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走向多元：重新定位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作用论文,国家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3-10-10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3)12-0005-07
在国民体质下滑的现实压力下，金牌的荣光已无法掩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失衡。在这种背景下，改革体育发展方式也就成了必然。然而，如何改革?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就需要一种理念上的引领或者说是目标上的导向。那么，理念来自哪里?目标又指向何处?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体育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作用。
1 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发展过程
在本文中，传统的体育功能定位阶段是指体育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主要被定位为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工具的时期，其在发展历程上先后经历了萌芽、强化、整合、改革、复旧与消解等阶段。
1.1 萌芽阶段(1952-1959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结束的这一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建设和发展国防事业，体育的主要功能也被定位于“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的健康、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1]。基于这种定位，这段时期的体育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1949-1955年)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1956-1959年)两个阶段[2]。之所以将这两个阶段进行区分是因为后者除了强调运动的普及化之外，还结合当时国际交往的需要，提出了提升运动技术水平的方针。尤其是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问题，使如何迅速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摆上了议事日程[3]。荣高棠和马叙伦等都曾建议中央应像苏联那样在政府中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并成立专门的体育院校来培养优秀运动员等[4]。基于这些建议，中央于1952年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要求其从团中央手中接过体育工作的领导职责。而原本在国家最初的设计中管理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机构与编制则被纳入到体委系统内，但保留了其牌子，这其实是中央对体育功能进行重新定位的一个信号。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国家体委也据此提出了“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5]。1958年，我国因国际奥委会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局面而中断了与其的关系。在这种局面下，提升竞技运动水平、打破国际体育封锁便成为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任务[2]。这在1959年中央批转给国家体委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5]。如果说1952年，中央对于体育功能政治化的定位还很模糊的话，到了1959年，这种定位就很清晰了。
1.2 强化阶段(1960-1965年)
三年自然灾害和与苏共关系的恶化，使我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根据这一情况，中央于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体委也对1958年制定的《十年规划》进行了修正，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体育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运动训练上”，而“对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运动量、运动竞赛的次数，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适当的控制”。这种调整实际上是进一步弱化了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的健康、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上的功能定位，强化了其在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方面的作用。
根据体育功能定位的转移，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竞技体育的建设。首先是通过下发《关于试行运动队伍工作条例(草案)的通知》等来加强优秀运动队的管理；其次，通过颁布《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试行工作条例(草案)》，初步建立起“一条龙”的优秀运动员输送渠道，构建了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然后，根据“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方针，建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竞赛制度[3]。通过这些建设，我国初步建立了竞技体育人才选拔、培养与竞赛体系，这其实也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前身。
1.3 整合阶段(1977-1992年)
“文革”后，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定位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根据这种定位重新整合有利于体育发展的制度与资源。所以，笔者把“文革”结束到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的这段时期称为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整合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基本确立了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的总体思想。然而，融入世界需要一种象征性的渠道，这时中央受“乒乓外交”的启示，倾向于将体育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的手段。1979年，国际奥委会对我国合法席位的承认无疑强化了中央对体育功能政治化的判断。然而，受“文革”影响，我国许多运动项目的发展较为滞后，技术水平也较低，有些项目甚至都拿不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严重影响了体育外交展示作用的发挥。邓小平指出：“要把体育搞起来!”[5]基于此，中央于1984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了“搞好项目的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把那些短期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抓上去，争取在今后的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6]的要求，确立了竞技体育适度超前的体育发展战略。
国家体委也根据竞技体育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制度与资源上的整合。第一是进行机构调整，加强对竞技体育的管理，将运动司、球类司、军体局增列为5个项目管理司，后又增设综合训练运动司对优秀运动队进行管理；第二是调整项目布局，依据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和我国的运动水平，确定了重点项目；第三是调整国内赛制，将其与备战奥运会接轨；第四是改善训练体制，构建“一条龙”的运动员培养体系[3]。这些制度的完善强化了上个世纪60年代构建的竞技体育发展体制，完善后的这一体制也被称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1.4 改革阶段(1993-2000年)
党的十四大基本确立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为了适应这一战略，国家体委1993年提出了深化体育改革的总目标：“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运动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7]针对这一目标，体委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第一，为了实现管办分离，启动项目协会实体化进程，设置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第二，以足球职业化为突破口，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育发展之路；第三，继续推进体教结合，丰富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方式；第四，改革运动员退役制度，实行组织安置与货币化安置相结合的方式；第五，积极开发竞技体育的市场价值，拓展体育经费的来源。通过这种“双轨制”的改革，体育发展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也拓宽了其经费的来源。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国际地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国家进行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的需求也更加多元，手段也更加丰富。这些变化使得中央对体育功能的定位有了新的改变。如在1994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指出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要适应市场体制的需要；二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完善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等方面”[7]。虽然文件并未明晰地对体育的功能进行重新的定位，但已显现出转变的迹象。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接见第3届亚冬会领导成员时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体育的中心任务和重要任务就是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另一方面，竞技体育也要加强。”[8]而在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九五”计划》)里则明晰了这种转变，其指出体育工作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学校体育，明显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落实奥运争光计划，提高运动技术水平。”[9]文件把“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和“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放在了“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的前面，说明在国家未来的发展规划中，体育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增强人民体质”，另一个是“奥运争光”。其中，“增强人民体质”处于首要位置，这又回归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功能定位。考德威尔曾这样说过：“力争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取胜，也许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地位还不稳定的证明。一个国家的日益成熟或趋于稳定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在体育运动以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成就，如艺术、外交等。”[10]
体委虽然也根据中央对体育功能定位的转变制定了一些旨在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规划，如《全民健身计划第一期工程第二阶段(1997-1998)工作方案》等，但这些措施显然达不到战略调整的层次。其仍以“竞技体育”为中心来发展体育事业，这也为体委系统面对随后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所表现出的准备不足埋下了伏笔。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提出：“不再保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11]这其实是中央对体育未来发展的一种新的治理设想，也是对建国初体育管理模式的一种回归，其认为体育在本质上是一项社会事业，应按照事业单位的方式来运作。对于这种“一步到位”式的改革，体委系统并未做好思想上和措施上准备。这从伍绍祖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我多次给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写信、陈述我们的意见和理由。来自体育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也都积极发表意见，其他战线的人大代表也替我们讲话，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2]中央考虑到体育事业的有序过渡和申办北京奥运会的需要，经过综合权衡，决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3]
值得深思的是，中央为什么特意强调“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呢?对于此，韩丹先生的解释是：“中央保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这块牌子，是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体育的未来体制模式是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过渡性机构，它一定要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转化，所以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这块牌子是目标牌，是方向牌。”[14]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前做好系统地研究，以免再次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这些问题是：体育事业的有序过渡需要多长时间?要为这种过渡做怎样的战略部署?如果说1998年中央未进行“一步到位”的改革是考虑申办奥运会等原因的话，那么，在北京奥运会已经完满谢幕的背景下，中央保留国家体育总局的动机又是什么?这种动机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
1.5 复旧与消解阶段(2001-2008年)
2001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使得国家对体育功能的定位重新向“奥运争光”倾斜。这一点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简称《小康社会》)中也可以看出，其强调在未来十年，我国将“积极推进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努力办好2008年奥运会。”[15]这里虽然也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放在了“努力办好2008年奥运会”的前面，强调了体育为提升健康水平服务的首要任务。但与《“九五”计划》中的表述相比，其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涉及“增强人民体质”的描述上，《“九五”计划》是“普遍增强人民体质”而《小康社会》使用的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一个是“普遍”，一个是“提高”，显然，前者的力度要大于后者。在涉及“奥运争光”的描述时，《“九五”计划》用的是“落实奥运争光计划”，而《小康社会》是“努力办好2008年奥运会”。一个是“落实”，一个是“努力办好”，显然，后者的力度要大于前者。从这些表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北京奥运筹办期间，中央对体育功能的定位开始向“奥运争光”侧重。
为了通过北京奥运会展示我国的新形象，国家加大了对竞技体育的投入。2002年，国家用于体育发展上的经费，较上年增长72.83％[2]。优秀运动员的编制也得以扩充，到2006年底，国家队由改革开放前的10多支增加到44支[16]。在体育体制的改革上，非但没有大的推进，反而以“影响奥运成绩”为由，开始趋于保守，甚至是复旧。典型的表现是，本来最初被定位于“管办分离”过渡机构的项目管理中心，反而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成为运动项目管理与运作实质性机构，使得运动项目协会的职能进一步被弱化，出现了改革“开倒车”的现象。
国家的投入获得了预期的回报。我国运动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金牌第一的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与崛起。然而，盛会总会结束，紧随其来的是总结与反思，是确立新的发展目标。胡锦涛主席在奥运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表明了中央对体育未来发展的定位与期望，其讲道：“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17]体育系统针对这一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的辨析上更是规模宏大。然而，“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只是目标，只是句子的尾部，真正重要且首要的是如何重新定位体育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并根据这种定位调整体育的发展战略，这就要看句子的前部。
北京奥运会前，中央对体育功能的定位相对单一，比较强调它的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作用，尤其是在1960-1965年、1977-1992年间，基本上将“为国争光”作为体育的主要任务。而胡锦涛主席的奥运表彰讲话表达出了体育功能定位的一个重要转向，即开始强调体育功能的多元性。如在讲话中，胡锦涛主席除了强调体育要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外，还要为“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里至少涉及了体育4个方面的功能，即健康促进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社会缓冲功能和经济产出功能。如果再加上体育的国家认同功能(其实，也可以称为“政治宣传功能”，但为了淡化“金牌主义”倾向，挖掘体育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笔者将其称为“国家认同功能”)，中央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将沿着这5大块对体育事业的未来走向、管理模式进行新的调整与改革。正如胡锦涛主席在最后讲道的“从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17]。这其实也标志着以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结束。
2 体育功能定位多元化的内涵
对于国家体育功能定位多元化的解读与建构，对于人民体育需求多样性的关注与满足，是体育发展寻找新的政策红利的立足点，是体育改革寻找新的体制动力的着眼点，也是体育学术界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重点。基于此，笔者从健康促进、文化娱乐、社会缓冲、经济产出和国家认同等维度对体育功能的多元化进行了阐释。
2.1 健康促进功能
之所以将体育的健康促进功能放在首位缘于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分析以及对人口健康素质在我国未来发展中重要地位的阐述。据统计，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在50年内从“1950-1955”年间43.8‰降低到“2000-2005”年间13.6‰，人口增长率由18.7‰降低为6.7‰[18]。受人口增长率持续走低的影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由逐步由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而于2011年公布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则显示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19]。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首先是劳动力短缺，最典型的表现是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劳动力短缺自然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全国范围的“涨薪潮”最能说明问题。其次是老年人口比例增大，导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从而为“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50％的时期)设定了较早的时限[18]。从2010年起，我国的总人口抚养系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社会抚养负担也将逐步提高，这意味着持续了30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开始关闭[18]。
其实，“人口红利”又可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前者主要是由劳动人口比重的增加所造成的，后者则主要是由人口素质的提升所产生的。劳动人口比重的减少既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终结，也意味着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始。我国在未来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提升人口的素质，进而充分地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而在人口素质中，最为根本和首要的是健康素质。因为医疗保障只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体育锻炼则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方式[1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人的体魄，还能缓解人的压力、促进人的适应，进而提升人的工作效率，减少疾病的产生。因此，如果说医疗保障是一种消费的话，体育锻炼就是一种对健康生活的投资[18]。
然而，体育的健康促进功能并未得到较好的重视和挖掘，使得群众体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不能在促进国民体质健康上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和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更加强调体育的健康促进功能，更加看重体育在促进人力健康资本中的作用。中央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将每年的8月8日设为全民健身日，并颁布《全民健身条例》保障群众参与体育的权利，就是这种转向的表现。所以，如果体育发展想继续获得来自中央的政策红利的话，必须实现体育工作中心从“奥运争光”向“健康促进”的转移。
2.2 文化娱乐功能
受我国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影响，体育长期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也被惯性地视为一种政府行为，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体育也长期被划归入卫生与社会福利行业的范围，这一点在1994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也可以看出。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对体育性质的判断也有了新的转变。尤其是在获得北京奥运会举办权之后，为了与世界体育接轨，为奥运会的筹办创造更好的投融资平台，国家调整了体育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位置，将其列入“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门类中，这一点在2002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可以得到佐证。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体育”列入“文化体制改革”的范畴，基本上确定了体育的文化属性[20]。体育文化属性的确认可谓是“实至名归”。因为从学理上讲，最初的体育运动形式可能起源于古希腊的祭祀活动，是一种人们通过身体展示取悦神灵的宗教文化。至于近代体育运动的形式则主要起源于英国的户外运动，其产生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导致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人类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所以，体育从本质上讲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休闲文化。
中央在新世纪初强调体育的文化娱乐作用，其实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进行国防建设。这样的国情使得民众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供民众娱乐的体育场地也很有限，体育的文化娱乐作用也得不到广泛地体现。进入新世纪后，国民的消费需求开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再加上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的交融，使得民众对体育的期望开始从“为国争光”向“为民增利”转移，对体育的需求也开始从健身保健向娱乐休闲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国民的体育需求大大增加，形式也更加多元。而受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影响，我国在体育发展上采取的是“重竞技、轻群体”的战略，尤其是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上的群众体育组织形式遭到根本性地破坏，而新的群众体育组织形式却未及时建立。这使得我国的群众体育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形成了目前被媒体所诟病的体育发展现状：竞技体育“一马当先”，群众体育“缓慢前行”。故，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政府民本理念的推行[21]，体育事业在群众体育发展上的短板将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体育文化属性的“正名”也有利于体育改革的推进。因为体育长期被视为“为国争光”的工具，在改革上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再加上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变化较为显性，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所以，从中央到体育总局在体育改革的步伐上迈得都比较小，且容易受运动成绩起伏的干扰，致使改革的推进速度比较慢，甚至出现“体制复旧”的情形。正如肖天副局长谈到的：“金牌多了，一些学者说不必那么认真。可是，这次伦敦奥运会，哪怕是金牌少拿了一点，老百姓能把你骂死。”[22]这其实也代表了体育管理者的一种普遍心理。若想在体育发展上真正实现改革创新，必须要解放思想，要明确体育的文化属性，要有站在新起点创造新辉煌的魄力。正如《人民日报》于2012年发表的社评中所讲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23]。
2011年，在中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健康发展”[24]。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要明确体育的文化属性，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推进体育改革，为体育文化的繁荣奠定制度基础，从而真正实现“体育为人人，人人为体育”的局面。正如刘鹏局长所讲的：“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贡献是体育系统义不容辞的责任”[25]。
2.3 社会缓冲功能
在我国传统的体育功能定位中，很少提及体育的社会缓冲作用。这可能与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有关，主流媒体在宣传上也倾向于回避类似的用语；也可能我们党向来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团结一心搞建设，所以，在对体育功能进行定位时不太关注其社会缓冲作用。西方国家恰恰比较看重体育的这一价值。
从学理上讲，体育确实具有释放人类攻击性欲望的作用。此外，体育运动还可以转移民众视线，使愤怒得到消解。正如弗洛姆所讲的：“体育是解决人类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众苦恼与病痛的重要途径，是维持社会缺陷的麻醉剂”[26]。
回到现实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两阶级一阶层”转变为现在的“十大阶层”[27]。阶层形式的多样化既意味着利益取向的多样化，也意味着阶层矛盾的多样化。其实，比阶层矛盾多样化更值得警惕的是阶层分化的加剧，这也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正在失衡。在反映贫富差距情况的基尼系数上，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并呈继续上升趋势，而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即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可能动乱的“危险”状态。基于以上考虑，中央于2006年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旨在倡导“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最终建立“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28]。在这种背景下，体育管理部门应充分重视体育的社会缓冲作用，努力提升职业联赛的质量，健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使体育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此外，还应加大宣传，积极向中央谏言，使其能够意识到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进而在发展上获得国家的支持。
2.4 经济产出功能
体育的经济产出功能不仅显性地体现在经济效益的创造上，还隐性体现在其对人力健康资本的提升上。受传统体育功能定位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甚至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前，体育一直被视为国家行为和公益事业，主要靠政府经费获得发展，其潜在的经济产出功能长期被忽略。直到1993年，国家体委确立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体育的经济产出功能才被体育管理部门所重视。随后开展的足球职业联赛使体育的该功能被社会所认知。然而，真正使中央意识到体育巨大经济产出能力的是北京奥运会的筹办与举办。北京奥运会后，国家将更加重视体育的经济产出功能。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正处于成熟工业化阶段。在该阶段，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依然持续，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包括体育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29]。此外，按照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在大众消费时代，消费满足生理需求的功能退居次要地位，满足社会需求成为主要功能，其更多地表现为符号和象征的意义，成为一种表达身份的手段[27]。根据陆学艺等人的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其依据是：①消费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②消费手段现代化，各种信贷消费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③消费心理现代化，超前消费被大众所接受[27]。在这种背景下，体育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然而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我国体育事业的实际经济产出能力却不容乐观。在世界GDP总量排名前六位的国家中，除我国体育产业占本国GDP的比重不到0.7％外，其他国家均在1.8％以上。除比重较小外，体育产业的结构也不合理，从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体育产业结构构成来看，体育用品制造业占体育产业总值达70％以上，而体育服务业只占30％左右[30]。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迅速崛起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实，这些都是结构问题，真正制约体育经济产出能力的是计划性的管理体制，其经常与倡导市场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的职业体育发展相冲突，这一点在层出不穷的“运动员产权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也是竞赛表演市场长期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此外，随着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外的体育赛事开始大规模地占据我国的竞赛表演市场，国内的体育观众逐渐被国外的品牌赛事所吸引，致使国内联赛上座率较低，俱乐部运营艰难，运动员比赛的积极性下降，竞技水平降低，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31]。要想破解这些难题，就必须充分重视体育的经济产出能力，积极地推进体育体制改革，调整体育产业的发展结构，为职业体育的振兴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2.5 国家认同功能
所谓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它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32]。体育的国家认同功能主要是指通过体育这一媒介使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及其文化产生认同的作用。在这里之所以将体育的“为国争光功能”改为“国家认同功能”，不仅是为了淡化“金牌主义”，更是因为“国家认同”的含义要远比“为国争光”丰富，使命也更为深刻与迫切。
周平认为：“国家认同不仅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更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深刻地影响着各民族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的行为。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而言，如果国家认同的程度较高，各民族就能主动维护国家的利益，使民族利益服从国家利益。”[33]然而，我国在国家认同的建设上要远滞后于经济和国防建设，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郑永年所讲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随着地方政权角色的增大，地方官员和居民的地方认同也有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往往受到各种制约。可以说，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对国家认同构成了双面夹击。”[34]
基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央最近几年加大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在政治建设方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其核心在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进而“团结、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28]。在文化建设方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其旨在“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4]。在这种背景下，体育管理部门应把体育从“为国争光”的狭窄定位中提升到促进“国家认同”的宽广平台上来，不再单纯地追求金牌，而是努力地去构建一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提升公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为目的、以爱国主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体育文化。这才是后奥运时代，体育的政治作用重新获得中央认同和重视的关键所在。
3 结语
在对体育功能的定位上，从单一走向多元，是一个国家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手段、更丰富的形式去展示国家形象、去构建民族符号，进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获得国际认可。其也是一个政党逐渐成熟的体现，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政党有更多的精力、更有力的措施使体育能够回归到它本来的价值和作用，从而使其能够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服务。而对于体育管理部门而言，更要解放思想，从“为国争光”的传统体育定位中走出来，积极地探寻、倡导体育的多元价值，从“被动改革”向“主动改革”转变，进而寻求更多的政策红利，以促进体育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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