符号的泛称，它作为乡土社会的一景，无论是在古典的“三言”“二拍”等名著里，还是在现当代的沈从文、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品中，都有真实出色的描写。审视20世纪乡土文学的巫风书写，无论是冥婚、葬仪，还是谶语、符咒，都是道教的幽冥想象，尤其是它对人死为鬼的阴阳两界的接续和沟通，以及阴间对阳世生活的虚拟性模仿，无不极大地解构了生命永恒消失的哀感。如果说“民俗不是镶嵌于人生的简单饰物，而是沉淀于人物内在心理结构，又显现于人物外在行为方式的永恒伴侣”[6]，那么，巫风民俗不仅呈现了乡土道教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而且还成就了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或“异域情调”。
三、乡土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契合在于它们都处于乡村，农民既是乡土文学的舞台主角，同时也是道家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使乡土文学书写不能不深具道家文化意蕴
从生存方式看，农民一年四季劳作的过程就是对自然体味的过程，他们整日与庄稼为伍，日出日落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月圆月缺是他们的情感曲率线，春耕夏耘他们努力耕作，秋获冬狩他们顺任敛藏，那生命的脉动完全应和着春夏秋冬的节拍。如果说道家力倡顺其自然，那么农民二十四节气里的生产活动就是最好的行为说明。“天人合一”是道家的理论追求，而在农民那里却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无论是《庄子·逍遥游》中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还是《老子》中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都倡导一种节制欲望的淳朴生活，而农民本身处于社会的底层，功名利禄基本与他们无缘，食能果腹衣能蔽体也许就要耗费毕生的精力，这使他们常以阿Q精神胜利法的思维方式默契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知无欲”的道家文化，从而在泥土之中亦能欣然而自得地活着。
从文化性格看，农民的群体人格较为符合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中国人的乡村哲学，广大农民在生活形态上是儒家的，精神内蕴却是道家的”[7]。千百年来农民的弱者处境使其一生就像生存于树林中的小苗，柔顺使他们学会了谦卑，他们谦卑地生存下来。老子说了那么多教人愚弱朴质的话，主张像水一样处柔守弱，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所谓“以懦弱谦下为本”，这如果说是老庄自觉的处世艺术，那么在农民那里则是别无选择的现实，他们必须以此来求得生存。严峻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由愚朴走向愚昧、由柔弱走向认命，从而有了历史风雨之中的勤俭、安贫、愚朴、厚重、谦恭、沉静、坚韧等人格定型，如果说这些文化人格深具道家修为，那么这一文化指认同时也饱含着无言的心酸。虽然道家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在祸与福、穷与达、贱与贵之间可以静守观变，但他们的一生守柔、处下、谦退，在人世的低处长久等候，却往往不能迎来命运的转折。然而，他们依然遵循着流传的“蒙书”与“老皇历”，随着自然的节律一代又一代地娶妻子生孩子盖房子，按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自然风俗习惯过日子。
乡土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必须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知。文学与宗教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情感”和“原始思维”而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纵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尽管为王权所提倡的儒学思想在封建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在文学艺术领域道家对文学的影响居功奇伟。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文艺美学、创作内容，还是文学形式、文学风格等，都处处留下它深深的印痕。对此，葛兆光说，道教“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8]。的确，道教的“存想思神”，给文学带来了超越时空的丰富的想象力，其神仙、仙境、鬼魅、精怪与法术又给文学提供了神奇绚丽的意象，它促使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篇佳作。如果从道家文化里的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里的道家文化的论题移开，一瞥士大夫的日常生活领域，观赏他们自然恬淡、清净寡欲的生活情趣，体会他们内心深处萌动着的生死忧患和随遇而安，就能深切地感觉到道教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收稿日期：2013－05－01
注释：
①本文运用概念时采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丛刊的方法，对道家与道教未作严格区分，意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表明研究者对这种联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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