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体制下足球队的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俱乐部论文,足球队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初期提出的具有远见的主张，它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保证了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一支拥有铁的纪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断创造光辉业绩的革命军队。
支部建在队上，包括建在俱乐部里，是不是可以使我们的运动队在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下，不断攀登运动技术水平的新高峰呢？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也许，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一个能够打硬仗，能够不断取得优异成绩的集体，必然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颜雅珍等同志撰写的《俱乐部体制下足球队的管理》一文，总结介绍了上海申花足球队在1995年取得全国甲A比赛冠军的奥秘。本期中另一篇由中国体操队领队钱奎同志写的文章《团结的集体力量的源泉》，也证明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运动队中是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的。
江泽民总书记前不久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们的领队、教练是不是也要讲政治呢？上海申花足球队和中国体操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讲政治，讲思想工作，一支运动队才会有朝气，有凝聚力，有奋发向上的精神，才能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永攀高峰。
我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给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带来一点启示。
两年前，尚处于“第三世界”水平的中国足球作为竟技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率先进入市场，成立了职业俱乐部，从此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足球队的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的变化，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建立都对运动员的管理工作带来强烈的影响。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引导它、完善它，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使足球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和再植力，已成为中国足球进入重要历史阶段的大课题。本文将就足球俱乐部体制下的管理，谈几点看法。
一、现行足球俱乐部制的几大特点
现行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制是初级的，尚在起步阶段。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
中国足球是被政府人员担任的决策层英明地推向市场，而非自己顺应发展规律自觉步入市场轨道的。中国足球的先天不足，使它无法离开政府部门“顺应市场规律和法则”的干预和调控，就如经济领域里被证明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法则一样。目前仍有一些足球俱乐部，停止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只挂牌子，不变性质，或失去政府应有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关心和扶植，由此而遭受了重创，或则联赛战绩一落千丈，或则俱乐部解体。
2.行政领导和董事会领导的结合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俱乐部体制的建立已初具规模，已由旧体制向俱乐部制过渡。自1993年大连足球工作会议，各地足协都开始积极地进行探索和实践，相继成立了职业和半职业的俱乐部，至今已有甲A、甲B和乙级队三级行列的几十个足球俱乐部。
从现在已建立的俱乐部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由俱乐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或主教练负责制；二是联合负责制，即由体委、企业共同组成，由企业出资，具体操作仍由体委管理；三是由政府出面，由政府直接组织；第四种是新型的股份制模式。
上述这几种形式有一定的共性：①俱乐部为向职业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证。②大部分俱乐部是由出资企业进行运转的。③俱乐部的经营创收大部分是利用企业的优势进行的。而真正通过足球市场进行开发、创收回过头来支付足球俱乐部的大量开支，还未提到应有的高度。另外出于我国足球市场尚不发达，即使在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1995年更加火爆的球市中，初级足球产生的收支仍然最多只能大致相抵而已。在尚未发育成熟的足球市场，大部分俱乐部资助性多于经营性，输血功能强于造血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对身价百倍的足球的“接盘”能力也取决于政府的支持程度。
3.物质奖励和思想工作结合
经历市场海洋滚滚波涛的洗礼之后，不可否认，钱，已成为中国足坛球队孜孜不倦投入训练、比赛的强大动因。对上海申花、大顺两家职业、半职业俱乐部队球员的调查问卷中显示，在“你为什么而投入比赛”这一多重选择题中，有44.4%的申花队员和55%的大顺队员在“钱”这一项上打钩，申花队这一百分比不及“为城市荣誉”66.7%和“为个人荣誉”72.2%高，但大顺队这一比例几乎与“个人荣誉”这一项60%持平，而高于“为城市荣誉”35%。这也可看出，在物质上更有保证的申花队员，经球队党支部大量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已进入为城市荣誉而战这一更高境界。但钱，依然不失为职业化初期一个最直观的表征。在缺乏物质基础的无奈中，俱乐部将面临解体的危机，但缺乏思想工作也会出现风波，因此俱乐部管理存在物质奖励和思想工作结合。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全国最早建立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它的模式是：申花企业集团出钱出管理，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物质和精神后盾。足球俱乐部是申花企业集团下一个实体，球队的财权、人事权均掌握在俱乐部董事会手中，而一切有关训练与比赛的决策权，包括队伍管理、奖励，均由主教练一手执掌，俱乐部实行的是董事会、总经理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球队党支部为球队管理、动作服务，起保证、监督作用。党支部把球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到反映上海三年大变样精神文明窗口形象这一高度来抓。寓教育于训练、管理之中。
二、做好俱乐部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几个前题
中国足球，正在经历与国际现代体育潮流逐渐接轨的职业化、商业化、明星化进程。这种用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来推动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重大举措，是一次深层次的革命。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这种市场化的俱乐部体制下成功开展，必须要实现3个转变：
1.观念转变
首先，必须面对球员逐步商品化这一倾向。当我们无时无刻不忘教育球员为荣誉而战时，我们却仍在每年与之续约时，面对他们这样那样的物质要求而妥协；当我们的本土球迷一次次含着敬慕的泪水呼唤他们心中的“城市英雄”时，他们仍轻轻挥手，转会他乡。我们应该意识到，球员是足球产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转会制是职业化的根本性标志。在体制改革、职业联赛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中国足球按预定方针于1995年1月开始实行球员转会制度。在足球市场化的竞争中， 球员过去与同时代的青年中共存的信仰危机引发的失落感已经消失，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真正依靠自己能力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因而被压抑了太久的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了，球员们开始看到了自己的存在，并急切的要探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竞争的足球市场环境中，随着球员的主体意识的确立，过去朦胧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拼搏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成就意识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心理素质也得到了培养、萌芽并强化。球队党组织如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违背了这一市场发展的规律，仍按原先体工大队老一套的思政工作模式开展工作，注定会使球队工作步入困境。
其次，体育是产业。足球要打开市场，必须争取观众。总体来说，足球的发展基本上受经济发展的制约。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大洲、各地区，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职业足球的模式和经营水平也会大相径庭。如何把观众吸引到赛场看球，如何保持足球热点并使之常盛不衰，如何赚得高额的票房价值，是各国足球俱乐部经营者思考的问题，也应是已经走上职业化、市场化道路的中国足球的管理者要探索的课题。足球改革的成败，首先要受到足球市场的检验。上海为兴球市曾作过大量甚至痛苦的努力。经历1995年的火爆，我们仍不会忘记1994年，我们有过贴上10万元钱，请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去球场看球的悲哀；有过德国劲旅来访，看台上观众仅2000人的冷清。而1995年，申花足球俱乐部以全国最低的门票定价，其收入竟达200万元以上。保守的估计， 申花俱乐部1995年来自于足球市场的收益可达600万元以上， 基本与其投入持平。俱乐部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这个足球工作的大目标开展工作，起到保证、服务、监督的作用。
最后，改革开放走职业化道路，必将为中国职业球员带来丰富的精神成果。不可否认，职业化为中国足球运动员带来的第一件“宝贝”是钱。由于精神世界相对落后于物质世界，这群改革的最先受益者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者可以活跃的最大的舞台。我们必须看到，有职业化、商业化这一顺应足球发展规律的改革，加之我们党的工作者的努力，正逐渐使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要求的新观念在年轻的球员中确立。职业化给球员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带来巨大的进步。我们的思想工作必须引导这些中国第一批职业球员逐步真诚的接受和树立开放、变革、求新的观念，时间、效益、价值、竞争的观念，规范、有序、法制的观念，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的观念，自主、自立、敢闯、实干的观念。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要求中国职业球员自主自立，凭着勇敢竞争和敬业实干的精神，在规范和法制的范围内去抢时间、争效益，寻求发展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这些正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现代文明所倡导的。
2.体制转变
球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职业俱乐部的体制。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经验是，改1994年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为1995年的“董事会、总经理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给主教练徐根宝以更多的信任和权力放手工作。申花足球俱乐部1995年初首创向全国公开招聘党的工作者，将支部建在了队上。球队党支部书记做了大量润物细无声的补台工作。与旧的体工队模式相比较，俱乐部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从自身目标转变为进入以俱乐部发展战略目标和球队阶段性目标为其根本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目标的实现融合在根本目标的实现之中。仍以申花为例，这“根本目标”即是年初的“保三争一”和进入联赛第十二轮后“力争双冠”；球队党务工作者的角色意识定位在服务、保证、监督上，与主教练为首的教练班子保持和谐、互补，出于申花4 名教练均为中共党员，球队的支委会与每天教练班子碰头会合二为一，球队重大决策均以支委决议发布，使决策更权威、更神圣。1994年申花队由于没有支部书记这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球员一与教练产生分歧，矛盾立即上交俱乐部董事会，一来二去，上下很难沟通，互不信任。矛盾最激化的时候申花出现了一比六大败的耻辱，俱乐部、教练、球员都忧心忡忡。
1995年情况大不一样，徐根宝还是那样严格，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威严。他的权威与队员保持着心灵上相当的距离，而心灵沟通的桥梁，便由党支部书记来铺设。董事会在决定领队（兼书记）这一人选时，特别看重他原是心理学教师这一背景及温文而雅，细雨柔风的个性，他与刚烈的徐根宝互相补台，相得益彰。申花队员有思想问题，再也不会直接去俱乐部董事会“告状”，而由球队党支部就地化解。
申花足球俱乐部思想政治工作1995年的这种体制转变，有效的保证了支部工作，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前年遗留的几种矛盾冲突，即球员与教练的矛盾、教练与俱乐部的矛盾、球员与球员间的矛盾、球员与俱乐部的矛盾。1995年申花队的战绩，即为这种工作成功的最好注脚。
3.方法与手段的转变
俱乐部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对一群接受职业化洗礼的年轻球员，应着力突破偏重政治理论灌输的旧模式，在物质基础具备的前提下，将思想政治工作重点落在提高足球水平，赢得比赛胜利上，扩大思想政治工作覆盖面，弘扬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培养球员职业意识，提高意志品质和职业道德，开展接近人、关心人、凝聚人、提高人的凝聚力工程，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俱乐部达到“四有”，即有作为、有威信、有地位、有实效。在申花、大顺的问卷表中，分别有72.2%和55%的球员认为球队设支书“必不可少”。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明显的申花队和半职业化的大顺足球队，对球队党支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差距：只有22.2%的申花球员认为球队设党支部书记“可有可无”，但这一比例在战绩一般的大顺队达到了35%。没有申花队员在“大可不必”栏内落笔，但大顺队的两名队员选择了这个结论，比例占到10%。
当初申花队设党支部时，并非即刻得到原教练班子和队员的完全认同，但大量的交友、谈心，甘当绿叶，维护主教练威信的工作，逐渐产生了亲切感，并由亲切感而生信任感。连一开始对党支部书记怀有偏见的外援瓦洛佳、莎沙，现在也能亲切的与党的干部交流了。又如申花队有公认的球星范志毅，谁都知道，范志毅的存在和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申花的战绩。为了使这位球星能在转会潮中安心在申花踢球，俱乐部为其解决了房子、女友户口和工作等具体困难，党支书和主教练等组成的支委会在联赛每场比赛前均找小范谈心。申花队每天上午8∶30 开支委会，每晚又交流一天动态和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达成共识，支部工作由此渗透到日常训练、比赛和管理中。
三、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自实行足球体制改革以来，市领导便把这一世界第一运动视作上海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上海国际大都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 1994年是职业化的第一个年头，上海申花队在职业联赛中跌跌撞撞勉强打到第三。1995处初即将设立党支部作为完善其社会主义特色俱乐部制的重要标志。 从一月向全国招聘领队（实为招聘一名党的工作者）至3月确立人选、成立支部短短几个月，球队内部各种关系被理顺，人心齐，产生出无往不胜的战斗力。
1.加强党的领导是新形势下球队取胜的关键
俱乐部球员的思想特点：经历改革开放和职业化，球员的思想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拥护改革开放，拥护职业化，注重实际，渴求新知识，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为当代职业球员的主流。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55.6%的申花队员和65%的大顺队员在“你目前最感重要又十分缺乏的是什么”一题下，选择了“知识（文化）”。比例远远高于选择“金钱”的11.1%和25%。
这批球员既是我们国家“旧貌换新颜”的见证人，又是足球改革走职业化道路的亲历者、受益者。但急剧变革的时代，使当代职业球员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激烈碰撞中生成的人生意识和世界观，有着与优点同样鲜明的弱点。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既对社会有所贡献，又不必牺牲自己利益，能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准则。以这种观念为主导，在对待集体和个人、择业和就业、职业和事业等方面，表现出动荡、冲撞、波折。
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算得上是当今中国足坛诸旅中头号名教头了，谁都感佩他训练上的“三头六臂”和管理上的“六亲不认”。申花党支部的建立，又为这支以“严”著称的球队工作，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也许在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党支部中，数申花足球队支委会“会多”。支委会每天有2至3次碰头会，早晨8∶30碰头会雷打不动， 下午训练结束后又聚首，总结一天训练情况，晚上又常常为队员思想状况和训练中暴露的问题商讨至深夜。 1995年联赛头两轮，申花一平一负仅获1分，球员中“打好了主教练脸上有光，打差了主教练地位难保”，“我们在为教练踢球”的思想抬头。申花党支部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倒徐风波”。而这种球员炒教练的事件，在其他俱乐部也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内耗，极大地削弱了球队的战斗力，同样影响和伤害了当地球迷对子弟兵的钟爱之情，为足球顺利改革掺入不合谐音。
教与学的矛盾，正困扰着中国体坛，被引入现代竞争机制的足球尤甚。按申花主教练徐根宝的秉性，偏重与强调竞争，而很少找球员谈心，虽然这是一个主教练的威严，但有时因此而产生隔阂。与球员的沟通工作便落在了支部书记身上。申花党支部有针对性地开展疏导工作，支部书记成了呆在球队时间最长的球队领导成员（除家属在北京的主教练徐根宝外）。申花党支部还由此平静顺利地解决了因不满教练赛后不放假而发生的一次“绝食事件”，保证了球队一鼓作气，“场场是关键，场场如决赛，拚搏两个月”，去实现全队的胜利目标。
2.用爱凝聚人心，用严管理队伍
职业球员过于务实，拜金主义和个人奋斗思想较为严重。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曾一度是最受青年人崇拜的人生哲学。而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青年中颇有市场。受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驱使，当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利益的天平往往倾向于自身。这在职业化的球员身上，集中表现为崇尚金钱，价值偏位。足球市场勃兴，物业流动加快，身价倍增，撼动了球员的生活格局。申花队中有11.1%的队员表示想转会，44.4%的球员对是否转会无所谓，但身价远未及申花的大顺队员中却有50%的球员想转会，另有35%的人持无所谓态度。还有22.2%和30%的球员选择出国踢球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个数据既反映了球员尊重个人价值，又有相当程度估价偏颇的成分。对于想转会或忠于自己俱乐部的原因主要是能否发挥个人作用，这个比例达50%（申花）和55%（大顺），而金钱原因达11.1%（申花）和40%（大顺）。当代青年与老三届青春无悔的英雄主义不同，他们更注重实际、实惠、实用。
足球队是一个战斗集体，申花肩负作为体现上海3 年大变样精神文明窗口形象的重任，就必须使每个球员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申花足球队党支部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了解队员的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开展思政工作，按排一定的政治学习活动时间，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突出重点进行宣传教育，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尤其注重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敬业和奉献精神，开展“情系足球，心系申花”的凝聚力工程，发挥团队精神，提倡奉献社会，安排球员走向社会，了解国情和民情，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同时发挥党团员模范带头作用，抓好队伍核心。抓两头带中间，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充分调动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创造条件，将先进团员、青年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目前，已有祁宏、申思、吴兵、陈伟、张毅5人写了入党申请书。 在贯彻执行规章制度，做好保障服务工作方面，申花支部树立全局观念，坚决维护主教练权威，配合教练抓好训练和比赛的作风建设，培养顽强的思想品质和健康的竞争意识；强化管理手段，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坚持原则，客观冷静；有理、有利、有节的做好队伍的团结、稳定、进取工作。善于化解矛盾，不允许有重大的违纪事件和责任事故的发生；搞好日常生活管理、服务工作，开展谈心活动和家访，说知心话，办知心事，做知心人，关心教练和队员的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将精力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经历接近人、关心人、凝聚人的阶段后，党支部工作又进入了提高人的阶段，注重加强球员文化知识学习，提高文明道德修养，培养优良心理品质，开展一系列读书活动，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全方位提高队员的整体综合素质。还普及心理学知识，开展一定的运动心理测试、咨询和训练活动，培养队员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心理相容性，调节和控制心理状态，提高队员的心理素质。开展丰富健康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净化运动队环境，创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的氛围，活跃生活情趣。党支部成了教练、队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3.俱乐部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球员是足球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而转会已成为顺应足球市场规律和改革思路的制度。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有价值被“抛彩球”而能转会的球员几乎又是本队必不可少的核心。当理念上承认和支持转会制，现实中又要求增强球员祖国培养意识这个度该如何掌握？
竞技体育由于竞争，产生蓬勃向上的气息，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现阶段，队伍中有可能出现杀伤性竞争。杀伤性竞争是指采取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的非常规手段，杀伤竞争对手，以达到自己目的。搞竞技体育如何通过竞争机制达到共同进步，而非互相伤害，这也是党务工作者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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