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对党的集中制起源的分析_雅各宾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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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5)01-0111-09

       一、问题的提出：现存的解释模式及其不足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对于政治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也会出现差异，其结果也自然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但是，在另一些国家中，如中国、前苏联等，却在一定的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现代化范式。杨光斌教授将这种范式归纳为“政党中心主义”①。在西方学界，许多学者将“政党中心主义”视为政治现代化范式中的“异类”。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按照典范逻辑过渡到民主政治，而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特殊模式。

       在这一问题上，当前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传统延续论。将各国政治传统视为传统力量的作用一直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学界就习惯性地将东方世界理解为“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Karl Wittfogel)更是将“东方专制主义”的逻辑系统化②。这种解释将专制主义作为东方世界政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内在基因。许多学者将这种解释模式运用于苏联、中国等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中，认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模式带有明显的传统专制色彩。盖达尔

在《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依然将解体前的苏联理解为一种带有专制性质的帝国③。白鲁恂(Lucian Pye)在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认为中国人在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还会采用传统的等级权威结构④。布莱克(C.E.Black)从殖民化的角度认为，许多传统政府因为完全受到国外的殖民化，从而能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化⑤。

       第二，革命需要论。另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将政党中心主义的根源理解为革命时期的特定需要。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分析俄国革命时就指出，为了应对特定的革命需要，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许多非常手段“消减并最终清除孟什维克与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更为直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是革命的产物⑦，并认为，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孕育一种新政体的政治媒介才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中产生”⑧。

       第三，苏联影响论。不少研究共产主义发展的学者也将苏联模式的影响理解为政党中心主义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部分学者而言，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示范作用，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形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观点也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解释而盛行。

       第四，发展中情形论。学界也不乏将政党中心主义与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发展中的特定情形联系在一起。如约翰·考茨基(John H.Kautsky)就论证，“共产主义一种不发达现象”，它是在不发达条件下，传统的党的革命型精英运用意识形态、强制与群众性运动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管理专家”型精英将会取代传统的革命型精英。在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⑨，亨廷顿(Sammul Huntington)等也从发展中国家社会分野的角度提出，“一党制既可能是社会分野的产物，也有可能是社会分野中一方压过另一方的结果”⑩。

       虽然，这四种解释模式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但是，四种模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前三种解释模式都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中心主义道路是在某种目的的推动下“建构”出来，而是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发展中情形论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性条件与结构要素在政党中心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自由民主终结”等的阴影，从而在许多地方片面地理解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成逻辑。可以说，目前的文献还没有将政党中心主义置于整体性的政治生态格局中进行考量与分析，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判断。

       那么，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中心主义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本文从政治生态层面入手，将政党中心主义所处的政治生态置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谱系中，从而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模式。在这些基础上，运用比较历史方法，对俄国、中国、法国三个国家所经历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片断进行剖析，为理论层面的思考提供一种有效的检验与支撑。

       二、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涵是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果将政党中心主义置于多元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中分析，会发现，政党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既区别于自由民主主义，也不同于专制主义。

       首先，政党中心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不同。虽然，许多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都带有一定的民主特征与民主要素，但是，政党中心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形成以多党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自由民主体制，而且，其民间社会的发展往往相对滞后，没有形成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成熟的多元化社会力量。其次，政党中心主义与传统的专制主义又有着明显差异。虽然，不少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最终演化为专制主义，如法西斯德国，前苏联等，但是，政党中心主义毕竟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党内在结构性力量会形成对独裁形成潜在的制衡；另一方面，政党内部的利益多元化也决定了政党中心主义与专制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一个国家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成因主要是其所面临的政治生态处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因此，要把握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则需要将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置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这一核心逻辑之中进行分析。任何的政治生态都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结构要素、文化要素与行动者要素。以下以这三个要素为对象，分析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生态。

       (一)结构要素：“国家—社会”结构与政治派系结构

       对政党中心主义构成直接影响的结构要素主要是“国家—社会”结构与政治派系结构，而这两个层次结构中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为政党中心主义提供了契机。

       1.“国家—社会”结构存在“双弱”格局

       走上政党中心主义道路的国家往往都面临国家政权衰落与社会力量薄弱并存的“国家—社会”格局。一方面，一部分国家的社会发展不足，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与自由民主主义不同，这些国家难以依赖成熟的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所建构的社会力量充当“黏合剂”，实现社会多元力量的自然整合；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一般在国内革命与国外势力的综合压力下，都面临国家政权衰落，从而无法像国家主义那样，通过较为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有为地整合政治现代化中所释放出的利益分化。“国家—社会”结构的这种“双弱”格局使国家与社会都无法在政治现代化中承担主要角色，这种背景为政党在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发挥核心作用创造了外部条件。

       2.政治派系结构倾向于“两极化”

       在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议会政治作为社会政治力量的集合，成为不同政党或政治派系进行“合法竞争”的平台。作为典型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首选。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自然地通向自由民主主义。在许多国家中，作为自由民主主义核心要素之一的议会政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派系结构往往处在难以调和的“两极化”状态中。如亨廷顿所言，“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11)，只有通过谈判与妥协才有可能形成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一致信仰”(12)。但是，“两极化”的政治派系结构使谈判与妥协变得异常艰难，从而使自由民主主义难以生根。在这一条件下，政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整合性组织开始承担建构“一致信仰”的责任，从而走向政党中心主义的模式。正因此，许多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虽然结束了专制主义，但是，还会表现一些类似于专制主义的特征。

       (二)文化要素：政治文化存在“对立性张力”

       在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政治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几乎是自然转化的，没有经过经验意义上的转型。但是，在一些非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政治现代化时常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出现对立性的“张力”。一方面，作为非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经历并接受了自由与民主的启蒙，这意味着，思想文化层面的政治现代化已经启动，难以回到专制主义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往往又都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尝试中有失败的经验，所以在思想文化又包含着对自由民主的怀疑。这种启蒙与疑惑的、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并存的政治文化使政治精英对于政治现代化的方向产生茫然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政党中心主义一方面既能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能够与自由、民主的启蒙具有一定的契合，另一方面又能避免自由民主主义简单化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需要。

       (三)行动者要素：执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

       政治生态分析除了结构要素与文化要素这些环境条件外，也不能忽视行动者这一主体条件。而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核心行动者，执政党本身的特质也是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政党中心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经历过革命阶段，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并在上述外部条件的作用下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严密组织，从而具有较强的组织化力量，能够有效地动员与整合政治资源，从而能在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发挥核心作用，进而自上而下地建构国家政权。与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那种相对松散的结构相比，政党中心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需要更加严密的组织性。与此同时，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中心主义摆脱了专制主义以君主个人为核心的模式，形成了以政党为核心力量的新模式。正是执政党具有这样的内在特质，政治现代化才能够在“国家—社会”结构“双弱”、政治派系结构“两极化”以及政治文化存在严重“张力”的环境中实现推进，维系政治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稳定。

       从结构要素、文化要素、行动者要素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处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状态，为政党中心主义在一个国家中由可能变为现实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政党中心主义成为政治现代化模式中区别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种独立模式。

       三、政治现代化中的政党中心主义：俄国、法国、中国

       许多学者习惯地将政党中心主理解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两分法。事实上，作为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片断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本研究以中国、法国、俄国三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片断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中心主义

       讨论政党中心主义不可能回避俄国。作为世界第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政党中心主义国家，俄国曾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典范。

       1917年之前，随着沙皇政府在“一战”中的失败，专制主义政权在俄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离心倾向。正如杨光斌教授在俄国一战失败时所言，“成长于战争的国家当遭受军事失败后，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是政治统治的危机和国家自由性的丧失”(13)。首先，沙皇的专制政权正在失控。早在战争之初，“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与特权争执不休”(14)。在“二月革命”(1917年3月)之初，彼得格勒的军队开始拒绝服从沙皇的命令，产生了军队哗变；而国家杜马也在之后拒绝接受沙皇的解散要求；随着“二月革命”的推进，许多行政机关也随之瓦解。其次，沙皇的专制政权已经难以应对处于失控边缘的俄国社会经济。以罢工现象为例，从1910年开始，全国罢工的次数与人数逐渐增加，已经失去有效的控制(表1)。

      

       俄国社会虽然在革命的指引下逐渐活跃起来，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将整个社会拉向“裂化”，而革命群众则又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而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政权的衰落与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双方都无力在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整合力量，推进政治现代化。

       在这种背景下，“二月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成立了自由党、立宪民主党为主的、带有自由民主主义色彩的临时政府。但是，作为一个温和的自由派政府，临时政府依然无力解决沙皇所遗留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没有既不能给市民以‘面包’，不能给农民以‘土地’，也不能给俄国带来‘和平’，缺乏必要权威的‘自由’也失去其本意而变成了混乱和失序”(15)。杜马、行政机构、地方自治局等封建王朝下的行政体系几乎在“二月革命”推进中瓦解，因此，临时政府“拼命奋斗了8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16)。因此，在当时的俄国，具有自由民主主义色彩的临时政府难以逃避失败的命运。

       在专制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失败的环境中，列宁主义的布什维克党依赖民众的支持发动了“十月革命”，开始在俄国推进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建立属于自己的“红军”，形成一个由政党领导、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并以“红军”为基础制服了国内外的军事反抗；另一方面，通过党政合一的制度，重新组织国家的政权力量。即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干部任命直接管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如斯大林所说，“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17)。于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形成了一种以政党为核心全面掌控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集权化政府。正是在这个集权化政府时期，俄国不仅渡过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社会危机，还为之后俄国国力的提升奠定了良性的基础。

       (二)中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党中心主义

       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国家主权就面临“碎片化”的格局。一方面，西方世界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表2)与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费正清教授将之称为“条约共治”(18)。“条约共治”实质上是清政府对列强参与中国统治的一种政治确认。通过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开始从司法、关税、驻军、租地等不同层面裂化清王朝的政治主权。

      

       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对地方的实际控制能力也迅速衰退。随着清王朝政权的瓦解，军阀林立的现象长期存在。如罗兹曼所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小军阀林立，从占据半个县到独霸一省乃至几省”(19)。

       西方列强与地方军阀相结合所造成的国家政权“碎片化”使国家难以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承担主要角色。与此同时，受制于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逻辑，当时的中国社会几乎不存在成熟的民间社会力量，更不可能承担社会利益整合的现代化任务。最终，“大政府，小社会”演化为“弱政府，弱社会”。可以说，“国家—社会”的“双弱”格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显而易见的背景之一。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为了应对国家政权的“碎片化”，中央政府层面曾经经历了议会政治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1911年至1914年间，多党制的议会共和制曾经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制度选择。但是，在“碎片化”占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多党制的政党结构只是强化早已存在的政治离心力，难以整合分裂的政治力量。在中国，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是，在北京政府时期，议会制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力量的纷争。据张玉法统计，民国时期具有较为突出政纲的政党就多达35个(20)，而全国自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底，公开的党、会、团等有682个(21)。复杂的多党结构难以将这些复杂的政治力量整合纳入统一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权中。这也正是议会政治的天然缺陷，它只能将“政治过程的结果交由既定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22)。面对“碎片化”的国家政权，议会政治难以有效地整合裂化的政治权力，也难以抑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离心力。议会政治的失败使政治精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产生迷惑，还出现了张勋复辟与袁世凯称帝两次闹剧。虽然都是短暂的，但是，两次闹剧都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所存在的“对立性张力”。

       在失败与闹剧中，孙中山开对政治现代化提出了新的答案。面对“碎片化”的国家政权，孙中山于1926年在广东重组国民党，从根本上改革“同盟会”与“新中会”等原有前政党组织的松散结构，使国民党成为国家意识强、纪律强、组织程度较高的国家主义政党。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来看，孙中山力图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通过政党特殊的“组织化力量”，抑制政治离心力，整合“碎片化”的国家政权。这便在事实上建构了中国式的“政党中心主义”。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作为国家主义政党，国民党确实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军阀割据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在全国实现了形式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国民党为重塑国家政权的贡献仅限于一个表面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家政权只是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妥协来实现的。可以说，1927年后，国民党及其军队只不过是为地方军阀的总头目，已经失去了国家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反抗依然贯穿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仅1929年至1931年大型的内战就达六次(如表3)。

      

       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应对全国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城市，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危机极为严重(如表4)。

      

       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呈现出严重的对立状态(如表5)。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曾多次试图打破这种状态，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虽然孙中山的国民党开启“政党中心主义”，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最终背离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轨迹。相较于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具有国家主义意识，是其政党内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碎片化”状态。首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消除地方军阀与清除国外势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为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奠定基础；其次，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并且在中国历史第一次将政权力量延伸至村，打破了传统封建势力对国家政权的掣肘；第三，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权网络，推进一系列高效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促进国家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可以清晰地发现，国家主义政党通过自身的组织化力量在重塑国家政权，推进政治现代化等方面的努力。

       (三)法国：“雅格宾派”的政党中心主义

       政党中心主义并不只是出现在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与俄国。在一些政治现代化过程较为复杂曲折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政党中心主义也曾在一定的历史片断中有所反映，法国在1793年至1794之间的“雅格宾派”执政就带有浓厚的政党中心主义色彩。

       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法国与俄国、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一方面，法国雅各宾派执政时间较短，未对法国政治现代化的宏观格局构成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大革命的发祥地，法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是，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毕竟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在柏克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法国与俄国、中国的差异并不能否认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执政与中国共产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所面临的政治生态中的相似之处。将法国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案例具有两个方面的益处。首先，引入一个与俄国、中国具有显著差异的国家进行分析，更有利于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政党中心主义的共性特征，更符合比较研究上的求异法则，将更有利于论证的准确性；其次，虽然法国的雅各宾派执政时间较短，但是正是因为时间短暂，更有助于从一个凝缩的历史时空中牵引出政党中心主义的线索与逻辑。

       1789年，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整个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以君主专制为支架的国家政权也随之受到侵蚀。一方面，法国的地方当局开始抬头。行省与市政两层次的地方势力开始控制政治资源，以致“不断变更的国家领导集团或全国性派别，对两层次的地方政府都大肆奉承”(23)。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贵族势力的复辟要求与激进共和主义的革命诉求几成水火，也同样侵蚀着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力量。如斯考切波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所言，“1789年8月开始，两极分化的进程就持续扩展开来”(24)。这些都瓦解了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力量，使国家无法在大革命这个历史结点上有力地推动政治现代化。在这一时期中，法国的社会力量虽然在大革命的催化下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裂异常严重。第三等级中所演化出的大资产阶级、小业主、地主、商人、工人等多个社会阶层，它们相互之间矛盾纷繁复杂。从表面上看，这种社会力量的“裂化”是革命背景下的活跃，但事实上，正是这种“裂化”状态抑制了社会整合多元利益，推进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大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制宪会议虽然通过了举世瞩目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力图在议会政治范畴内实现政治妥协，然而，在整个1790年中，议会之中的“贵族派”、“保皇派”、“立宪派”、“自由派”、“民主派”、“爱国派”等政治派别不仅派别林立，而且在基本政治原则与代表利益上存在严重的冲突与对立，最终导致“妥协与和解政策的破产”(25)。这种派别斗争一直持续到之后的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时代。

       虽然吉伦特派于1791年10起控制立法议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治集权化与社会动员，并且于1792年击败了第一次反法同盟。但是，受制于党派之争与制度分权，吉伦特派带有自由民主主义的执政无力应对随之而来的国内社会危机与国外军事压力。一方面，1792年4月，吉伦特派虽然试图通过引导对奥宣战团结政治势力，整合国家政权，但却连军队也无法控制，“由于许多军官逃到国外或者心怀不满，下级士兵则不服从命令或者缺乏训练，所以军队表现极其不佳”(26)。另一方面，吉伦特派无力应对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民众抗议、反革命与激进势力抬头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尤其是反革命势力与激进势力的矛盾激化，反对革命与保卫革命的冲突，这不仅在主观上反映了当时法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张力”，也在客观上使整个法国社会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当反革命武装的威胁日益临近之时，具有政治积极性的城市民众，自觉地成为提倡共和精神、反对贵族势力、主张道德平等的无套裤汉，而巴黎市民则首当其冲”②。这种境况使带有自由民主主义色彩的吉伦特派措手不及，并无力应对典型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国家所未经历的政治现代化困境。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危机与军事压力的背景下，雅各宾派开始了具有政党中心主义特征的执政。相较于吉伦特派的温和执政而言，雅各宾派很快对政治派别进行更强的控制，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1793年10月，21名吉伦特派被处决……1793年最后三个月，395名被告中被判处死刑的有177名，占45％……巴黎监狱人数也从8月份的约1500人激增至12月份的4525人”(27)。同时强化对社会经济与军事事务的干预。在巴黎，雅各宾派的核心人物控制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与国防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不久之后，公共安全委员会“就获得了与国会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权威”(28)。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向地方与基层派驻“代表”，同时，利用雅各宾派的地方俱乐部干预全国的政治网络。由此，法国建立起了以雅各宾派的政党网络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集权与控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高德彻特(Jacques Léon Godechot)所言，“相较于以严格分权为特征的制宪议会，国民公会所推行的是法国从未有过的集权”(29)。在这种强力的集权控制下，法国于1794年初总体上控制住了国内外危机的威胁。从雅各宾派在法国的短暂执政中可以发现，专制主义的衰落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无能是将政党中心主义推向法国政坛的一个核心逻辑。

       四、结语：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性结论与发展性分析

       通过以上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处于不同历史背景的俄国、中国、法国却在特定阶段中面临相似的政治生态格局。与此同时，作为政治生态的三个要素，结构、文化与行动者在三个国家中的作用，也较为明显地论证了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政治生态有效地型塑了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中心主义模式。在这一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回顾与深化比较研究的结果(如表6)。

      

       虽然，俄国、中国与法国的政党中心主义在起源上都面临着具有相似政治生态格局，但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上看，三个国家又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情形。这意味着，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中心主义具有复杂的可能性结构。

       法国的政党中心主义经历了短暂的作用之后，雅各宾派就在“热月政变”被推翻。经历复杂政治斗争之后，法国政权在“雾月政变”中又回归到传统的专制主义。俄国的政党中心主义在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独裁，也在事实上使俄国政治具有专制主义的特点。正是由于政党中心主义与专制主义这种复杂的相关性，使学界与政界对政党中心主义抱有相对悲观的认知与态度。尤其是1991年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学界对于政党主义的批评更是泛滥，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宣称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乔纳蒂(Maria Csanádi)也将以政党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称为“自我耗竭式的演进”(30)。这些批评所造成的情绪与态度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

       相较于俄国与法国而言，中国在政党中心主义模式，推进了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在短期之内完成了现代化，并努力地改革与调适，以使政党中心主义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在政党中心主义背景下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从而避免沦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试验场，也避免回到传统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是政治中心主义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其发展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注释：

       ①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载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参见Karl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Yale University,1967,pp.1-11.

       ③参见[俄]盖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2页。

       ④参见Lucian 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MIT Press,1968,pp.27-80.

       ⑤[美]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4-130页。

       ⑥[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60-263页。

       ⑦⑧[美]詹姆斯·汤森、布莱特利·活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1、38页。

       ⑨John H.Kautsky,Commu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Persistent Myths and Changing Behaviour,John Wiley & Sons,1968,pp.1-4.

       ⑩Huntinton and More,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Basic Books,1970,p.11.

       (11)[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4页。

       (12)关于“一致信仰”的讨论详见[意]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制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9-361页。

       (13)杨光斌著：《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14)(1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明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页。

       (15)蒲国良：《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17)《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转引至杨光斌著：《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18)[美]费正清编，郭晓兵等译：《中国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19)[美]罗兹曼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20)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0-40页。

       (21)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9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6-180页；转引自关海庭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2)[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3)Alfred Coddan,“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Norton,1970,p.121.

       (24)(26)[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27、229页。

       (25)(27)[法]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266页。

       (28)[以]塔尔蒙著，孙传钊译：《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29)Jacques Godechot,The French Revolution(3rd ed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vol.2,p.34.

       (30)[匈]玛利亚·乔蒂纳著，李陈华、许敏兰译：《自我耗竭式的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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