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高 力 克
提 要：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关键词： 梁漱溟 东西文化 孔子 现代性 新启蒙
1921年，28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这部由作者在山东和北大的讲稿修改而成的著作，以其中西印文化比较的恢宏格局和孔学复兴的大胆预言，石破天惊。翌年，此书改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几年内已出八版，其盛况不输此前新文化领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梁漱溟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以“最后的儒家”（艾恺语）著称，他因在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潮流中呼唤“孔学复兴”，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手。其实，梁氏的思想颇具复杂的面向，其趋新与复古的交响，绝非“进步”与“保守”之标签可以简单概括。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北大新文化诸贤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其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双向批判，表征着五四后期另一种新启蒙传统。梁氏的北大学生、哲学家冯友兰曾把他归为“新文化运动之右翼”，而与“新文化运动之左翼”陈独秀同列启蒙阵营。① 参阅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92页。 冯氏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划分左右翼虽未脱意识形态的窠臼，但其将梁漱溟归入新文化运动则独具慧眼。
杨力生霍地从床上翻身坐起来：“瞎嘟嘟什么！瞎嘟嘟什么！你吃饱了撑的？”吼罢，立即又躺下了。没想到，这次他发脾气，杨秋香反倒平静了，她想：你愿意吼就吼，我一直拿出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招儿可使。想罢，她一声不吭，转身便离去。
一、中西文化观之检省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对西方文明之挑战的回应，这一外源型的现代化进程伴随一个发现西方与反思传统的思想过程。启蒙运动的古今之争，在中国则曲折地呈现为中西之争，中西之争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中心主题，此为中国启蒙运动异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晚清以降最系统、最富原创性的一部中西文化比较著作。
梁漱溟东西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与“人生问题”（人生意义何在）？这是牵引他毕生思考之两大问题。他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视界融合，探究一个东西文化的重大问题：关于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前景问题。梁漱溟发问：“东方化还是要连根的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此处所谓翻身，不仅说中国人仍旧使用东方文化而已，大约假使东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样，成一种世界的文化——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s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问题直截了当，就是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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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汹涌大潮中，梁漱溟之“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的发问，可谓力挽狂澜，石破天惊。面对晚清以降由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而日益深化的文化危机，梁氏毅然提出了中国文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挑战问题：在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之后，中国文化可否翻身而具有西方之科学与民主那样的普世价值？梁氏以孔子人生态度为东方化之精髓，其问题之要旨，实为“孔子人生哲学可否翻身而为世界文化？”
梁漱溟对晚清以降由改革的受挫而对西方化认识渐次深化的过程进行了反思，肯定了新文化运动之西方化的深刻性。“八年来闹得天翻地覆，乃看出这种活剥生吞的改革的无功又且贻祸，而后晓得既不是什么坚甲利兵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实实在在是两文化根本不同的问题，方始有人注意到改革思想，把西方化为根本的引入。这是最近一二年的新倾向。差不多六十年功夫才渐渐寻到这个根本上来，把六十年支支节节的问题一齐揭过，直向喉咙处着刀，逼问到东方化的应存应废。”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256页。 梁氏这一观点与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中由学术的觉悟而政治的觉悟而伦理的觉悟的观点，如出一辙。
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将西方文化的特质归为“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这两位将西方人从黑暗引向光明世界的先生，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的一切黑暗。梁漱溟对陈独秀的西方观大加赞赏：“我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几十年乃至于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作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般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现在陈君这个话就是把他们看通了的窍指示把大家了。……‘西方化即是赛恩斯、德谟克拉西两精神的文化’对不对呢？这个答案很对，很好，比那‘征服自然’说精彩得多，把征服自然说所忽略的都切实表明出来，毫无遗憾了。”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但陈说仍有两个遗憾之处：一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说没有把“征服自然”这一西方文化的特异处表示出来；二是未明“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有无相属的关系或共同的源泉，必须寻求共同的源泉并作一个更深澈明醒的答案方始满意。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在梁漱溟看来，东方文化本身没什么是非优劣可言或不及西方之处。所有问题只在于其文化早熟，不合时宜。“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梁氏承认，一民族之有今日的结果，全由其以往的文化使然。
梁漱溟承认，以西方化的面目与中国化的面目比较：西方化之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中国都没有，中国在这三方面都不济，只显示消极的面目而难寻积极的面目。
二、中西印文化类型
梁漱溟将“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则由无尽的意欲及其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所构成。各民族生活样法的差异，不过是其为生活样法之最初本因的意欲的不同方向。要寻求一种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只要看其文化根源的意欲的不同方向。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学生的分层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可以根据初次考试对学生进行预分层，再通过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了解不断调整分层。为了保证分层的合理化，教师不仅仅要了解学生现阶段的实际英语水平，还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比如说，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生在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状况，从而对学生未来的英语成绩走向有一个相对正确的预估。
西方文化的特色是由其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一）征服自然之异采。西方文化之物质生活方面表现出征服自然之采色，实为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其灿烂的物质文明，是对于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二）科学方法的异采。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观察和分析自然，也是向前克服对面的态度。科学精神对种种观念、信仰的怀疑和破除，亦为锐利迈往的结果。（三）德谟克拉西的异采。民主对于种种威权势力的反抗奋斗，亦为向前奋斗的态度使然。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梁漱溟指出，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殷周礼乐传统相联系。孔学有与其他大宗教同样伟大的作用，姑且可谓孔子的宗教。其要旨为：“一是孝弟的提倡，一定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⑩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孝弟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孔子倡言的那种富情感的生活须从情感发端处下手。儿童最初有情自然是对他父母和哥姊，此为成年以后一切用情的源泉。《论语》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句话已阐明孔子思想。礼乐则是孔教惟一重要的方法。礼乐一亡，即无孔教。孔子只注重人的情感。礼乐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它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所附直觉皆能有大力量作用于人，而尤以声觉作用为大。孔子的礼乐特异于各宗教之礼乐，在其有特殊的形而上学为之张本。它使人富于情感，尤其使人情感调和得中。孔子尤重祭礼，他把其他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郑重的祭礼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重量，意味绵绵，维系牢韧。孔子礼乐，凡宗教作用其无不具有，而又无一般宗教荒谬不通之弊，此其高明过人之处。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9、522、472、504-505、525页。 孔子之礼乐不假宗教而其涵养德性的功效胜过宗教。“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个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9、522、472、504-505、525页。
数学学科历来皆是各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内容，其中“逻辑性”是其鲜明的学科特征之一．美国2010年发布了《统一核心州数学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Mathematics）基于数学学科“逻辑性”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美国数学课程编制的基本原则“更集中和更具连贯性”．其中，对于内容标准和课程是“连贯的”，给出了描述性的界定：“能够随着时间以一系列有逻辑的主题和行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能恰当地体现学科内容次序性或层次性的本质．”[6]因此，数学课程“连贯性”的要求是结合学科具体特征，同时高于课程编制“衔接性”要求[7]．
梁漱溟指出：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都表现出一种与我们截然两样的特别色彩，即所谓“科学”精神。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西方人一切都要根据科学，科学即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和不全的知识组织成学问。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切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⑦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化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它表现为社会生活上之“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人类之社会生活的变动，从组织的分子上看便为个性伸展，从分子的组织上看便为社会性发达。变动的大关键在国家政治上从帝制独裁转变为立宪共和，由此而人的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至今还在进行之中。⑧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民主有两层意义：一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二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放弃人权与爱重自由，为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异。中国人不当自己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而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则无自由可言。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和“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而西方人就是有了这个观念，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都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的附属物。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此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中国人除了是皇帝的臣民之外，在家还是父母的附属物，父亲可以打死他或卖掉他。而在西方则不然，成年的儿子有他自己的志愿和生活，不以孝养老子为业。在法律上，父子的权利平等。此即“个性伸展”。
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人类回应此三大问题的人生态度，大致有三种路向：（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欲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要求。西方人“奋斗”的态度、中国人“调和”的态度、印度人“弃世”的态度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了世界文化的三种路向。
她点头：“嗯，我长大了要当钢琴老师。”又说，“我也要好好学英语。要不然我去美国，大家听不懂我讲话怎么办？”——很抱歉，她五岁，已经很自然地有了美国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这么直接地以儿童体现。历朝历代，都拿童谣当作天谶。
梁漱溟强调：“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需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运、摹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但是四五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总少提到此处。”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第二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
梁漱溟东西文化理论的问题意识，是探寻西方文化之共同源泉，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出路。梁氏的东西文化理论是自晚清以迄五四中西文化观之集大成的理论总结，他在检省诸家中西文化观之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东西文化理论。其理论的独树一帜，在于熔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于一炉的问题意识，以及建基于人生哲学的中西印跨文化的文化类型研究。
梁漱溟的中西印文化研究是一个启蒙时代青年思想家之思想探索的成果。他早年思想经历了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到古印度佛学、到中国儒家三个阶段的流变。⑥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的再转再变》，《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青年梁漱溟的思想之旅，跨越中西印三大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自序》中，梁氏叙述了其思想求索的心路历程：“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现在这书里反对大家作佛家生活，主张大家作孔家生活的结论，原是三四年来早经决定，……我反对佛家生活，是我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周围种种情形都是叫我不要作佛家生活的。”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页。 在梁氏看来，无论西洋人生活的猥琐狭劣，还是东方人的荒谬糊涂，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真味，他有责任阐扬孔子人生哲学而贡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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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显示绝大多数神经系统的症状和体征是一过性的，于数周或数月可完全恢复［8］。但脂肪栓塞综合征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早期诊断、综合对症支持治疗。尚无特异性溶脂治疗方法，主要是对肺、脑等器官的保护。目前通过（1）骨折部位的早期固定及固定方式的改变［2］；（2）预防性使用激素来减少脂肪栓塞综合征的发生。甲泼尼龙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激素，剂量范围为 6～90 mg/kg［1,9］。
第三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⑦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
印度物质文明之无成就，社会生活之不进化，不但不及西方，而且不如中国。印度文化中唯一发达的只有宗教，而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附属之。印度文化的古怪，在其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其中尤为宗教的畸形发达。印度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宗教的民族，印度的宗教也是世界宗教中最兴盛的。而中国人则是世界上对宗教最冷淡的民族，中国既不产宗教，外来宗教亦必改变其面目，或于精神上不产生影响。科学在中国几乎没有，而在印度，因明学、唯识学则秉一种严格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安遇知足，他们努力于解脱生活，其意欲既非向前，又非持中，而是返身向后，即所谓第三路向。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梁漱溟以人生态度即生活路向为基础建构了其文化类型理论，揭示了中西印三种文化类型的特质及其文化精神的根本歧异。
三、孔子“仁”的生活态度
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为代表，它是一种关于“仁的生活”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认为，孔学的精华即孔子建基于《易经》之“生生大化”形而上学的人生哲学。孔子人生哲学之要旨：一，“生”。“生”是孔学最重要的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二，“不认定的态度”。即不执着，无可无不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三，“任直觉”。儒家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即直觉。直觉亦即孟子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四，“仁”。“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的敏锐明利；……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五，“性善”。“要晓得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性近就是说人的心理原差不多，这差不多的心理就是善，孟子所谓人心之所同然者是也。”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六，“不计较利害的态度”。“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⑦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儒家所谓王霸之辨，即非功利与功利的对立。⑧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七，“孔子生活之乐”。孔家生活为一种“绝对乐的生活”。孔子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无一刻心里不高兴。所以孔子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绝对的乐。他只是顺天理而无私欲，所以无苦而只有乐。⑨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448、450、452、453-454、458 458、462、464-465、467 页。 孔学之精华，即孔子之“生”、“不认定”、“任直觉”、“仁”、“性善”、非功利、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
第一路向，“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
尽管梁漱溟将孔子的人生哲学归为孔学之精华和中华文明之瑰宝，但他承认孔子人生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实际影响有限。孔子的人生哲学为中国文明最重要之一部，却并非中国人所适用之文化。中国人所适用之文化数千年来鲜能采用孔子思想。礼乐不兴，则孔子的人生固已无从安排，而况少有人提倡孔子人生。而由其所遗的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以成之文化，维系数千年以迄于今，影响深远。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9、522、472、504-505、525页。 孔子的人生与殷周礼乐传统互为表里，礼崩乐坏使孔子的人生成为无本之木。
四、孔学复兴与世界未来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着西方文明的深刻危机。在梁漱溟看来，战后人类文化正在出现转折之势。从未来世界文化演进的趋势看，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已山穷水尽，而有转向中国式的第二路向的趋势。其经济上表现为社会主义代资本主义而兴。由此，人类将从人对物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
近年来，医疗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了医疗机械设备的发展角度，尤其是一次性医疗器械，在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成本和生态环保角度来看，非一次性医疗器械有较大的使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清洗流程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对器械清洗质量和消毒灭菌效果进行强化具有重要意义[5]。
西方的人生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以前提倡个人的、为我的、计较利害的，现在的思想潮流则是伦理的、非个人主义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都出于为我而用理智，而中国人则持尚情毋我的态度，西方人正由西洋路子转入中国路子。西方文化的转变还表现为其哲学之风气和方向的逆转：从绝对到相对，从主知到主情意，从理智到直觉，从静到动，从知识到行为，从向外看到返观生命，其中根本的关键在其向外的视线回转到生命本身。如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倭铿等的哲学，而柏格森、倭铿尤其显著。由知识而生命，西方哲学呈现出东方色彩。
梁漱溟揭示了西方路向即现代性的深刻困境。西方人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产生愈来愈大的罅隙，导致自然与人的对立，无复古代人与自然相依相亲的关系。而且其理智分析的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物质范畴，视自然为一堆破碎的死物，无复囫囵浑融的宇宙和深秘的精神。西方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人与人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缺乏亲情，人们处在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世界中，情趣尽失。由其向前的路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而丧失了精神，以致外面世界富丽，内里生活贫乏。现在西方人东奔西突，难觅出路。在西方种种新觉悟的思潮中，唯有生命派哲学可以改变西方态度，它具有把破碎的宇宙融成一整体的气魄，可以恢复情趣，从而使物质化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9、522、472、504-505、525页。 倭铿的生命哲学与孔子的人生哲学隐然相合，它表征着西方文化转入中国路向的思想趋向。
关于世界未来文化的走向，梁漱溟乐观地预言：“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9、522、472、504-505、525页。
梁漱溟指出，西中印三大文化由其三大根本态度演进而成，这三种人生态度是对人类生活三大问题的回应。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因缘凑合而走上一路，并以其聪明才智成功了三大系文化。就其成绩而言，无所谓孰优孰劣，三者都对人类有伟大贡献。就其态度而言，则有合宜不合宜。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何好坏可言，不过是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也不例外。但其不待走完这条路便中途折入第二路上来，提前走了以后的路，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中国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的时期，第一路不能不走，不可能躐等而顺当地走第二路，因而只能委曲地呈现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中国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以前不合时宜的中国文化现在却时运到来。西方的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弃之而走第二路，正如中世纪西方人抛弃其所走的第三路而重走第一路的形势。现在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则契合时运，于是我们需要选择批评地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在世界文化转折的过渡时期，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这是梁漱溟东西文化理论的最后结论。
对于北大同侪李大钊的“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东洋文明为静的文明”说，梁漱溟认为，李的概括一语破的，“动的文明”确可笼罩西洋文明的一切。但此答案虽好，却太浑括了，所以又补列了东西文明的一系列具体差异。而且李的“西洋动的文明，东洋静的文明”说是一种平列的展示，而非因果相属的说明，缺乏深刻的探讨。且东西文明的一些差异如直觉与理智、空想与体验、艺术与科学、精神与物质、灵与肉，亦很难以“动”“静”二字作分判。“动的文明”说仍不能揭示西方精神之贯串统率的共同源泉，因而并非一个更深澈明醒的说法。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0-351、351-352、352、353、362、355、366-367页。
梁漱溟反对中国走印度的第三路向。以前中国一步走错，未走完第一路便走第二路而受的病痛，今天若走第三路则将一误再误。佛家的第三态度对当前的中国问题不仅无所补救，而且会病上加病。我们没有抵抗天行的能力而甘受天灾之虐，学术思想的不清明，国际所受外敌的侵凌，国内武人的横暴，经济的穷困等等，都是因不像西洋那样持向前改造世界之生活态度而吃的亏，如果再倡导印度禁欲的生活态度，只能加剧中国的病痛。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国内纷乱，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有人以为佛教可以使人不争权夺利而平息纷乱达致太平，这是最错误的见解。民国的政治制度采自西洋，其由西方人之向前争求态度产生而来，而中国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持数千年来的旧态度，无政治兴趣和权利意识，以至权力被少数人窃取把持，政局纷乱不已。故今日所患不在争权夺利，相反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才能奠定共和制度，宁息纷乱，并获得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梁氏强调：“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他警告：“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梁漱溟指出，他和陈独秀等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西方人生观问题。西方人生态度至今已流弊丛生，饱受批评，但他们还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虽然此人生态度于今日西方人只能加剧其痛苦，而它对中国人则适可以救其偏，但必须对其加以修正。而且为了预备和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开辟，也需要改变西洋态度。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8、529、535、535、531页。
对于以民主与科学为精华的西方文化，梁漱溟主张“全盘承受”。他不赞成旧派的反对新化，他们“总象是要德谟克拉西精神科学精神为折半的通融。莫处处都一贯到底。其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所以我尝叹这两年杜威、罗素先到中国来，而柏格森、倭铿不曾来，是我们学术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罗素不曾来，而柏格森、倭铿先来了，你试想于自己从来的痼疾对症否？”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537-538、538、539页。 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执着，梁漱溟对于杜威、罗素的英美现代思想与柏格森、倭铿的欧陆非理性主义的时代感有着清醒的认识。李泽厚1990年代在《告别革命》中主张“少来点海德格尔，多来点波普尔”，其中国现代化之问题意识以及重英美思想轻欧陆思想的取向，与梁漱溟的观点一脉相承。
梁漱溟主张以孔子“刚”的态度补正西方的人生态度。“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所谓‘刚’。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孔子说：‘枨则欲，焉得刚’，……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全露出一个人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的样子；这样人的动作大约便都是直接发于情感的。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它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537-538、538、539页。 梁氏强调，他主张“刚的动”，旨在提倡一种奋往向前而又排斥那向外逐物之颓流的风气。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537-538、538、539页。 内在情感的奋往向前，即“刚”的态度。
在梁漱溟看来，孔子之阳刚乾动的人生态度的复兴，表征着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是人生态度的复兴，而清学并无人生态度的复兴。有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方化在中国的兴起，也谈不上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应为中国人生态度，即孔子人生态度的复兴。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537-538、538、539页。
我国农村金融创新的基础在于农村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农村交通、电信、通信网络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专门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股份制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组农业发展银行；多渠道筹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设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7-8］。
五、新启蒙：传统与现代性双向批判
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梁漱溟思想的两大核心关切：“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⑤ 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中国之现代化与人生之意义，正是梁氏东西文化理论之两大核心问题意识。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氏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出发，以人生态度为文化研究之枢纽，建构了其独树一帜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走了两条不同路线。“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中国人没有走西方人向前要求的路向，而是取自为调和持中的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不追求物质享乐和改造世界，但其也无印度的禁欲思想。中国人无征服自然之志，而与自然融洽游乐。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精神，“即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路向态度是也。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那轮船、火车、飞行艇就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他持这种态度，对于积重的威权把持者，要容忍礼让，哪里能奋斗争持而从其中得个解放呢？那德谟克拉西实在无论如何不会在中国出现！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又不为制驭自然之想，当然无论如何产生不出科学来”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82、385、383、392、393、383页。 。半个世纪以后，顾准对中西文明史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在先秦时期已分道扬镳，希腊走向民主，中国走向专制。
梁漱溟将人生态度归为文化的基础，以此区分中西印三种文化类型。在其比较文化理论中，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西方“奋斗”的人生态度，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中国“调和”的人生态度，以适应世界为旨趣；印度“弃世”的人生态度，以超越世界为宗旨。梁氏对中西文化精神的深刻概括，与马克斯·韦伯的中西文化论隐然相合。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世界，而清教的理性主义则旨在理性地支配世界。因而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②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梁漱溟比较文化理论的匠心独运，在其文化类型与文化时期交汇的世界文化理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的三种路向或类型，其又分别属于人类文化演进的三个时期。这里，文化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交融，化解了中西之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难题。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方式，西中印三种文化为西方人、中国人、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因而具有特殊性；三者又是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灵魂与肉体三大人生问题的成果，因而具有普遍性。中西印三种文化无所谓孰优孰劣，而只有合宜与否。西方文化之向前“奋斗”的人生态度，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第一路向，它产生了“民主”、“科学”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先进；但其人生态度之向外逐物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亦导致了生命的偏枯、人伦的冷漠、情趣的丧失和天人的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着西方文明的穷途末路，西方人的第一路向已走到尽头，而将转入中国文化所代表的第二路向。中国文化则未走完第一路即躐等而转入第二路向，其“调和”的人生态度无由产生西方式的“民主”、“科学”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但中国文化之早熟虽然导致了第一路向之现代化的失败，却亦具有现代之后第二路向的超前优势，它高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而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未来，孔子人生哲学的复兴表征着世界未来文化演变的趋势。
梁漱溟所谓“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实为中国启蒙运动两大核心问题，二者为百年中国之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的产物，其问题意识的核心关切为“转型”与“保教”，即泱泱中华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延续。晚清以迄五四，西化派执着于中国问题，汲汲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保守派则注重人生问题，忧虑中国社会转型之礼崩乐坏的精神危机，固守古典中国的精神传统和心灵秩序。梁氏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融合的问题意识思考中国文化转型之路，对百年中国的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作出了整体性回应，以科学民主解决中国问题，以孔子人生哲学修正西方人生观而解决人生问题，体现了其东西文化理论之思想格局的宏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着西方文明的深刻危机，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之《西方的没落》（1918年）宣告了启蒙运动以降现代性凯歌行进时代的终结。梁漱溟洞察西方现代性之偏弊，以孔子人生哲学批判西方向外逐求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人生观，表征着五四以后思想界以传统批判现代性的新趋向。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人生观思潮相反，战后一股反思新人生观的思潮蔚然兴起。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现代西方“抢面包”的物质主义、机械主义人生观进行了反思批判。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的1922年，英国大哲罗素在伦敦出版了其访华返国后撰写的英文著作《中国问题》，书中盛赞老子关于“道”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批判西方人“占有、自恃、支配”之人生观。罗素主张，中西文明各有所长，应相互取长补短。“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① [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罗素的观点，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不谋而合。
3.3.4 元数据采集入库。对平台中的元数据，包括平台中心前置库、汇集库、基础库、业务主题数据库等库表结构和数据资源的元数据进行统一的抽取、存储和装载入库，支持元数据的手工录入。
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问世，无论就刊行时间抑或思想格局而言，皆不失为一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总结之作。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复兴方案，熔西方化与东方化于一炉。对于西方文化，他主张区分其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与其人生态度，全盘承受以科学、民主为精华的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但要修改其向外逐物的人生态度，并复兴中国式的孔子人生态度。易言之，西方化与东方化的辩证互补在于：中国需要补上第一路向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课，但又要复兴第二路向之孔子的古典人生之道，以预备世界未来文化之东方化转向。在五四“西风压倒东风”的思想语境中，梁氏的东西文化理论，以多元的“世界文化”之视域，评判中西印文化之于人生的利钝得失，其开放的文化多元论是对启蒙时代之西方中心主义的矫正。
中国古代观赏石的四大名石：灵璧石、太湖石、昆石、英石，以皱、透、瘦、漏的特点闻名天下。但“四大名石”也有其美中不足之处：一是色彩单调，多为灰色；二是石质单一，以石灰岩为主；三是大同小异，皆为造型石；四是以丑为美，品位雷同。
梁漱溟反对调和论，反对欧化与传统取长补短的折衷主义。他主张文化形态以人生态度为基础，并随人生态度而转换。文化转型是动态的，随着人生问题的转进，人生态度发生从合宜到不合宜、或从不合宜到合宜的变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梁氏的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之成果、并以中国人生态度修正西方人生态度之方针，归根结底仍是一个中西古今的折衷方案，而未脱调和之色彩。其实折衷主义未必错误，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
梁漱溟即启蒙时代一位“取今复古”的“明哲之士”。“取今”，他拥抱科学、民主、法治，反对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为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复古”，他在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狂澜中倾力阐扬孔子人生哲学，呼唤孔学之复兴，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梁氏东西文化理论的恢宏深邃，在其趋新与复古的交响，现代精神与古典精神的会通。显然，“进步”与“保守”二分法，对于梁漱溟这样一位卓尔不群的思想家并不适用，任何标签都难以揭示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进行描述，RxC有序>2的计数效应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其它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用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曲线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尾)。
自1930年代“新启蒙运动”始，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探寻一条继承五四与超越五四的“新启蒙”之路。所谓“新启蒙”，旨在破除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迷信，超越新文化运动之进步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意识形态迷思，对传统与现代性进行辩证双向的批判，进而探索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融合之健全的现代化之道。梁漱溟“取今复古”的东西文化理论，无疑是“新启蒙”之先声。
古代有学者就有“温故而知新”这一说法。其实，我们体育教师可以在新旧知识、技术、技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学生在“温故”之时，导入以旧引新，学新联旧、新旧类比。如：水平二的《前滚翻》教学时，我们可以在准备活动中复习各种滚翻练习，引出团身这一要点，为新授前滚翻技术服务。这种以旧引新的方式是我们教师常用的形式，在学生已有的知识、技术、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学习的正迁移，循序渐进地顺势延伸过渡。
作者 高力克，男，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责任编辑：徐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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