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人文史的融合——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与人论文,文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3-0057-07
在探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相融合的问题上，乔治·萨顿的科学史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深入研究和挖掘萨顿科学史观的合理内核，克服并超越其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观念，对于科学史和人文史的融合，从而从史学的角度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科学史与人文史的融合为切入点，来探讨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问题。
一
除了科学哲学以外，还有一门学科——科学历史学也具有要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桥梁的意识和传统。这在著种科学史学家萨顿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明确。萨顿早就指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在他看来，那些不理解科学的旧人文主义者和那些不能欣赏美和优雅又对之缺乏敬仰的科学家，同样都是可怜的；那种没有知识的理想和那种没有理想的知识，同样都是不明智的。([1],pp.51-52)而科学史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填补这一鸿沟。”因为“即使在科学课程中，坚实的文学艺术基础和强调历史观点也将会迫使具有更多科学头脑的人更细致地考虑人生中非科学的方面。在另一方面，经常由熟悉科学史和人类前进中盛衰成败的人来解释科学方法将会使比较有文学头脑的人认识到现代文明精神。”([1],p.107)也可以说，“向人文科学工作者说明科学发现的内在意义（不仅是它们的外在的用途），向科学家们说明人文科学的深刻人性，从而使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工作者紧密团结起来。”([2],p.151)
萨顿给科学史以极高的地位。他认为，文明史应当主要集中于科学史。从最高的意义上说，科学史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科学史是惟一的能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3],p.5)这种科学史观显然与他的科学观密切相关。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惟一的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却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1],pp.124-125)很明显，在萨顿那里，科学与其他文化在整个“精神”、“文明”和“新人文主义”中所处的分别是“中枢”与“外围”或“核心”与“外围”的地位，因此，科学史也就成了人类精神史或文明史的主线，而其他文化的历史只是作为围绕这条主线的背景而存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萨顿不重视其他文化史的研究。恰恰相反，在萨顿看来，“不涉及专业性的科学史将是十分不完善的，但是无论这些专门化的每一部分多么重要，科学史将远远地超出它们的范围。它不仅是涉及最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史，而且是从追溯到我们所能深刻考察的最早时期直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整个文明史。”([1],p.90)这就是说，即使是研究科学史，也有必要对整个文明史做“深刻考察”。萨顿说，科学史学家最感兴趣钓某些社会生活领域依次是：“(1)通史或文明史；(2)技术史；(3)宗教史；(4)美术史和工艺史。”其理由主要是：就科学与文明的关系而言，科学史学家“绝对需要充分了解文明历史的原因在于，要把科学史实放在导致它们产生的那个环境之中；”([2],p.31)就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史与技术史经常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彼此分开是不可能的”；([2],p.32)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科学与宗教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存在，就是在现代，在科学发展高度完善、高度独立的国家中也是如此”；([2],p.33)就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而言，人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正像科学史提供人类智力进步的资料一样，我们可以把艺术史和文学史视为人类感受性进步的历史。科学史是思想史；而艺术史可视作人类梦想的历史。这样去理解问题，这两种历史就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还有，艺术史对科学史的直接帮助，“首先是了解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作品具有一个高于人类精神其他表现形式的巨大优越性；给予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和综合的景象；为我们提供只消看一眼就能把握的知识；把过去再现于生活之中。”([2],pp.36-37)其次，艺术史常常给予我们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无论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有些时候却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最后，艺术史有助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科学史作为鉴赏力的历史来记述。”([2],p.38)
于是，萨顿对科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很高和很全面的要求。他认为，科学史教师首先必须是科学家，其次必须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此外，除英语外，还必须具有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的阅读能力。他还特别倡导要有人文科学家参与科学史的研究工作。这些人文科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去说明各个时代、特别是当代科学的伦理意义和社会意义，在普通教育中把科学结合在内，一句话，把科学‘人文主义化’。”同时，在科学史学家中也应当有一些人“尽可能熟悉宗教史、伦理学史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的历史。”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把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与科学史有关的内容一致起来，并且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每一种现象。”“([2],pp.147-148)萨顿对自己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他对自己的学习计划做了如下概括：“深入地学习自己固有的语言，可能的话再学一到两种其他语言。数学、绘画和音乐。主要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实验方法；科学精神。文明史”。([1],p.106)
可见，萨顿也许他比别的任何科学史学家更加重视人文及其发展史。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并反复强调的观念，即“实证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惟一的真正积累的和进步的活动。”([4],p.4)因此，尽管科学史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惟一能够理解自古以来人类逐步前进的那一部分历史。”([1],p.90)然而，别的文化（例如，艺术、道德或宗教）很难依靠自身说明其进步性。对于别的文化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进步或进步的可能性，几乎都是由于科学的应用。”或者说，别的文化“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进步总是从属于科学进步的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1],p.25)这正是萨顿之所以将科学史看做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主线的原因。
萨顿认为，科学史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科学价值和人文主义的价值。([5],p.13)他说，“研究科学史有两大理由：一是纯粹历史的理由，分析文明的发展，也就是了解人；另一是哲学上的理由，了解科学的更深刻的意义。”([2],p.115)萨顿坚信，“科学的历史在其广义的形式下也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是任何哲学必不可少的基础。”([2],p.52)在他看来，“对于一个长期形成的心地偏狭的技术专家来说，值得关注的惟一的事情只是科学的最新成果；而科学之树本身则是‘不相关的’。对于一个有哲学思想的科学家来说，不管这些成果多么珍贵，但树本身更是无比珍贵。在他的眼里最重要的并不是今天的各种结果，而是导致和超越这些结果的那些曲线。”([5],p.12)这既是科学史的哲学价值，同时也是它的科学价值。萨顿将科学史看做是一种批判性的工作。“由于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得科学的全部结构更有条理，更为严格，同时能够说明其偶然与约定的部分，因而在发明家的头脑中展开了新的视野。”([2],pp.42-43)
当然，在关于科学史的价值问题上，萨顿所论述最多的还是“人文主义的价值”。所谓人文主义的价值，在萨顿那里，大致有两个方面含义：
一是“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2],p.51)萨顿将研究科学史的第一大理由，即“纯粹历史的理由”归结为“分析文明的发展，也就是了解人”，这里所强调的也就是科学史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即通过科学史来揭示“科学深邃的人性”，“这一来对于科学的研究就变成人们能够设想的人文主义的最好媒介了。”([1],p.49)萨顿有时也称，“研究数学的历史或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的主要理由，纯粹是人文主义的。作为人，我们关心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最高使命的人。”([6],p.22)在他看来，“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1],p.49)揭示“科学深邃的人性”，不仅需要依靠科学史，而且也是科学史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二是有助于“新人文主义”的兴起。萨顿认为，“科学的历史，如果从一种真正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将会开拓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同情心；将会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将会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理解。”这一切都有助于促成一场新的人文主义的综合运动。这场新的综合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过去的人文主义运动本质上是针对过去的，而新的人文主义运动则更多地面向未来。([2],p.49)在萨顿看来，“为建造这个未来，为使它更加美丽，有必要去准备一次新的综合”，并提议“以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新的更紧密的合作来实现它。”他说，“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就将产生非常美好的东西，因而与艺术家的合作也必然实现；一个综合的年代往往是艺术的年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人文主义’的综合。”([2],p.52)而科学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建造桥梁——在各国之间架起桥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内部，在生活（健全的生活）和技术之间，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之间架起桥梁。”([5],p.65)
由此可见，萨顿的科学史观不仅明确强调以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而且还蕴涵着促进科学史与人文史相融合的重要思想。他所撰写的巨著《科学的历史》就是科学史与人文史相融合的一个重要范例。[7][8]
二
显然，萨顿对科学史的理解是非常广阔的。在他那里，科学史不仅是一种认识史和思想史，更是一种文化史和文明史，确切地说，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他对科学史的这种广阔的学科定位，与传统的科学哲学那种狭隘的学科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非常值得科学哲学借鉴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不仅应当对认识史和思想史中的科学做深刻的反思，而且也应当对文化史和文明史中的科学做深刻的反思。因为科学不仅在人类认识和思想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按照萨顿的理解，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广阔的背景中才能深刻地理解科学及其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当然，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野中，科学与人文的相互关系问题才会变成一个主题，迫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在二者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最后将其联系到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使命。这也是萨顿的科学史观最重要的哲学意义之一。
萨顿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将科学史建设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桥梁这样一种科学史观，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就是这种桥梁的建设者。正如麦克斯.H.费许所说的，萨顿的论文“以各种易懂的专题及传记的实例说明，科学史不是一个狭窄的专门学科，而是把人类文化当作整体研究的自由途径。”([2],前言p.2)然而，这些论文的专题并不是松散的，如萨顿所言，它们始终贯穿着四个基本理念，即①统一性思想；②科学的人性；③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和④对宽容和仁慈的极度需要。([9],p.15)在萨顿看来，自然界是统一的，科学是统一的，人类是统一的，“这三种统一性只是同一种统一性的三个不同的表象”，是“生命的根本统一性的三个方面”，他的工作旨在“对那种根本的统一性，特别是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给一种持续的说明。”([4],PP.29-31)换句话说，萨顿一直在建造桥梁：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之间建造桥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建造桥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造桥梁；在科学与伦理之间建造桥梁。如果说，在他的四个指导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科学的人性”的话，那么，他想要建造的最重要的桥梁就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萨顿的工作曾经在科学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被认为代表着“一个趋向新的中心的思想运动”，“吸引了数量可观颇有见地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引导这个思想运动奠定了“完满的学术基础”，而且阐述了这样一种富有激情的理想，即认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文主义来完成旧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完成的那种业绩。（[2]，前言p.1）尽管这个思想运动只局限于学者的范围，但其意义显然是重大的。
然而，萨顿的科学史观也带有明显的缺陷和偏颇，主要包括：
其一，将科学史理解为少数人在孤立状态中的精神活动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直是“秘密的历史”。这个观点不仅不符合科学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大科学”时代的历史事实），而且也为他的科学史观定下了一个错误的基调。萨顿说，“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2],p.53)他认为，“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他又说，“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2)，p.54)由此可见，萨顿似乎并不主张真正从社会历史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他的科学史观的狭隘之处。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那么，他所研究的科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等等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某种脱离社会历史现实基础的由少数人在“空中楼阁”中泡制出来的精神史；他所探讨的所谓“科学的人性”、“新人文主义”以及“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也将或多或少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其结果往往只是抽象的，缺乏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
其二，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色彩。萨顿强调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中枢和文明的中枢，因此，科学史是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的主线；强调建立一种以科学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将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综合运动。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科学主义的色彩显然太浓。这种提法至少从字面上看，只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核心地位，而严重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边缘的地位，也就是说，严重忽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的观点。显然，如果仅仅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与文明，将科学看做是文明的中枢，而将科学史看做是文明史的主线，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事实上，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地位，主要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而且科学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关键是科学具有无比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特别是有力地推进了自近代以来的整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因此，将科学史看做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主线，这个观点恐怕是经不起推敲的。此外，单就精神或文化而言，将自然科学置于核心地位，而将别的文化置于边缘地位，也是不够妥当的。真正的精神或文化的核心，应当是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和精神境界。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应当围绕这个核心建立和发展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两种文化走向真正的融合。否则，不仅不利于两种文化的融合，反而容易导致分离和对立。
其三，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二者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萨顿之所以强调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中枢和文明的中枢，强调科学史是文明史的主线，强调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其根源还在于他的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他认为，在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中，只有科学才“具有一种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的积累性与进步性”，([1],p.18)而别的文化都不体现这种积累性与进步性。倘若有的话，也是由于科学进步的推动所致，因此，科学比其他文化“更为基本”。([1],p.25)如果文明史不以科学史为主线，那么，文明史就体现不了积累性与进步性；如果没有科学这个核心，那么，“新人文主义”就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不到新的文化综合运动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进步观，即强调科学是一种“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具有“中国套箱式”的“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的积累性与进步性。”然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毕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果将实证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那么，科学史就将被理解为所谓“真的经验命题”和“真的历史事实”的堆积。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将被切断，而且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将被切断。这显然并不符合萨顿欲将科学史建设成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之初衷。因为对科学的所谓“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的积累性和进步性”的过分强调和关注，势必突出和强化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一“主线”，而忽视或削弱对科学与其他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因而即使在科学史中增加了许多有关人文文化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充其量只能充当作为历史事实的一种实证依据；即使在文明史中写下了许多除了科学史这条“主线”以外的人文史的内容，但是，并不能真正地揭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联系，特别是人文对科学的促进作用。
的确，在萨顿的论著中存在着某种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例如，他对文艺复兴运动及其作用曾经似有过不够公正的评价。他指责人文主义者是一些“狂妄的业余爱好者”，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即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10],p.2)这种观点显然与文德尔班关于“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无疑，一旦将“科学史是文明史的主线”这一观点贯彻到底，那么，包括文艺复兴运动在内的人文运动及其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或多或少会遭到忽视或否定，更不可能承认有关于“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这一类观点。但是，不管“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这类观点是否正确，人文文化在历史上对科学所起的推动作用还是不应当予以否认的。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史主要是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史”。因此，可以以1600年为界，将这个时代的哲学史划分为人文主义时期和自然科学时期。([11],p.472)如果按此划分法，人文史在文明史中的地位就自然地突现出来了，至少在1600年以前是如此。
当然，我们说萨顿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并不能因此将其完全归结为实证主义。事实上，在萨顿的著作中也有许多超越实证主义的思想。
三
围绕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在萨顿的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科学史与人文史的融合，从而使科学史真正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具体说来：
第一，从根本上纠正萨顿关于将科学理解为少数人在孤立的状态中的精神活动的观点，真正将科学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真正将科学史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来考察，特别是深入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关系史，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根源是什么，科学文化是怎样推动人文文化发展的，反之，人文文化又是怎样推动科学文化发展的。毫无疑问，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考察包括科学文化的人文根源、人文背景和人文动力等在内的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像探讨诸如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动力等这类问题，基本上尚处在哲学层面上，缺少历史学的有充分依据的分析和论证。例如，文德尔班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这似乎还是一个哲学论断，而不是一个历史学的结论。一般说来，由于科学史与人文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加上科学史学家往往不太愿意更多地关注人文史，而人文史学家往往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基础，因此，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关系史对于哪一个学科来说，充其量也都只是一个边缘性问题，于是，很少有人能对其做非常扎实的研究。一旦在这方面能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显然非常有益于从理论上搞清楚两种文化的深刻关联。例如，如果有人的确能从历史学的层面令人信服地说明“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那么，就从一个方面阐明了科学与人文的天然联系，这对于缩小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确需要搞清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人文根源、人文背景和人文动力等这类问题。这对于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到了近代以后大大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科学出自西方而不能出自中国？显然，除了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以外，也有文化上原因。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有利于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呢？换句话说，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究竟涉及什么样的人文根源、人文背景和人文动力呢？哲学、艺术、道德等人文文化究竟为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培育了什么样的精神文化氛围？各种人文因素又是怎样渗透到科学活动中，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的呢？研究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我们在历史中吸取各种经验和教训，从而推动今天的科学的发展。当然，我们也需要深入考察人文发展的科学根源、科学背景和科学动力，在历史中吸取各种经验和教训，从而推动今天的人文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不仅非常有利于拉近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两种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第二，从根本上纠正萨顿的科学主义的历史观，正确评价人文在人类精神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文史在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萨顿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科学史在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在科学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不应当、也没有必要预设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中枢和文明的中枢，因而科学史是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的主线，实质上意味着，人文社会学科和人文文化在人类精神和文明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像自然科学那么重要，因而人文史在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中的地位也并不那么重要，至少不是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的主线。这样一来，势必导致重科学、轻人文，重科学史、轻人文史，因而也轻科学与人文关系史的局面。因此，很不利于科学史与人文史、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
事实上，正如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所说的，“人类活动中如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等都可能产生宇宙观，而又受宇宙观的影响。这些部门在每一个时代中，都各自提出不同宇宙观。由于同一群人将受到一种以上或全部上述活动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实际观点便是上述各来源的综合产物。”他接着说，“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门活动。在本书所讨论的三个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他又说，“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要问的是：现代世界新出现的科学思想是不是这种局限性的大好例证？”（[12]，序言p.3）这就是说，首先，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及其产生的宇宙观是相互影响的；其次，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明往往是如科学、美学、伦理学、宗教等多种文化的综合产物；再次，每一个时代都有某种文化占支配地位，而科学占支配地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最后，即使是现代科学思想，也可能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里几乎每一点都构成对科学主义历史观的反驳：第一点提醒人们注意，科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并不是孤立的，它也深受其他文化的影响；第二点提醒人们注意，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明是由多种文化造成的，而不仅仅只是科学一种；第三点提醒人们注意，在近代以前，科学似乎并没有在整个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第四点提醒人们注意，即使科学在近代以后占据了支配地位，也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揭示其局限性。显然，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不仅有可能曲解历史，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应当看到，人文文化不仅在人类精神史和文明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包括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在今天还将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包括为科学的蓬勃而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文化氛围。须知，科学的成长和发展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富饶的人文沃土。
第三，从根本上纠正萨顿的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精神与文明的进步。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十分狭隘的历史观。正如胡塞尔所说的，在它那里，“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于是，科学的历史被简化为纯粹“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的历史。因此，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不但科学具有“显而易见和不可怀疑的积累性和进步性”，而且在所有文化中惟有科学才具有这种性质，也正是由于科学具有这种性质，人类精神和文明才体现其进步性。然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历史观已经遭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猛烈批判和质疑。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大量研究表明：科学的变化是普遍而深刻的。“科学发现的进步不仅仅只是与事实断定相关，而且也与问题、可能性、方法、规则、标准，甚至与我们思考科学的最一般的‘元科学’概念的采用、改变和摈弃相关”。([13],p.239)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包含人们不能接受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是，它强调科学的进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进步，还要进一步思考比实证的进步更为深刻的关于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目标和标准、乃至整个科学观念究竟是如何演变和进步的问题，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表明实证主义关于中国套箱式的科学进步观是非常可疑的和十分狭隘的，而且也表明实证主义关于整个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历史观和进步观也是非常可疑的和十分狭隘的。因此，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精神与文明的进步。
对于科学史来说，不仅要看到科学的实证意义上的进步，更要看到关于科学方法、科学目标、科学标准、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等等方面的非实证意义上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深刻地反映了科学进步的实质，更具有创新的意义。
对于人类精神史或文化史来说，不仅要看到科学的进步性，而且也要看到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等等在内的人文文化的进步性。尽管与科学相比，人文文化似乎很难谈论实证意义上的进步性，但是与科学相类似，它在人文方法、人文目标、人文标准、人文思想和人文观念等等许多方面也具有深刻的进步性。正是这种深刻的进步性，不仅推动着人文文化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而且也为科学进步注入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在人类精神史或文化史上，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似乎始终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离开科学的进步，人文的进步往往是难以想像的；反之，离开人文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也往往是难以想像的。
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我们更应当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进步的含义。既要看到精神和文化的进步，又要看到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既要看到精神文明的进步，又要看到物质文明的进步；既要看到精神文明成果的进步，又要看到创造这些精神文明成果的人本身的进步。不能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仅仅狭隘地归结为精神或文化的进步，再把整个人类精神或文化的进步仅仅狭隘地归结为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进步。应当看到，精神和文化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而且后者比前者往往更为基本。离开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往往很难真正理解精神和文化的进步。精神文明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二者也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而且后者比前者往往更为基本。离开物质文明的进步，往往很难真正理解精神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成果的进步与创造精神文明成果的人本身的进步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而且后者比前者往往更为基本。离开创造精神文明成果的人本身的进步，往往很难理解精神文明成果的进步。实证主义历史观所面临的困境的症结就在这里：它不是从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中来理解科学的进步、人类精神和文明的进步，相反，而是用狭隘的实证主义来理解科学的进步，乃至整个人类精神与文明的进步，于是，其历史观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因此，要正确地理解科学、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历史及其进步性，应当从根本上纠正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科学史与人文史之间的隔阂，从而使二者得到真正的融合。
〔收稿日期〕2004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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