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的学术批评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学术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 G
清代乾嘉时期的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总持四库”，“勒为《总目》二百卷”，“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又创作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形成文史上三峰并峙的《阅微草堂笔记》，将中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推上顶峰。其实，纪昀不仅是一位长于目录编纂的文献学家，一位“喜为说部书”的小说家，而且在学术批评上卓有建树。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称许说：“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评价不可谓不高。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是纪昀学术批评的大气派之作。
既有大规模的学术批评，必然拥有特定的批评风格。纪昀一再推许的“儒者气象”四个字，便足以表现纪昀学术批评的风貌。
理解作为批评风格的“儒者气象”，当然首先必须理解作为人格风神的儒家气度。
人们无疑熟稔于儒家观念的基本范畴：“仁爱”、“忠恕”、“中庸”、“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这些范畴所开示的境界，是一种超乎一般哀、乐、一般情欲的大和谐大清明境界，是由儒家礼乐文化所陶冶出来的“和”的境界。《论语》中有一处描绘孔子的气象：“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这种深沉厚重而又不失和畅轻安的气度和风神正是儒家艺术哲学所铸造的东方人格风范。
有了和谐、亲切与春天般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理想，也便有了纪昀“儒者气象”的批评观念。对于纪昀来说，这是一把整饬形形色色批评门户和批评风格的尺度，也是为传统批评拓进道路的利剑。
一
学术批评一如其它范畴的批评，是一种主体的价值意识活动。由于价值和价值关系本身具有主体的个体性和多维性，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多样性，对同一事物见仁见智成为批评中通常的现象。
然而，对于批评家来说，从不同价值尺度评价同一价值客体固属正常，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持有不同见解的同时，必须以一种阔大关注的批评心态去尊重价值的主体性或个性、独特性。如此方能称为高明的批评家。
然而，一些批评家却从正常的异议走向一味的吹毛求疵，肆意以自己的主体性去抹杀批评客体的价值主体性，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批评家的高明。
纪昀揭示了那一时代的种种求疵批评。
《孝经》一书，素有今文、古文之争。唐开元年间，玄宗召令群儒质定《孝经》，时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原古文《孝经》中的“闺门章”亦随之删去。古文《孝经》“闺门章”的抽删，本来只涉及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但元人熊乐为董鼎《孝经大义》作序时却说“（司马）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1〕。 社会政治的动乱和安定竟系于一篇文章的去取，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法。纪昀讥讽熊禾道：“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2〕。这真是深中要害的一击。
清初喻昌作《尚论篇》，对张仲景残缺不全的《伤寒论》加以整理校正，“盖诸家所注，至昌而始变其例”。康熙年间林起龙重刻方有执之书，以《尚论篇》附后，各施评点，极论喻昌所注“全出于剽窍方氏”。纪昀指出：“夫儒者著书，尚祖祖述，医家融会旧论，未可遽非。”林起龙的批评对喻昌一笔抹杀，这显然是一种“先存成见，有意吹毛”〔3〕的求疵式批评。
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以笔记中佳品著称于世。在古人观念中，笔记归于“小说”类。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然而，明人张墉却在一种混乱的概念中指责《语林》及《世说新语》“滥及稗官”。纪昀批评张墉道：“实稗官之流而责其滥及稗官”，这实在是一种“责弓人不当为弓，矢人不当为矢”〔4 〕的不知所以然的求疵式批评。
唐人独孤及是古文运动的前驱者，然而，其所作散文仍染有六朝文体风采。清人王士祯因而对他大加指责。纪昀指出，“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独孤及与元结虽奋起湔除，但“风气初开，明而未融”，旧文体风格难免颇多痕迹。王士祯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于筚路蓝缕之初责以制礼作乐之事”的“未尚论其世”的求疵批评〔5〕。
纪昀的批评，却和如上求疵式风格迥然相异，对待作者与作品，他表现出一种关切、理解的风度。
所谓关切和理解，首先意味着批评家对作者的深知——他不是以宗教裁判式的权威架势来呵斥作者，而努力使自己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根据支配作品的精神”来阅读作品、理解作品，纪昀在《总目·〈然疑录〉题要》中提出来的“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就意味着这样的批评精神。
所谓“原”，即推求、察究。“原情”便是去察究、体察作者的审美思辨方式和相关心理机制，寻求“两个意识的遇合”。所谓“准”即观望。“准势”之意，指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由此可见，“原情准势”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认同。
有理解，有认同，便有慷慨、宽宏的见解。
宋人袁说友与他的几位朋友共同编纂了《成都文类》。“所录凡赋一卷，诗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两汉，下迄孝宗淳熙间。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类相从，故曰文类”。《成都文类》撰迄，明人周复俊在此书的基础上完成《全蜀艺文志》，相形之下，袁氏之书“不免于挂漏”。一些论者对此颇有批评。纪昀却别有见解：
创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必有不能尽考者，其搜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6〕
“创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这既是对世间一切创造性活动内在规律的把握，也是对创事者难免缺失的深切体谅和理解。
北齐魏收所撰《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攻击者。编撰甫就，便“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北史·魏收传》谓：“收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赵翼也批评《魏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7〕纪昀在评论《魏书》时， 态度十分谨慎。他不是采取金刚怒目式的呵斥、讥讽，而是“原情准势”，对抨击魏收的各种议论加以细密考察，进而提出不同见解。如《魏书》完稿后，“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其中攻之最烈者为卢斐。卢斐讼之曰：“臣父仕魏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列传。博陵崔绰位至栖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纪昀考诸史实，指出，卢斐之父卢同党陶元义，多所诛戳，其后罢去官职，并非“功业显著，名满天下”。崔绰虽然官小职卑，却是“贤俊之曹、冠冕州群”，自当为立传者所不应遗漏。卢斐以官职崇卑作为立传当否的标准，既不足取，也“未足服收也”〔8〕。这显然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 与作者的创作心理发生精神交流。再如世讼“杨椿、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纪昀对此论加以分辩：“椿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愔。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愔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9〕对于人们指斥《魏书》因私情为阳固、尔朱荣作佳传之论，纪昀也一一进行分析，提出不同意见。由于纪昀的《魏书》论“原情准势”，牢牢把握《魏书》现实的具体特性，因而能对这部众所瞋目的作品提出有价值的独到之见。当代史学家在研究《魏书》时往往从纪昀的见解中受到启示。如周一良在《魏书之史学》中条分缕析，指出诟病《魏书》之词“未必尽当”〔10〕。童超在《中国史学家评传》“魏收”条中也认为，“世称秽史”的“致谤之曲”多与事实不符。
当然，《魏书》固然不是一部“秽史”，却也存在较多短缺。纪昀在为《魏书》“秽史”之名力辨之时，“也绝不为掩其所短”，指出它“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然而，这些批评都是从一种关注、理解的心态中展示，如下一番议论，更将这种心态展开得淋漓尽致：
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11〕
这是一种对人性本能的宽容性理解，是一种流溢着温醇人情味和善意的对作家的深知。和那种“冷冰冰的”视天理人欲势不两立的严苛批评相比较，和那些“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感情的流露都剥夺净尽”的“代数式”批评相比较，纪昀的《魏书》论确乎令人赞叹。
纪昀的宽容和通达在众多学术批评中周行流贯。宋人杜大珪著《名臣碑传琬炎集》，“一代钜公之始末，约略具是”。一些被后世视为“奸邪”的人物，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亦被收录入内，“并得预于名臣”。纪昀虽然责难杜大珪“去取殊为未当”，但却未止步于此，而是更深一层地去寻求制约作家认识和思考的社会文化因素：
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12〕
在这里，纪昀以深邃的眼力去透视左右作者思维的深层动因，既对杜大珪的缺失给予了宽容、通达的解说，又生发读者的应有憬悟之心，这确是一种眼力甚高的批评。
从宽容、理解的立场出发，纪昀对与作者交流、对话的批评家总是加以激赏。金人李杲，“卓为医家大宗”，其医药理论“独重脾胃”。明人孙一奎对李杲的医学风格有透切理解：“东坦生当金元之交，中原扰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劳倦伤脾，或以忧思伤脾，或以饥饱伤脾。病有缓急，不得不以急者为先务。”对孙一奎的这番议论，纪昀十分欣赏，在《总目·〈脾胃论〉提要》中，他将孙氏径直称为“此真知杲者也”〔13〕。这种“知”，就是以理解的心态去俯临作品，努力与作者建立起心灵的通路。
然而，任何个体都只能从一定历史中走出来，纪昀也概莫能外。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总目·凡例》中的宣言：“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不会忘记他对李贽的呵斥：“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14〕；不会忘记他对关汉卿等剧作家的轻视：“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曲）以知名于世，可谓敝精神于无用”〔15〕。然而，我们不能因以上情势去抹杀纪昀“原情准势”批评观念的意义，进而指责他的“理解”和“宽容”只不过是鳄鱼式的伪善。因为，任何批评家都难以逃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纪昀曾说：“盖时代既近，恩恕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16〕这确是关于批评先天局限性的析理入微的识见。更何况，《总目》的编纂自始至终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严密监督与干予，从而使纪昀“编辑虽富而谨持绳墨，去取不敢不严”〔17〕。总之，我们既不可因纪昀别有洞天的学术文化观念而忽视它固有的意识形态性格，又不可以政治标准去笼盖文化视野。唯有以纪昀所倡言的“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去理解纪昀，方能在剀切入微的开掘中接近“真知”纪昀的境界。
二
关切与理解是“儒者气象”对待批评客体的一种气度，雍容与平和则是“儒者气象”所倡言的批评风格。《论语·先进》记孔子语：“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摒弃好勇斗狠性格，追求调和不偏的心性修养境界，显然是儒家所亟亟提倡。
然而，批评界从来是切齿之声相闻，充塞着“箭林石雨般”的攻讦。钟嵘所说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竟起，准的无依”，生动地描绘了批评界门户之间无原则的攻讦和个人之间无原则的吹捧。这一情形，在域外批评界中也存在，高尔基说：“批评家们分成小集团，猛烈地互相争论、攻击，同时把许多明显的偏私、傲慢、私情、嫌恶，归根结底，把个人主义带到这个未必有成果的工作中去。”蒂博代也指出在法国批评界中的“同行间的嫉妒，文学职业固有的竞争和怨恨使某些艺术家恼羞成怒，骂不绝口”的粗暴的批评是“作坊批评”。
纪昀则不同，他抨击批评中的攻讦与谩骂，倡导一种雍容大度、心平静气的批评风度。
雍容大度、“和气平心”的批评，首先意味着反对批评中的肆意詈骂。明人陈建著《学部通辨》，“痛诋陆（九渊）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纪昀批评他“以善骂为长，非儒者气象”〔18〕。明人程瞳与陈建遥相呼应，以《闲辟录》一书“辟陆、王之说”。纪昀指出，程氏之说虽“不为不正”，但“门户之见太深。词气之间，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气象”〔19〕。程、陈二人“均谓之善骂可也”。清人史荣著《风雅遗音》，“于旧音舛谬之处，动辄谩骂，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纪昀将这种风格斥之为“殊乖著书之体”〔20〕。批评中的肆意詈骂，是毒化批评氛围的污染剂，摒弃这种非理性的谩骂，正是走向理性批评彼岸的首要步骤。
批评中的谩骂、攻讦与相互报复无疑是孪生兄弟，廊清批评界空气，必然要以雍容大度去反对报复往还。明人郝敬撰《毛诗原解》，“大指在驳朱传改序之非”，“立意与《集传》相反”。对于朱熹《集传》，纪昀亦有不同见解。朱熹关于《诗序》“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之说，便为纪氏甚不赞同。但是，纪昀不同意全盘否定《集传》对于诗经研究的独到贡献：“《集传》亦确有所偏，而不能全谓之无所发明”〔21〕。更反对郝敬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公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耳。”〔22〕。
宋人胡寅是纪昀少加首肯的学者，他持论严苛，“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23〕。清人朱直撰《史论初集》，以苛刻之论反击胡寅，“每诋寅为腐儒，为朦朦未视之狗，为双目如瞽、满腹皆痰；为但可去注《三字经》、《百家姓》，不应作史论；为痴绝、呆绝、稚气、腐臭”。纪昀虽然颇不满意胡寅的严苛，但也反对朱直“词气太激，动乖雅道”。在他看来，尽管胡寅“刻酷锻炼，使汉唐以下无完人，实有以激万世不平之气”。但是作为批评家，“当平心而论是非，不必若是之毒詈”〔24〕，以示报复之道。
对于喧嚷已久的汉、宋二学之争，纪昀也敏锐地觉察到其间攻击报复的底蕴，“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25〕
诚然批评中的争论与商榷是批评生命和健康的标志，一旦这种争论甚或争吵停止，三分天下归一统，批评就要遭灭顶之灾。但是，健康的争论是以“打开最广阔的视野”为前提，“激而过当”的报复则早已游离批评本体，专注于“务胜”论敌这一批评外的目标。至此，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已化为乌有。纪昀反对批评异化为报复谩骂，倡言雍容大度、和气平心，；正是为了维护批评的纯洁性，而雍容大度批评风度的提倡，不仅使纪昀的学术批评在深厚重中溢出圆融通达的色彩，而且从一个不甚引人注目的侧面生动展示出富有东方色彩的、以含蓄内向和矜持不露为特征的中华文化性格。
西方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在谈到现代批评时有一段睿智的议论，他说：“无论现代批评可能取得多大成就，具有何等的独到之处，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它提出的问题以前就有人提出过。”〔26〕对传统批评的经验事实和理论事实展开深入研究无疑是构建当代学术批评宏大体系的关键性路径。纪昀的批评观念以及娴熟运用的多元批评方法代表着中国古代学术批评的最高水平，以现代批评学的眼光去清理这笔文化遗产，从中捕捉理论思维与方法论上的闪光元素，进而“因端生悟”，理所当然是当代学子的一大任务。
注释：
〔1〕〔2〕《总目》，卷三二，经部，《孝经正义》条。
〔3〕《总目》，卷一四，子部，《尚论篇》条。
〔4〕《总目》，卷六六，史部，《甘一史识余》条。
〔5〕《总目》，卷一五，集部，《毗陵集》条。
〔6〕《总目》，卷一八七，集部，《成都文类》条。
〔7〕赵翼：《廿二史札记·魏书多曲笔）。
〔8〕《总目》，卷四五，史部，《魏书》条。
〔9〕《总目》，卷四五，史部，《魏书》条。
〔10〕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总目》，卷四五，史部，《魏书》条。
〔12〕《总目》，总五七，史部，《名臣碑传琬炎集》条。
〔13〕《总目》，卷一四，子部，《脾胃论》。
〔14〕《总目》，卷五0，史部，《藏书》条。
〔15〕《总目》，卷二，集部，《张小山小令》条。
〔16〕《总目》，卷五七，史部，《名臣碑传琬炎集》条。
〔17〕《总目》，卷首，《凡例》。
〔18〕《总目》，卷九六，子部，《学部通辨》条。
〔19〕《总目》，卷九八，子部，《东莞学案》条。
〔20〕《总目》，卷九六，子部，《闲辟录》条。
〔21〕《总目》，卷八，经部，《风雅遗音》条。
〔22〕《总目》，卷七，经部，《毛诗原解》条。
〔23〕《总目》，卷八九，史部，《读史管见》条。
〔24〕《总目》，卷九0，史部，《史论初集》条。
〔25〕《总目》，卷一五，经部，《诗类小序》。
〔26〕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