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6-0168-06
一、问题提出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这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坊间流传甚广的一句调侃语，它用调侃的语气传递着如下的信息——女性在社会上要想有所作为的难度似乎要远远大于男性，而这暗示着性别不平等在社会分层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与传统社会分层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观点相左，在当代社会分层研究中，性别研究被引入社会分层领域，并与阶级、种族一起被认为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最重要的、最普通三种机制。①
让我们回到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现实情境。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大体观察，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两个相反的认识：一方面是女性的解放，使得1949年以来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强调的是阶级而否定性别的差异，女性拥有了同男性一样的就业权力，拥有了获得经济资源、权力资源与文化资源等决定社会分层体系的各种资源的机会，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资源配置与流动机会大体呈现出去性别化的趋势，尤其体现在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我们也能够清晰的观察到性别的建构，尤其是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一些优势位置，性别成为流进的天然屏障。②在1949年以来的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流动中，性别对于人们职业地位、教育地位、权力地位的获得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表1)。从统计检验来看，性别建构下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其中，女性在社会分层的优势位置中所占的比例要显著的低于男性，而在社会分层的劣势位置中，女性所占比例则要高于男性。
上述两种相反的认识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性别是如何发挥着作用的，即回到社会分层中的性别与阶级关系——当前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议题。对此，本文将实证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性别建构中的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与形成。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社会分层主流理论中，女性阶级位置的获得是决定于家庭及配偶的阶级位置的。新韦伯主义者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在社会上就业，但这不足以产生多大的影响，已婚妇女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对丈夫的依赖，家庭的阶级位置还是由男性户主的地位来决定。③虽然这一观点受到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批判，但是新韦伯主义者坚持其基本立场。④新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赖特认为新韦伯主义者的做法虽然存在缺陷，但是简单以女性的职业来界定她们的阶级位置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赖特由此提出间接阶级位置(与生产资源的非直接关系)对妻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丈夫的影响，如与同工人阶级女性结婚的中产阶级男性相比，与工人阶级男性结婚的中产阶级女性更有可能将自己归为工人阶级的身份。⑤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介入到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传统社会分层主流学派进行批判。⑥这种批判表现在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两个维度：⑦一是家庭是社会分层唯一的重要单位，二是女性的阶级位置等同于他们配偶。女性主义者一方面认为将家庭作为社会分层唯一的重要单位，模糊了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也忽视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并饱受不平等的事实。⑧另一方面，把女性的阶级位置等同于他们配偶的做法，混淆了女性的阶级体验，⑨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将性别分层与阶级分层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性别分层总是包含着经济与权力的平等，这些不平等正是在同时构建了阶级结构的关系系统中得以生产维系的。也就是说，女性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情况也正是她们在性别结构中所处的情境。⑩
在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批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两大观点：第一，家庭并非社会分层系统的唯一重要单位。与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相左，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女性阶级位置的去家庭化，认为随着女性参与市场能力的提高，不仅传统的原子化家庭开始瓦解，而且到底谁在家里说了算也越来越难以确定。(11)第二，女性的阶级地位并非从属于男性的阶级地位，女性主义强烈反对将女性阶级位置依附于男性的作法，认为女性更多的是从自己而不是配偶的职业环境中获得她们的阶级认同。(12)
在分析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时，我们需要研究视野的中国化情境转换。正如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每个时期分层规则都不一样，这不能不影响到性别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13)在官方话语中一直强调的是性别的平等，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虽然这也隐喻性别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不过这一导向还是具有促进性别公平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对此，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中，我们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
H1：不论是女性的客观阶级位置还是主观阶级位置，主要决定于她们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不取决于家庭与配偶的阶级位置。
H2：女性的阶级意识情感主要来源于女性的阶级位置体验，即取决于她们在资源配置中所处的位置，而不决定于家庭与配偶的阶级位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分析数据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14)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是否会受到配偶的影响，因此，在样本的选取上，本文使用该数据的已婚妇女样本，共计2707个。
(二)变量操作
自变量：女性的阶级位置，包括客观阶级位置与主观阶级位置。
因变量：包括两方面，一是决定女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位置的资源拥有情况，主要是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二是家庭与配偶阶级位置变量，考虑到阶级位置获得可能存在的先赋性，在因变量中将父亲的阶级位置纳入进来。具体变量定义及操作表2。
(三)分析模型
本文设计了6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模型1和模型2自变量为女性的客观阶级位置，模型3和模型4自变量为主观阶级位置，模型5和模型6的自变量为女性的阶级意识。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的因变量为女性拥有资源情况，以考查女性资源拥有对自己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获得的影响；模型2、模型4和模型6的因变量加入了家庭与配偶阶级位置变量，考查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受家庭与配偶的影响情况。具体参见表3。
四、实证分析
正如表1所报告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存在着性别建构，那么这种性别建构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议题。表3列出了女性客观阶级位置、主观阶级位置以及阶级意识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一)女性客观阶级位置获得
我们首先来看女性客观阶级位置的获得。在模型1中，单纯考察了女性资源拥有对于其客观阶级位置获得的影响。从结果来看，最具有意义的影响因素是文化资源的拥有，这种影响大于中共党员政治身份的获得与经济资源的拥有这两种因素，这表明文化资本对于当代中国女性阶级位置获得的影响力是大于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这一现象很有趣，它与以往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的已有认识(16)——表现出显著的不同。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和男性重视政治资源的拥有不同，女性更重视非政治资源之外的文化资源的获取，因此单纯来看女性拥有的资源对其阶级位置获得的影响的话，文化资源往往是首要的决定影响因素。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家庭与配偶阶级位置的变量，我们看到情形有所变化。首先，对于女性阶级位置获得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女性的组织资源和丈夫的阶级位置，而文化资源拥有的影响力则发生了下降。在这里，我们似乎能够为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关于女性阶级位置决定于丈夫阶级位置的论调找到证据，也似乎能够为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女性的阶级位置并不决定于家庭及丈夫的阶级的观点提供论证。但是，我们可倾向于认为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体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的男权主义色彩，也具有性别平等的导向下承认女性努力而获得较好阶级位置的行为。当然这也可以支持如下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观点：学的好(干的好)不好嫁的好，当然，学的好又嫁的好对于女性优势阶级位置的获得更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女性主观阶级位置
模型3与模型4考察了女性主观阶级位置认同情况。模型3单独考察了女性资源拥有情况对于其阶级位置主观认同的影响。对比模型1和模型3，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但是对于女性客观阶级位置的获得和对女性阶级位置的主观认同的影响是极不一样的。如果说，剔除家庭与配偶阶级位置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文化资源对于女性客观阶级位置的获得具有显著的意义，那么在主观阶级位置认同方面，情形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化资源的影响是最小的，而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的影响则上升为首要的，这表明，对于女性而言，有钱有权是认同自身阶级位置的首要标准，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比较，女性在阶级位置的主观认同上，倒是表现出了去性别的差异。
模型4进一步考察了家庭及丈夫阶级位置对女性阶级位置主观认同的影响。从结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丈夫的阶级位置对于女性主观阶级位置认同的影响上升到了首位，也就是说，丈夫的阶级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女性的主观阶级位置。比如说，处于中产阶级位置的女性如果嫁的不好，那么她更倾向于将自己归属到丈夫所属的比她低的阶级中去。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如果嫁的好，那么她会将自己的阶级位置归属到丈夫所属的社会上层中去。这一结果有力印证了赖特提出的“间接阶级位置”对女性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丈夫的影响的观点，(17)尽管这对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而言，是个十分沮丧的结论。
另外，在模型4中，我们注意到父亲的阶级位置对于女性主观阶级位置认同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父亲的阶级位置越低，女性的主观阶级位置认同越高；父亲的阶级位置越高，女性的主观阶级位置认同越低。这一结果暗示着女性的主观阶级位置认同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在那些父亲阶级位置不高的女性因社会流动开放而获得较高阶级位置(或因丈夫阶级位置的影响)而形成较高主观阶级位置认同的同时，那些父亲阶级位置较高的女性在自己的主观阶级位置认同方面，往往会参照更高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当然父亲阶级位置的影响会呈现出示微的趋势，因此，我们看到父亲阶级位置对于女性阶级位置主观认同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其他变量。
(三)女性阶级意识的影响因素
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女性资源拥有以及家庭与丈夫阶级位置对其阶级意识的影响情况。首先，模型5单独考察了女性资源拥有情况对于其阶级意识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新的情况的出现——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对于女性阶级意识具有突出的影响，组织资源拥有对于女性阶级意识的影响则相对要小的多，而经济资源拥有对于女性阶级意识的影响则失去统计的意义。就此，我们已经能够大体看到组织、文化、经济三资源对于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影响逻辑：首先女性要获得良好的阶级位置，那么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与经历，而组织资源与文化资源对此的意义则要小的多；但是在评价自己的阶级位置时，女性又回归到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去——有钱有权——这是她们认同自己阶级位置的首要标准，而文化资源则成为了点缀；然而在阶级意识方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资源的复苏，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往往更具有冲突的阶级意识，更倾向于认同阶级之间是存在着利益冲突的。
模型6考察了家庭与丈夫的阶级位置对于女性阶级意识的影响。从模型6的结果来看，即使加入了家庭与丈夫的阶级位置变量，女性的阶级意识依然表现出决定于个体而不是家庭与丈夫阶级位置的特征，文化资源拥有依然是决定女性阶级意识的最强有力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女性更多的是从自己而不是从家庭与丈夫的阶级位置体验中获得了她们的阶级意识，这倒是印证了女性主义的观点。
五、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性别建构中的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与形成。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假设1部分成立，女性的客观阶级位置受自己拥有资源的影响，也受到家庭与丈夫的阶级位置的影响；而在主观阶级位置认同方面，虽然女性自己的资源拥有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丈夫阶级位置影响是最强烈的。从研究假设1的检验结果来看，我们既能找到传统分层理论关于女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位置的观点的论证，也能找到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阶级位置获得的自主性回归的证据。从研究假设2的检验结果来看，女性的阶级意识情感，主要来源于女性的阶级位置体验，虽然丈夫的阶级位置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不能取代女性在阶级意识上的自主性，这充分论证了女性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总体来看，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这样的现实：虽然妇女解放是当代中国积极致力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我们看到女性的阶级位置的获得依然一定程度地决定于家庭与配偶的阶级位置，特别是在阶级位置的主观认同方面，这种配偶阶级位置的依附性更为突出。这表明，性别不平等在现实中的社会分层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与现代女性主义关于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分歧在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女性客观阶级位置的获得是既取决于自身的资源拥有，也取决于丈夫的阶级位置，特别是在女性阶级位置主观认同方面，丈夫阶级位置的影响更为强烈，这意味着性别本身就是社会分层体系的建构机制之一。对此，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将女性阶级位置完全依附家庭或丈夫的阶级，忽视性别的机制显然不利于更深入的揭示社会分层体系的建构。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则在对传统分层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女性的阶级位置完全剥离家庭与配偶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的“脱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当然，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的实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只是一国的经验，并不一定就是跨国别的普遍规律，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佟新：《性别与性》，载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Anthony D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1973; Anthony Health and Nicky Britten:"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A Reply to Goldthorpe".Sociology,1984,Vol.18,No.4; John h.Goldthorpe: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
④Anthony Health and Nicky Britten:"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A Reply to Goldthorpe".Sociology,1984,Vol.18,No.4.
⑤Erick loin Wrigh:"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Politics and Society,1989,Vol.17,No.35.
⑥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244页。
⑦Parsons,Talcott: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Glencoe,IL:Free Press.1954；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⑧Elizabeth Garnsey:"Women's Work and Theories of Class Stratification",The American Sociology,1973,Vol.78,No.4.
⑨Michelle Stanworth:"Women and Class Analysis: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Sociology,1984,Vol.18,No.2.
⑩Joan Acker:"Women and Stratification: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Contemporary Sociology,1980,Vol.9,No.1.
(11)Peter McDonald:"Can the Family Survive?",Australian Society,1983,Vol.2,No.3.
(12)Kathleen Ritter and Lwell Hargens:"Occupational Positions and Class Identifications of Married Working Women:A Test of the Asymmetr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5,Vol.80,No.4.
(13)如张翼的实证分析，在1949年以来的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流动中，性别对于人们职业地位、教育地位、权力地位的获得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0-211页。
(14)该调查抽样方法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60-372页。
(15)阶级结构中的阶级位置测量方法采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阶层划分操作方法，具体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6)李博柏、魏昂德：《政党庇护下的职位升迁：通向中国管理精英的庇护性流动之路(1949-1996)》，载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Erick loin Wrigh:"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Politics and Society,1989,Vol.17,No.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