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金圣叹论文,杜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40-05 金圣叹的诗词批评常被人全盘否定，如清人陈廷焯就说：“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直是门外汉”。①实际上，论诗是金圣叹“不甘便就湮灭”的“名山之业”②。尤其对杜甫诗的评点，他更是理解独运，言之加详。金昌甚至认为：“非唱经不能批。”③李重华(1682-1755)也说金圣叹“于诗道甚深”④。海纳川、邓之诚等更是一致肯定金圣叹于杜诗研究之造诣。我们认为，对于金圣叹的诗歌美学观念应当深思严辨，取长弃短；不可因其部分弊病而一概抹杀，特别是其评点杜诗的大量评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更是有着重要的诠释学价值。 一、批评态度的转变 金圣叹曾说：“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⑤然而，由于批释对象性质的不同，金圣叹并未做到“一视同仁”，尤其是从《水浒》《西厢》到“杜诗”，其间存在着明显的转变。因此，研究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念，其批评态度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地位卑下，小说、戏曲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小说、戏曲在民间流传基础上逐步成书的编创方式所造成的作者不确定性及文本流动性，就为评点者在对其评释时通过修改原著融入个人创造提供了可能性。⑥金圣叹批《水浒》《西厢》就常常托言持有“古本”，或称旧本为“俗本”，对原作加以删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批《水浒传》与《西厢记》，通过他独特的批改与诠释，已经生成了新的文本，具有了新的版本价值。因此，《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在问世后的三百年，取代了一切流行的明代其他版本。与金批《水浒》情形相同，金圣叹批《西厢》问世之后，也几乎取代了其他《西厢》刊本。所以，著名刻书家刘世珩(1874-1926)说：“《西厢记》，世只知圣叹外书第六才子；若为古本，多不知也。”⑦“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⑧金批《水浒传》之所以能够成为该小说版本史上的里程碑，正是金圣叹按照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小说美学观对《水浒传》原本进行了删削、改造的结果。故而，朱东润先生说：“读金本水浒传者，不妨当作圣叹自作，一切圣叹对于小说之见地，处处可窥，至其对于文学之价值，虽有独见，对于批评之使命，则欠忠实，此亦无可讳者。”⑨ 评点者将其批释视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将自己的批评旨趣融入批评对象，极大地体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原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主体性在批释《水浒》《西厢》中，却是以改变旧有文本，使之屈就评点者的情感和审美需要的方式实现的。此种做法，对于作品的作者确定，并且被称为“诗圣”的杜甫之诗的批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金圣叹对杜诗的批评态度与他批评《水浒》《西厢》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答韩释玉藉琬》中，金圣叹解释其《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不选杜甫诗的原因道：“所以独不入杜诗者，吾于杜诗乃无间然，犹孟子之于孔子，所谓愿学斯在者也。吾不敢以愿学之人之手，而下上于所愿学之人之诗也。”⑩这种如孟子对孔子一样崇敬的态度，使金圣叹虽然晚生千年不能面接其人，却因身历乱世与杜甫相契的情感经历，而具备了对杜诗反复沉潜、求其归宿得其苦心的条件，进而也使得金圣叹在杜诗评点中多了几分情感的共鸣。 二、与杜甫情感的契合 杜甫《咏怀古迹》曾以“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缅怀宋玉，抒发异代同悲之情。此语启示我们，后人也应该怀着同样的心态去读杜诗，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怀着与杜甫一样的仁爱之心，才能披文入情，更好地感受、理解杜诗。而金圣叹对杜诗的批评与诠释正是他“在力求理解杜甫及其时代，以及杜甫之志向、人格、情趣和其所处时代的关系中所作出的评判”(11)。金圣叹说： 读书尚论古人，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时古人捉笔一刹那顷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不然，真如嚼蜡矣。(12) 金圣叹批雍陶《经杜甫旧宅》诗说：“便知其不止忆杜先生，直是忆杜先生爱人心地，忆杜先生冠世才学，忆杜先生心心朝廷，念念民物，忆杜先生流离辛苦，饥寒老病，一时无事不到心头也。”(13)以上数语简直可以视为其批杜诗之夫子自道。金圣叹对杜甫诗的批评往往抓住两点——“致君尧舜”的忧世胸襟和理想破灭的“沦落之苦”。 杜甫一生服膺儒学，早年即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4)自任，晚年四处漂泊，历经磨难，但仍以“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15)寄望于友人。对于杜甫的胸襟，金圣叹是有足够认识的，其批《春宿左省》云：“后之读此诗者，若欲知老杜封事为何语，则不出‘下念百姓，上念君父；上者纳言，下者效忠’四语而已。嗟乎，岂呫哔小儒所及知哉!”(16)批《悲秋》云：“八句总结‘悲’字，忧朝廷也。故读此诗者，谓其悲秋，则不知老杜；谓其悲无家，亦岂知老杜乎!”(17)正所谓“丈夫一生学问，岂以文章著名”(18)，在金圣叹看来，杜甫之才不在于文章学问，而在于经世治国。 天宝五年(746)，35岁的杜甫西入长安参加次年的科举考试。可是，奸相李林甫搞阴谋使得应试者无一人及第，断送了杜甫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在长安求仕近十年的杜甫，才得到了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其后也是颠沛流离，壮志难酬。金圣叹本人也是自负大才，但理想受挫长期沉沦，故能对杜甫流落饥寒、有才难展的处境及其表现于诗作中的情感有深切的体察。他批杜甫《向夕》诗是“写尽大才沦落之苦”(19)；批《春日江村五首》：“叹先生一肚皮禹稷，非雕虫小儿所知也……然而先生一生之心，至今不试，时序又春，百年眨眼。我如苍生何？苍生如我何？真乃睹此茫茫，百端交集者也!”(20)批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句：“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金氏写道：“不但结写将军末路，亦先生自写也。不但先生自写，实写尽古来盛名下士也。”(21)金圣叹正是在杜甫身上看到了自己，从杜甫诗中读出了自己的心声，所以才会在批《发潭州》时说：“此不知当日先生是何心血作成，亦不知圣叹今日是何眼光看出……特地留此一段话，要得哭先生，亦一哭圣叹，所谓回首伤神，辈辈皆有同心也。”(22)金圣叹批《早起》诗时，更明确地说： 即我当时，自谓挺拔，立登要路，一样闻鸡起舞。无奈许身太愚，为计太拙，直欲返俗唐、虞，次躬稷、契，老大无成。世既弃我，我亦弃世。颓然放废，形为槁木心成灰。纵横失计，妻子堪羞，衣裹嫌身，人前短气。夜中千思万算，左计不成，右计不就，耿耿不寐。及到晓来，仰视屋梁，欲起无味，反复沉沉睡去，致令早起绝少。夫高眠者，小人之所甘，而君子之所悲也。(23) 这里，金圣叹已将自己和杜甫融为一体，几乎分不清是在批杜甫诗还是自抒胸臆。 此外，同遭乱离之苦也是金圣叹能与杜甫发生情感交融的基础。杜甫经历“安史之乱”，受尽战乱流离之苦；金圣叹也遭遇“甲申”“乙酉”亡国破家之痛。金圣叹批唐代诗人郑谷《渼陂》道：“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不知其何以为活也。”(24)其本人也多有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句。所以，金圣叹批杜甫《雨》诗道：“不经乱离，那知此事!”(25)同遭乱离之苦使他对杜诗有更深切的理解。 金圣叹曾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26)也即是说，作诗要真诚地抒发心中的喜怒哀乐，写出人们心中共有的情感来，才能感动读者，与读者产生情感的交流。杜甫的身世遭遇正是无数古代文人的缩影，其诗歌表现了典型的儒家思想，讲出了古代文人共同的心声和理想。金圣叹批点杜诗正是出于情感的共鸣，在《杜诗解》中与杜甫情感交流的批语随处可见。譬如批《北征》：“读之悲感横生，涕泪交下。”(27)批《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此诗最恶，不知何年一见便熟。至今每五更枕上欲觉未觉时，口中无故便诵此诗，百计禁之，而转复沓至。圣叹白发，是此诗送得也!”(28) 金圣叹不但少时便醉心杜诗，风晨月夕醉中醒里加以批释，而且学杜诗、拟杜诗也颇见功力。李重华说：“及见《沉吟楼遗诗》若干篇，乃知先生于少陵，寝卧言笑，才弥高而用心盖弥笃也。”(29)海纳川甚至说：“先生诗学少陵，可乱褚叶。”(30)这也说明金圣叹批杜、解杜是深知甘苦之言。 总之，杜甫的不凡抱负、沦落之痛与所受乱离之苦，处处都引起金圣叹的情感共鸣。正如金圣叹批《客夜》时所说：“诗是最苦诗，评亦是最苦评。”(31)他批杜甫的许多诗作时已与杜甫诗中之情感融成水乳，达到主客难辨的程度。当然，“尚论古人”还只是金圣叹诠释杜诗的基础。朱熹谓：“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32)把握了杜诗的精神实质后，金圣叹将如何重新建构其意义呢?于诗道领悟甚深的他，更进一步提出符合中国诗学传统的杜甫的“裁诗法”和自己的“看诗法”(33)。 三、“比兴体制”与“断章取义” 大历元年(766)杜甫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其序云：“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34)这里的“比兴体制”正是指《诗经》所开创的美刺规讽、有为而发、有所寄托的创作传统。杜甫诗《园官送菜并序》有“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小人塞道路，为态何喧喧”之句，该诗自序云：“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伤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35)“比而作诗”，在这里又是指一种创作手法，语义甚明。 在“比兴”的早期解释中，就存在修辞手法和美刺功能的双重含义。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郑玄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6)杜甫提出“亲《风》《雅》”“比兴体制”正是两层意思兼而有之，既主张委婉顿挫吟咏情志，又提倡恢复儒家传统诗学关注现实、讥刺时政的精神。金圣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杜诗《月》中批道： 此题最无分晓法……及至读其诗，反复哀怨，而后始知先生满肚忠君爱国，而当时又有不可显言者，于是托喻于月，以婉转摅其欲吐难吐之情抱也。设有嗔责之者，即不妨指题婉谢之曰：臣咏月也，非臣自咏。于是先生即一字之题，无不备极风人之遥深矣。(37) 又如《画鹰》批道：“末句不知其指谁，然亦何必问其指谁；自当日以至于今，但是凡鸟坏人事者，谁不为其所指。”(38)这种“不知其指谁”的做法，将个人情感予以托物言志、引譬连类、比喻引申，浑化圆融地加以表达，给读者留下解读的空间，造成作品意义诠释的无限可能性。杜甫的许多优秀诗篇正是运用“兴”这种富有中国本民族特色和想象力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金圣叹对这种特性非常重视，他在批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有更详细的论说： 原来王宰此图，满幅纯画大水，却于中间连水亦不复画，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绢素……若入俗手，岂不于大海中央，画作无数丹崖碧嶂，瑶草琪花，白鹤青鸾，吹笙行乐。今王宰偏不尔，偏只于大水当中留得一片云气……看他不着笔墨处，便将太史公一篇《封禅书》无数妙句妙字，一一渲染尽情，更无毫发遗憾。(39) 正是这种“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不着笔墨处”的存在，使作品具有召唤性和无限的意义生成性，为读者的接受与诠释的主体性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也使作品的意义具有更丰富的典型性和包容性。正如被金圣叹所称道的《羌村三首》中，杜甫写临到家时，能够使“千载后人，如同在此一刻”，能够用“一解二十字”“写尽归客神理”(40)一样，收到以少总多甚至以不写为写的效果。 因此，要实现杜甫诗作意义的丰富性，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看诗法”。金圣叹批杜甫诗《水槛遣心二首·去郭轩楹敞》云： 昔所本无何必有，今所适有何必无。先生句不必如此解，然此解人胸中固不可无也。且端木“切磋”之诗，亦断章取义久矣。(41) 这里，金圣叹明确提出了其诠释杜诗的方法——“断章取义”，并标举出此种方法的运用范例——“端木‘切磋’之诗”。对“断章取义”这种解诗法持肯定态度者代不乏人。钟惺就说：“读孔子及弟子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者乎？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42)沈德潜也说：“诗之为用甚广。范宣讨贰，爰赋摽梅；宗国无鸠，乃歌圻父。断章取义。原无达诂也。”(43) 事实上，早在汉代董仲舒就说过：“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44)其中所谓“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精神实际上与加达默尔对诠释学的定义是相通的。断章取义，唯须得情，只要作品中蕴含的情思在某一点上触发了读者的感想，就可以对其做出自己的理解，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金圣叹对杜诗的诠释正是这样，其实质上也是一种辗转生义的“兴”。所以，金圣叹释“兴”云： 兴之为言兴也。美女当春而思浓，志士对秋而情至。凡山川林峦，风烟云露，草色花香，目之所睇，耳之所闻，何者不与寸心相为蕴结？其勃然触发，有自然也。(45) 作家创作是目视耳闻与“寸心”“相为蕴结”“勃然触发”的结果，读者阅读作品与此精神相通，也有自己解读、诠释的主体性。杜甫以“兴”法作诗，金圣叹以“兴”法解诗，“兴”实为联系二者之枢纽。这样一来，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情思与作者写作时的情思当然就是一种相似而非相同的关系。因此，金圣叹强调：“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46) 四、金圣叹“杜诗”诠释美学观的得与失 创作与诠释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作者将自己抽象的情思，通过联想转化为具体的意象并诉诸文字；而读者是将呈现于文字中的具体意象，再通过联想转化为自己抽象的情思。金圣叹成功地以“兴”将这两个过程统一起来。通过这种方法，在诠释杜诗时，他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关系从杜甫的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注入自己的主体性。金圣叹所使用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可谓一把“双刃剑”。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当其与“尚论古人”的一面相结合时，可以调动读者的主体性，实现作品意义增值的效果；其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与作品所表现的实际内容相脱离——虽然有时阐释也很精彩，但与诗人创作意图显然无关。 前者如杜甫《羌村三首》中的诗句：“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楹浊复清。”金圣叹诠释道：“父老一问，直得无言可对。何也？先生远行，专为普天下父老。今榼中清浊酒味如此，然则父老欲问我，只须各自问：特地出门五年、十年，而俾父老耕地无人。羞杀人，愤杀人也。先生妙笔，全在无字句处如此。”(47)金圣叹对此诗的理解是深刻的：众父老乡亲携酒来相问候，未必是来羞杜甫的；杜甫则可能想到自己出门本是为了百姓，现在百姓生活如此，自己怎能不深感惭愧。所以，萧涤非先生也说：“杜甫是一个‘自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的诗人，这时又正作左拾遗，面对着这灾难深重的‘黎元’，而且自己还喝着他们的酒，哪得不叹？哪得不仰天而叹以至泪流满面呢？”(48)如果我们能理解到这一层次，就会更深地感受到这首诗中的沉痛之情。 然而，金圣叹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在《唱经堂杜诗解》中，脱离作者精神，不顾文本的诠释也是屡见不鲜的。一方面，金圣叹认为诗要写得寄寓遥深，他批杜甫《孤雁》诗就说：“先生集中都是忠孝切实之言，往往有所寄托而愈见其切实。”(49)因此，如同批改《水浒传》时常常称道作者寓褒贬于言外一样，金圣叹评点诗歌时也会联想到“春秋笔法”的劝惩意识，而在作品诠释中产生刻意求深的倾向。如杜甫《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一诗，上四句写“对雨”，五六句“书怀”，七八句写“走邀许主簿”。从诗题到诗句都十分明白显豁。而金圣叹却解题即说：“通篇是‘书怀’二字，借雨寓言耳。”叮嘱读者注意杜甫“一片爱惜好人心地”，要求“读者毋徒作文字放过”。于是，金圣叹诠释首、颔二联“东岳云峰起，溶溶满太虚。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为“眼见其出身处只如此大……乃至震雷骤雨，何等声势，翻燕落鱼，何等凌虐”，并引申至“小人胡可使得志耶”!颈联“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中是特用“贤人”“长者”字眼，以反照上文人品的“春秋笔法”。尾联“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墀”成了“许主簿为先生所特邀，乃邀之而又必嘱其骑马者，君子爱人以德，甚不欲其一濡足于势利之途也”(50)。如此解诗，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另外，金圣叹常在诠释杜诗时，为抒发自己胸中愤慨之情而不惜借题发挥。正如他在批《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中说杜甫：“平日本是一肚不合时意思，是日陪郑至韦曲，却是更忍不得，不觉颓然放口，借花痛骂。”(51)他解《江村》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云：“‘老妻’二句，正极写世法崄巇，不可一朝居也……纸本白净无彼我，针本径直无回曲，而必画之敲之，作为棋局、钓钩，乃恨事，非幽事。”(52)而事实上，这首诗作于草堂落成后，表现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情调。 总之，杜甫的诗与金圣叹对其所做出的诠释，就如同两个半径未必相等的圆，这两个圆是相交而非重合的关系。当金圣叹与杜甫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与生命体验诸因素所共同构成的两个圆心无限接近时，他做出的诠释多是精彩的；而当他过多地、不适当地注入自己的主体感受而借题发挥时，则常常做出牵强附会的诠释，而表现出严重脱离文本的倾向。尽管如此，要想获得对金圣叹诠释美学观全面、客观的认识，充分估量其学术贡献，《唱经堂杜诗解》中的批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概括言之，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富有创造性，得大于失。 注释： ①[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杜未末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8页。 ②③④⑩(12)(13)(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1)(37)(38)(39)(40)(41)(45)(46)(47)(49)(50)(51)(52)《金圣叹全集》(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1、771、525、61、609、397、563、569、641、716、633、632、707-708、608-609、454、691、47、572、706、777、619、698-699、539、602-603、557、568、656、685、557、654、537-538、588、600页。 ⑤《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⑥谭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⑦刘世珩：《西厢记题识》，暖红室刻《董解元搊弹本》。 ⑧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58页。 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11)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14)[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5)[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30)海纳川：《冷禅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91页。 (3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87年，第2086页。 (33)金圣叹批杜诗《哀王孙》：“世间那有如此裁诗法，使千年之下，亦那有如此看诗法哉。思之不胜万世子云之痛。”此处借用。见《金圣叹全集》(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54页。 (34)(35)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813、4546页。 (36)《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96页。 (42)[明]钟惺：《诗论》，转引自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43)[明]沈德潜：《古诗源·例言》，中华书局，1963年。 (4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95页。 (48)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