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计划各项指标执行情况及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行情况论文,指标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九五”计划各项指标执行情况
1998年是“九五”计划执行的第三年，从目前情况来看，“九五”计划各项指标执行得较好，多数宏观调控指标达到原定目标。
1.国民生产总值三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原定8%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国家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不仅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也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8%。1997 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GNP比上年增长8.5%。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GNP将增长7.8%。虽然“九五”计划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但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仍达到8.6%，高出8%的计划目标。其中：1996年～1998年第一、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9%和10.7%，均高于原定计划目标， 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仅为8.1%，低于原定目标近1个百分点。
2.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 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呈逐年回落之势。在国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抑制。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6.9%，1997 年同比仅增长0.8%，而1998年预计为－1.5%，三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均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同样，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也得到了较好的抑制，三年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分别为11.3%、2.8%和1%。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投资率超过计划指标。“九五”计划头两年，由于我国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控制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使1996年、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呈逐年回落态势，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14.8%，1997年为10.1%。1998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大，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国家适当放松了银根，加大了基础设施投入，使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预计达到15.5%。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完成了“九五”计划的60%，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4%，超过原定10%的指标，三年平均投资占GDP 的比重约为34%左右，超过原定30%的目标。但国有单位投资所占比重并未达到原定目标，仅为55%左右。
4.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 但财政赤字却在不断扩大。1996年～199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1.1%、11.8%和12.7%，呈逐年上升之势。但由于同期财政支出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使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势，1996年财政赤字为529.6亿元， 1997年为582.5亿元，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的影响， 预计赤字将扩大到970亿元。
5.M[,1]与M[,2]年均增长速度基本上达到原定指标。1996年M[,1]增长为18.9%，1997年增长了22.1%，1998年预计增长14%左右，三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8.3%，超过18%的原定指标。M[,2]1996 年增长了25.3%，1997年增长了19.6%，1998年预计增长17%左右，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6%，低于原定23%的目标。
6.人口总量控制较好，但就业形势较为严峻。1996年、1997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控制在原定范围内，两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42 %和1.006%。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由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企业下岗职工人数逐年增加，而同期新增就业人数却有所减少，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720 万人，缩小到1996年的705万人，1997年新增就业人数略有上升为710万人，但仍低于1995年的水平。1997年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1%。
二、“九五”计划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一）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经济缺乏增长后劲。
虽然说“九五”计划的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原定计划指标，但经济增长速度却在不断放慢。GNP增长速度从1996 年的9.8%下降到1998年的7.8%。造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东亚金融危机是造成经济下滑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联度大大提高， 1997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到32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1986年～1990年出口需求年均增长17.8%，1991年至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16.7%，出口需求已经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同时，由于我国产品结构与东亚国家的产品结构相似，从而使我国出口竞争力不断下降，致使1998年我国出口需求增长明显减慢，1998年出口增长如达到90年代平均水平（16.7%），出口新增额应达到305亿美元，但1998年实际增长率仅为5%左右，少增加214 亿美元（1780亿元人民币），影响GNP少增长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是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直接原因。
2.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是造成经济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商品总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到1997年我国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已基本消失，这就意味着我国已告别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局面，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再由供给能力来决定，而是由需求规模的大小来决定。而近几年来，国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行了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居民现期收入增长和预期收入增长均呈下降状态，而随着各项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为住房、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等进行的储蓄不断增加，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体制在逐步消亡，根源于预算软约束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无限膨胀的虚假需求受到控制，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3.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化滞后是造成增长速度放慢和经济缺乏后劲的根本原因。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不少产品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国内产业又不具备生产能力。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表明，国内绝大部分工业品生产能力都不同程度存在着闲置问题。而投资用设备类产品中60%以上依靠进口，零部件也大量进口。家电等新型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已引进十几年了，国内也拥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但至今仍不能自主开发产品和降低成本开拓市场，长期处于进口零件组装阶段，在技术密集产业上我国企业也处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工序的分工地位。劳动密集的一般轻纺消费品则是严重积压。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一个与需求高级化趋势相对应的、有能力设计产品、生产零部件和工艺装备的产业群。当前，不少产品供过于求主要是由于产品加工低度化，技术水平低，从而使投资者容易进入这些领域从事生产进行数量扩张。许多设备要大量进口，与机电工业、原材料工业本身技术装备工艺水平低，自主开发能力不强，产品品种不多、质量不高有直接关系。因此，要实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技术水平。
从“九五”前三年经济增长运行情况来看，第一、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均达到了计划目标，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却低于计划目标。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城市化的滞后有很大关系。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城市不发展， 第三产业也很难发展起来， 而我国直到1997年城市化率也仅为29.9%，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必然限制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化滞后也制约着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不仅压抑了部分农村消费需求，使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抑制了城市公共投资的增长。社会总需求增长乏力，必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二）通货膨胀抑制过度，通货紧缩随之出现。
进入“九五”以来，在国家继续执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指导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物价总水平呈逐年下滑态势。正当我们为我国经济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而高兴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使我国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见的通货紧缩现象。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通货紧缩的外部原因。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口需求大幅减少，加剧了国内供需失衡的状况，而且，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大部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亚洲需求减少导致国际市场多数商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下跌，从而使我国商品价格水平受到压制。
2. 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未作及时调整是造成通货紧缩的短期政策原因。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我国从1993年起开始实行了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分别降至6.1%和8.3%，同时随着投资、金融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深入， 作为短缺经济制度基础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体制在逐步消亡，根源于预算软约束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无限膨胀的虚假需求受到控制，于是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劳务出现供求平衡，部分工业品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过剩。但此时，我们的宏观调控部门并没有对生产过剩、通货紧缩警觉起来，在1997年没有及时调整财政、金融“双紧”政策，使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大幅下滑，分别降为0.8%和2.8%，并在第四季度出现价格负增长现象，从而增加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3.企业尚未建立与新增长方式、 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需求扩张机制，是造成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随着近几年“两个根本转变”逐步在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正在逐步“硬化”，过去那种无限扩张的不计投资回报、重复建设的虚假投资需求和随之派生的消费需求被有效抑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虚假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需求规模收缩是改革深化取得的历史进步。但长期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粗放经营的国内企业，在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变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统一市场等市场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很弱，国有企业现行管理体制用技术创新去创造投资机会的激励动力不足。在金融企业风险约束机制强化后，特别是风险责任落实到人后，银行由过去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乱贷现象转变为个人风险最小化的惜贷现象，金融机构出现强烈的信贷自紧缩趋向。另外，在投融资体制上仍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在创造需求方面更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得不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金融部门间接融资等正规渠道的融资便利，随着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清理，非国有经济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失去发展活力。总之，当前我国微观需求扩张存在严重体制障碍，处于旧的虚假需求被抑制但与新增长方式和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需求扩张机制尚未建成的转轨时期，新创造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弥补被抑制的虚假需求，导致有效需求总量不足，这是我国当前出现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
（三）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加，使就业问题成为经济生活的焦点。
“九五”期间，在物价水平逐年回落的同时，我国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却在逐年上升，就业问题已上升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总地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企业下岗职工、企业冗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其中，下岗职工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再就业压力在目前显得尤其尖锐。造成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企业体制改革深化。我国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 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在企业中沉淀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企业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冗员下岗大势所趋。当前下岗人员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纺织、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总量膨胀，供过于求，产品积压，设备闲置，使冗员下岗日益增多。由此可见，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职工下岗人数还会增加，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打破计划经济“铁饭碗”用工制度必定付出的改革成本和必要的代价。
2.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经济发展都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我国某些区域的主导产业单一，如森工、煤炭，面临资源枯竭，生产萎缩；某些军工产业在长期和平时期面临军转民的战略调整；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平衡的某些企业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停产改造；某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经济也需要适度退出。类似上述的结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职工下岗分流，动态转业。
3.劳动力流动性差。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 乡镇企业普遍进行着升级换代的“二次创业”。科技含量加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工容量下降，就地吸纳农村富余人员减少。因此农民向城镇流动就业在近期仍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城镇企业感到农民工用工成本低，投入产出比高，也易于管理，所以一些城镇企业宁肯救济着一批下岗人员，也雇佣着农民工，这种状况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民上岗，工人下岗”现象。农民离土，并未失去土地使用权，“钟摆型”亦工亦农式的就业方式使农民在与工人就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人下岗，便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就业手段。另外，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差异较大，也影响着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流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多年来政出多门，相互分割，尚未覆盖城镇企业的所有职工。因此，一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员继续留恋本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虽然长期下岗，但也不愿意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流入有岗的企业中去，致使下岗期拖长，难以迅速实现再就业。
三、未来两年“九五”计划各项指标执行情况的展望
未来两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不利因素仍然来自国外。由于国际经济形势逐渐恶化，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负面影响。目前，亚洲、东欧、拉美等地区经济已经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减速，英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增长率也有回落趋势。诸多迹象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也将随之减少，国际商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人民币汇率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外资流入将更加缓慢，这些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而未来两年，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仍是政府采取的更为灵活、更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灾后重建对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1998年我国政府为应对国外的不利局势，努力扩大内需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通过调整贷款利率等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且还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扩大整个社会总需求规模。这些政策将会对未来两年国民经济产生巨大拉动作用。另外，虽然1998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当地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是灾后重建必然会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回升。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九五”头三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未来两年只要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的水平，就可以实现原定计划指标。 考虑到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灾后重建需求，预计“九五”年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原定计划8%的目标。 而未来两年物价总水平可能会随着政府更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推行而有所回升，预计“九五”期间物价总水平完全可以实现原定计划目标，即物价涨幅不会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在国家刺激经济回升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未来两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将保持在34%左右。就业问题仍将是未来经济生活中焦点问题，受国内需求不旺，外部环境不利，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九五”期间预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3500万人，城镇全部登记失业率将超过4%，原定就业目标将难以实现。
四、对策建议
1.继续扩大投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当前， 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其中核心是增加投资需求。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恰恰需要增加大量投资。因此，把握好投资的方向，使投资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统一起来，针对当前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企业面向当前市场需求改进产品生产，对有市场、回报率高的产品的生产和开发要加大投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开发新产品，使企业的设备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这样既可以为当前经济增长提供投资需求拉动，也可以给未来经济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扩容中等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小城镇”发展较快，虽然小城镇的发展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而目前大城市的“城市病”也比较严重。因此，我们认为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应实行“中等城市”发展战略，增加中等城市容量。由于中等城市地处农村、小城镇和大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它可以把从大城市传播出来的信息、技术接受下来，以壮大自己经济实力，又可以向周边扩散，推动区域内经济发展；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它可以有效地截留向大城市涌进的农村剩余人口，可以吸引大城市疏散出来的各种人才和剩余劳动人员，对减轻农村人口压力和大城市膨胀压力都有好处。
3.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配套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热情。 （1）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强化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利益激励机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扩大的积极性。（2 ）改善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大对非国有经济信贷规模，推广上海等地的“中小企业风险担保基金”办法，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在清理整顿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规范发展为非国有企业融资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开辟非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非国有企业增长潜力。（3）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活力。 在提高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性要求的同时，加强对资金流动性、效益性的指标考核，将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部分下放到基层行。（4 ）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投资备案制度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发布市场信息、投资动向，以增强企业投资决策的准确性。
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就业法制建设。目前， 许多失业、下岗人员不愿去非公有经济单位就业，除了观念陈旧和其他原因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就是可能失去养老、医疗等保障。而且由于目前失业、下岗人员特殊的年龄构成和技能素质，一般较难以获得较高工资收入水平，依靠自身积累也难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因此，对这些人的社会保障应该考虑特殊的历史原因，给予一些特殊政策。如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到其他所有制单位再就业，应该连续计算其工龄，与工龄挂钩的养老保险待遇应予以保证，这部分资金由国家从征集的养老保险金中统一支付等。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国所有企业覆盖速度。在我国所有企事业单位，无论公私，无论内外，都应按我国法律为职工缴纳基本社会保险金。这部分资金要由国家统一征缴、统一管理、统筹使用，各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要能够调剂使用，共济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