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用动词虚化程度的等级性——以“吃”“打”“看”“听”“走”的虚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词论文,程度论文,等级论文,常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实词虚化”是语法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指的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西方称为“semantic Bleaching”“Semantic Weakening”或“Semantic Fading”（词义弱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一个个具体词语的虚化过程中发现了虚化链的存在，并认为虚化的程度具有等级性①。那么，这个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一类词的虚化过程？是否在范畴类型上具有普遍性？而影响实词虚化程度等级性形成的原因又有哪些？等等。对这些问题，学界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能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就能对这一虚化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1.五个常用动词词义虚化的具体过程
常用动词表达的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的概念，使用频率高，其语用环境复杂，因而词义变化比较大。而表人体动作义的动词，因为关照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其词义变化更具代表性、典型性，所以我们选择了“吃”“打”“看”“听”“走”等五个词作为考察对象，把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它们词义虚化的过程。
1.1 “吃（喫）”的虚化过程
“吃（喫）”最初表示“进食”义（见《说文·新附》），唐五代时引申为“蒙受”“遭受”义，发展到宋代虚化为表被动义的介词。如：“只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为大贤，蔡卞只是扶他以证其邪说，故吃人议论。”（《朱子语类·卷八七》）其中“吃”作为介词，引进施事者“人（任指）”；再如：“是夜鳌山脚下人丛闹里，忽见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吃光禄寺人喝住：‘这金盏是御前宝玩，休得偷去！’”（《大宋宣和遗事·亨集》）此句中前一个“吃”表初始义“进食”，是动词；后一个“吃”表被动关系，是介词。元明两代作为被动关系词的“吃”使用非常频繁。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表被动义除“吃”之外，还可用“乞”，如《水浒》、《金瓶梅》等。《清平山堂话本》只用“乞”。“乞”自古就有“乞求”和“给予”义。张惠英③ 认为“乞”表被动是从“给予”义发展来的，而“吃”是“乞”的假借字。但恰恰在《金瓶梅》、《山歌》、《水浒》、《清平山堂话本》等资料中，“乞”不表示给予，表示给予用“与”或“把”。这一点江蓝生先生已经指出。另外，在《金瓶梅》、《山歌》、《水浒》中“乞”在表被动的同时也可以表示原因，这一用法显然与“遭受”义联系密切，而不大可能是从“给予”义发展而来的。按《广韵》、《集韵》“乞”音期迄切（溪母迄韵），“吃（喫）”音苦击切（溪母锡韵），二者读音相近，很可能只是借用了“乞”的字形而已。
元明时期，表被动的“吃”意义继续虚化，引申出表原因的语法义。如：“亏你前年怎么打过来！吃了你印堂太窄，子丧妻亡……”（《金瓶梅》九六回）“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水浒传》二四回）“只吃那嗓子粗，不中听。”（《全元杂剧》无名氏《朱砂担》）
通语中“吃”表被动、原因等语法义的用法，到清代就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可能在于同类词语相互竞争中发生了新旧更替。明清以来，新出现了表被动义的“给”“让”“叫”等词语，与原有词“吃（喫、乞）”“被”等并存，构成一个同义聚合系统。它们相互竞争，在口语中“给”“让”“叫”使用日益频繁，而“吃（喫、乞）”则逐渐萎缩。直至清代，前三者最终取代了后者，新旧更替的过程完成。今天隆回湘语中保留了“吃”的这一用法，如“我吃其撕个一本书”。闽南、闽东方言中“乞”表示被动关系的语法义来自于“给与”义，与“吃”没有关系。
1.2“打”的虚化过程
“打”最初表示“击打；敲打”义（见《广雅·释诂三》）。南宋以后产生了介词的用法。如：“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辛弃疾《鹧鸪天·戏题村舍》）“要打衲僧门下过，避些炎热耐些寒。”（《居简禅师语录》）例句中的“打”表示空间的经由。元代以降，“打”作介词的用例增多，意义进一步虚化，引申指表空间的起点。晚清时期又引申出表“时间的起点”义。“打”还可与“从、向、自、由”组合构成复合介词“打从、打向、打自、从打、自打、由打”等③。
那么，动词“打”是如何虚化为介词的呢？现有的文献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虚化过程。在虚化的链条中缺乏一个可资证明的必要环节，故刘坚等先生认为：“跟那些经过长时间准备与演变的虚词比较起来，介词‘打’的产生自然显得突兀些，而虚化过程也显得仓促些了。”④ 为此，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寻求答案。概括而言，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介词“打”来自古汉语表经由的“道”。（太田辰夫）但“道”的语法功能、使用范围和频度等与“打”之间的差异无从解释，况且二者的时间距离太大。此种意见不足采信。二是认为介词“打”的功能是通过“打从”这一组合沾染获取的。（袁宾）但现有的历史材料无法证明先有“打从”后有“打”的发展顺序。此说也难以立足。三是认为动词“打”词义一步步虚化后产生了介词的用法，即词义虚化说。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董为光等先生力主该观点。但对动词“打”到介词“打”的意义虚化过程的看法存在分歧。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等四位先生指出：“介词‘打’最有可能是从动词‘打’虚化而来，即‘打’有锤击、冲撞义，由此引申为顶着、冲着等朝向义；当朝向义的‘打’后面出现处所名词，并再在处所词后面出现一个表示经由或趋向类的主体动词（打＋处所名词＋动词）时，‘打’就具备了虚化为介词的条件。”⑤ 董为光先生认为作为打击义的动词，与表身姿动态的论元组合，引申出表转游、回转义。这样“打”与表示经由的实义动词“去、过、来、回”等的结合就非常自然了。⑥
由此看来，词义虚化说还是有事实根据的。问题是动词“打”词义虚化为何义后，与后面表经由的主体动词才有合乎逻辑的搭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虚化为介词？这就需要深入探索。
“打”在唐五代时期使用逐渐频繁，其后所带受事论元类型不断扩大，有一些可以说超出了动词语义的选择限制。处所论元的出现即是很好的证明。如：
（1）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李白《横江词》）
（2）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刘禹锡《石头城》）
（二例皆引自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231页）
上述例句中“打”虽然仍表示海浪、河水的运动方式，但与处所论元组合后表示三维的空间概念。组合论元类型的变化造成词义的变化，“打”的意义开始变得抽象、空泛。如：“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其中一物无，免被人来惜。”（《全唐诗·寒山诗》）“远公还在何处？远公常随白庄逢州打州，逢县打县，朝游川野，暮宿山林。”（《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六）其中“打”表示空间位置的转移，意义与本义已经相去甚远。词义抽象到一定程度后引起虚化。反过来又促使其组合关系、句法功能相应变化：其后可跟表示经由的动词，构成“打＋处所词＋动词”结构，如：“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辛弃疾《鹧鸪天·戏题村舍》）“打”的句法功能由作主要动词带宾语，最终变为表空间关系的介词。之后其词义进一步虚化，引申指时间的起点。如：“事情不可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老舍《柳家大院》）作为介词的“打”带有口语化色彩，主要见于官话和客家方言，并且有新的发展。在龙岗话中，介词“打”与处所词结合用在动词前或后，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或相关对象被安置的处所，相当于介词“在”“到”的用法⑦。
1.3“看”的虚化过程
“看”的本义为“用视线接触人或物；观看”（见《广雅·释诂一》）。魏晋六朝时引申出“观察并加以判断”义，词义由具体变得抽象。如：“良久，清澄，泻去汁，更下水，复抨如初，嗅看无臭气乃止。”“得暖则作速，伤寒则作迟。数入候看，热则去火。”（《齐民要术》卷三）
意义的演变带来组合关系、语法功能的变化。“看”的句法功能由作主要动词带宾语变为依附于其他动词之后且不带宾语，唐代以后这种用法越来越频繁。“看”又可用于各种复杂的动词结构之后。如：“相公曰：‘身上有何伎艺？消得五百贯钱。至甚不多，略说身上伎艺看。’”（《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六）“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旧唐书·袁天纲列传》）“看”的附着性特征促使其词义进一步虚化，并最终失去原有的词汇意义，成为助词，主要起显化前面动词的尝试义的作用。
唐代以降，表“观测；估量”义的“看”后可带表示动作或变化的词或结构。如：“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二）“白云岭上渐生，红日看将欲没。”“红日看将山上没，白云又向岭头生。”（《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二）在这个结构中，句义重心指向动词“堕”“没”。“看”动作性减弱，意义发生了变化，表示预见到某种状态或事态很快就要出现或发生。词义的进一步抽象泛化，影响了“看VP”的内部结构（加上“从而”）发生了质变，由动宾结构转化为状中结构。如：“随时行李看将去，奔鲁排比不久回。”（《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又如“王曰：‘夫人气色，命有五朝，看即与朕不得相见。’”“既辞朱夏，看逼新秋。”（《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四）“看”虚化为表情态的副词。其后的动词结构都表示一种未然的情况或状态，不能是已然的或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
到宋代，作为情态副词的“看”可用在表示陈述的祈使形式中，提醒对方注意可能或将要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情或情况。如：“公指壁上画狗子曰：‘这个还有也无？’僧无对。公自代曰：‘看咬著汝。’”（《五灯会元》）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如：“一个人不能去，看掉在沟里头。”（老舍《龙须沟》）“等人吗？看别让身子骨受了凉。”（刘心武《巴黎长生不老药》）⑧
1.4 “听”的虚化过程
“听”本义表示“用耳朵接受声音”（见《说文·耳部》），引申为“听从；接受”义。当用口来“接受”时，产生了“允许；同意”义。所带论元结构为各种抽象宽泛的行为。如“听客之所为”“听其所使”“听其所为”（《左传》）等。到了魏晋时期，表“同意；允许”的“听”其论元类型变为各种具体可感的行为活动，构成兼语句。如：“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闻空中语云：‘催放双甘，乃听汝去。’”（《搜神记》卷十七）“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世说新语·德行》）“摘瓜法：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听浪人踏瓜蔓，及翻覆之。”（《齐民要术》卷二）以上例句中的“听”还是句中的主要动词，但暗含了不加限制，任其发展的意义。当句义重心开始指向后面的动词时，“听”的动词性就逐渐减弱了，成为次要动词。“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⑨ “听”引申出“听任；任凭”义。但是，“听”的虚化过程就此止步，没有继续向前发展为表示某种语法关系或语法功能的虚词。
1.5“走”的虚化过程
“走”的本义是“急速而行”，相当于今天的“跑”义。（见《玉篇·走部》）当语义指向其后所带的处所论元时，带有了一定的方向性、目的性，引申为“趋向；奔向”义，动作发出者为生命体。宋代此义的“走”可用于连动句式。如：“家人请曰：‘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人临安也。’”（《宋史·忠义五列传》）“且如今向人说，我在东，却走西去那一边，便成妄诞了。”（《朱子语类》卷二一）
“走常熟”与“入临安”“走西”与“去那一边”等前后两个动作之间存在方式与结果的逻辑顺序，“走”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已变为“通过；经过”义。当句义的重心指向表结果的动词结构时，“走”不再作主要动词，其动作性逐渐减弱，词义也在慢慢抽象化、虚化。词义的虚化引起“走”的语法功能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结果导致“走”的语法化：由动词变成了介词，表示空间的经由。如：“只到扬州，弟就告别，另上南京船，走长江去了。”（《儒林外史》二一回）“走”虚化为表空间的介词了。现代扬州、南京、绩溪、丹阳等方言也有此用法。如说“走窗子缝里头朝外望”（扬州）；“走格里到过里有五十公尺”（丹阳）；“走哪块走？”“你走桥上走，我走桥下走”（南京）；“走尔边行”（绩溪）。
作为介词的“走”从表空间概念又进一步虚化为表时间的起点。如：扬州、南京、丹阳等地说“暑假走明个开始放”“走旧年起我就开始上班了”。“走”后面带有时间名词。
2.常用动词虚化的等级性与梯度理论
2.1 常用动词虚化的等级性
综观以上五个常用动词词义虚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常用动词的虚化总趋势都是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的，即由实变虚，由虚变得更虚。但在虚化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不同等级。在这五个常用动词中，“听”的虚化程度最低，由表人体的具体动作逐渐抽象化为表示“允许；任凭”等意义就很难再向前虚化了，仍然表示的是词汇意义。其余四个词衍生出语法意义，由词汇领域跨入语法的领域，词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看”附着在主要动词之后虚化为表尝试义的助词，另一方面经过重新分析后虚化为情态副词；“吃（喫）”“打”“走”虚化为同一语法范畴一介词，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抽象程度不同。“打”和“走”虚化为表空间的介词，后通过隐喻的认知机制进一步虚化为表时间的介词。“吃（喫）”经过重新分析虚化为表被动的介词，再进一步虚化为表原因的介词。
五个词虚化的结果涉及三个虚词词类：副词、介词、助词。它们之间有没有虚化程度之别呢？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2.2 语法梯度理论与词类的等级性
实词虚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单向过程。国内外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些实词虚化程度的等级。沈家煊先生介绍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归纳出在共时平面上判定实词虚化程度的五个标准：（1）与人有关的低于与人无关的；（2）表空间的语法成分是语法成分中虚化程度最低的；（3）三维（空间）低于一维（时间），一维低于零维（原因、方式等）；（4）特殊低于一般，如工具（特殊）低于方式（一般）；（5）与名词有关的低于与小句有关的，如介词低于连词。他指出“这五条也只能说个大概，还有哪些标准，标准是否处处灵验，都还有待深入研究”。⑩
Heine等人（1991）将实词虚化的单向性发展使词义抽象化区分为这样的序列：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这个等级的前半部分（由人到空间）是实词变为虚词的过程，后半部分（由空间到性质）是虚词进一步虚化的过程。我们认为在“事”与“空间”两个认知域之间应有一个过渡域。此序列可修正为：人＞物＞事（＞状态）＞空间＞时间＞性质。从语形上看也可以排列成一个等级：词汇形式（＞副词）＞介词＞助词＞词缀／形尾＞零形式。虚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形尾或零形式。
对语言的这种渐变现象，英语语言学家Quick等人（1985）引进了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中的“梯度”（gradience）的概念。所谓梯度，是指从一个项目（范畴或概念）到另一个项目（范畴或概念）之间存在连续不断的过渡状态，即按照同异程度把所描述的两个范畴联系起来的一个级差（scale）。在级差的两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或项目，叫做中心项目；而在其中间位置上则是有些性质两可的项目，称为外缘项目。这些外缘项目既部分地具有级差一端的语法范畴的特征，又具有另一端语法范畴的特征。它们根据所定的若干标准，依其所描述的语法范畴的相似点或相异点的多寡顺序进行排列，这样可以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外缘项目的渐变关系。
梯度理论主要利用数学的“矩阵”法来分析和描写语言现象。夸克于1965年提出了连续关系矩阵，用序列代替其他联系不明确的特征排列，使人们对所研究对象的梯度变化获得形象的认识。例如这样一个矩阵(11)：
它表明，B和A、C的关系是序列联系：B处于由A向C过渡的状态，它既有A的一些特性（b、c）又与C共同具有（a）的特征。此图显示出某种梯度变化。我们运用梯度理论来分析动词、介词、助词的虚化程度。
表一 动词、副词、介词、助词的虚化等级表
注：所用标准参考了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等相关内容。
上表显示出四类词在语法特征上的梯度变化。比较而言，副词与动词的相同特征最多，其次是介词，助词不具有动词的所有语法特征。因此，副词虚化程度最弱，助词最强，而介词介于二者之间。
同是介词，内部也有程度之别，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虚化程度不同。表原因义程度最高，其次是时间义，空间义又次之，表被动义的虚化程度最低，与源义的引申关系密切，动作性最强。
2.3 结论
由此可见，常用动词的虚化存在等级性。其由低到高的等级序列为：词汇形式＞副词＞介词（＞被动＞空间＞时间＞原因）＞助词。
3.常用动词虚化等级性产生的原因
常用动词虚化为什么会存在程度之别？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常用动词虚化的进程？沈家煊先生也指出：“为什么有的实词经常虚化，有的实词几乎从不虚化，为什么有些实词朝这方面虚化，有些实词朝那方面虚化？”(12) 这里我们试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3.1 使用频率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五个常用基本动词在词义演变过程中意义都发生了虚化，引申出抽象空泛的义位。“一般说来，意义具体、实在的义位很难发生语法化，而比较抽象、不太实在的义位则较容易发生语法化。这是因为比较抽象的义位，其动作性和状态性较弱，如果进_步抽象、弱化，很容易虚化而变为语法单位。”(13) 但为何“吃（喫）、打、看、走”都继续虚化，发展为语法单位，而“听”却没有再往前走呢？我们认为这与抽象后的义位在实际使用中的频率高低有关。
“听”在唐代引申指“任凭；听凭”义，尽管其动作性已经很弱了，但在语言口头交流中很少使用。同时期有一些同义词，如“由”“凭”等使用更为频繁。“听”在与它们的竞争中逐渐被排挤出口语系统，使用语境局限于正式典雅的书面语系统。“听”多用于一些固定结构或仅作为构词语素构成非常有限的复合词，变为不活泼元素。因此，“听”就很难再继续虚化下去了。
3.2 语义先行
马清华认为起点词本身的义类特征是实词虚化等级性产生的先决条件。孙朝奋说：“虚化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实词的词义本身。”石毓智、李讷指出，语义范畴最终决定哪些动词最容易演化为介词。他们从像义词的语法化研究中得出启示：“只有具备某种语义特征的词语才适于演化为某种语法范畴”，认为概念相同的一组词，由于语法化时间不同，句法环境也有了变化，最终的功能也会因此而各具特色。可见，实词的义类特征决定着虚化的方向和结果。
结构主义语义学认为义位由若干区别性语义特征组成。他们提出用语义成分分析法（或义素分析法）来分析义位的内部构成。如：“走”的“奔向；趋向”义位可表述为：＋［人］＋［用脚］＋［快速］＋［移动］＋［向一定的方向］。正是因为“走”具备了“方向性”的语义特征才最终演化为表空间经由的介词。“打”的情况与此相同。“打”引申指“空间位置的转移”，其义位表达式为：＋［人或物］＋［位置］＋［转移］＋［处所词］。由于“打”具备了“空间位置”及“转移”两个语义特征，从而演变为表示空间关系的介词。
而前面我们根据语法梯度理论的观点，认为语法范畴自身就有虚实程度的不同。如同是介词，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其虚化程度不同。由低到高的序列为：被动＞空间＞时间＞原因。因此，具有相同义类特征的常用动词虚化为不同或相同的语法范畴后出现了等级差别。
3.3 认知机制
实词虚化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识过程，是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作为一种语言发展的客观趋势，虚化现象通过主观的认知作用而得到确认，并最终得以完成其虚化过程。实词虚化的意义演化倾向一般遵循“具体—抽象”“不太抽象—更加抽象”的路径，这与隐喻表义效果一致。人只能借助较为具体的空间来把握更为抽象的时间（“打”由表空间的经由进而指时间的起点）。Heine等人（1991）将实词虚化看作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他们把各个基本的认知域排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
实词虚化的等级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以上所谈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除此之外，影响虚化等级性的因素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在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挖掘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附注：
① Heine,B.,U,Claudi & F,Hünnemeyer.1991 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armework.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张惠英《说“给”与“乞”》，载《中国语文》，1989,(5)；江蓝生先生认为“吃”表被动义的出现最迟不晚于宋代，参见《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载《中国语文》，1989，（5）；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206页也指出了这一点。
③④⑤ 参见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224—226页，232页，4页，语文出版社，1992。
⑥ 董为光《介词“打”来源补说》，载《语言研究》，2004,(1)。
⑦ 见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的介词》，《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介词》（第五辑），209—21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⑧ 以上两例转引自高增霞《汉语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的语法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1)。
⑨(12)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⑩ 引自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载《中国语文》，1995,（3）。转引自侯孟青《语言渐变现象的研究——从语法梯度理论到语法化理论》，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11) 在连续关系矩阵图中，“＋”表示符合项目的规定；“－”表示不符合规定；“±”和“x”用来表示更精的梯度关系（“±”表示可混合使用；“x”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
(13) 引自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原因》，载《中国语文》，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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