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蒋介石论文,中共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3年夏季，国共关系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现象而论，此次危机没有演变为通常的两党之间严重的武装冲突，它主要体现为蒋介石进攻和制裁中共的几个策划方案。受多种关系制约，蒋的这些策划一再制定又一再收回，最终，概未付诸实施。
这些还在策划当中即告夭折的方案，当然，其形式上的表现甚为有限，有些甚至完全看不出来，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迄今，台湾方面的著述基本上简略带过，或者不予论及，似乎并不值得记载。① 相反，大陆方面则视为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必予论述。然而，受到视野和材料的限制，相关研究就其数量而论甚为可观，但就内容而论，若干年以来基本上是简单的重复。②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这是国共关系研究领域最为缺乏学术进展的问题之一。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磨擦。其中，关于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均有具体论述，然而关于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则仅一句话。③ 过度的简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对此实在有些看不懂。
关于国共此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毛泽东当年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④ 在这里，毛之所言主要是指德、日、苏、国、共五个方面的战略关系。这就是说，毛判断反共高潮是五方战略关系互为作用的结果。那么，作为蒋的战略对手，毛所指出的这一系列战略关系应当如何认识，毛的此一判断准确与否，这些就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日苏与国共的战略关系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在这里，国与国、党与党多重关系互为交织。多元的关系构成，决定彼此的战略利益同样也是多元的。
两国三方之间，国共两党既合作又对立，双边关系通常是不确定的。国共关系缓和还是紧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军进攻的力度。一般说，在日军增强进攻的条件下，国民党因受日军牵制，无暇顾及中共，为此，两党关系大体缓和。反过来，日军攻势减弱或者停顿，国民党即可腾出手来将其力量用于对付中共，两党关系便趋于紧张。
那么，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力度又取决于什么？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苏关系，也就是日苏战争爆发与否。日苏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一旦日军北上进攻苏联，其中国战线必然采取收缩方针，中国战场的进攻力度必然减弱。反过来，如果日军放弃攻苏，集结于东北的战略机动兵力便可投入中国战场，增强对华作战。
将以上关系归纳起来，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日苏战争爆发与否，分别关系到国共两党不同的战略利益。
1941年4月13日，以相互承认“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条件，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据此，日苏战争的可能性至少在现象上暂时被排除。这个结果对于国共关系意味着什么？日军的下一步战略方向又将指向何方？国共的两位主帅迅速做出了各自的评估。
4月14、17日，毛泽东连电周恩来，判断：“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⑤ 苏联解除被日军攻击的威胁，对于制止国民党反共具有积极作用，是对蒋的打击，毛之所言，实际上指出了日苏之间是和还是战，对于国共关系具有直接的影响。
4月24日，蒋介石专电各军政要员，就日苏签署中立条约双方的战略意图做出分析判断。蒋判断苏联的意图是，“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而解除苏联本身东顾之忧”。在蒋的这份战略分析专电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于蒋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蒋判断日军并未放弃攻苏的意图，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仍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则对苏乘机夹击”。关于日军的此一企图，蒋特地指出：“此点在苏日条约与共同声明发表后，骤视之似无可能，但一加考量，则此着当为敌寇将来必然之行径。”⑥
综上所述，根据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毛判断苏联已彻底解除被攻威胁，而蒋则判断日军只是在等待苏德战争的爆发，然后与德军一道东西夹击苏联。
日苏条约签署两个月之后，苏德战争爆发。所谓中立条约骤然间变得极为脆弱，一度解除东方威胁的苏联，重新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这样，日苏是否开战？何时开战？成为毛与蒋高度关注的问题。基于日苏关系的不确定，国共关系随之动荡起来。
1942年2月20日，毛在一份情报上批示：“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⑦ 4月13日，毛再次判断：“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⑧ 在这里，毛明确地把日苏战争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问题一并提出。
在毛做出日苏开战“可能性大”这一评估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蒋则并未做出相同的判断。1942年5月1日，蒋在日记中这样研判：“就敌之战略上论，实有先用相当兵力，解决中国军事，而后再应付美俄之必要，盖可减除其侧背之威胁也。然而以时间与气候地形而论，敌军在此时对华大举进攻，决不能在四个月内奏效，则本年夏季一过，其又失攻俄之机矣。”⑨
根据苏联的气候条件，外敌入侵一般均选择夏季。蒋的意思是，日军必须首先解除中国战场的牵制，才能集中兵力对付美苏。但中国战场肯定不能在四个月内解决，而这四个月恰逢夏季，蒋所遗憾的是，夏季一过，日军“又失攻俄之机矣”。这就是说，蒋对日苏开战时间的观察，是以夏季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估依据。
5月15日，“满洲国”与蒙古国互换《满蒙边境划界议定书》。所谓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满蒙之间的这个协定意味着什么？当日，蒋迅速做出判断：此举“是俄倭又成立妥协矣！如此，倭寇最近必不攻俄。”⑩ 据此，蒋再次做出与毛相反的判断。
综上所述，关于日苏开战的可能性的评估，毛与蒋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不过，二人也有相当一致之处，此即二人都是把夏季作为日苏开战与否的重要的评估依据。当年7月，毛高度警觉地指出：“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11) 七、八、九三个月就是指夏季。蒋称四个月，毛称三个月，意思是相同的。日苏开战与否取决于这三个月，为此，国共关系也取决于这三个月。总之，毛始终是将日苏战争与国共关系直接联系起来一并评估的。
正当毛高度警觉地将夏季的三个月作为时局的关键提出之后不久，斯大林格勒战役于是年7月爆发。由于是役具有苏德两军战略决战性质，这个重大战役的发生，根本改变了原先的评估时局的依据，毛与蒋都将站在这个全新的基点之上，重新评估日苏开战的可能性。
也就在苏德两军战场胜负极不明朗的背景之下，8月14日，蒋提出与毛会晤的建议。延安方面反复磋商后，决定先派林彪赴渝。自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基本处于僵持状态，林彪的到来，标志着两党新的一轮谈判开始启动。
10月13日，蒋在官邸约见林彪，从谈话记录看，主要是林说蒋听。林彪首先谈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背景。林说：“红军抵抗，至为激烈，于势必可固守。”林这是在告诉蒋，他不能利用是役对中共施压。其次谈国共合作，这是主题。林转达了毛的三句话：国共“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12)。此次谈话属摸底性质，双方均未提出具体要求。
国共所以均未提出具体的谈判要求，因为战局的走向尚不明朗。此时此刻，就国共而言，问题的核心集中在日军是否配合德军夹击苏联。在这里，国共的两位主帅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关于问题的看法与结论各不相同，然而关于问题的联系则高度一致，都是把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负，与日军在远东是否动手，作为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观察。
就在林、蒋谈话前后，10月12、14、16日，《解放日报》围绕斯大林格勒战役连续发表三篇社论，据胡乔木说，三篇社论均出自毛泽东。(13)
毛在头一篇社论中，对斯大林格勒战役8月23日至10月9日这48天的战况作出结论：“共计四十八天人类历史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算是胜利了。”(14) 那么，在毛看来苏军已经获胜，日军又将如何？在第二篇社论中毛这样写道：“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作何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威一带去碰一碰吗？”(15) 意即还敢进攻西伯利亚吗？
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全过程来看，毛于10月12日即称苏军获胜，这个结论下得早了一些。10月14日，德军集结兵力再度发起猛攻，在局部地区一度将苏军分割。10月1 8日，蒋对战局这样研判：“史达林格勒战事，自十四日起经德军猛攻后，情势又复危急，此次难免失陷，如德军再进攻到列宁格勒，则或可能要求倭进攻西伯利亚，使俄遭受东西夹击。”(16)
毛与蒋大概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之间不同的研判迟至数月之后才最终分出胜负。1943年2月，历时半年余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苏军的胜利从理论上讲，无疑是对日军攻苏企图的遏制。那么，在此条件下，日军下一步战略方向将指向何方？国共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1943年3月16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一系列判断，他说：“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17)
“二月后”指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获胜之后。毛的意思是，苏军的胜利迫使日军放弃了攻苏企图，日军集结于东北的兵力原本为攻苏，放弃攻苏之后日军将这部分兵力调入关内中国战场，用于对华作战。在此条件下，国民党有求于中共（内援），因此两党关系有好转可能。
毛的预言说对了一半。日军确未攻苏，但也未对中国战场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其在东北的兵力基本上按兵不动。由于国民党未遭日军严重打击，因此并不急于与中共妥协，这样，在重庆的国共谈判既未好转，也未坏转，而是形成拖延的局面。
蒋介石关于日苏开战的观察与研判
国共关系的走向所以不明朗，说到底，还是因为日苏关系不明朗。3月20日，毛就两种关系明确指出：“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18) 在这里，毛明确地将国共关系定位于日苏关系的从属地位。
正当日苏关系不甚明朗之际，3月13日和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先后出访南京和长春。东条在短时间内接连造访两个伪政权，尤其是对伪满的访问，引起人们的关注。4月5日，《大公报》就此发表社论，一方面称看不到日军即将攻苏的迹象，同时又称：“假使德国今年再攻苏联进展顺利，为了配合纳粹对苏的攻势，东条可能做希特勒的尾巴。”(19) 日军如果进攻苏联，只能以东北作为基地，因此，东条的长春之行，实际上给人们造成的就是这样一个联想。
差不多同一时间，蒋得到一个情报，称苏军无力对德军发动反攻，军力有衰竭迹象。对此，蒋于4月3日做如下判断：“倭、德为生存计，必使俄国不能有休息整补裕余之时间，在此两月之内，若果发动对俄攻势，东西响应，双方夹击，是为其今日惟一之上策，若美国在此期间不积极打击或威胁倭寇，则倭必攻俄无疑矣！”(20)
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蒋对东西方战局的再研判。斯大林格勒战役尽管苏军获胜，但亦付出沉重代价，获胜之后却无力发动反攻，即其证明。基于这一研判，蒋为德日下一步战略选择设定了一个“上策”，此即不待苏军完成休息整补，两个月内再度发动进攻，并且东西夹击。这个“上策”的提出，成为蒋在今后一段时间，观察评估时局的一个重要的主观依据。
4月20日，日本内阁局部改组，重光葵接替谷正之出任外相。此一更迭引起蒋的注意并迅速作出评估。4月24日，在例行的官邸会报时，军令部长徐永昌记载：“蒋先生以二十一日希特勒生日，敌人特于是日易去较能妥协苏联之谷正之外长而代以重光葵，及其他情报判断，敌人即将攻苏。”
4月20日为希特勒生日。在蒋看来，谷正之对苏态度较为温和，现在将其撤换，并且于希特勒生日撤换，这是日苏即将开战的迹象。其实，谷正之的去职与希特勒的生日并无直接关系。早些时候，蒋为德日的战略选择设定了一个东西夹击苏联的“上策”，接下来，蒋实际上又把这个自我设定的上策作为观察问题的依据，因而过于敏感地将一些原本并无关联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作日将攻苏的征兆。
徐永昌对蒋的看法提出异议。徐说：“余以为敌仍将观望，万不得已，或将南攻美英，而对德逃避其同盟任务。盖在敌人北攻，又添一敌，南攻则不但仍系自己必须解决之敌，且可牵制美英在欧登陆。”(21) 又添一敌，指日军如北攻苏联，将树敌过多。
徐的意见未被接受。4月29日，蒋密电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在一、二月内，如太平洋方面倭敌不受严重打击，则倭必进攻西比利亚，请密告美当局注意，并问其对日俄战争，是否望其从速发动。”(22) 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日军是否北上攻苏，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推进是条件之一，而另一条件即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牵制。蒋电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宋美龄就此问题摸美国的底，如果美方亦希望将日军这一祸水引向苏联，便不要在太平洋战场过多地牵制日军。
蒋关于日苏开战的研判尽管有人表示异议，但也有人支持，其中之一即军令部次长刘斐。5月2日，刘斐对蒋说：“希特勒与东条在短期间将其各伪组织见遍，似有合击苏联之情势。”这就是说，刘斐也将东条的南京、长春之行视为日将攻苏的征兆。对于刘斐的这一论据，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日苏再不战，中国不了也。”(23) 寥寥数语，却是蒋企盼日苏开战的真情流露。
也就在蒋企盼日苏开战的同一时刻，5月5日，东条英机出访菲律宾。6日，东条在马尼拉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欧洲德义及其他盟邦各国，亦均以建设世界新秩序为共同目的向前迈进，并与吾人紧密协力，准备于不久之将来，联合发动一大规模之攻势。”(24)
东条关于日本将与德、意联合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讲话，从文字上看，与蒋早些时候所设定的德日夹击苏联的“上策”十分吻合，立即引起蒋的注意。5月8日徐永昌记载：“晚饭在曾家岩，先举行会报，末及日苏问题。为章举二厅所得敌在日本、朝鲜、满洲等地兵员增补比较表，以为日苏开战趋势比前时增加。”刘斐字为章，二厅即军令部主管情报的单位。接下来，“蒋先生述东条在马尼剌宣言与轴心联合作战及张文伯报告周恩来表示（周谓中共在敌后工作决不向中央军捣乱，即在边区伊盟亦必然敢提供担保云云），以为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25)
张治中字文白，文伯为笔误。以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日苏开战对于中共的战略利益是不利的，为此，在蒋的观念中，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必然软化，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表态即中共软化的表现，而中共的软化恰恰是日苏即将开战的证明。总之，蒋把东条在马尼拉的讲话与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表态联系起来，由此做出结论：“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
通过以上一连串观察与评估，5月中旬，蒋做出肯定的判断。徐永昌日记5月12日载：“日昨委员长曾令即准备日苏开战后派苏军事联络人员及研讨一切。”(26) 这道命令表明，蒋已经开始着手布置日苏开战的准备工作。蒋已不再仅仅是观察评估这一局势，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问题提上议程。
5月16日，蒋再电宋美龄：“如晤罗、邱问及日攻西比利亚事，可直告其此为四月底之情报，而且确知日、德挟攻俄国日期为六月下旬开始。”(27) 向美英通报此一消息，也是一项准备工作。蒋竟然敢于向罗斯福、邱吉尔指明日苏开战的具体时间，可见他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已相当自信。
在着手准备日苏开战的同时，蒋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评估此一势态。6月5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询日苏情形。余以为除非美英向苏要求到严重威胁日本条件，敌认为不攻苏更危险，否则看不出开战兆候。蒋先生以为即开战。”(28) 徐的意思是，除非苏联在美英压力下严重威胁日本的安全，否则日本不会主动进攻苏联。但徐的意见再度被蒋否定。6月13日徐又记载：“八时在曾家岩会报。蒋先生述六月一日敌在长春成立大规模之运输机构，对苏开战期已近。”(29)
归纳起来，4月初，蒋在主观上为德日的战略选择设定了一个东西夹击苏联的“上策”，然后，按图索骥，找到一些看上去甚为相符的迹象，5月中旬，蒋做出肯定的判断，并着手布置准备工作。此时，1943年的夏季就要到来，在这个外敌攻苏的最佳季节，蒋以极大兴趣企盼着历史能够重演，为此，蒋把日苏开战的时间判定为6月下旬，与两年前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完全相同。
毛泽东在分析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多次指出两个主要原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30) 在这里，毛所指出的是两种关系。前者较为容易理解，而日将攻苏与中共的关系何在则不易读懂。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差异，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有关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论述，只提共产国际解散，关于日将攻苏则完全回避，其原因便在于未能读懂日苏与国共的关系。(31)
胡乔木曾就日苏战争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关系，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胡之局限在于，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均出自当年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系列政治判断。(32) 问题在于，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毛的这些判断能否成立，必须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找出相应的证据，而胡乔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论点没有论据。
本文以上研究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头一次为日苏与国共之间的关系，理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其二，找出了蒋“相信日将攻苏”的一批材料，从而头一次为毛泽东当年的这个判断提供了实证。
进攻延安的动议与暂停
日苏开战与否，其实质在于它直接关系蒋对中共政策的调整。
当蒋于5月中旬做出日苏即将开战这一判断之后不久，5月22日共产国际提议解散。在国民党看来，所谓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那么，共产国际解除与各国共产党支部的关系，也就是苏联将解除对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对国民党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5月24日，王世杰记载：“今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论及第三国际解散事，群以为慰。”(33)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国共关系骤生波澜。如前所述，林彪赴渝谈判之初，双方均未提出具体要求。尔后，中共一度判断双边关系有好转的可能，遂于1942年12月提出四项要求，包括将中共军队编为4军12师等等。对此，蒋于1943年4月做出批示：“必须其（按：指中共）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34) 这就是说，蒋的开价是要求中共服从军政军令。
随着蒋判断日军即将攻苏和共产国际的解散，改变了原有的两党谈判的背景，蒋的要价随之加码。6月1日，蒋表示：“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期而早日实施宪政。”(35) 也就是以中共交枪作为先决条件，再将国家政体由训政改为宪政。总之，对中共的谈判要价由服从军政军令，骤然变为交出军权政权。
根据蒋的指示，尔后，张治中向周恩来和林彪直接提出此一要求。唐纵记载：“周恩来、林彪与张部长谈话，张部长问周云，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局，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林彪云，到那时自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林彪表示，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36) 从这个记载看，周、林没有正面拒绝交枪，而是向对方提出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之保障”作为先决条件。所谓先决条件，实际上就是谈判中为拒绝对方要求而通常采用的方式。
蒋的要价从根本上动摇了谈判的基础，两党谈判实际上已无法继续，6月28日，周、林离渝返延，此次谈判无果而终。
以蒋的政治经验而论，他当然懂得，他对中共所开要价是不可能通过谈判而获取的，只能诉诸武力。因此，在提高谈判筹码的差不多同一时间，一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动计划被蒋提上议程。
拟议中的进攻计划是一项闪击行动，因而高度保密，由蒋与胡宗南直接掌握，知情者范围极小。迄今，大陆的相关论著基本以中共情报人员当年所获情报为依据(37)，由于材料完全出自中共一方，台湾与海外学者大都不予采用，似乎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这个问题能否证实，必须从国民党方面找出相关证据。本文下面的研究将提出几条有力的旁证。
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记载了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动部署与蒋的批示。
胡上报蒋：“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囊形地带指陕甘宁边区南部关中地区，含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以栒邑城北马栏镇为中心。该地区位于洛川侧后，形成深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表明，其进攻时间定在7月28日。胡称一星期完结战局，表明这是一次闪击行动。对此方案，蒋批示：“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38) 切实准备，表明蒋批准了胡之方案，须俟命令，表明蒋还在观察动手的时机。
由于该项行动由蒋与胡宗南单线掌握，重庆统帅部分管作战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与次长刘斐，迟至8月才先后获悉此一消息。8月13日，徐永昌记载：“下午蔚文言，委员长曾亲指示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林蔚字蔚文，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刘斐的消息较徐更晚，且因军令部及其本人被排斥于这项行动之外甚表不满。刘对徐永昌说：“委员长自恃过甚……观其上月自嘱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即其一证。既乏军事识见，又不信人。”(39)
唐与徐的零散记载并不能反映该项行动的全貌，但却足以证实蒋胡之间确有这样一项攻延策划。
被蒋要求“极端秘匿”的这项行动，瞒过了军令部，但却被中共迅速掌握，延安迅即展开猛烈的宣传反击与自卫准备，胡乔木对此有所概述(40)，不赘。
国民党的这次行动策划，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7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胡准备进攻边区，“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41)。本文的研究证明，毛泽东关于事情起因的分析判断相当准确。
延安迅猛的宣传反击在重庆引起广泛的注意与不安。7月12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造访徐永昌，徐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来询朱德等呼吁中央军勿向陕北进攻事，是否中央军有此企图。”徐因当时确实不知此事，故完全否认，并称“不悉中共何意”。王芸生说：中共“恐系借第三国际解散，作此恶意宣传，以坏我抗战信誉”。(42) 王芸生既非政治家亦非战略家，王之所言，表明他对国共之间的这场突发危机实在有些看不懂了。
7月14日，苏联大使馆一位顾问造访美国大使馆代办艾哲逊。苏联顾问说：“中国政府调动许多部队前往边区之目的，可能为希望向中共施用压力，以期其接受委员长之条件……由于中央军指挥官的个别行动，可能引起内战。”当日，艾哲逊上报国务卿：“苏联大使馆顾问之偶然来访，引起我人极大兴趣，因在我人之资料中，苏俄大使馆第一次对中共之前途，明白地表示关切。”(43) 这就是说，国共的紧张关系，已引起苏美驻渝大使馆的关注。
延安的宣传攻势，把重庆当局推到政治被告的地位。如何应对延安的指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7月18日，蒋在官邸研讨宣传对策，徐永昌因不明真相，理直气壮地主张：“关于共党宣传中央军已抽调大军即进攻延安等，余以为应即日起开始公布共党所有此类宣传，社会周知其恶意与造谣。”也就是主张展开反宣传。何应钦表示异议，何说：“仍在重庆以外□□宣传，以免刺激友邦。一免人论我不团结，一免苏联作祟。”何的意思是，在重庆打宣传战将在国际上造成不良观感，故主张在重庆以外进行。然而在重庆以外展开反宣传，至少在形式上颇显理亏，徐永昌反对道：“若然，（中）共可证我何以不敢在重庆发表？”徐仍然是理直气壮。面对徐与何的争论，蒋一时难以决断，最后，“蒋先生令再研究”。(44)
数日之后，蒋拿出几条宣传方针。7月22日唐纵记载：“今日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对付共产党之宣传攻势……陈主任宣读委员长之指示如下：（一）如果发动宣传，应侧重于揭发奸党少数人之罪恶而启迪彼党多数人之觉悟；（二）须知此乃奸党内部动摇，故造作谣言，希挑起战争，以促其党内之团结……（五）对外发言，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蒋要求在内战问题上不必将话说死，这是为动武留下余地，因为蒋此时并未放弃攻延的打算（本文后面将论及）。蒋的几条指示并未取得与会各方的共识，“衮衮诸公，发言盈庭，毫无结果”。(45) 最终，国民党的反宣传计划概未实施，而是采取了通常的沉默方式。
就军事行动而言，闪击计划一经泄漏，便不再具有实施的可能。7月底，国共两军撤回原防，从现象上看，此次危机暂告一段落。
苏美的干预与蒋的考虑
胡乔木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间下限定在7月中旬，认为：“由于国内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46) 胡之所言，也是大陆学者通常采用的结论。
其实，此时的蒋并未改变反共计划。胡乔木为蒋的反共计划的改变罗列了几个方面的因素，问题在于：这些因素都不具有决定意义。本文的研究证明，蒋所以敢于策划攻延，关键在于判断日将攻苏。因此，攻延计划取消与否，同样，只能取决于日苏，而不是其他。没有弄懂日苏，既不能解释问题的发生，也不能解释问题的消除。
如前所述，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蒋为德日两军下一步的战略选择设定了一个“上策”，即不待苏军完成休息整补，再度发起进攻，并且东西夹击。蒋的这个研判至少对德军而言是准确的，7月初，德军再度集结兵力发动战略进攻，此即库尔斯克会战。
库尔斯克会战爆发之后，蒋再度判断日将攻苏。7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今后之战略，如其不先占领西伯利亚，是其一切军事皆为被动，无论其守势与攻势，皆无善策。”(47) 从4月初的“上策”到7月末的“善策”，蒋始终偏执地认为日军的战略利益在攻苏。蒋的这个研判是否上策或者善策，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只要蒋坚持这个判断，其进攻延安的考虑便不会轻易打消。
然而，就在蒋为日军设定这个善策之后数日，8月5日，苏军攻克奥勒尔，取得了库尔斯克会战中一次重大的胜利，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鸣礼炮庆贺。
苏军的胜利愈是重大，意味着苏联的地位愈是增强，其在盟国中的发言权愈具分量。在此背景下，苏联方面就国共关系问题发出了一个不容小视的信号。8月6日，也就是苏军攻克奥勒尔的第二天，塔斯社发表了该社驻重庆分社社长罗果夫的一篇文章，对重庆政府的反共政策提出公开的、正面的批评。由于此举事实上具有苏联官方性质，立即引起美国的不安。
8月8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致电时在英国访问的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内称：“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磨擦日烈，据最近消息，虽未确实证明，然显示已限共党于8月15日以前归顺国民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查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际，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类情事。”马歇尔的意思是，反共之举将破坏盟国抗日大局。当日，宋子文迅将该电转报蒋，同时判断：“文度来电，虽系马歇尔出面，当得罗总统授意。”(48) 至少在宋子文看来，罗斯福已在介入国共纠纷。
那么，通过对罗果夫之文的解读，蒋从中看出了什么？主要有两点。8月1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该文的发表，“由此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言”(49)。蒋总算弄懂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未产生国民党所期待的结果，苏联并未解除对中共的国际义务。
不过，蒋更为不安的是该文所传递的另一信号，此即苏联对其四强地位的挤压。一直以来，罗斯福力倡给与中国四强地位，由于美国出面，苏联不便正面拒绝，但也未明确接受。为此，苏联在两个问题上长期采取不合作立场：其一，回避出席仅由四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其二，回避签订仅由四国署名的国际文件。这种回避的实质，就是避免为蒋造成四强的既成事实，使之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尽管蒋早已自称为四强之一，但除非以上两项条件至少取得一项，否则其四强之说便没有形式上的具体体现。
8月14日，蒋就苏联近日发生的两件事及其内涵，向僚属们做这样的联系与分析，蒋说：“史塔林曾允七月底或八月初与罗、邱、蒋四头会议，但或由于奥来尔胜利后，史又变卦，表示不能赴会。罗果夫之发言即在此表示之。”(50) 在这里，蒋是把奥勒尔之役与罗果夫之文联系起来观察并提出问题的。蒋的意思是，斯大林原已同意与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召开一个四巨头会议，但奥勒尔之役胜利后苏联地位增强，故斯大林又拒绝了四巨头会议，也就是再次拒绝蒋的四强地位。问题在于：苏联官方通讯社恰于此时发表了罗果夫抨击重庆政府一文，而该文所抨击的则又是重庆政府的反共政策，此即斯大林拒绝蒋的原因。
将奥勒尔之役与罗果夫之文联系起来，问题也就清楚了。随着苏联地位的上升，蒋能否挤入四强，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而苏联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则又取决于蒋的中共政策。
罗果夫之文与马歇尔来电，意味着苏美两国联手干预国共关系。不过，蒋的中共政策调整与否以及调整的程度，最终取决于蒋对其战略利益的权衡，苏美联手出面之初，蒋的决心没有动摇。8月14日，蒋初步拟定两项方针：“（甲）对罗斯福说明，如中共猖獗，则抗战失败，中国与亚洲皆沦为赤化……有中共即无中国也。（乙）中共罪恶，应在参政会宣布。”(51)
向罗斯福做解释，这是外交准备，以参政会的名义宣布中共“罪恶”，则是内政准备。由于参政会具有一定的民意机构性质，以参政会而不是国民党的名义发难，可以避免中共问题成为国共之间的党派问题。由参政会公开宣布中共“罪恶”，表明接下来的将不再是一次闪击行动，而是公开的讨伐。
蒋称有中共即无中国，实际上就是有共产党即无国民党。蒋既然坚持这一势不两立的立场，便必然还须做一个准备：对中共动武的准备。鉴于闪击行动被泄漏，这一回保密要求更加严格，仅由侍从室少数人员直接掌握。8月17日唐纵记载：“委座手令，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接到这道手令之后，唐纵立即明白：“此乃准备对奸伪用兵之步骤。”(52)
综上所述，苏美出面之初，并未撼动蒋的中共政策，蒋继续按照其既定方针，在外交、内政、军事三个方面，考虑新的行动方案。
肃清陕北的策划与动摇
就在蒋再度考虑对陕北用兵的差不多同一时间，8月23日，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导权从此由苏军掌握。苏军的这一重大胜利，加之1943年的夏季即将过去，意味着日军攻苏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一直以来，蒋都把日苏开战作为对中共动手的假设条件，现在，面对这个假设条件黯然消失，蒋的这项考虑不仅没有收回，相反，变得更加迫切起来。
8月25日，蒋自拟了一个完整的肃清陕北的行动方案。该案分为甲乙两大项，甲项为总体利害权衡，蒋称：“中共问题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防制不如肃清，此即基本权衡。
乙项为策略与时机，其中分为五个小项。第一，“宣传重于军事”，也就是师出有名。第二，“中共内部之心理已起分化，余信我军一加压力或进攻，则其内部军事分化必立即表面化。”也就是以“威”的手段造成高压态势，引发中共内变。第三，“说明中央对共一贯政策，只要其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增强其归顺中央之心理。”也就是以“恩”的手段施展拉拢、瓦解、分化。第四，“必须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也。”政治重于军事的意思，就是力争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以上策略都是蒋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屡战屡胜的基本经验。
乙项第五条为该方案的实施时机，其中又分为两点：“一、倭俄关系，即其和战未决之前，中共亦必不敢对中央毅然破裂，二、德俄战争未决以前，俄国亦不愿指使共军对我进攻。”“总之，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从事，过此则中共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的这份肃清陕北的方案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但最具学术研究意义的条款，即关于行动时机的设定。
显然，由于日苏开战这个原设条件已不复存在，蒋只能退而求其次，后退一步设置条件。所谓日苏“和战未决之前”，指日苏虽未开战，但日苏关系仍不确定，日军仍对苏构成一定的威胁；所谓德苏“战争未了之前”，指德军虽败，但仍对苏构成一定的牵制。两个“之前”，即蒋重新设置的两个条件。
两个“之前”的核心意思就是，在苏联完全取得战争胜利之前，其远东的安全仍然是不确定的，因此，苏联仍然需要利用蒋的力量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攻苏。由于苏联有求于蒋，在此条件下对中共动手，一方面中共顾虑苏联利益，“中共亦必不敢对中央毅然破裂”，另一方面，“俄国亦不愿指使共军对我进攻”。也就是中共在蒋的进攻面前将保持克制，而不会造成全局失控。利用苏联的战略利益而实施反共，蒋的这点意思毛早已识破，指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看来，毛对蒋的这个观察相当准确。
与德日两军东西夹击苏联的原设条件相较，两个“之前”既非“上策”亦非“善策”，但蒋已没有更多的选择。蒋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回将是对中共动手的最后时机，“过此则中共坐大”。
肃清陕北，意味着国共政治决裂，对此，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依据。蒋在该方案中继续写道：“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此为本书重要之点即试验其对军事、政治有否抛弃割据之局势，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之意，今其态度已毕露，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
《中国之命运》是当年3月蒋出版的一部批判性质的著作，其第七章指控中共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遭到陈伯达等延安理论家的猛烈批判。蒋上面那些话的意思是，延安的批判表明中共不会放弃武力割据，因此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完全绝望”。所谓绝望，就是为动武提出的政治依据。
蒋十分清楚，肃清陕北之举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最后，蒋重申其决心：“此次解决之计划，虽冒大险，赌存亡……失此不图，后患罔极。”(53) 冒大险，赌存亡，表面看是决心，实质上则带有几分惊恐与不安。
8月25日的这项策划，包括权衡、步骤、策略、时机、依据与决心等等，愈是周密，愈是表明蒋是相当认真地提出这项行动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对中共动手的条件的改设，由日苏开战改为日苏和战未决之前，条件的改设是由苏德战场的进程决定的。
蒋的这项策划看上去相当严谨，方方面面都算计到了，但在遇到一系列具体问题之后，其破绽便不断显露出来。首先是美国的干预。前述关于马歇尔的来电，宋子文判断为罗斯福授意，看来宋的判断是准确的。8月29日，罗斯福亲自出面约见宋子文，他说：“深信委员长伟大为公之人格，因此盼望改编‘共军’不诉诸武力，盖如有内战，恐玉石俱焚……故望委员长能以政治手段解决。”(54)
美方曾于8月8日由马歇尔出面，这一回则是罗斯福直接出面，短时间内两度干预国共关系，表明美方的关切。罗斯福要求蒋采取政治手段，而蒋恰恰认为政治方式“完全绝望”，因此罗斯福的出面仍未动摇蒋的决心。
9月1日，徐永昌记载：“午前会报。蒋先生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这是蒋头一次向作战单位负责人披露此项行动。蒋是在罗斯福出面干预之后下达这道命令的，表明蒋已经将美方意见与其最高利益做过权衡。
面对蒋的攻延命令，徐永昌没有正面反对，而是就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几种后果提出假设。徐说：“余以为如尚能密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甘省。当此时乱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55) 敌指日军。
在蒋的肃清陕北的计划当中，其时机与条件的设置集中于德苏与日苏，在这份约2000字的策划中，惟独没有估算到在华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徐永昌所言并非高论，但却颇为实在。徐描绘了这样一些可能：进攻延安必然抽调关中胡宗南部主力，胡部北上攻延之后关中兵力空虚，可能引起日军对陕西的进攻，而中共则向甘肃方向转移。徐的核心意思是，攻延之举可能导致国共日三方战略互动，相互插入，从而搅乱整个中国战场。此一局面一旦形成，将极大地破坏美英的战略布局，引起美英严重不满而停止援华。
笔者尚未看到确凿的材料证明徐的意见动摇了蒋的决心，但结果是蒋迅速修订了肃清陕北的计划。
9月5日，蒋在官邸召见胡宗南，磋商内容不得而知，不过，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前对共方略，惟有宣布其违反法令，破坏抗战，割据地盘，把持军队……至中央对‘共区’与‘共军’亦应明白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作战团体……此时除此宣告隔绝共祸之方式外，再无其他较妥之道矣！”(56)
9月5日方略是对8月25日计划的调整。新拟方案有三个要点：第一，宣告中共违法，也就是将发布一个有关中共问题的政治通告。第二，对中共实施隔离，这是核心。所谓“隔离”就是将“肃清”改为封锁，将军事进攻改为军事包围。第三，不再承认中共军队，也就是取消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番号。
封锁与肃清相较，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就性质而论，仍然是冒大险、赌存亡。
制裁方案的提出与删改
9月6—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由于蒋所拟议的对中共的行动将采取公开宣布的方式，因此这一方案的通过将取决于此次全会。
9月6日全会开幕当日，蒋对会议议程做出一项内定安排：全会“总报告中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而能实践其二十六年之宣言”(57)。
以怎样的名义和理由宣布中共“罪行”，此项文告也就是军事行动的政治依据，即师出之名。蒋在8月14日曾考虑采用参政会的名义，现则改为五届十一中全会总报告，意即以国民党的名义提出对中共的指控。
蒋于9月5日将其对陕北的行动由肃清改为隔离（封锁），但未说明理由，9月8日蒋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共不用武力讨伐，而不能不用法纪制裁之理由：（甲）共干之间及其上下，已离心离德，只要我持之以久，必不待我攻而自溃……（乙）对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其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之腐化专制，骄侈偷安，已不如江西时代之中共可比，彼决无再扰窜之勇气，故封锁共区，使之阴干自灭，为惟一方略。”(58)
以上所言，就是讨伐改封锁的解释。就蒋的此一庙算而论，封锁似乎是一个三全之策。首先，封锁非讨伐，可以敷衍罗斯福；其次，无须过多地移动兵力，日军无隙可乘；再次，从效果上讲，中共已骄侈偷安，持久封锁可使之自溃自灭。讨伐改封锁，主要是将日军因素考虑进来。
在蒋的这个自我解释当中，最具学术研究意义的是，蒋对中共内部关系和精神面貌的观察，此即中共“已不如江西时代之中共可比”。
此时，延安整风已转人审干阶段。在整风过程中，由于深入贯彻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中共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空前的统一与提高。然在接下来的审干过程中，则又严重违背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造成一大批冤案(59)，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党内关系紧张。看来，蒋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由此做出“共干之间及其上下，已离心离德”的研判。
蒋对中共所采取的观察方式，是他所习惯的对地方军阀的观察方式。因此，蒋所看到的中共的现状及其前途，也是那些地方军阀通常的归宿——腐化、偷安、自溃、归顺。蒋恐怕最终也未弄懂中共所具有的特殊的凝聚力。蒋对中共的一个基本研判是延安不如江西，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联系与比较，一方面说明蒋是长期注意观察中共的，另一方面则又说明，蒋的观察不过是些皮毛之见。
蒋对撤消武力讨伐还有一个解释：“对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此言如果不是过于偏执地孤芳自赏，那就是记忆发生障碍。蒋不是提到江西时代吗，还在那时，他早已用过“牛刀”了。
综上所述，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之际，蒋的腹案基本形成两个要点，其一，以全会总报告的方式宣布中共问题。其二，封锁陕北。
在通常的历史史籍中，9月9日并不引人注目，这一天并未发生特别值得记载的事件。本文下面的披露与研究将证明，是日，国共合作的存与亡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蒋为实施其对中共的制裁，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准备。
作为外交准备，蒋于当日致电宋子文，表示对中共“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而整纪纲；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以免其藉口于中国内乱，而达成其国际之阴谋。”蒋并指示宋将此项决定转告美方。(60) 这是罗斯福明确要求避免武力之后，蒋对美方的答复与解释。
作为军事准备，唐纵当日记载：“对共产党军事行动，林主任约集朱长官、胡副长官、马主席、傅主席及西北来各将领，研讨军事计划。此项计划，一再商榷，大致已定。”(61)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日军，北面是绥远傅作义，西面是宁夏马鸿逵，南面是胡宗南。林蔚所召集的这个西北将领会议，无疑是奉蒋之命，与相关各方研讨军事封锁的具体实施，结果是“大致已定”。
外交与军事准备就绪之后，当晚，蒋在官邸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性质，就是为蒋制裁中共的拟议，做最后的政治决定。与会者基本上集中了蒋主要的文臣武将，他们是孔祥熙、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吴铁城、陈布雷、朱家骅、吴国桢；军方将领则有何应钦、白崇禧、龙云、陈诚、徐永昌、刘斐、胡宗南。
王世杰记载，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十一中全会关于宣布共产党罪行暨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面暴露共党之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62) 一项决议（文告），两项措施（取消番号与封锁），此即9月5日之后蒋所拟议的制裁行动。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当时，在是否与国民党全面破裂的问题上，毛泽东设定了一条底线：“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63) 这就是说，十一中全会的上述议题一旦通过，将触及国共合作最后的底线。
议题提出之后，接下来蒋开始征询与会者意见。王世杰记载：“蒋先生询问王亮畴、戴季陶诸人意见时，均称甚善。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当蒋问到王世杰时，王明确表示不赞成，并提出两条意见：“（一）此一文告之发布必然造成一种很普遍的印象，即内变将即发动之印象；（二）国际局势正在激剧变化之中，英美苏之关系乃至中英美苏之关系在二、三个月内将明朗化，我党与政府如于此时造成一种上述印象，于我政府之地位及盟邦均不利。”王的中心意思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英美苏，此时如果发生内乱，将引起三国极大不满而影响中国地位。王之所言未将话说透，所谓“政府之地位”，实际上就是指中国的四强地位。在王发表意见之后，“座中刘维（为）章力驳予所主张。孔庸之、陈辞修似亦大略赞同予之意见。”(64)
另一位与会者徐永昌记载，当蒋征询意见时，孔祥熙说：决议案“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实际上就是不赞成蒋的主张。蒋说：“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明确支持蒋的是刘斐，“为章发言如蒋先生”。徐永昌采取他一贯的发言方式，即不正面反对蒋的意见，而只是提出问题。徐说：决议案“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妥）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才好”。
王世杰、孔祥熙、徐永昌有一共同的看法，议决案虽然不是讨伐，但讨伐的态势实际上已经形成。既然如此，徐便从讨伐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被动”的意思是，主动讨伐的姿态在政治上是不利的，而应后发制人，以显有理。对于徐的意见，“蒋先生仍不以为然”。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说：“苏大使曾对比大使愤慨的言我中央将进攻边区。”意即此举将引起苏联的不满。蒋说：“英美逼苏成立四国协定，苏使中共捣乱，以破坏中国加入美英苏协定。”意即必须制裁中共，才能排除中共的干扰而加入四国协定。孔祥熙又提出一个问题：“恐英美因之迟将打日。”意即英美可能因此而推迟缅甸作战计划。四国协定与缅甸作战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论及。
以上诸位实际上都表示反对发表这项决议，但“蒋先生一再论其非发表不可”。最后成立妥协，仍由十一中全会发表一个谴责中共的政治决议，不过，“蒋先生决定将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党一段删去”。徐永昌记载：对于这个折中方案，“仅余与王雪廷（艇）未赞同而已”。(65)
制裁方案调整之后，蒋于9月10日再电宋子文：“刻对共党之办法，决取宽容缓和态度，只宣布其非法行动之事实，而不加以法纪之制裁，不使为中国共党事件，而使国际整个局势发生影响。”(66)9日，蒋曾电令宋将制裁中共的决定转告美方，10日之电就是指示停止此举。
将取消十八集团军番号和封锁陕甘宁边区两项内容撤消，这是继进攻延安的计划取消之后，蒋对实施方案的再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未能得到党内高层广泛而明确的支持。从上述记载看，较为坚决的支持者仅刘斐一人，甚至何应钦、白崇禧也未表态。其二，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
总括而论，蒋的决心在逐步动摇。
制裁方案的收回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为国共关系破裂与否设置了一条底线，其中包括两点：是否取消八路军番号，是否宣布中共叛变。后者的意思是，是否公开将中共置于敌对地位。9日晚的会议，将取消十八集团军番号和封锁边区两项内容删除，消除了导致国共破裂的一个条件，但仍坚持通过一项宣布中共“罪行”的决议，也就是说，仍将触及国共合作底线的另一个条件。因此，这场潜在的危机并未渡过。
接下来，围绕该决议如何措辞，蒋与相关人士展开新的一轮磋商。9月10日上午9时，徐永昌就此问题向蒋建议：“此时中共如窜甘宁，敌人尚有乘乱窥我关中的可能，所以决议文以轻缓为佳。”防止日军进犯关中，这是徐反复向蒋强调的问题。徐又记载：当日下午“二时蒋先生电话，询余对决议案尚有意见否。当谓：一、共果窜扰，据甘凉肃，万一敌人进窥关中，此时设我不能于短期间肃清甘凉肃，而共更以一部窜新，俄人从而阴助之，共俄伙据新疆，其祸患或烈于九一八事件。二，我内战漫延，英美有对我停止物质援助之可能。所以对共不可由我激之使出。”(67) 徐的意思是，决议文字如果过重，可能使中共失去安全感而向西部转移，故主张决议应“轻缓”，不可将中共“激之使出”。实际上就是指决议文字过重仍将导致内战。
9月11日晚，蒋在官邸召集文武重臣集中研讨十一中全会对中共的决议案。会议规模有所扩大，除上次参加者外，增加了于右任、居正、孙科以及吴稚晖等元老。每临大事，蒋大都邀请元老参加决策，以示慎重。
徐永昌记载：“八时半蒋先生约较前日更多之人员（约三十人）开谈话会。蒋先生历述中共之种种挑战，恐系受苏联指使，其意在使我内战扩大而明朗……以破坏四国协定。吾人在协定未成，缅路未通以前，如贸然进剿，万一不能速决则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首先亮出避战的结论，理由为两点：四国协定未成与缅路未通。
所谓四国协定，指美方此时正在起草一份关于普遍安全的联合宣言，拟由中美英苏四国签署。如前所述，中国的四强地位并未得到苏联的认可，四强地位的体现有两个条件：或者参加四国会议，或者签署四国文件。当斯大林拒绝四巨头会议之后，就蒋而论，也就仅剩下这个四国协定了。蒋上述讲话的意思是，在这个协定即将到手之际，不要因中共问题而落空。所谓缅路，指中美英三方此时正在磋商再度入缅作战，以打开国际交通。蒋的意思是不要因中共问题而影响美英对该项行动的支持。总之，基于以上两点考虑，蒋做出避战的决定。
接下来，蒋向与会者提出三个选择方案。蒋说：“今对中共有三种方式：（一）封锁而严厉处分之；（二）声罪而不致讨，但我无论如何表示，彼皆有所借口诬蔑造谣；（三）一字不提而同时在美英宣传其罪行（即曲线的对付）。”第一方式实际上已被前次会议否决，在剩下的两个方式中蒋明显地倾向第三方式，也就是五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共问题“一字不提”。
关于与会者的发言，徐永昌记载：“吴稚晖谓，无论如何勿似苏州人打架。意盖指不可虎头蛇尾，系同意不发表文字。”吴的意思是，如果采取强硬姿态而又不能收场，将形成虎头蛇尾之势。于右任、居正、戴季陶、孙科均赞成第三方式，最后，蒋决定：“我们不于正面宣传而取曲线的方式。”(68)
然而，一字不提的方式引起军方将领些许不快。9月12日，蒋与几位军方人士交换意见，徐永昌记载：“除张文伯认为须有明白发表外，刘为章、熊天翼等发言亦多，但意思含糊，忽偏重于今后对共剿办问题者。蒋先生仍以为不决议、不宣布，仅将总报告译往英美宣传云云。”这就是说，张治中主张对中共问题应有明确表示，不赞成“一字不提”。而刘斐与熊式辉的兴趣则在于对中共的“剿办”。蒋则坚持昨日的曲线方式。当蒋征询徐永昌意见时，徐讲了两点：“（一）此次中央如默然无所表示，或不免启国际间之揣测□虑，而共党方面恐更易多所捏造、颠倒、淆惑；（二）似宜列举其历次非法自私之事实，责其应实践抗战开始时之诺言。”(69) 徐的意思是，对中共问题完全无所表示在政治上是不利的，但表示的内容应以敦促中共履行1937年的四项承诺为主。看来，徐的这个两全之策原则上被接受了。
9月13日，五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中共问题最终采取了这样一个处理方式：首先，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做“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严词谴责中共“违法乱纪”。但是，这个总报告秘而不宣，不对外发表。(70) 同时，通过一项全会关于这个总报告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则对外发表，主要内容即敦促中共履行1937年的四项承诺。(71) 最后，作为对该决议案的补充，又附加一个蒋的指示，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
8月25日，当蒋决心肃清陕北时，其依据是政治方法“完全绝望”。现在，将一个本已绝望的方法重新祭出，并非前嫌尽释，相反，而是双重的绝望。
现在，将前述几个要点联系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8月25日，蒋决心肃清陕北，冒大险、赌存亡；9月5日，将肃清（讨伐）改为封锁，取消十八集团军番号并发表一份宣布中共“罪行”的决议；9月9日，删除取消十八集团军和封锁边区两项内容；9月11日，决定不发表关于中共“罪行”的决议；9月13日，表示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20天之间发生的这个过程，恰好应验了吴稚晖那句江浙俚语：苏州人打架——虎头蛇尾。
苏联因素与国共关系的缓和
蒋的中共方针所以在五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发生如此剧烈的起伏，只能出自蒋对其战略利益的着眼与权衡。其中一项主要考虑是，蒋最终弄懂了一个问题，他的四强地位之确定，必须迈过苏联这道关。
9月26日，王世杰记载：“美国国务卿以所拟中英美苏四国宣言草案，密征我国同意，并谓此案即将提英美苏三国外交代表会议。苏联对此草案意见尚不可知，其对中国之参加有无异议亦未可料。”(72)
由美方草拟的这份宣言，即关于普遍安全联合宣言，拟提交10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该宣言的核心内容是，宣布将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安全，此即后来的联合国。中国能否列名其问，将检验中国的四强地位。从美方的通报来看，中国能否参加签署尚不确定，因为苏联“有无异议亦未可料”。美方的这一提示实际上是在告诉蒋，问题的关键在苏联。
恰于此时，苏联塔斯社于9月26日发表一条消息，称美英苏三国已组成一个军事政治委员会讨论意大利问题，其中还有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9月27日，《新华日报》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的微妙之处便在于，连法国流亡政府亦有代表参加，而自视为四强之一的重庆政府则未被列入。这条消息等于是在公开告诉蒋，他与三国并不处于一个等级。苏方的这点意思以及《新华日报》的刊登方式，蒋当然读懂了。
9月2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俄国昨日特别发表美、英、苏会议组织之交涉经过及其将来任务，对于我国之地位，不惟完全抹煞，而且其用意在使我政府失信于民，以提高中共之地位，而中共亦以此消息为宣传材料，以表示国家与政府在三国会议中无地位。”(73) 失信于民，意思是重庆政府早已宣称跻身四强，然却并不为别国承认，从而在国民面前自损信誉。
9月29日，蒋令外交部复电华盛顿，同意美方所拟联合宣言草案。翌日，蒋对王世杰说：“罗斯福总统尚有一联合国组织计划，其内容系以四国（中美英苏）为主席团……”(74) 问题的实质清楚了，蒋所以如此看重这个四国协定，其真正的着眼点在于，以此为基础，作为下一步取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依据。这就是说，重庆政府这一回如果不能签署四国协定，接下来便很难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早些时候，通过罗果夫之文的发表，蒋早已意识到，苏联在他的四强地位问题上合作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中共政策。随着签约日期的临近，蒋别无选择，只能从中共问题入手，以期苏联高抬贵手。蒋立即采取行动，主动向中共示和。10月2日，王世杰记载：“蒋先生嘱予向董必武询问改善目前国共关系之方法。予于晚饭后约董必武来谈，略谓现在局势如不图善化，必致恶化……故愿意努力求目前危险局势之缓和。董谓彼亦愿努力，中共立场仍然与去年七七无异，将履行其四项诺言。”(75)
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对此次国共政治危机做出评论。10月6日毛致电董必武：“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同时表示：“延安欢迎政治解决。”(76)
10月11日，王世杰记载：“午后董必武来言，彼已接到延安回电，谓已令延安及前线报自十月六日以后，不再攻击国民党……并表示愿意‘政治解决’。”翌日，王又记载：“午后予以董必武所言报告蒋先生，并请蒋先生通知本党报纸暂亦停止攻击共产党……并请蒋先生指定熊天翼、陈布雷、邵力子诸人与董必武试商‘政治解决’之法。蒋先生以为可。”(77) 双方报纸停止相互攻击，此即风平浪静。
在风平浪静的态势下，蒋的战略意图亦得以实现。10月30日，重庆驻苏大使傅秉常与英美苏三国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傅随即致电蒋：“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78) 《大公报》则发表社论称：“四国联合宣言的发表，在国家意义上，是确定了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79)
在这一片欢声中，最为陶醉者无疑是蒋。蒋专电嘉奖傅秉常，内称：“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80) 这些话与其说是在嘉奖傅秉常，不如说是嘉奖自己。
综上所述，主要基于四国协定的签署有求于苏联，蒋在中共问题上不得不重新提出政治方式，以此作为与苏联的政治交换。一场因判断苏联将遭日军攻击而突发的国共政治危机，同样，又因苏联发言地位的增强而逐步平息。
结束语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随之急剧增长，为此，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国共关系直接处于这种可能性的阴影之下。其问，因蒋判断“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两党关系在1943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三次反共高潮。最后，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基于苏军的胜利彻底制止了日军的此一企图，国共关系据以走出这一阴影。整个过程验证了毛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这场危机的发生与解除，都是出自蒋的战略考虑。1936年7月，周恩来曾对斯诺谈到对蒋的评价，周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
所在。”(81) 本文前面的研究表明，从德日两军的“上策”，进而策划“肃清陕北”，最终又回到“政治方法”，问题的提出、展开与收回，都是出自蒋对于国际国内一系列战略关系的观察、联系、判断与权衡，因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思想。
赌存亡，这是日军攻苏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蒋在中共问题上提出的最具冒险性质的一项考虑。问题在于：日军攻苏的可能性一旦不复存在，对中共下手的条件亦随之不复存在。赌存亡提出又收回，正是条件变换的反映。此后，国共关系将依据若干新的条件，走入另一个发展阶段。
注释：
①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94年版），对于1943年的这场国共政治危机，均无只言片语的记载。
② 将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244页），与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3—805页）做一比较，相关内容没有多少变化，典型的简单重复。
③ 这一句话是：“当中共文件谈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它所指的只是一种公开的政治攻势”（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7、288页。
⑥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674—684页。
⑦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5页。
⑧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5页。
⑨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69页。
⑩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84页。
(1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0页。
(1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版，第236—242页。
(1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14) 《红军的伟大胜利》，1942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第1版。
(15) 《历史的教训》，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第1版。
(1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218—219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29页。
(19) 《东条长春之行》，1943年4月5日《大公报》，第2版。
(2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299—300页。
(21) 《徐永昌日记》，1943年4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
(2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第834页。
(23) 《徐永昌日记》，1943年5月2日。“中国不了也”一句疑有脱字。
(24) 《东条首相训辞内容》，1943年5月7日《申报》，第2版。
(25) 《徐永昌日记》，1943年5月8日。曾家岩为蒋在重庆的官邸之一。伊盟即伊克昭盟，地处陕甘宁边区以北，当时该地区发生兵变，国民党认为是中共所为。
(26) 《徐永昌日记》，1943年5月12日。
(2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第840页。
(28) 《徐永昌日记》，1943年6月5日。
(29) 《徐永昌日记》，1943年6月13日。
(3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9页。
(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3—805页。
(32) 胡乔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4—174页。
(33) 《王世杰日记》，1943年5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王世杰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3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47页。
(35) 1943年6月1日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页。唐纵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
(36) 1943年6月13日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2页。张治中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37)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熊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
(38) 1943年6月29日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6页。
(39) 《徐永昌日记》，1943年8月13、28日。
(4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3—174页。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1页。
(42) 《徐永昌日记》，1943年7月12日。从徐永昌日记看，王芸生与徐时有来往，王有的社论，是根据徐的意见而写。
(43) 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3年7月14日，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此时回国述职。
(44) 《徐永昌日记》，1943年7月18日。
(45) 1943年7月22日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9页。陈主任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
(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4页。
(4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49页。
(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54页。
(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54页。
(50) 《徐永昌日记》，1943年8月14日。
(5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55页。
(52) 1943年8月17日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74页。
(53) 以上均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61—364页。
(5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66—367页。
(55)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日。
(5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69页。
(5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70页。“二十六年宣言”，指1937年9月发表的中共四项承诺，其中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等等。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5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70页。
(59) 1943年8月11日，时任三五九旅副政委的王恩茂记载：“下午，到杨家岭听康生同志的报告，总结了抢救失足青年运动的经验，在抢救运动中向党坦白的特务2271人”［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然而有趣的是，延安的这两千余特务在重庆军统局却未能得到承认。8月31日，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记载：“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01页）。罗家湾为军统局所在地。唐纵关于“对共党毫无内线”而表示的惊叹，也是对延安的两千余特务的解脱。
(6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73、374页。
(61) 1943年9月9日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78页。上记诸人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
(62)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9日。
(6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1、262页。
(64)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9日。王宠惠字亮畴，刘斐字为章，孔祥熙字庸之，陈诚字辞修。
(65) 以上引文参见《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9日；并参照当日王世杰日记。王世杰字雪艇。
(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74页。
(67)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0日。
(68)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1日；并参照当日王世杰日记。
(69)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2日。熊式辉字天翼。
(70) 由于这个总报告未对外发表，因此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未能收入这一总报告。
(71) 唐纵日记9月13日载：“决议案仍然期望共产党履行他二十六年宣言中之四项主张。这是正大堂皇。当我起稿时，以共党二十六年宣言为前提而着笔，乃是立于极有利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80页）。据此，该决议案由唐纵起草。
(72)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26日。
(7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404页。
(74)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30日。所谓“主席团”即后来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75) 《王世杰日记》，1943年10月2日。“去年七七”，指1942年7月7日中共为抗战五周年所发宣言，重申四项承诺，并拥护蒋领导抗战。
(7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4、475页。
(77) 《王世杰日记》，1943年10月11、12日。
(7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3），第811、812页。
(79) 《四国联合宣言的伟大意义》，1943年11月3日《大公报》，第2版。
(8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427页。
(81) 埃德加·斯诺著，党英凡译：《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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