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后党史主线的一点认识——兼谈如何看待历史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主线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建国后党的历史，确定其主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条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但这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主线是个纲，它的确定影响到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全貌的认识，从而直接关系到一部史书的面貌和基调（比如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基本肯定性的，还是基本否定性的等等），同时也决定着全书的布局、章节的结构等等（主线一旦确定下来，全书各章就会与之相联系，成为这条主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确定建国后党史的主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的研究很重要。我对此提些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说得不周全、不恰当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这条历史主线是什么
可否这样表述：新中国成立55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薄一波深刻领会了邓小平讲话的内涵，用六个字概括了这个意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很好地概括了55年的历史主线，也很好地说明了第一、二、三代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脉相承的。
二、为什么说这条历史主线也涵盖犯错误时期
对这一表述的最大疑问是：这条主线能否涵盖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的时期？比如，是否包括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10年？是否包括“文化大革命”这10年？我认为也包括。这主要从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来说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指以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为特点的大跃进运动。始于1955年下半年的经济冒进，经历了反冒进、批评反冒进，最后发展为“大跃进”，持续到1958年10月。此后至1959年7月曾有9个多月的纠“左”。但由于错误批判彭德怀进而在全党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进程，结果是从1959年8月持续“大跃进”到1960年冬。这几年“大跃产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工作存在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总之都是公有化程度过高造成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导致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不能因此把这段历史排除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之外。因为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复杂，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
从客观方面讲，我认为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第一，实践经验不足。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毛泽东都有过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实行，有的未贯彻到底，有的还有反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践经验不够。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还非常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才开始的时期。感性认识尚未充分，还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与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认识，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阶段问题上（这跟所有制结构紧密相关），毛泽东有过正确的判断。起初，毛泽东曾设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实践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首先觉察并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但是，毛泽东这一正确认识，不但没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了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超越阶段，成为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而超越阶段本身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清楚。
与此相关，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也曾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比斯大林的认识有所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为后世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实施。列宁就说：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尽管列宁为实践所迫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恢复商品经济），但他认为这是短暂时期的策略原则，是一种退却，半年后就宣布退却已到终点。后来斯大林有所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并在有限范围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意义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经济仅限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价值规律也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也是严格对立的。这种情况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已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是很不简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认为中国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要大发展，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正确思想。他还说过：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非但没能坚持也没能很好地贯彻在实践中，反而在以后有所反复（毛泽东晚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这就在斯大林的理论基础上倒退了），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确曾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国际环境的影响。比如，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一方面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以及脱离实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在那个时代更突出。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又比如，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不无关系。如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下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他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影响。
第三，制度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笔者注）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这方面的错误，主要是以不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功。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非常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首先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但为什么还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呢？这就不能否认，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科学之处，最主要的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是不能与时俱进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而产生的失误。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可以说与两方面的理论失误有关。一个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中的“一定条件”加以泛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明确是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时期。如果把这“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另一个理论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结论作了教条化的理解。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只记住了结论——要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又比如，对“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消除。他们是否说错了？不是。这里的关键是，他们说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生产，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这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页。）。既然“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必须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而当今没有任何国家实现了这一条，当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经济。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只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所说的前提，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理解。与此相关，现在有人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显然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没有实现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国家里，全都存在商品生产，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点的正确。所以，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错了，而是我们以前对他们的观点理解错了。再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为依据的。这个理论并没有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所以没有理由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更没理由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做只能把局势搞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奋斗目标，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
从以上对失误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可以说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犯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识得很清楚，这里面有实践不足因而经验不够的原因，也有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解的教训，还有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与时俱进的教训。有了这些教训，才有了今天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逐渐走向成熟，走上了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条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二部分“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共总结出六条主要经验，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条经验，确实是从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总结出来的极其宝贵的经验，这条经验的总结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
如果我们同意对历史错误发生原因的这种分析，那么，犯错误的历史时期，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三、从这条主线看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主线的这种表述，就比较容易了解这段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不仅了解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历史事件及各事件本身的过程，而且理解各重大事件之间的衔接，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和转化，理解其发生的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种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必然性。恩格斯曾赞扬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之处，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是这种历史感的重要内容。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给人以启示。
把握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根本方法，是运用矛盾的法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都是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这就说明，历史过程中依次发展的阶段，都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所形成的某种发展阶段；只有掌握了矛盾发展的线索，才能够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和表面的偶然性，揭示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提出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建国后在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矛盾、解决矛盾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就是在不断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迈进的。矛盾产生、发展、解决，又在新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解决的不断过程，就是建国后党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循着这一内在逻辑，比较容易把握重大事件的本质及各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有规律可循的，也才是完整的、准确的和深刻的。
具体来说，在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三个：一是党领导人民为发展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即人同自然的矛盾；二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三是我们国家、民族同世界列强的矛盾。建国后的党史，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三大矛盾中发展的历史；我们经历的种种曲折，就是在这些矛盾斗争中因各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出现的曲折。
这些重要矛盾，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为，人们为发展生产而进行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又常常引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作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各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建国后历史上的各重大事件，如从建国头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毛泽东提出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到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提出用“一化三改”解决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个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从三大改造完成后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党中央采用两条路子（一条是在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一条是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加速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在此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等；从我们由于一度使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状况因而犯了严重错误，到我们党自己逐步纠正错误，最终实行改革开放，寻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整个这一历史过程，其发展的线索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当我们正确处理了这一矛盾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顺利健康发展，反之则发生失误。
50多年来，我们党就是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处理、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强自身的建设，完善自身的领导体制，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四、从这条主线看如何对待历史错误
许多同志之所以觉得这段历史难写，就是因为这段时期犯错误太多。错误写多了，怕被指责抹黑历史；写少了，怕被指责不实事求是。左右为难之下就考虑设法多写成就，少写错误；但又出现写成就和写错误的比例问题等等。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主线的上述表述，那么，既然错误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就不必讳言；而对于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因犯了错误而讳言。因此对待历史上的错误，第一，不回避，错误是客观存在，不是多说少说的问题，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关键是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要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对党所犯过的错误挖苦嘲讽。这样的研究和写作才有价值，才能起到总结规律、吸取经验教训的作用。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那就是苏联的解体和演变。我曾在2002年6月到俄罗斯访问两周，在这方面有些感想。的确，苏联的解体和演变是种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存在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外交等许多领域，可以从许多方面探讨。然而有个问题值得深思：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再严重，也应能通过改革解决，怎竟至于在“改革”中亡党亡国？恩格斯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经常要做的事，社会主义要在改革中前进。比如中国，就正是在改革中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纠正了原先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方面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大踏步健康发展，改革取得了成功。为何苏联会在改革中翻车呢？就算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精心设计的，他们也不至于把国家的灭亡、自己的完蛋设计在其中吧？无论如何，就亡党亡国这一点而言，非始作俑者之初衷，更非人民所希望的。那这一悲惨结局是何原因所致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领导的改革，是建立在全面批判、全盘否定自己党和国家历史基础上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全面改革的决心。这种错误的舆论，导致人们思想混乱、信仰崩溃、对党和政府极度不满、认为这样的党和国家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由此掀起了1989至1990年间的反共狂潮。正是戈尔巴乔夫一伙毁灭历史的所作所为，涣散、破坏和削弱了整个国家的力量，使苏联的党和国家不可避免地分裂并走向灭亡。
一次座谈，有位俄罗斯学者谈到他在中国一所大学访问，听到一位学生回答他的提问时说，对毛泽东要看到失误的一面，也要看到功绩的一面，功绩大于失误。于是这位俄罗斯学者非常感慨地说：“我感觉中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具体分析的。由此我想，对我国历史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当谈到斯大林时，也要强调他把国家建设成了强大的国家，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的错误是大清洗。”我当时想，其实这位中国学生的回答很普通，因为这已是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32年的历史，既指出我们犯过错误，又指出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在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出中肯分析的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样一个中国人民共同接受的道理，却使这位俄罗斯学者如此感慨，就因为这个道理在苏联没有。那里的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不仅将其全盘否定，而且将其残忍焚尸。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告诫苏共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和领袖，写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稳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时过30多年，以戈尔巴乔夫一伙为首的苏共旧错重犯，更加彻底地全盘否定自己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戈尔巴乔夫搞的公开性，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把过去骂得一无是处。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将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全部骂倒，连篇累牍地描述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大量发表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和著作，大量披露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大肆渲染弊端造成的巨大浪费、侵犯人权、生灵涂炭。用美国原驻苏大使马特洛克的话说，连“苏联军方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受到批评”。他说：“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和学者不断努力，成功地揭露了过去的许多暴力和丑闻。”结果怎样呢？正如这位幸灾乐祸的美国人说的：“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的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就是这样垮台的。道理很简单，把自己的历史全盘否定了，自己还有什么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还有什么继续存在的根基呢？“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话堪称千古名言。我体会到了这位俄罗斯学者一番话里，包含着的对以往人们（也许包括他自己）片面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领袖的自责、反省及对戈尔巴乔夫一伙全盘否定历史的谴责。
从苏联改革的失败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成功，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们要从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充满坎坷的历史，对领导人民走过辉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领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不公正态度。我们应该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说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总结党执政的规律，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的依据，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历史时期，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其实正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情况的反映，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我们党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这些错误并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错误，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错误很离奇，但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这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曾回顾八大后这段历史，他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这段话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错误与人的认识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指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否定我们党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而是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研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轨迹，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五、从这条主线看如何对待领袖人物的过失
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主线的上述表述，那么，既然错误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有其主、客观原因的，那么，对领袖人物的过失就不能仅看重个人过失，而应该像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理“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一度有同志把过去的错误仅看作毛泽东一人的问题，似乎别的人都正确，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犯错误；而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又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他个人的品质问题。这种观点无助于正确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达到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巨大功绩，固然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结底，是时代和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他们由于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和集中集体智慧，因而能够对历史的前进起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也不是离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句话，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误都得不到正确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史观的地方。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运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诚然，毛泽东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随着党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和他本人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逐渐骄傲起来，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对这种错误，毛泽东个人无疑负有主要的责任。
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从整体上说，我们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从我国情况看，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更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因此，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除前面提到的受国际环境影响和理论上的失误外，还有一点，就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这种错误就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过失。这个社会历史原因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习惯于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这一历史特点，使我们党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沿用过去熟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容易把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做阶级斗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其次，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未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无应有的权威。这种情况，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还应看到，过去的错误不是仅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某个人一样，把一切错误归于某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我们一些长期同毛泽东共事的他的战友们，以及很多长期跟随毛泽东战斗的他的学生们，也深感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决心记取应有的教训。”这样说，不仅是一种勇于负责的态度，而且也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对领袖人物的过失，是仅着重个人责任，还是着重分析社会历史背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有过重大经验教训的。民主革命时期，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犯了“左”倾错误。当时，就是因为只着重追究个人责任，没有着重从客观历史条件做出科学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因而未能防止这类错误的重犯。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专门总结了这一教训。他谈到我党历史上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的斗争，缺点之一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对此“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8页。）。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时，指出既要恰当地说明他个人的责任，又要着重分析他犯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邓小平曾针对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的曲折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的情况，指出，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他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他说，“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正确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应该是研究党史的重点。
六、从这条主线看这段历史的全貌
历史主线及与历史主线相关的上述问题解决后，历史全貌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具体讲，我们这29年的历史写出来，就不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的昏昏暗暗的历史，而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29年了。
涉及历史全貌，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是历史主干的问题。一般而言，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毛泽东说得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这给我们研究历史一个方法论上的启示，那就是研究历史时，那些众说纷纭的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确实非常容易吸引人的视线，但不能把目光太集中于此。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是经济。尽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斗争有力地反作用于生产斗争，但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决定着其他方面的斗争，是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础。决定历史全貌的，是生产；生产，是历史发展的主干。
用这个观点来看历史，比如说看“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虽然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斗争等错误，但在这10年里，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交通运输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新增铁路、新建公路、黄河大桥、长江大桥；教育、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1964年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更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把这作为历史主干来看这段历史的全貌，那就是邓小平说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用这个观点来看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他的主要失误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等于说他不重视发展生产。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三五”、“四五”计划都如期完成了，四届人大又重提现代化，可见他并没有忘记发展生产，只是由于上述失误特别是处理阶级斗争的失误使生产的发展受到干扰。总之，认识历史的全貌，在努力把握全面性的同时，要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主干。尽管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把建国后的党史归结为一部政治斗争史。因为历史的主干和基础是经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相反，既确认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充分肯定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建国后党的历史来看，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有时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许多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才在相应的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所以，我们研究党史，要研究各个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这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逻辑线索。
这里面穿插着一个“20年的左”这个问题。邓小平这样讲，有些同志不理解，说为什么说是20年的“左”而不只是“文化大革命”10年，既然“文化大革命”前1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怎么又是“左”；如果说是“20年的左”，为什么又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两种说法岂不矛盾。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讨论时，有人拿出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就巨大的话来，有人拿出邓小平讲搞了“20年的左”的话来，感到很困惑。
我认为邓小平说得没有错。胡乔木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们为什么犯了20年左的错误？”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看从哪个层次讲：从总体来说，我们在那20年里超越了阶段，搞单一的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处理社会矛盾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这个层次而言，是20年“左”。但具体到每个时期，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讲经济建设，“大跃进”是“左”，但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后，建设基本在正确道路上发展，国民经济基本走上正轨；“大跃进”中间也有阶段的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就“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指导思想讲，争论不是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而是如何搞经济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还是在经济建设上；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但也有纠“左”的努力，第二次纠“左”后，建设基本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等等。这样具体分析，可能会认识更全面一些。
这里面还有一个辩证地看待历史的问题。正确总结和评价历史，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面对历史的复杂性，邓小平的重要方法，第一条，要看主流。例如，“文化大革命”前10年是建国后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邓小平谈到评价这段历史时强调要有科学的方法，并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二是“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6页。）？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他还说：“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着眼于主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第二条，要注重分析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例如，对“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重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能够这样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作这样的联系，是邓小平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一个范例。相反，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党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作任何简单的、笼统的、直线的分析与评价，都无益于经验教训的总结。
总之，以上述观点评价这29年，可用24个字来概括：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丰富，教训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对这29年历史全貌的评价，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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