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进程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2－0003－09
1978年以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推进进程中，有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二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以及随后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将人们从思想迷雾和徘徊中引导出来，将改革引向了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阶段；三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及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将思想解放引向长久和深入，将改革引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在这三个标志性事件中，“南方谈话”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是人们在思想和实践上面临迷惘、徘徊、观望，因而可能导致改革开放停滞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过程遭受“左”的因素困扰，而且改革出现延缓甚至局部倒退的关头发生的，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处在并存、磨擦和冲突的临界状态下发生的。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南方谈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具有“创世纪”的划时代性质，“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具有集大成的总结性质，“南方谈话”则具有阶段性的里程碑性质。
一、“南方谈话”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实践困境与理论难题
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伴随改革的推进，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迅速成长。基于两种不同体制因素的新旧利益格局的冲突和磨擦日益加剧，经济运行出现日益严重的失序；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与态势在双重经济体制之下的运行中积累的不健康因素逐渐增多，经济逐渐趋向过热。1988年，中央不得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三年“治理整顿”。与此同时，人们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会主义观点看待改革，肯定改革开放的观点。1989年下半年即“六四”风波以后，第一种观点迅速抬头，逐渐发展，并开始影响整个社会思潮。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有落空的危险，在指导思想上则面临着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和动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危险。
1988年，经济发展的过热局面发展成各地抢购风潮涌起、市场剧烈波动的严重局面。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治理整顿”。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宣布“治理整顿”时期基本结束。三年“治理整顿”对于优化经济环境、理顺经济运行秩序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一期间，由于改革开放放慢步伐，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全面、严厉的紧缩措施，经济发展速度出现减缓和滑坡。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例，1983～198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1984年高达14.7％，而1989年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4.3％，1990年下降到4.1％，1991年有所提高，达到8.2％。［1］（P3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多、工业化尚未实现的国家来说，3％～4％的经济增长速度无异于停滞。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不可能实现，因为，按实现这一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要以年平均6 ％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问题在于，在中国本来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一股企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因“六四”风波以及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迅速抬头。1991年6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并列，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两个中心。10月23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文章，指出我国当前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鲜明、激烈、尖锐”。1992年1月5日北京某刊刊登《反和平演变三论》的长文，文章说，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还存在，……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文章还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由此可见，在思想界，出现了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呼之欲出。同时，一些人针对“六四”风波和苏东剧变，提出要大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出中国应该扛社会主义大旗，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采取上述主张，中国将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境地，经济建设将受到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冲击。不仅如此，如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当“头”，会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在理论上面临被从根本上否定的危险。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对前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进行适当调整，以有利于经济秩序的调整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一方针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求稳怕乱”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前述“左”的思想和主张的影响下，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不敢坚持改革开放，许多人害怕因为坚持改革开放而背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三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整体上趋于停顿，局部领域甚至出现向旧体制的倒退。
从改革的目标模式上看，“治理整顿”期间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来说，是一种倒退，即开始出现了向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复归的趋势。十三大提出的目标模式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范围的，因而不存在主辅的区别，两者应达到内在有机统一。而“治理整顿”期间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实际上强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属性，计划是高于市场、支配市场的体制因素。
从改革推进的领域看，“治理整顿”期间改革推进限于局部领域。一方面，从指导思想层面上看，这三年虽然也强调了深化改革，但主要是强调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从改革的实施层面上看，主要是在调整外汇牌价、促进汇率趋于统一；改善价格结构，促进“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并轨；调整关税税率，取消一些商品的出口补贴等单项性质和改革和局部性领域展开，而且这些改革带有调整性质，与此前的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革与重构形成鲜明对比。
与整体改革推进步伐趋缓并存的是，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出现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在城镇集体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调风”。例如，甘肃省轻工联社系统效益较好的74家企业，被行政部门以行业归口为由无偿划走资产2800万元。太原市借行业调整为名，划走集体企业40个，平调资产3.1亿元。据有关部门调查，江西、河北、四川、河南、贵州等省都或轻或重地刮起了这种新的“平调风”。在农村集体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向原有“人民公社”体制复归的势头：一些地方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将承包到户的土地收回；借调整地块为由，大幅度提高土地承包费；一些地方甚至采用赎买的方法，将农户资产收归集体。正如《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这些做法，使农民群众产生了种种疑惑，是不是党的政策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了”。［2］（P280—281）在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了“一刀切”行政指令性手段，向运用行政方法调控经济的旧体制因素的复归。在紧缩银根过程中，从中央银行、专业银行总行起，一竿子插到底，缺少区别政策；在调整存量时，对效益好和效益差的企业不做区别，采取“先压下来再说”的做法。为了稳定经济和人心，采取“财政拿钱买安定”的办法，忽视顺理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对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问题，采取“堵截”办法多，而采取“疏导”办法少，往往是采取紧缩范围、限制内容、取缔交易等办法，造成“一治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循环。
从改革的实际效果看，这三年的积极效果主要是稳定了经济，但在经济体制上没有达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企业亏损面迅速扩大，亏损额连续两年急剧增加，198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为81亿元，1989年增加到180亿元，增长1倍多，1990年增至348亿元，又几乎增加1倍，1991年继续增加， 达到367元。［1］（P430）此外，经济运行质量没有改善， 积压产品迅速增加，大大超过库容，国家财政趋向严重困难。所有这些表明，“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从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看，这三年逐渐滋生着一股否定改革的“左”的思潮。其标志就是将改革称之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予以否定。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文章所说“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具体来说，包括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都是属于“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性质和范围。1990年10月5日， 北京某大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的文章，文章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1990年10月17日，北京某大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一文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由此可见，理论界出现了全盘否定市场导向型改革的思潮。
第三，对外开放举步维艰，在理论上遭遇重重责难。伴随“治理整顿”以来宏观经济紧缩以及经济运行的滑坡，特别是“六四”以后西方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遭遇巨大阻力。1989年与1988年相比，实际利用外资额不仅没有增长，而且绝对减少1 亿多美元。1990年略有回升，也仅达到1988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在理论上，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遭到责难。一些论者提出，在经济特区，只有国旗和党旗是红的，其它都是白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用外资多一份，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商承包开发（如海南洋浦），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是卖国贼行为。
因此，“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三大重要的现实困境，即发展速度严重滑坡，改革进程近乎停滞，开放步伐陷入停顿。如果不迅速摆脱这种困境，任其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就会被扭曲，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会被扭转，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也会“流产”，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就会中途搁置，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会中途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再次偏离正确的航程。
问题在于，正在此时，“左”的思想与势力趁“六四”风波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获得了抬头与发展的“契机”与“势能”。如果任其发展，可能重新上升为占主导的指导思想。
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处在一个退与进的关口上，尚未突破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和市场经济体制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范围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力量对比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体制在1979年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即使局部范围存在着“自由市场”也不是独立的经济体制因素。1979年以后，市场开始成长为独立的经济体制因素，开始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但是，一直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运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和附庸。1987年以后，市场与计划的并存地位在目标模式上被确立，同时，经济体制在客观上开始出现典型的“双轨制”体制格局。按照经济体制转轨和推进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进程，中国经济体制的运动应该逐渐突破这种“双轨制”格局，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因素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格局。但是由于“治理整顿”期间改革步伐趋缓、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局部复归，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可能重新取得支配地位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又可能构成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出现向传统模式复归的体制基础。
总之，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探索不进则退的临界点上，处在选择前进方向的十字路口上。
二、“南方谈话”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摆脱前述现实困境与理论困扰的关键是如何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层面上认识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具体来说，需要在理论上解决和明确的主要问题有：
1.要不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国内层面上看，是继续像“治理整顿”期间一样，以稳定为中心，还是抓住机遇，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其次，从国际形势角度看，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以后发动并参与意识形态之争，还是集中精力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第三，从党的整个指导思想上看，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还是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使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
2.要不要推动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也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还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其次，通过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否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第三，股份制、股票市场等手段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是否可以采用？
3.要不要加快对外开放进程。首先，要不要继续通过实施沿海地区开放，促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其次，要不要继续兴办经济特区？第三，要不要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等？
上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是否要通过大胆探索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问题。
“南方谈话”集中从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解决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首先，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力争使经济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指导思想。
针对一些人试图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企图，邓小平提出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他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要从根本上抵御“六四”风波一类的动乱，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须靠加快发展，而不能单纯靠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的最终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3］（P370—371）
针对“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滑坡”，一些地方消极等待，可能坐失发展机遇的状况，邓小平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并提出了“台阶式”发展观。早在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就表达了对“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滑坡”的担心：“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3］（P354）在“南方谈话”中， 他尖锐地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3］（P375）他对1984～1988 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予充分肯定，“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到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同时，邓小平对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滑坡提出批评：“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能算稳的功劳。”［3］（P377 ）邓小平还以中国的经验和国际经验作参照，提出“台阶式”经济发展理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3］（P375—376）
其次，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阐明了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这一衡量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判断标准。
针对一些人在理论上否定改革必要性的主张与认识，邓小平将改革上升到“解放生产力”的高度。“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P370）因此，不断地推进改革，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针对一些人和地方在改革中的保守心态，邓小平倡导“三敢”精神，即“敢试，敢闯、敢冒”。提出用30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建立比较定型和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P372）
制约改革开放的要害的问题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因此，要推进改革开放，关键是在理论上说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此前邓小平主张通过“不争论”来防止这种争论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阻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则正面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首先一针见血地点明“社”“资”之争是制约改革开放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3］（P372 ）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解决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问题，如果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标准，改革开放冲击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经典作家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因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在于，不应该用这种经典的、书本上的标准来衡量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P372）按这种标准来衡量，实施股份制，兴办经济特区，发展“三资”企业，在农村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样就旗帜鲜明地界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及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的性质与正确性。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方面，针对一些人对市场导向型改革的责难，同时，教条主义地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后，一直到1990年，邓小平同志先后9次讲到社会主义可以实施市场经济的体制。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和对市场的责难，进一步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理论提升和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 ）这样就为从根本上突破长期以来固守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观念，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扫清了思想和认识上的障碍。
第三，邓小平阐明了加快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针对一些人对经济特区的责难，邓小平明确表态：“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针对一些人对利用外资的批评，邓小平指出：“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要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针对一些人借沿海与内地差距过大的现状片面主张沿海直接支援内地的观点，邓小平强调，“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 ］（P374）鉴于此，邓小平同志主张沿海地区要加快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3］（P375）
三、“南方谈话”的重要历史地位
我们可以从四个历史角度来看“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
首先，从“南方谈话”以来的10年的角度看，“南方谈话”回答了要不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问题，在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南方谈话”一举打破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徘徊局面，推进了此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进程，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南方谈话”向全党下发和传达。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部署。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3月到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南方谈话”精神的方案。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 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作为中央4 号文件下发。6月9日，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央基本赞成“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一改革目标模式。“十四大”则正式提出了以这一模式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此，从改革角度看，“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基调，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经过近10年的改革，到20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宣布，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充实和完善这一体制的新时期。
从开放的角度看，“南方谈话”启动了中国全面开放的进程。1992年年初，中央给上海扩大5类项目的审批权，同时给予了上海5个方面配套资金筹措权。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吸收外商投资、 开发建设洋浦开发区；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为开放城市，批准设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5月，中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 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对外开放格局。文件要求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发区，加快内陆对外开放开发步伐，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批准设立大连、广州保税区。6月，国务院批准近60 个县市列入开放地区，同月，开放芜湖等长江沿岸5个城市。到此，全国初步形成从沿海、沿岸、沿边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方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2000年间，利用外资迅速增长，1992～1998间，年均递增2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594页数据计算）。到2001年10月，累计利用外资3872亿美元。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伴随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由1991年的33.3％提高到2000年的37％。全球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300家在中国落户。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加快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也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时期，1992～1994年，中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3 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1995年开始略有下降，直到2000年，除个别年份外，都保持在8％以上。1992～2000年8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历史角度看，“南方谈话”深入、全面地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出现徘徊，人们思想出现迷惘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南方谈话”承担的历史使命很重要的是要科学评价已有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成果，科学总结这一进程的经验教训，促进思想解放。“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兴办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等方针政策，以及1984～1988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充分总结了这一阶段的不足与教训，例如思想解放不够，三年治理整顿期间片面强调宏观经济稳定而忽视加速发展，没有及时开放上海等。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南方谈话”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见解代表了时代的呼声，历史的呼声，人民的呼声，因此能够迅速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有如黄钟大吕压倒了“左”的瓦釜之鸣。
更重要的是，“南方谈话”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全面的思想解放，真理标准大讨论树起了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南方谈话”则确立了检验真、假、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要是确立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抽象的哲学标准，“南方谈话”则解决了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真理的问题。因此，“南方谈话”不仅仅解放了思想，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们的实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进程的深化。
第三，从中国共产党50多年执政史的角度看，“南方谈话”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批判了“左”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长期陷入“左”的错误，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4］（P254）在中国， “左”的错误占主体地位达20年之久。1979年以后，‘左’的错误依然存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左”的错误在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反“左”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面临的首要的思想理论领域的任务。
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左”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预测性论述，在生产关系上追求纯粹，同时，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进生产力脱离实际地超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上述第一个方面。具体来说，主要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来衡量改革，将一切不符合经典作家论述字面意义的改革举措都责备为“资本主义”，动不动就用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方法来对改革开放兴师问罪。“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用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和论述指导一切的框架，但上述用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论述来指导改革开放的框框未从根本上打破。“南方谈话”则直接批判这种思想倾向。“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左”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危害，主要是要反“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3］（P375）这一番话， 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左”的表现，“左”的危害性，“左”的顽固性，反“左”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实际上，“南方谈话”通篇是一篇维护党的基本路线，维护改革开放，反“左”的宣言书。
第四，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80年的理论探索史的角度看，“南方谈话”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系统理论总结和提升，提出了系统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探索的党，建党80多年来，她一直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在中国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了一条中国式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理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创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由于“左”的主体错误的干扰，这一探索被引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歧途。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探索才被纳入正确的轨道。到“十三大”，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理论。
“南方谈话”则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的系统理论总结，提出了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改革性质与成败的改革理论，要积极利用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要求的经验与做法的开放观，抓住机遇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经济发展观，以及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观等。所有这些，构成全面、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里程碑”性质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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