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独运动”的阶段性及其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独论文,阶段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据此，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学理性的判断，岛内的“台独运动”及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也是台湾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某种特殊的反映形式，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台独运动”的形式及内涵也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变化过程。从90年代以来岛内的政情变化趋势来看，这一学理性的判断似乎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验证：“台独运动”的主要载体民进党已经而且还在发生明显的路线转型，激进“台独”势力要么趋于和缓，要么迅速边缘化。更加让许多人惊诧的是，在今年5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台湾当局新领导人郑重地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一“宪法”明定以中国大陆、台湾为其领土疆域范围。该领导人在这一演说中还进而公开宣布“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结果，“台独运动”不仅没有因民进党的执政掀起新的高潮，反而逐渐沉寂下来。在今天的台北街头，“台湾独立”的口号不仅难再唤起喧嚣的群众运动，反而会招来人们异样的眼光！
笔者认为，在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台湾独立”基本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确实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台湾政治现象，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和辩证的方法深入研究“台独运动”和民进党“台独路线”的产生、发展及未来趋势，从而以更加灵活适切的方式，最终促成“台独运动”回归其维护台湾人民福祉、安全与尊严的“乡土运动”本质。
一、“台独运动”的历史阶段性
要真正了解“台独运动”的本质，就必须对近代以来的“台独运动”历程有全面的认识。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历史上的“台独思潮”及“台独运动”是台湾特殊政治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乡土认同异化（注：参见拙文：《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2/3期。）。当“国家”不能有效保护民众利益，当“国家”不能真正满足民众当家作主愿望，当“国家”不能充分体现民众尊严时，一些人自然而然地从他们原先认同的“国家符号”中游离出来，并将他们对乡土的眷念与认同异化为一种新的虚幻的“国家认同”。“台湾民主国”的战士如此，“228事件”后的海外“台独”人士如此，当代“台独”分子也概多如此。笔者认为，大多数的“台独运动”参与者只是将“台独”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以“台独”为终极信仰者只是极少数（笔者不否认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因素，但这是次要的外部因素）。而近代以来的“台独运动”大体上可以相对地划分为“台湾民主国”、“海外台独运动”和“体制外台独”和“体制内台独”四个历史阶段，它们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产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的过程。
关于日据初期的“台湾民主国”运动能否视为“台独运动”的问题，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不少民进党人眼里，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运动被视为“台独运动”之先河，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即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台湾民主国”运动多少具有一定的“台独”色彩，至少岛内有一批人持有这样的认识。“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清政府此一无奈之举，遭到两岸中国人的同声反对。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来自清朝各省的千余举人以“公车上书”形式反对割台，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各级官吏也上书反对。无辜受害的台湾人民，更是极力反对，他们鸣锣罢市，沿街哭号，包围官府，电奏清廷，要求收回成命。但受制于人的清政府却始终爱莫能助，日本侵略者最终占据台湾，台湾人在不得已之下只能寻求自保。5月15日，丘逢甲等人商议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在“全台绅民”致总理衙门、南北通商大臣及闽浙总督电报中，唐景崧、丘逢甲等人表示：“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以图固守，以待转机”。由此可见，这一被部分民进党人视为“台独运动先河”的“台湾民主国”运动虽有“独立”之名，却无独立之实，其所抗争的对象是日本殖民者，目的明显是为了让台湾重返祖国怀抱。
“海外台独”兴起自“2·28事件”之后，没落于民进党“台独化”过程之中。日据时期，特别是“皇民化运动”开始以后，不少台湾人迫于政治现实说日语，取日本名字，甚至有少数人“认贼作父”，以“天皇子民”为荣。但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政治形势丕变，台湾人民潜意识里的中国认同拨云见日，出现了万人空巷前往码头“迎接祖国来的部队”的感人情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祖国来的部队”到台湾以后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浇灭了部分台湾人对“祖国”的热情，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爆发了“2·28事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专横使不少台湾人对“中华民国”产生疏离感，由于这些“代表”祖国形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许多方面的表现甚至“连日本殖民者还不如”，一些爱乡爱土的台湾人对祖国的热情与美好憧憬破灭了，极少数人因此产生逆反情绪，将乡土认同异化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2·28事件”后，少数逃往海外的台湾人拉开了为期近40年“海外台独运动”的序幕，其中主要的“海外台独组织”或代表人物有：廖文毅、吴振南及他们代表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王育德、黄昭堂、许世楷、黄文雄及其代表的“台湾青年社”；林荣勋、陈以德、李天福及他们代表的“台湾人的自由台湾”；郭雨新及其所代表的“台湾人多数政治促进会”；以许信良为代表的《美丽岛》杂志社；“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台湾建国联合阵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等。上述“海外台独组织”目前已大多成为历史名词，有些成立不久就偃旗息鼓，还有一些则在民进党成立后快速没落。这些“台独组织”的代表人物，对“台独”的理解五花八门，也有不少人最终放弃“台独”立场，如廖文毅、邱永汉等。这一阶段的“台独运动”所抗争的目标是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民国”符号。虽然他们的成分十分复杂，但其中确有一些人在海外敌对势力的唆使下将“台独”当成信仰、志业，他们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独立出去的目的相当明确。
“体制外台独”阶段存在的时间较短，大约从1988年春开始到1993年初郝柏村下台，“外省官僚集团”彻底边缘化为止（注：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原文为：“1993年2月23日，军人出身的阁揆郝柏村下台，改由首位台籍人士连战继任，这可说是民进党告别革命狂飙时代的转捩点。”）。从1947年到1987年初的约40年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强力镇压，岛内“台独运动”处于零星的、地下的状态，虽然也曾出现过“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等公开主张“台独”的案件，但都形成不了规模性的运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出现许多“台独案”，但大多数只是国民党强加于反抗分子头上的政治罪名而已）。而1970年代开始公开化的“台湾自决运动”虽然已含有一定的“台独”成分，但参与者仍小心翼翼地与“台独”保持一定距离。1986年9月，台湾在野反国民党势力组成“民主进步党”，该党后来成为“台独运动”的主要政治载体。从民进党成立之初的政治立场来看，尚不能说该党的“台独党”。“台独”路线逐渐变成民进党的主流路线是从1988年4月的民进党“二大临时全代会”开始的，经过1989年民进党对“郑南榕自焚事件”的炒作、1990年发表“1007决议文”并成立“台湾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最终在1991年10月13日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民进党彻底走向“台独化”。相对来说，这一阶段可以视为“台独运动”史上的“高原期”，其抗争的对象主要仍是国民党政权及所谓的“中华民国”符号。虽然该党内部存在“议会路线”与“街头路线”之争，但由于该党党纲明确以“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定台湾共和国新宪法”为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体制外”特点。
“体制内台独”也可以说是“台独组织”的主要政治载体接受“中华民国”体制，并将“建立台湾共和国”的目标调整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的阶段。民进党的“台独化”发展，除了其成员本来就有“自决运动”中的“台独”基因外，吸收“海外台独”力量，共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具性考量更加明显。那些推动“民进党台独化”的人士认为，接受“台独”主张将有助于结合“海外台独”力量，从而有利于民进党人早日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从1991年底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来看，显然弊大于利。1992年“立委”选举中的一些个案再次证明，激进“台独”主张并不能打动多数选民的心，反而是温和主张更容易得到支持。因此，“台独”主张对于民进党来说绝不是什么“十全大补膏”，而是“票房毒药”。1993年以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面临新的难题，分离主义意识浓厚的李登辉集团全面掌控台湾政权，其政策越来越明显地趋向分离主义，而且较之于“台湾独立”主张更具蒙蔽性和欺骗性。民进党陷入了不仅得不到倾向统一选民的支持，而且开拓不了中间选民的票源，甚至连基本的“台独”支持者的票源也难以保住的窘境，党内重新检讨“台独”路线的声音渐渐增大。从1993年起，民进党、“台独运动”内部不断出现淡化“台独”、重新诠释“台独”内涵的呼声，民进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1996年春民进党在“首届总统民选”中惨败后，“休制内台独”取代“体制外台独”，成为“台独运动”的新主流。这一阶段的“台独运动”进一步与岛内的权力再分配结合在一起，理想性的色彩越来越淡薄，现实性、工具性成分越来越高，从形式到内涵都与李登辉集团的“两个中国”政策趋同。由于失去直接的抗争对象，“体制内台独”开始将抗争对象转移到祖国大陆，即所谓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台湾”，“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台独内涵反共化”成为“体制内台独”发展的新趋势。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以片面的、僵化的、静止的眼光来认识“台独运动”。“台独运动”的产生既有外国势力插手的因素，也有激进的分离主义因素，但更主要地还是“乡土认同”的异化——因统治者治理不当造成的逆反心理或自我防卫需求。总体上看，“台独运动”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台湾民众“乡土认同”异化的体现；二是台湾民众当家作主意识的折射；三是岛内政客权力斗争的工具；四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拒被祖国大陆统一的筹码；五是帝国主义势力肢解中国的工具。而这五种不同的内涵归根到底还是可以概括为因为岛内政治社会资源再分配问题产生的“乡土认同异化”。事实上，关于“台独”的内涵，民进党内部也始终缺乏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正是由于对“台独”内涵的不同认知，民进党内除了在成员结构上有“美丽岛系”、“新潮流系”、“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台独联盟”、“新世纪办公室”、“主流联盟”等诸多有组织的有形派系之外，还在思想层面存在无形的“基本教义派”与“务实派”之分。也就是说，民进党成员内部对于“台独运动”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台独载体”之间也可以分为“充满台独理想的建国党”与被称作“丧失台独理想的民进党”（建国党的观点）。民进党前文宣部主任郭正亮对于“台独”内涵的剖析对于我们理解“台独运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说：“台独并不是静态的法律问题，而是动态的政治问题。台独的确切内涵，只能透过政治辩证的过程决定，随着形势演变而不断调整，本身具有浓厚的历史性，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概念。”（注：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二、民进党“脱台独化”之虚实性
作为当代“台独运动”的最主要行动者的民进党，其“台独路线”也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处于不断转型——“台独化”与“脱台独化”——过程中。1993年底的台湾“县市长”选举前夕，时任民进党主度的许信良率先表示：“即使未来民进党取得中央执政权，也不代表民进党会更改国号；如果民进党执政，会优先考虑的是台湾两千万人民的安全，而不可能片面宣布台湾独立，民进党会非常在意国际上的客观条件，包括中国的态度和反应”（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03页。）。许信良这一谈话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对于正处于“台独狂热”之中的民进党来说，这一谈话意味深长，民进党的“脱台独化”转型列车开始启动了。这一时期以来民进党“脱台独化”的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台湾独立”的政治目标从唯一选项转变为选项之一。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通过“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基本纲领以后，其社会代表性更加偏狭，更加难以被多数台湾民众接受，民进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虽然这一基本纲领中确有“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的“但书”，但相较于开宗明义的“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主张，这样的“但书”显得极其苍白无力，民进党的“台独党”性质已非深奥复杂的言词所能撇清，台湾民众的观感直接显现在其后多次选举的投票取向之中。尽管如此，民进党“务实派”并没有停止他们修正政治目标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民进党领导人接连在“台独党纲”问题上作文章，论述重点逐渐由“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主张”，转向“这一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结果，要不要“台独”成了全体住民的选择。有关“台独党纲”的新解，陈水扁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强调：所谓的“台独党纲”，其正确提法应是“公投党纲”，如果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两岸统一，民进党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解释无疑含有极大的包容性，既包容了“台独信仰”，又松解了“台独包袱”。近年来，民进党这种“统一与独立都是有效选项”的立场更加鲜明。在今年8月间的“欧华年会”活动上，有着浓厚“台独”色彩的台现任“侨委会委员长”张富美也声称：“只要符合民主、自由、繁荣原则，不反对统一的可能”。现任民进党主席谢长廷也表示：“只要在台湾自己民众能够有共识的话，其实在民进党方面是不排除统一的。民进党既然说改变台湾现状是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尊重台湾人民多数的抉择，那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立场，台湾人民也有可能选择统一。”
第二，“台独”内涵“弹性化”、“工具化”。民进党制订“台独党纲”的动机很清楚，就是要建立最广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但实际结果却使民进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1996年3月的“总统”大选结果再次证明，突显“台独”的策略与执政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作为民进党未来的代表群体，民进党新世代精英决定不再沉默。当年4月底，该党新世代成员周奕成、段宜康、沈发惠、钟佳滨等数十人，在台北举行“台独是资产还是负债”问题的大辩论，尽管辩论的结果未能达成明确的共识，但会后公布的“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还是对“台独运动”的内涵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例如，“台湾独立不是什么神圣的使命，而是务实的政治主张”、“台湾独立不是最优先的政治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其他政治理想的途径（民主政治、平等社会、多元文化等等政治理想）”、“台湾独立不一定以‘台湾’为国家的各称”等。这一“纲领”虽然还没有如下文杨宪村所分析的将“台独”内涵导引到“维持现状”与“自决”的方向，但却突出强调了“台湾独立”是“为了实现其他政治理想的途径”的极具创新性、可塑性的内涵。新世代这样的诠释无疑是“台独运动”工具性最好的注解，同时也为“台独运动”回归“多土运动”的真本质奠定了基础。
第三，逐步接受“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在相当长时期里，“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定新宪法”是“台独运动”的首要诉求。但是，自从1993年许信良提出：“即使未来民进党取得中央执政权，也不代表民进党会更改国号”后，民进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从言论和行动上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及其相关政治符号。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在“中华民国国旗”前宣誓就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95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施明德也公开表示：“对民进党来说，名称本身并不重要，是叫中华民国或台湾共和国的意义不大，在国际法上，国号、国旗、国歌都没有意义，国家的组成四要素，是人民、政府、主权、领土。”（注：施明德：《民进党是全球最温和的反对党》，台湾《财讯》1995年1月号。）1995年，对民进党本质了解极为透彻、时任《中国时报》主笔的杨宪村在新出版的《民进党执政》一书中分析指出：“至少在现阶段，在台独这个议题上，历史的过程，可以肯定是不会按照民进党的主观意志去发展的，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是否可以持续有效，或许还得看今后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发展而定；如果再经过几次选举试验，证明台独没多大作为，那么，民进党可能便得向‘维持现状’和‘自决’等方向撤守，作战略性的移转；而随着民进党实力的增长与执政企图的增加，它终究会面临执政与台独的基本矛盾，且会被迫作出应有的选择。”（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03页。）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杨宪村的判断是相当敏锐的。1999年5月，民进党八届二次大会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首次以承认“中华民国”的方式，替代了“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而“台独公投”也为“改变现状需要公投”所替代。2000年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上台时面对“国父遗像”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的行动，2000年6月底高雄市长谢长廷有关“依法源高雄、厦门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的表态，2000年11月18日谢长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发表“现行宪法已有一中架构”的观点，在在说明“台独运动”的主流内涵已嬗变为“中华民国独立运动”——以台湾现有政治架构为基础与祖国大陆寻求一种新的对台湾有利的政治架构的努力。也正因此“建国会”、“建国党”才会认定民进党已“丧失台独理想”，并愤而与民进党分道扬镳。
对于民进党的“脱台独化”进程，有些人言之凿凿地认为“民进党已经务实化，脱离‘台独党’的浪漫革命”（注：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有些人则从根本上否认民进党是“台独党”，认为民进党没有“台独党纲”，只有“公投党纲”（如陈水扁）。对于民进党人的说词，笔者认为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分析，不宜一概斥之为“政治骗术”。从民进党的文件、政策、言行来看，民进党的“台独”性质目前确实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甚至我们也可以更明确地指出，民进党内的确有一部分人在“脱台独化”动机上怀有虚晃一枪的阴谋。但笔者认为，近年来民进党的确处于量变性的“脱台独化”过程中。民进党之所以会有“脱台独化”的现象，与民进党成员对于“台独”的态度相当多元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内外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一是国际冷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不降反升，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二是祖国大陆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民进党人认识到不能无视祖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三是由于台湾内部政治生态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上述内外环境的变迁使“台独”主张与台湾大多数民众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台独路线”的“票房毒药”性质越来越明显。总的来说，民进党的“脱台独化”越势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人们应加以全面分析。
三、“台独运动”转化之趋势
“台独运动”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与民进党“脱台独化”的两面性表明，“台独运动”并非一成不变，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也并非绝对不能调整。客观地说，“台独运动”的本质性转化绝非易事，民进党的复杂性、“台独运动”的复杂性、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台独运动”的本质性转化一定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这一转化涉及政治信仰目标、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变更，更涉及到民进党等不同“台独载体”之间，及各自内部不同派系和精英分子之间，在政治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生存、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影响“台独运动”转化的主要障碍包括：第一，非理性的权力斗争因素。尽管许多人主观上明白，“台独运动”的转化有利于台湾的整体利益，有利于民进党的发展，但就具体的组织、派系或个人来说，利弊得失可能截然不同，当“台独运动”的转化危及某一组织、派系或个人实质利益时，局部利益的考量往往超越组织、政党、区域乃至国家整体利益的道德呼唤。第二，两岸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性。长期的两岸分离使台湾与祖国大陆两个政治亚文化体系出现明显的差异性，“台独”支持者对于许多涉及两岸的政治问题的认知不同、缺乏互信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对于国家、民族、安全、尊严、制度等政治议题的价值判断也不同。而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更使部分台湾人对与祖国大陆统一存在戒备心理。
“解铃还须系铃人”。“台独运动”能否回归台湾人民要求当家作主，维护经济、安全、尊严的利益要求的“乡土运动”本质，根本动力还是在于“台独运动”内部，“台独运动”的支持者最有资格成为“台独运动”的终结者。“台独运动”的自我转化可能包括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台独内涵”的重新诠释——“台独”主张成为有别于法律意义的所谓“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问题，“台独”成为民众的多元选项之一；二是“台独组织”以诸如修改纲领的方式，正式放弃“台独”主张，使极少数“台独载体”彻底边缘化；三是以“历史决议文”的方式，将过往的“台独运动”视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工具，“台独运动”的主要“载体”共同宣布，随着时空环境的变迁，“台独运动”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这三种方式不同程度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又以第二种为最。相比之下第一种形式所造成的遗留性问题最大，但最易采用；第二种形式最为直接有效，但阻力也最大；而第三种形式在民进党实现执政之后的今天是最中庸、最有现实可行性的形式，缺陷在于难以释除祖国大陆方面的疑虑。
作为“台独运动”的外部因素，岛内其它政党、祖国大陆、国际社会对“台独运动”的转化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首先，国民党、亲民党、新党虽然都是在野政党，但他们的群众基础之和远大于执政的民进党，民进党人为了岛内政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得不考虑最终解决统独意识形态之争。其次，祖国大陆的态度始终是“台湾独立”难以逾越的障碍，祖国大陆方面强大的军事能力终使“台湾独立”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海峡彼岸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利益诱因也将成为“台独运动”转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些诱因中，经济性的诱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就连曾经被认为是“激进台独”代表人物的邱义仁也体认到：“后冷战时期是由经贸力量决定国际秩序，亚太地区是国际经贸的重要地区，而中国大陆又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贸地区，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中国大陆，此时已非单纯陈述台湾主权独立就可以面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情势的挑战，我认为这就是民进党面临的新困境。”（注：邱义仁在“民进党与国内政治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见台湾《联合报》1996年9月28日第四版。）最后，国际政治的规则与现实也注定了“台独运动”的不可能性。只要国家的边界还存在，主权与领土的不可分割性就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在中国的大国地位早已确立的今天，反对“台湾独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
在强调“台独运动”回归“乡土运动”总体趋势的同时，笔者也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台独运动”有再激化的可能，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两岸人民，尤其是台湾民众现实的利益、安全与尊严要求。最后，笔者再次以恩格斯的精辟观点作为本文的结语：“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注：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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