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缘政治新变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变局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究竟什么是地缘政治？从瑞典学者契伦到美国学者索尔·科恩，以及从麦金德到斯皮克曼再到布热津斯基等所谓名家，其解释各有不同，也各有偏颇。①本文更认同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的观点，即认为地缘政治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的背景进行研究”，而对国际局势及其背景进行“整体性认识”则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和辩白”。②本文试图借助地缘政治研究的“整体性认识”工具，“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视角，对21世纪“国际局势”变化——包括有形的空间变化和无形的观念变化——的宏观图景进行透视，以求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国际局势”变化的总趋势和本质。
一、“权力东移”
“权力东移”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战略界近年热炒的地缘政治命题。所谓“权力东移”，是指世界“权力中心”和地缘政治重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东移至以东亚③为核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
考察地缘政治学说史，所谓“权力东移”说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有一种地缘政治观点宣称19世纪是“海蛇时代”(即大西洋时代)，20世纪是“太平洋时代”。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在其因侵朝美军遭遇重挫而被解职后明确宣称欧洲是一个垂死的体系，太平洋将决定“未来一万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但这些观点都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前者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争霸世界寻找地缘政治依据，后者则是麦克阿瑟本人为推卸其在侵朝战争中指挥失误的责任而泄愤。另一个从地缘政治视角得出“权力东移”结论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他宣称“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是未来权力中心，并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主宰。④但他的意图是为了论证德日结盟、共同对抗美英苏的地缘战略思路，同样动机不纯。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过后，“权力东移”说更是风生水起，日甚一日。英国《经济学家》载文称之为“亚洲的崛起”、“太阳重新升起”；⑤美国《新闻周刊》载文称21世纪是“亚洲世纪”。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则宣称“从今往后，世界将进入‘亚洲时代’”。⑦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全球趋势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更是忧心忡忡地系统分析说，世界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规模、速度史无前例，将导致“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⑧
尽管目前世界上对“权力东移”说还有不同声音，⑨但确认世界“权力东移”已是基本共识，分歧点只在于“权力东移”的幅度、速度和性质及利害认同。有人认为“权力东移”过程已经完成，有人则判断这一过程尚在进行中。⑩
在世界“权力东移”进程中，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区域综合实力的变迁，尤其是经济力量中心的变迁是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欧洲-大西洋地区数百年来之所以一直高居于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与其长期享有综合实力优势、尤其是经济实力优势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经济实力为基础，要实现“权力转移”只能是水月镜花。
综观古代国际关系史，欧亚大陆两端始终各有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实力中心，其中西端是以西欧为核心的“欧洲-地中海体系”；东端是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在内的东亚体系，尤以实行“封贡体制”的“中华帝国”为核心。欧亚两大实力中心遥遥相对，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1)单以经济总量论，19世纪以前，东亚曾领先于西欧。据经合组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统计，公元1820年，西欧人口总和约为1.15亿，GDP总量约为1400亿“国际元”，而同期东亚人口总和约为6.66亿，GDP总量约为3870亿“国际元”，东亚人口之和及经济总量分别约为西欧的5.5倍和2.7倍。此时尽管西欧在科技、教育、军事领域已领先于东亚，但由于其经济总量、人口规模与东亚相差甚大，因而并不具备压倒东亚的综合优势。19世纪初的东亚仍保持与西欧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并成为抵挡西欧扩张的最后堡垒。此后半个世纪，西欧因工业、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轮推动，迅猛发展，综合实力一举超过东亚，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到1870年，西欧GDP总量增长3倍，达到4200亿“国际元”，而同期东亚停滞了50年，GDP总量仅从1820年的3870亿“国际元”增至1870年的大约3900亿“国际元”，已低于西欧。在此期间，西欧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东亚，相继征服了印度半岛、东南亚各国，并迫降日本和中国，使之沦为半殖民地，确立了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世界权力中心和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此后，随着西欧的“后裔国”美国加速工业化，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综合实力优势继续增大，其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相应增大。1913年，西欧及美国的GDP总量增至大约13600亿“国际元”，而同期东亚各国GDP总量约为6100亿“国际元”，不到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一半。(12)在制造业产值方面，欧洲-大西洋地区1900年所占世界份额超过85％，东亚地区所占份额仅约10％。(13)正是这种新获取的经济优势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优势，使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及对国际事务的掌控能力进一步加强。欧美不但直接掌控着世界各大洋、各海上通道和战略要点，甚至还直接掌控着世界陆地面积的“84％以上”。(14)
1945年，虽然欧洲国家普遍衰落，但欧洲的“后裔国”美国继欧洲而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在1945年，美国几乎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2/3，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5以上、出口份额1/3以上，拥有世界一半的造船业，还拥有1200万军队、1200艘大型战舰以及拥有原子弹，其权势之强盛“无与伦比”。(15)美国之强大，保障了欧洲-大西洋地区继续居于世界权力中心和地缘政治重心的位置。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因朝战、越战等因素影响而实力下滑，但欧洲实力的回升使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综合实力仍然处于超强地位。如，西欧、北美1950年GDP总量约为30000亿“国际元”，占世界比重的59％；1970年GDP总量约70000亿“国际元”，占世界比重虽降至50％，仍足以保障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及第三世界陷入所谓“大失控”和“大混乱”，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综合实力一度回升。2000年，西欧、北美GDP总量增至160000亿“国际元”，占世界比重仍达44％。(16)再加上其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仍享有很大优势，欧洲-大西洋仍能继续维持其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但是，以2001年“9·11”事件为契机，欧洲-大西洋地区不再受惠于冷战“红利”，其综合实力逆势上扬的态势被打断，历史开始回归到欧洲-大西洋地区实力从峰顶衰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太实力加速上升的常态。这一回归除美欧因受反恐及其他因素牵制，硬实力与软实力双双衰退外，还表现在日本及俄罗斯日益脱离欧洲-大西洋体系，回归亚洲。甚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后裔国”也开始“变脸”、“变身”，寻求亚太身份。美国奥巴马政府较历届美国政府更重视亚太，奥巴马总统尤其一再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其上任一年多已两度出访亚太。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的首访对象是亚太而不是欧洲。2010年1月，希拉里在“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说，宣称“亚太是全球政治、经济支轴”，是解决全世界“许许多多”挑战的“枢纽区”，并表示美将“进一步强化与亚太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进一步强化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17)在实践中，美近年大大加强了在亚太的地缘政治塑造活动，包括领导人频频造访亚太国家，加强、重建与亚太各种双边或多边政治、经济及安全关系。
在世界经济区域平衡图表上，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发展迅猛，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持续大幅上扬。根据麦迪逊统计，1950年，东亚国家GDP总量约8400亿“国际元”，占世界同比的大约16％，约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同比的28％、西欧同比的60％；1970年，东亚GDP总量增至27000亿“国际元”，占世界同比增至20％，约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同比的38％、西欧同比的75％；而到了2000年，东亚GDP总量进一步增至约122000亿“国际元”，占世界同比增至34％，约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同比的76％、西欧同比的1.6倍。即是说，此时东亚(扩大版东亚)经济总量已超过西欧，而东亚在世界经济图谱中比重的上升与欧洲-大西洋地区比重的下降正好形成对照。(18)
尽管国际上有人认为麦迪逊的统计夸大了东亚经济总量，但他对东亚经济增长趋势及其与欧美实力此涨彼消趋势的认识与基本事实具有一致性。近几年，麦迪逊的统计结论得到越来越多的权威机构和经济学家认同。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纽曼估算认为，2008年欧盟、美国及亚洲(指“扩大版东亚”)所占世界GDP比重分别为30％、26％、33％，(19)这与麦迪逊的长时段估算结论大体一致，只是在时间点上晚10年而已。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经济实力的此涨彼消。2009年，尽管亚太经济增长率略有下滑，但由于欧洲-大西洋地区普遍是负增长，亚太与美、欧的增长速度差反而拉大，这尤其反映了一种长期经济趋势。一些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10、2011年亚洲(除日本外)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左右，较欧元区同期分别高约5个百分点，较美国同期分别高约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亚太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还将继续上升。(20)弗里德里希·纽曼预言，由于亚太增长率远高于美欧，尤其是中印及东盟有30亿人口，中印增长率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到2014年，该地区经济总量将占世界同比的40％左右，开始拉开与美欧的距离。(21)
不仅如此，在贸易、金融、生产、消费等领域，亚太赶超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速度也在加快。目前亚太贸易量已超过北美，直逼欧洲。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称号已在2009年“花落亚洲”。(22)尤要指出的是，美国与亚太的外贸增速较之其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外贸增速都快得多，亚洲已超过欧盟成为美最大商品出口市场。(23)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由于美国在地理上介于两洋之间，当其在亚太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商业利益超过欧洲-大西洋地区时，美国由大西洋国家“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而美国“变脸”、“变身”正是亚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金融方面，世界上几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都在亚太，中、日、韩、新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外汇储备总和的2/3以上。2009年，亚太资本投资额占世界40％，股票成交量达到186000亿美元，较欧洲成交量多出约1/3，成为股票成交量最多的地区。在生产与消费领域，该地区2009年手机销售量占世界43％，能源消费量及汽车销售量分别占世界35％，均超过美欧。(24)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均在太平洋两岸，其中两个在太平洋西岸(中日)，中国尤其已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亚洲国家2009年升空的卫星合计有14枚，2倍于欧洲，中印等亚洲大国都在着手雄心勃勃的航天工程；(25)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煤炭、铁矿石和粮食、木材等大宗产品进口国也集中在亚太，其中单是中国在2009年就进口了62778万吨铁矿砂、24000万吨原油及成品油、4255万吨大豆、2806万立方米原木。(26)亚洲的“富源”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27)也意味着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商和集散地，以及世界最主要的物流和船运中心。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陆空航线都集中到了亚太。
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地区要成为地缘政治中心，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要有大的空间”，二是“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其中前者指的是地理条件，后者指的是综合实力。(28)亚太既有腹地纵深的辽阔大陆，也有四通八达的辽阔海洋，并且资源丰富，比大西洋地区更具备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条件。太平洋与大西洋相比，尤其更具有“洋的特点”，是“陆环海”，而大西洋只具有“海的特点”。(29)太平洋周边环绕亚洲、澳洲、南极洲及北美与南美。如把印度洋视为太平洋的边缘海，则非洲也是环太平洋陆地的一部分。即是说，除了欧洲一隅之地，世界所有的陆地都环绕太平洋展开。近年亚太实力的上升更是驱动该地区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迅速崛起为全球权力中心和地缘政治中心的主要动力。
以世界进入21世纪为起点，亚太已迈开打造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步伐。在环太平洋层面，APEC聚集了环太平洋21个国家，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50％，其功能也日趋成熟。(30)在亚太各次区域，各种纵、横地缘政治塑造活动已全面铺开。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加N、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类经贸、安全组织和各类双边、多边活动日趋活跃。在全球，亚太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也在加强，其中最典型的是亚欧会议。
二、“观念变迁”
关于地缘政治观念，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有一句名言。他曾指出：“各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地理观点。”继后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柯恩也提出：“地缘政治观点随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性质的认识而改变。”(31)
19世纪以来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可用“五大论”(32)来概述，即：(1)“二元论”。这种观点认为世界由“两大权力中心”组成，彼此保持“近乎永久性的对立态势”。如，麦金德就把全部地缘政治史看成是“陆上人”对“海上人”的斗争史，也是“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斗争史。(33)(2)“边缘分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权力中心在欧洲大陆外围的边缘区，为控制边缘地带，大规模世界性冲突不可避免。如，斯皮克曼就认为欧亚沿海陆地是控制世界的“锁钥”，并称“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34)(3)“地带分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位于北温带。如英国地缘政治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雷夫就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位于北纬30度和60度之间的温带地区的历史，世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是如何控制北温带。(35)(4)“多元论”。这种观点在承认世界权力中心“牢固地确立于北半球”的同时，也认为“另一些力量很可能是在南半球”，并会加入到美欧苏中日“五头政治之中”，使“地理政治均势导向更加稳定的状态”。(5)“中心-外围地带论”。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缘起于16世纪的西北欧，欧洲及北美因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成为世界“核心区”，世界其余地区则处在“外围和半外围地带”，从属于“核心区”。他认为“核心区”与“外围和半外围地带”的冲突以及“核心区”内部争夺世界控制权的斗争是近代以来地缘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36)
在“五大论”基础上，传统地缘政治观还派生出了一大堆地缘政治命题、术语，包括：“权力”、“控制”、“海权”、“陆权”、“空权”、“生存空间”、“势力范围”、“枢纽区”、“世界岛”、“世界海角”、“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外新月地带”、“破碎带”、“弧形地带”、“欧亚黑洞”、“断层线”、“断层国家”、“墨卡托投影”、“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机体理论”、“种族优越论”、“多米诺骨牌理论”、“环境决定论”、“欧洲中心论”、“黄祸论”、“泛区思想”、“自足空间”、“弱肉强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传统的地缘政治命题、术语，皆无不反映了欧美侵略性、攻击性的地缘政治观和对世界的控制欲，充满了杀机和血腥气。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地缘政治主导权转移到了北美。美国的地缘政治观与欧洲地缘政治大国的地缘政治观确实有差别，比如，二战后美国没有凭借其实力永久夺占他国领土和谋建殖民帝国。但是，美国谋求通过构建、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在追求“世界权力”这一目标点上，与传统地缘政治大国没有根本性区别。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思想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对“世界权力”的新追求及其与传统地缘政治观的关系。他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美国为了建立“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新型霸权”，不但要控制世界“心脏地带”，而且要控制世界“边缘地带”；不但要控制欧亚大陆，还要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37)巴尼特新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则把世界分成“好孩子”和“坏孩子”、“大家伙”和“小家伙”、“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等两大类，这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中的“大国主宰”、“以西方划线”、“白种人优越论”、“善恶二元论”等没有什么不同。(38)
在21世纪，将有三个主要因素驱动地缘政治观念产生变化，其一是全球化质的升跃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相互依存性；其二是亚太崛起及亚太观念给世界地缘政治思想注入新思维；其三是以核技术、空-天技术、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新技术的大发展对战争与和平及人们观念的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将对传统地缘政治观产生强大冲击，同时也将打造出符合21世纪新时代的全新地缘政治观念。
第一，关于“世界权力中心”。传统地缘政治观以追求世界权力为出发点，这种世界权力在19世纪主要表现为列强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建立殖民帝国；在20世纪主要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及争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主导权。在21世纪，世界权力中心还会继续存在，但内涵将发生变化。一方面，亚太正在成长为21世纪世界权力中心。“权力东移”和亚太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直接源于亚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经济高速成长，是“和平长入”的结果，这与历史上以战争方式实现“权力中心”转移不同。另一方面，世界权力中心的权力与义务也发生了变化。历史上无论世界权力中心是从荷兰、西班牙转移到英国还是从英国转移到美国，霸权国家都谋求控制世界权力中心进而控制世界。但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亚洲价值观更强调世界“和合”、“和谐”、“大同”、“共存共荣”，在主观上不会像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国家那样，一有机会就谋求征服、控制世界。在客观上，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形成俱损俱荣的依存关系，无论是谋求共同发展还是应对气候变暖、传染性疾病、重大世界性灾变、跨国犯罪、资源紧缺及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要求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未来由亚太主导的世界权力中心不但不会成为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具，还应成为推进全球合作的发动机和桥梁。
第二，关于“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追求“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是传统地缘政治观最黑暗、最冷酷的内容。(39)正是追求“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理念，驱动希特勒分子发动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在二战中死亡了4500万-5000万人。(40)21世纪，虽然包括能源、矿物、粮食和水以及土地等在内的资源紧缺将长期困扰人类，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19世纪争夺“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的方式解决资源问题。任何人如果还重弹“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等老调，不但陈腐之至，更要检查他是不是有“神经病”。
第三，关于世界“枢纽区”及对“枢纽区”的控制。从军事战略视角看，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地点比其他地点更重要，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等。但有没有一个保障控制世界的“枢纽区”？从麦金德提出这个命题以来，已经迷倒了好几代地缘政治学者。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从斯皮克曼到布热津斯基，都想找到这样的“枢纽区”。布热津斯基尤其提出欧亚大陆是21世纪“枢纽区”，主张美国不惜一切控制欧亚大陆。(41)为此，美国在冷战后相继发动了两次伊拉克战争、两次阿富汗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但是，除了牺牲成千上万美军生命、耗费成千上万亿美元外，美国几乎一无所获。美国既未能控制欧亚大陆，更未能控制世界。相反，美国国势因此而江河日下，“美国衰落论”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梦魇”和附骨之蛆。(42)如果谋求统治世界是痴人说梦的话，又何来统治世界的“枢纽区”？事实上，麦金德本人就从未找到这样的“枢纽区”，他的所谓“心脏地带”范围一变再变，让人无所适从。(43)后来苏联虽然基本控制了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但苏联不但没有由此而控制世界，反而落了个分崩离析的命运。21世纪的时代潮流是全球开放、全球合作、全球共享。任何国家、任何力量如果像19世纪一样试图控制、封锁全球“枢纽点”，都不符合世界潮流，也无从实现。近年来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海军，不论语言肤色、不论意识形态、也不论其国家大小贫富，共同出兵印度洋，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提供了一个全世界合作管理世界“枢纽点”的范例。
第四，关于“大家伙”与“小家伙”、“好孩子”与“坏孩子”、“核心国家”与“断层国家”、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二元论”。西方传统地缘政治观浸透了善恶二元论，也浸透了“西方优越论”、“白种人优越论”、“民主优越论”以及大国“主宰”思想。他们以西方划线，非敌即友，自认为是“核心国家”、是“好孩子”，西方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容不得非西方国家“另搞一套”，动辄以民主、人权、法治为由干涉非西方国家内政。与西方国家不同，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亚洲价值观认为世界是多样和多元的，更强调国际上“大家伙”与“小家伙”平等，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强调政治文化与思想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任何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及本民族历史文化特点自由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各国的事情各国自己管。当亚太成长为世界权力中心后，亚洲国家的这些政治理念必然影响世界，并把西方地缘政治观挤出世界舞台。
第五，关于战争观。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史本质上是以武力争夺世界权力中心的历史。英国为了争夺权力中心控制权，先后打败过荷兰、西班牙和法国，后来又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起的德国为争夺世界权力中心向英国挑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德国遭到毁灭性打击，英国在1945年后沦落为中等强国。美国是个例外。它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到1919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欧洲之和。(44)但美国此时并未急于积极参与世界权力中心争夺战，而是被动地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开始控制世界权力中心。冷战后美国更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对世界权力中心的控制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但此后美国为巩固、扩大其世界霸权，逆势扩军，不断发动战争，四面树敌，导致战线拉长，国势日衰。
英德美争夺世界权力中心的国运图表明，以武力争夺世界权力中心可以成功于一时，却不能成功于永恒。在21世纪，战争不但不得人心，而且成本高昂，得不偿失。在核条件下，战争甚至可能导致相互毁灭，根本就没有胜利者。即使是局部战争，其样式及费效比也发生了变化。如，美国及北约10多万部队入侵阿富汗，不但未能消灭塔利班，后者反而越战越强。其原因在于数字化部队面对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难以发挥技术优势，而技术扩散使后者有足够的装备、技能与前者周旋到底。如果美国及北约是石碾的话，塔利班就是小小的铁秤砣。石碾再大，也压不烂铁秤砣。西方一支步枪队就可以征服印度或横行中国沿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倡导的“兼爱”、“非攻”、“仁者无敌”等理念就有了发扬光大的空间。
三、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
一国的地缘战略选择要以国家的大战略目标为起点，并服从、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目标。中国21世纪的大战略目标是要保障和平崛起，这不仅指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指中国崛起后要成为一个和平国家，奉行和平的对外战略。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中国永不称霸、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了也不搞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的地缘政治解读，(45)也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地缘政治内涵。(46)而这些，正是中国制订21世纪地缘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21世纪地缘战略必须、也只能由此而展开。
首先，在理念上，中国既然要做和平大国、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崛起，就要有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的勇气与智慧。中国21世纪地缘战略环境极为复杂。一方面，中国周边不少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疑虑，一些周边大国、强国，以及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历史纠葛的邻国，如印度、日本等甚至与中国争锋，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应对中国崛起。而一些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更是本能地运用权力政治、海权、空权、霸权等西方地缘政治理念及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在与中国加强“接触”，鼓吹“G2”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中国的“防范”。2009年末以来，美国不但在人民币汇率、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加紧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47)从中亚到阿富汗再到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美国积极构筑防波堤以“防范”中国并与中国争夺亚太主导权。在拉美、非洲及中东，甚至欧洲，美国也不放弃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也有不少积极因素。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东移及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为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最后起跳”提供了战略机遇。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因自身幅员、规模和实力不断上升而形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开始有能力影响、引导国际潮流、冲击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开始趋向于认同。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也形成了复杂的依存关系，二者间虽然冲突不断，但合作是“主页”。因此，中国有条件超越传统的、对抗性的、以争霸为指向的地缘政治理念，应对各种地缘政治挑战。
其次，在战略安排上，应分清主次，尤其要明确重点。在世界权力东移背景下，中国的地缘战略无疑应集中经营亚太，围绕亚太谋篇布局。亚太集中了世界上前10个人口大国中的8个(中印美俄日巴孟及印尼)、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中美俄)、9个有核国中的6个(中美俄印巴朝)、前四大经济体中的3个(美中日)，以及世界上10支最强大军队中的7支(中美俄日印韩朝)。再考虑到亚太发展前景及其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磁吸作用，可以说，在21世纪，谁能主导亚太事务，谁就能主导世界权力中心，增大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鉴于中国处于俯瞰亚太、总揽亚太全局的亚太地缘政治枢纽位置，中国实现全球大国目标的路径不在于直接经略全球，而在于集中经营亚太。因此，中国在战略上要收拢拳头，稳住重心，力戒目标太大、太多，谨防拉长战线，分散力量，尤其要避免四面树敌。最少在一代人之内，中国应立足于做一个亚太大国，抵挡刻意和急于追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战略诱惑。
在经营亚太过程中，中国要注意理清与亚太几种主要力量的关系，搞分层管理。一是要以建立周边依托带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加固“老东亚”核心圈，巩固“东盟+1”、“东盟+3”，并以此为基础，稳步推进亚太多个“同心圆”。二是在亚太一盘棋的大格局中分片经营周边。目前中国周边的四大战略方向中，北部与西北方面相对稳定；东南亚、东北亚及西部与西南方面三大方向不同程度呈现乱局，包括阿富汗战争胜负未定、巴基斯坦局势不稳定、吉尔吉斯“改朝换代”、泰国红衫军几落几起、朝核问题尚未解决、领土领海争端暗潮涌动、军备竞赛方兴未艾(48)等。尤其是，域外大国在周边与中国争夺战略影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未来一代人之内，中国亚太地缘战略重点会向东南亚、东北亚及中国西部方向集中。中亚、南亚直至波斯湾人口众多，油气资源丰富，尤其是国际地缘战略竞争的新重点，需要中国投入更多的力量。三是解决好与日印俄澳美等周边大国的关系。其中对日战略要着眼于亚太合作大局，不忘历史旧账，但又不受历史旧账长期困扰，鼓励日本进一步“脱美入亚”。对印澳俄美战略要持开放姿态，着眼于其亚太身份认同问题，欢迎、鼓励这些国家“变脸”、“变身”为亚太国家。如，继续支持“东盟+6”、帮助俄罗斯进一步开发远东等。对美国由于历史原因在亚太形成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关切，中国不应一概采取直接挑战姿态。对美在亚太的地缘战略活动也要具体分析，搞清楚哪些是刻意针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哪些是出于其他原因，不必风声鹤唳，事事回应，搞得满天风雨。四是积极推进以东亚为圆心的多层次、多样式区域一体化进程，由近及远，由易及难，包括上合组织合作、东北亚一体化合作、湄公河流域合作；“东盟+1”、“东盟+3”、“东盟+6”；以及“东亚共同体”、“亚太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尤其要持开放心态而不是封闭心态，不搞关门主义，不谋求把美俄印澳等排除在外。
第三，在重点经营亚太的基础上，着眼长远，注意全球布局。非洲、拉美和中东等世界主要资源区是中国扩展地缘政治影响的主要区域，但目前中国对上述地区仍应以经济合作和低位政治合作为主，尤其应以资源开发合作为主，少唱战略高调。欧洲在经贸方面与中国的摩擦将会增多，其“后现代主义”思维也将与中国产生冲突。但中欧摩擦总体上以议题摩擦为主，双方发生战略冲突、成为战略对手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对欧战略仍以合作为主轴，尤其要注意加强与欧盟各大国的双边合作。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对中国经济、贸易总量及国际影响力超过美国的戒心还会增强。中美虽然战略合作领域甚多，但在战略性领域也存在冲突隐患，如亚太主导权、发展模式竞争、经贸竞争和汇率之争、战略安全等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对中国而言，美国既是战略伙伴，也是战略对手，中国在寻求与美合作的同时，也应加强对美战略防范，尤其要防范美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塑造”及谋求控制世界资源等战略动向。
第四，在军事战略安排上保持内敛，既要有所准备，又要避免张扬。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不等于放弃必要的战略警惕，“居安思危”、“为了和平，就要备战”等观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有其生命力。必要的战略警惕、战略准备和充分的战略能力，恰恰是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的前提条件与战略保障。为保障贯彻以和平、睦邻为基调、以亚太为经营重点的全球地缘战略，中国不能不拥有让任何和平破坏者望而却步的、不可侮的战略能力，包括必要的核威慑能力。但这种战略能力又是取守势的、不张扬的，因而具有“外柔内刚”特性。美国实际上大大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但其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绝对规模并未明显增加，其接触距离还有所后撤，如战略重心由日本撤到了关岛。中国既然以经营亚太为21世纪地缘战略目标，而经营亚太的主要阻力在于美国及西方大国，中国在军事准备上就要以此为重点，包括保持必要的战略反击能力，适当加强海空军，尤其是要大力加强收发自如的远程空中打击能力。作为一个以亚太为重点的亚太大国，在发展目标庞大、反应笨拙、成本高昂、建设周期过长、战略上稍嫌落伍且比较张扬的超级大海军问题上则要保持谨慎。在战略部署上，要面向东南，重点加强面对濒海带的战略能力。
最后，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夯实实力基础。一国要实现其地缘战略追求，就不能没有相应的综合国力做后盾，其中的关键在于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冷战后之所以能够战胜美国及西方压力，地缘战略环境不断改善，除了战略得当外，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一路攀升。比如，中国经济总量1990年为3903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6.7％；2000年攀升至1198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2.2％；而到了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增至4401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0.9％。(49)2009年，中国GDP达335353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计价约为49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大大缩小了与日本的差距。(50)中国不但是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也成为第一出口大国、第一汽车产销大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2005年把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2007年提出“G2”概念。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甚至把“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寄之于中国。(51)换言之，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不仅是个国计民生问题，更是保障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地缘战略环境不断优化、改善的大战略问题。今后一代人时间，中国如能继续保持8％左右、长期稳定的发展速度，中国早则将在2026年前后，迟则将在2037年前后，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52)有此实力基础，届时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环境还将有更大的改善，也将握有更大的战略主动权和挥洒空间。
注释：
①程广中著：《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3-17页。
②[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2-3页。
③本文中的“东亚”指“扩大版东亚”，其范围打破传统的七大洲划分法，采用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观点，不仅包括传统东亚概念中的东北亚、东南亚，也包括印度半岛及大洋洲国家。这样定义东亚，概因“东亚”崛起促使原先不属于东亚的印度半岛及大洋洲国家越来越认同东亚，并与东亚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融为一体；而东亚要实现崛起，也不可能与印度半岛及大洋洲国家切割开。参见：[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0-154页。
④[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9页。
⑤"The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East or famine",The Economist,February 27th,2010,pp.71-72.
⑥Katie Baker,"Still betting on Asia's growth",Newsweek,March 8,2010,p.8.
⑦Gideon Rachman,"Why Japan is edging closer to China",Financial Times,March 9,2010.
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页。
⑨"The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East or famine",The Economist,February 27th,2010,p.71.
(10)关于“权力东移”说，还可参见：Martin Wolf,"An ambitious agenda",Financial Times,January 26,2010; Merle David Kellerhalw Jr,"Strong U.S.Engagement with Asia-Pacific Region Is Vital",Washington File,March 5,2010; Kevin Brown,“Consumer Spending starts slow shift east”,Financial Times,January 27,2010.etc.
(11)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日]田中明彦著，杨晶译：《世界系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4月，第13页。
(12)[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30、42、44、84、159、169页。
(13)[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14)[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12页。
(15)[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304-307页。
(16)[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85、229、236页。
(17)Merle David Kellerhalw Jr,"United States Seeks Deeper Ties with Asia-Pacific",Washington File,January 14,2010,pp.3-5.
(18)安格斯.麦迪逊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85、236页。
(19)Kevin Brown,"Consumer Spending starts slow shift east",Financial Times,January 27,2010.
(20)参见："I.M.F.chief expects Asia to exceed 7％growth rat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21,2010; Kitie Baker,"Still Betting on Asia's Growth",Newsweek,March 8,2010,p.8;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The Economist,March 20th,2010,p.105.
(21)Kevin Brown,"Consumer Spending starts slow shift east",Financial Times,January 27,2010.
(22)Raiph Atkins,"China to overtake Germany as world's leading export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10,2010.
(23)Merle David Kellerhalw Jr.,"Strong U.S.Engagement with Asia-Pacific Region Is Vital",Washington File,March 5,2010,p.3.
(24)"The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East or famine",The Economist,February 27th,2010,p.71; Jeremy Grant,"Trading on Asia-Pacific exchanges overtakes Europe",Financial Times,March 3,2010.
(25)Kathrin Hille and Amy Kazmin,"Asian jocked for influence in orbit",Financial Times,March 18,2010.
(26)中国海关统计：“中国主要进口商品量值”，引自《国际贸易》，2010年，第2期，第71页。
(27)Haig Sinonian,"Asia's wealthy drive a fragile recovery",Financial Times,March 19，2010.
(28)[美]索尔·柯恩：“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原载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46页。
(29)[美]索尔·柯恩：“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军事战略》，第145页。
(30)Christopher Connell,"Free Trade Focus Shift to 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 File,January 14,2010,p.6.
(31)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战略》，第135页。
(32)本文借用了杰弗里·帕克有关地缘政治思想“六大流派”的观点，保留了前五大流派，即“五大论”，删除了他所主张的“第六大流派”。参见[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87-190页。
(33)参见[英]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6-105页；[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2-143页。
(34)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战略》，第155页。
(35)[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37-41页。
(3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4-6页；[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8-169页。
(3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第259-272页。
(38)[美]托马斯·巴尼托著，王长斌等译：《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93-98页。
(39)[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6-79页。
(40)[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120-125页；[法]马塞尔·博多著，曹毅风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73页。
(4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4页、第259-260页。
(42)Gideon Rachman "Rising China is a real contender",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10.
(43)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战略》，第161-164页。
(44)[美]保罗·肯尼迪著：《没有永久的霸权》，第83-85页、第14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4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48页。
(47)Ian Bremmer,"China knows the time for lying low has ended",Financial Times,March 29,2010; Charles A.Kupchan,"Soothing China-U.S.tension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31,2010; Geoff Dyer,"Relations with US come under new strain",Financial Times,January 27,2010.
(48)Kathrin Hille,"Arms purchases by China's neighbours fuel fears of clashes",Financial Times,March 14,2010.
(49)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上升中的中国国力”，《新华文摘》，2010年4月，第47页。
(50)刘泉：“中国交了一份出色答卷”，《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月22日；
(51)David Pilling,"China will not be the world’s deputy sheriff",Financial Times,January 28,2010.
(52)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上升中的中国国力”，《新华文摘》，2010年4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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