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人对“四大奇书”的接受和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奇书论文,文人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1.001 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以儒家思想来巩固文化基础，士大夫文人主张传统文学观，基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训，大部分文人对小说持否定的态度。不过朝鲜早期，从中国传来的文言小说，如《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还是为朝廷大臣所接受并将其整理加以出版，从而获得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至于长篇通俗小说，主要以《三国演义》为代表。16世纪中期，当时掌握出版文化权的大臣，获得该书在中国出版不久的两种版本，命校书馆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此书立即传播到高级阶层，包括国王和士大夫文人。几年之后，新任国王宣祖即位不久，偶尔说出一句《三国演义》中的话，引起正统儒臣的强烈不满，并出现公开批评前朝轻薄文人出版这些小说的事情。后来，持有相反小说观的文人之间争论不休。但是17世纪以后，明末清初的中国小说传播到朝鲜半岛，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趋势。到了18世纪，在追求理想儒家社会的朝鲜朝野，稗史小说和明末文集，更引起了不少的风波。 在王室人物中，18世纪前半叶在位的英祖特别喜爱小说，经常用小说故事和人物来比喻当今事件。他曾提过“三大奇书”中最喜欢《三国演义》，也为前朝宰相金锡胄所编《删补文苑楂橘》写过诗。可能因为这种原因，英祖的王位继承人思悼世子也很喜欢小说。世子利用宫廷收藏的许多小说版本，命画员以小说内容为蓝本，摹写了一百几十幅的插图，编为一部画册。他还亲笔写了一篇长序，冠于这部《中国小说绘模本》之首，文中介绍了数十种的小说书目，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思悼世子不幸绝命之后，成为王位继承人的世孙(后来的正祖)，严格接受正统儒家的王室教育，希望成为传统儒家的理想君子。他坚决反对阅读坏人子弟的通俗小说。正祖为了纠正当时文士受到明末轻薄文风的影响，强烈推动“文体反正”运动，同时尽量禁止燕行使节团购买明末清初的文集和小说。他主张朝鲜文人应该要写类似于唐宋八大家的古风纯朴的文章，要从儒家经典学习修炼，人人要做道德君子，要共同建设儒家理想的国家。有的朝廷大臣，因为私下阅读小说而被国王发觉，不得不写悔改之文。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广大的文人和民间阶层要求较自由开放的风气，加上大量的明清小说进入朝鲜社会，不少先进文人了解到燕行使节带回来的更广大世界的信息，此外还有逐渐抬头的民族意识，因此谚文小说普遍产生并广泛流传。从纯祖到高宗年间的19世纪，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在各阶层同时进行。昌德宫乐善斋奉命动员译官从事翻译工作，加上收集民间流传的各种作品，由宫女重新抄录毛笔写本，共有八十多种两千多册的写本，其中不少中国小说的翻译本，约三四十种为所谓“乐善斋翻译小说”，其中包括《三国志通俗演义》、《武穆王精忠录》、《西周演义》、《女仙外史》、《红楼梦》及续书等。 在讨论“四大奇书”如何在朝鲜流传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四大奇书”这一称呼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下文将对此略作说明： 奇书之名古来已有，而四大奇书的称呼，大约出现于明末清初。因此清初康熙年间以来，民间书商多次用“四大奇书”之名加以出版，尽量发挥提高身价，“四大奇书”的正典化是成功的告一段落了。① 目前我们知道的“四大奇书”之名，最早见于李渔的《古本三国志序》中：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曰《南华》也，曰《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曰《水浒》也，曰《西游》与《金瓶梅》也。② 上文介绍了两种“四大奇书”，王世贞的“四大奇书”中包含小说《水浒传》与戏曲《西厢记》。后来金圣叹的六才子书中也包括这两种书，如《第五才子书》和《第六才子书》，明显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还有另一种“四大奇书”的说法，如陈忱《水浒后传序》中所提的《南华》、《西厢》、《楞严》、《离骚》等书。此说后来对朝鲜文人俞晚柱有所影响，下文将对此详细说明。李渔称以四种小说为代表的“四大奇书”是由冯梦龙提出的，但冯梦龙的著作中却没有记录，而推测这样的说法，由其说破的可能性最大，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而在冯梦龙所著《新平妖传》卷首，有张无咎《批评北宋三遂新平妖传叙》，其中多次提到奇书之语来论及四部小说和四部戏曲，只是没有明确说“四大奇书”而已。 李渔“四大奇书”的书名一出来，这些书就在清初广泛流传，如刘廷玑《在园杂志》、绿园老人《歧路灯序》、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等，都指出《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四书。坊间刻本中，早已出现冠以“四大奇书”之名的丛书。这样一来，这四种作品和其他的长篇小说，身价全然不同。虽然，在“四大奇书”中属《三国》与《水浒》的名声最高，但是《西游》和《金瓶梅》的身价也自然提高了。其实，明末以来长篇通俗小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作者(编者)或书商会想出各种出人意料的方法来吸引广大读者群。 金圣叹首创“才子书”的概念之后，《水浒传》曾以《第五才子书》之名出版。其他小说模仿此法，竟出现了《第二才子书》(《好逑传》)、《第三才子书》(《玉娇梨》)、《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第八才子书》(《白圭志》)、《第九才子书》(《斩鬼传》)、《第十才子书》(《白圭志》)等等。这些后出的中篇才子佳人小说，经坊刻出版，随便加上标题。其实，“四大奇书”中的四部小说也不能回避明争暗斗的出版市场竞争，因此，随时加上新的成分(如新刻、绣像、批评之类)和新标题，如《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第一奇书》(《金瓶梅》)等。总之，“四大奇书”之名，不仅吸引了广大的中国读者，还吸引了朝鲜派来的使节团的译官等人，他们想办法将之购买带回，并提供给王室有关人物和士大夫两班家庭。 朝鲜后期，王室人物及朝廷大臣如何接受“四大奇书”？在严格恪守儒家观念的传统社会里，关于“四大奇书”的传播价值的争论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略加探讨。 二、《三国演义》等小说在校书馆的出版流传 朝鲜王朝虽说是以儒家思想为社会基础的国家，但由于重视汉文文献，中国的文言小说还是受到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欢迎。朝鲜早期，朝廷大臣成任出版了《太平广记详节》，到了中期，尹春年在校书馆出版了林芑集释的《剪灯新话句解》。16世纪，明代长篇小说逐渐成为出版界的新兴主流，嘉靖年间出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四大奇书”之称呼正式成立之前，《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进入朝鲜，并在朝廷大臣的主持之下，于校书馆以金属活字刊行发布。这是明宗晚年的事(1560年前后)。几年之后，即位不久的宣祖有机会阅览此书，可能因为印象深刻，在传教的时候，不小心发出一句《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张飞一声走万军”的话，而引起儒臣的强烈不满。如果那时的大臣是属于比较开放自由的文人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但是当时的大臣却是受到严格儒家教育的保守的思想家奇大升(1527-1572)。他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新出《三国演义》是一种演义小说，远悖史传的记录，是一部极为怪诞之书，不应阅读，以免误解历史，有碍治国之道。《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年(1569)的记录如下： 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间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吾儒学问中，程朱之论甚是……近来学者，以程朱之书为寻常，而喜见新出之书，此亦多害。自上亦可知之也。③ 奇大升批评新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非难由校书馆某权臣私下出版的《剪灯新话》，认为《三国》也是和《剪灯》一样怪诞的书，应加以禁毁。他批评的不仅仅是两书本身，还直接抨击刊刻如此怪诞之书的人。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当时人都知道指的是尹春年。尹春年(1514-1567)是明宗年间的权臣，历任校书馆提调、吏曹判书、礼曹判书等职，是长期掌握出版文化权的人。他曾主动刊刻林芑集释的《剪灯新话句解》和金时习撰著的《金鳌新话》。史官对他的否定性的评价，应该与奇大升等新进士大夫对他的褒贬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当时主持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可能就是尹春年。其时所出版的版本，最近(2010年)才由朴在渊教授发现残本，引起东亚学界的强烈瞩目。据专家考证，朝鲜本《三国演义》是利用丙子字的金属活字印刷本④，大约以“嘉靖壬午本”(1522年)为主，加以“周曰校甲本”(1552年)的混合本。书名和题署从“嘉靖本”，12卷的体制来自“周曰校本”。但是，每卷分成上下两部分是朝鲜本独特的编辑方式，每页有十一行二十字的行款也不同于前两者⑤。 《剪灯新话》明刊本分4卷，但在朝鲜出版的白文本(今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分上下2卷，《剪灯新话句解》也是分上下2卷。如今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是每卷分上下两部分，我们觉得这样的体制也是朝鲜模式。 《三国演义》在朝鲜出版以后，虽然遭到奇大升等人批判，但还是逐渐广泛流传。后来还出现了木版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共12卷)，卷末有“丁卯耽罗开刊”字迹，可知是17世纪(1627年或1687年)在济州岛刊行的。此后还有不少《三国演义》的版本、抄本以及谚解翻译本问世，在朝鲜社会广泛流传，成为几百年来最畅销的书籍。 奇大升对于有些朝廷大臣私下在校书馆出版小说等书一事，表示强烈批判，但后来仍然出现了这样的例子。例如，肃宗三十四年(1708)，利用金属活字(显宗实录字)刊印王世贞《世说新语补》；肃宗年间，用金属活字(校书馆印书体字)出版金锡胄《删补文苑楂橘》(唐宋明传奇小说二十篇选集)，用金属活字重新印出《企斋记异》(由申光汉撰著的汉文小说集，共4篇)等。这些中国小说在朝鲜的出版大都是在朝廷大臣或地方官员的极力帮助之下才完成的。 满洲人在沈阳成立清王朝，两次侵略降服朝鲜，之后，不时要求朝鲜进贡人员和物资。由于他们不能直接与中原地区交流，就派人到朝鲜征集他们需要的典籍。他们所要的典籍中，包括小说作品。仁祖十五年(1637)的《承政院日记》云： 金尚以迎接都监言启曰，即刻上勅使求请《西游记》及《水浒传》，今日未还前觅呈云，而乱离后书册散失无遗，万无觅纳之意云云，则勅使又曰，《西游记》虽不可得，《水浒传》则不可托辞云。令校书馆即为广求入纳之意，敢启。传曰，知道。⑥ 清朝使臣要求提供的是《西游记》和《水浒传》。朝鲜迎接都监回答说，在战争期间(丙子胡乱，1636-1637年)，很多书籍流散，无法查得到，恐怕不能获得。但是，清朝使臣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若真没有《西游记》，那就算了，但《水浒传》则决不可抵赖，一定要交出来。那时是朝鲜投降清朝当年的冬天，两国之间，已经不是互惠平等的关系，朝鲜只能听从命令。经过许多努力，朝鲜迎接都监终于在一位驸马(锦阳尉朴瀰)家里找到《水浒传》残本十卷，送了过去⑦。 清使来征集朝鲜典籍的事，早在仁祖十二年(1634)已经有例子了。那时清朝使臣的译官是郑命(满名，古尔马红)，原来是朝鲜人，早年投女真，后来当了译官，长期为清朝高官龙骨大(满名，英俄尔岱)、马夫大(满名，马福岱)等人服务，一直负责对朝鲜的外交事宜，经常在朝鲜国王及大臣面前摆架子，以致对方怀恨在心。此人曾要求朝鲜提供《三国志》和《春秋》等书⑧，这里所谓的《三国志》可能是陈寿《三国志》，但也有可能是小说《三国演义》。 显宗十三年(1672)，清使来朝鲜要求找出“善解《三国志》者”⑨。这里所说的《三国志》应该是小说《三国演义》。肃宗二年(1676)还出现“《三国志》善读人”，应是和“善解者”相似的人。这里指的都是《三国演义》。 明清鼎革之后，朝鲜慢慢承认清朝，把原来的女真学改成清学(1667年)，重新整编学习满文的教科书，编撰《三译总解》⑩。该书从《清语三国志》(“满文三国志”)中选出十回分量，收录了满文和谚文翻译，并用朝鲜文字母来表示注音(11)。由于《满文三国志》出版于顺治七年(1650)，朝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早在明宗年间(约1560)出版，清、朝双方都很熟悉《三国演义》，因此就利用此书来做课本。 中国小说有时通过朝鲜使臣流传到日本，例如，朝鲜文人洪世泰(1653-1725)作为朝鲜通信使，赴日本时曾与该国人见有元(1637-1696)进行笔谈，留下朝鲜带过去的《水浒传》和《续西游记》(12)。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典籍，包括小说版本，除了中原地区之外，朝鲜保留的最多，有的也由此流传到满洲和日本地区。 三、朝鲜王室人物对小说的爱好和排斥 在王朝时代，国王的意志是全国人民不可违背的最高权威。在朝鲜王朝，王权与臣权一直是拮抗关系。如果王权占优势，国王的爱好和兴趣，就会在朝野产生不小影响。国王对小说的开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宽容、放任以及欣赏的态度，如英祖和思悼世子；还有一种是强烈推行禁止输入及阅读的态度，如正祖。朝廷大臣中主张禁毁小说的有奇大升、李德懋等；持有较宽容而放任或推荐的，有尹春年、许筠、沈縡等人。 在朝鲜王室人物中，英祖大王(1725-1776在位)是比较喜欢欣赏和阅读小说的一位。在《承政院日记》有几处可以找到英祖提到小说的部分，如： 上曰，三大奇书，予常好矣，而于《三国志》，尤熟览矣。(13) 上曰：“古语云‘疑之勿任，任之勿疑’，凡臣犹然，况大官乎？数递莫若近日，曷胜慨然？《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世称三奇书，岂特本书，谚解命读亦然，大抵顷者已谕，其虽此等时，其若有君，其何关乎？”(14) 朝鲜国王英祖称自己喜欢阅读“三大奇书”，尤其喜欢看《三国志》(即《三国演义》)。据《王朝实录》载，英祖曾两次使用“三大奇书”之语。当年朝鲜社会确是使用过“三大奇书”的这种说法。也许士大夫文人虽知道“四大奇书”，但说起《金瓶梅》总是有些顾忌，因而没有提到《金瓶梅》，只提前三种奇书。其实，喜好长篇小说的朝鲜文人，也主要提到以上三部作品，很少将《金瓶梅》一并提及。 英祖在位几十年间，他一直保持着对“三大奇书”的兴趣。据《承政院日记》所录，英祖和朝廷大臣多次讨论过中国小说。他们将小说人物的特征和行迹与国内发生的事件和话题中的人物相提并论，并经常以小说人物与之作比。英祖长期阅读三大小说，因他没提到《金瓶梅》，不能确定他是否读过此书。 明谦曰，乱贼自古有之，而至于曹操，则今世之三尺童子皆欲射之。此则《三国志》播行于我国，虽闾巷妇孺，无不稔闻之致也。(15) 上曰，然矣。近来图画颇好，而其中最精者，《三国志》也，以曹操之状貌言之，自上至下，皆巧模矣。(16) 上曰，领右相，虽曰皆好，而终是易动矣。近来筵说，甚为无据，故无故承旨，亦以此被重辱矣。顷日亦谕，而筠，以《水浒传》，教扶安之民，不先以忠义字教之矣。徽宗时，朝廷只有小人，故反致梁山泊之乱。(17) 予少时，见妇女读《三国志》，至麦城事，有涕泣事矣。又教东宫曰，此张本不少矣。向来慎尔晋，虽来欺予，而此则大矣。予方来此见之，则汝之所处，左右皆图史，若潜心穷究，则岂不好耶(18) 曾见《水浒志》，花荣，称少李广，号令官军曰，尔辈亦若此，予当若此。(19) 当问于《西游记》三庄龙马能言，当问于御
御乘。(20) 吕布请其解，曹操问于刘先主，先主对曰，君莫见丁建阳云，而譬诸缚虎，予见《三国志》，岂谓此乎？吕布其时，称大卧曰，不思辕门射戟时乎？予尝惜之。(21) 由以上诸多的例子，可以知道英祖是朝鲜国王中最了解中国小说的人物，难怪此时宫廷里收藏了大量的小说版本藏书，也促成后来思悼世子对小说的欣赏，甚至私自命画员摹写历代小说的插图并编纂成书。 思悼世子(庄献世子，1735-1762)，英祖的次子，被册封王世子之后，受到严格的教育。由于英祖对世子的要求太完美，而实际上世子无法达成父王的愿望，反而逃避现实，沉溺于军事游戏，荒废学业，患上抑郁症，并与英祖发生严重的矛盾。最终，英祖为了保护王室和孙子，下令把世子关在米柜，八天之后，世子被活活饿死。 世子喜爱小说，曾命画员金德成从小说插图中选编《中国小说绘模本》(1792年)，书中收录插图128幅，其中《西游记》40幅，《水浒传》29幅，《三国志》11幅等，所谓“三大奇书”作品的插图收录最多，竟达全书的一半以上，由此可知当时非常重视“三大奇书”。金德成摹写插图的这些中国绣像版本，当年应该收藏于宫廷，后来被正祖一概禁毁(22)。思悼世子用完山李氏的名义(23)，亲笔写上序文和小叙各一篇，冠于此书之首。文中详细提到83种书目，其中大多数为小说。他在目录中提及“四大奇书”，更没有回避淫词小说，如： 又其中有淫谈怪说，曰《艳情快史》、曰《昭阳趣史》、曰《锦屏梅(金瓶梅)》、曰《陶情百趣》、曰《玉楼春》、曰《贪欢报》、曰《杏花天》、曰《肉蒲团》、曰《恋情人》、曰《巫梦缘》、曰《灯月缘》、曰《闹花丛》、曰《艳史》、曰《桃兴图画》、曰《百抄》、曰《何涧传(河间传)》也。(24) 其中将《金瓶梅》写成《锦屏梅》，不知是否纯粹的笔误，还是由于此书已经成为著名的淫秽书而太刺眼，因此故意改字，暂且无法确定。《中国小说绘模本》是小说插图集，在朝鲜刊刻的小说版本很少加上插图的情况之下，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来源虽是中国版本，但由朝鲜画工重新描绘，加入了朝鲜方式的图画习惯。 到了正祖(1777-1800在位)年间，虽然时代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与此前一脉相承，但是对文学的风气、对稗史小说的看法则俨然改观。这是由于正祖在其父亲不幸绝命之后，成了即将继承王位的世孙，受到了更严格的传统儒家教育的结果所致。 正祖大王与其父祖不同，他非常严谨地学习正统儒家经典的道德规范，一直不敢接触历来被称为坏人子弟的通俗小说，且素来对明末以来的浮华轻薄的文风持有排斥的态度。因此，他即位之后，发起了要求士大夫文人“文体反正”的改革运动。在英祖(在位长达52年)年间，由于长期维持开放自由的文艺思潮，加上清朝康熙、乾隆时代的繁华文化的强烈影响，朝鲜文人的风气，多少倾向于明末清初的文风。尤其明末以来蓬勃发展的小说大量输入朝鲜，使得朝鲜文坛从上至下无不受其影响。王室人物和朝廷大臣，更是如此。在正祖的立场，对此种现象并不能等闲看待，有人已经指出，明朝亡国，根本上来源于这些不经之道的稗说。《水浒传》和《金瓶梅》早被有志人士定为诲盗、诲淫的坏书，应被毁焚。为了建设健康而道德的国家，正祖不得不实行强制措施。他对小说的态度，一概与其祖父英祖相反。如他在晚年回顾年轻时没看过小说的自白： 予自来不喜看杂书，如所谓《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亦未尝一番寓目。燕闲之所尝从事者，不外乎圣经贤传，而年来渐觉眼昏，今春以后愈甚，书册字划，多不分明。(25) 朝廷严格禁止输入中国稗史小说、明末的文集，甚至要禁止所有的中国出版物，包括经史书籍。我们从正祖年间禁止《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措施，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 教曰……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非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噍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虽不必设法禁防，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犹贤于荡然，此意令使臣知悉。至于杂术文字，元事目中，别立科条，期于痛禁。(26) 洪义荣，以司译院都提调、提调意启曰……书册之禁，已多年所，则虽于不得不紧用于通语之文字，议于使臣，须有公文，然后当为持来，渠之上言中《金瓶梅》、《水浒志》，已是最可禁之书，名虽飜清，实则杂书。其在严禁条信法令之道，购来之人，当用冒禁之律……传曰，购来在于令前，容有可恕之端，所谓《金瓶梅》、《水浒志》，一是鄙悖淫亵之谈，一是不经蔑理之书，则何敢看作功劳，上言请赏？卿其各别严治，可也。(27) 至于考察《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始终找不到具体的文献佐证。在中国开始流行《红楼梦》版本的时候，朝鲜朝廷如此严密的禁止措施，纵使有文人或译官想要获得此书，也难以着手购买带回。《红楼梦》程甲本出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后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各地陆续出现翻刻本、评点本、续书、戏曲等，《红楼梦》风靡一时，人们对《红楼梦》的喜爱热潮几乎一直延续到清末。 正祖年间对小说的禁制虽然一度强化，但是无法全面拦阻小说流行的时代风气。清朝初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及乾隆以来的许多名作陆续进入朝鲜，加上朝鲜谚文小说的创作以及中国小说的谚文翻译在民间不断推行，后来在宫廷里，小说又开始重新为宫中人物所喜爱。 高宗四年(1867)，讲官金永爵(金弘集之父)在经筵席上对年轻的国王(时年十五岁)建言称，为了解历史知识和读书的乐趣，可以阅读《三国志》(这里指的还是《三国演义》，并非陈寿《三国志》)。虽然他说得非常客气，措辞也极为谨慎，但由此可知小说的功能已在宫廷里被承认。 (讲官金永爵……永爵曰……)古语曰：欲法尧、舜，当法祖宗，此诚切实之言。殿下既知庞统名字，则《三国志》一番乙览甚好。臣愚惶恐，《三国志》稗也，筵中陈奏极涉猥妄，而《三国志》虽曰稗书，实与正史无异，且浅近着味无过此书，纵知惶恐有此仰达矣。(28) 目前流传下来的大规模“乐善斋文库”的谚文小说抄本(包括创作的、翻译的)大部分都是高宗年间(1864-1906)收集、整理、抄写并收藏于昌德宫乐善斋的。这应该是在宫廷人物喜欢小说的传统之下发展的成果。当年的宫体抄本谚文小说流散各地，而还有不少抄本一直流传于乐善斋(29)。 四、“四大奇书”在朝鲜流传和评价实相 “四大奇书”之称呼尚未确立的时候，明代长篇小说在朝鲜的介绍，多见于许筠的文献中。其时，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校书馆印行而广为传播，但其他的长篇小说作品，在朝鲜还没有多少人认识。这一时期，许筠介绍了很多长篇小说，包括“四大奇书”。 许筠(1569-1618)出身名门贵族，年轻时早已成名，在朝廷曾获得国王的信任，还担任过远接使去西北迎接明朝派来的使臣。他曾赴燕京购买许多汉籍，以资著作材料。其撰有《西游录跋》，文中提到《三国》、《水浒》、《西游》以及几部长篇小说。他说： 余得戏家说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龉，《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水浒》则奸骗机巧，皆不足训，而着于一人手，宜罗氏之三世哑也。 上文是许筠对几部小说的简要评语。这时，还没有“四大奇书”的说法，它们与其他几部长篇演义的地位是平等的。《水浒传》为罗贯中的作品，而罗氏后孙三代都成为哑巴的传说，来自田汝成(1488-1505)的《西湖游览志余》(卷25)，后来洪万宗、李颐命等人还继续发展了这个传说。许筠对《水浒传》评价，说“奸骗机巧”一句，也是来自田汝成所谓“奸盗脱骗机械”之语(30)。接着许筠更详细地论述了《西游记》的来源和价值问题。至于“《两汉》龉，《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的评价是否有来源以及《齐魏演义》的具体概况，待考。此外，许筠还写了《闲情录》，抄录自己所喜欢的名句而成，其内容均来自中国典籍(31)。其中有一段云： 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这一段确是在朝鲜最早正式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二书同时举名的文献，尤其是在朝鲜最早提到了《金瓶梅》。但是，许筠在1617年并没有直接看到《金瓶梅》，而是来自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的部分。许筠完成《闲情录》后的第二年就因牵涉叛逆罪，被判处死刑。 在《西游录跋》中关于《西游记》来源于玄奘的《取经记》，并谈及书中人物与主旨的一段，后来被收录于洪万宗(1643-1725)的《旬五志》(成书于1679年)。洪万宗介绍《水浒传》的时候，曾引用胡应麟的《庄岳委谭》(收录于《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较称赞《水浒传》的创作机巧，但洪万宗对小说持有批判的态度，如“明末诸文士，尤尚浮藻，凿空搆虚，辄成一部”，“附会增说，作为卷帙”，“竟致宗社之瓦裂，有若晋代之耑，以清谈误世，可胜叹哉”等语。 与其同时代的李颐命(1658-1722)在《疏斋集》(成书于1689年)中考察“三大奇书”。他说，“明末小说之盛行，亦一世变，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最为大家，其役心运智于虚无眩幻之间者，可谓极劳矣”，然后说“世传作《三国演义》者，病喑而死去，诚不无此理”。他参考了许筠和洪万宗关于“罗氏之三世哑也”的传说，将其变为罗贯中自己成为哑巴而死。至于《水浒传》的流行引发后世流贼频出，如闯王、天王等，都是其不良影响的结果。他指出，近来听到发出小说禁止令，是为了防止出现淫秽、怪诞之小说作品。洪万宗和李颐命，虽然较正式地介绍了这些“三大奇书”作品，但基本上站在保守小说观的立场。 “四大奇书”的正式名称，在朝鲜较晚出现，如18世纪的安鼎福、俞晚柱等均曾提及。安鼎福(1712-1791)的《顺庵杂志》(42册)中出现“四大奇书”的介绍： 余观唐板小说，有四大奇书，一《三国志》、二《水浒志》、三《西游记》、四《金屏(瓶)梅》也。试《三国》一匣，其评论新奇，多可观，其凡例亦可观，其序文亦以一奇字命意。而其文法亦甚奇。考其人则金人瑞、毛宗冈也。考其时则顺治甲申也。未知金人瑞、毛宗冈为何人，而顺治甲申岁，此天地变易，华夏沦没之时，中原衣冠，混入于剃发左袵之类。文人才子之怨抑而不遇者，其或托此而寓其志也。 在此安鼎福提到他自己见到的清朝顺治初年出版的一套“四大奇书”，但只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具体介绍。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刊本，卷首有顺治甲申(元年)金圣叹序。安鼎福所谓“考其时则顺治甲申也”，指的是金圣叹序的年份，不能看作此书的出版年代。在李渔提出“四大奇书”说之后，大约康熙年间，以此为题的丛书在坊间流行。坊间刊刻“四大奇书”的版本，据说有芥子园刊本。而有李渔序之《三国演义》醉耕堂刊本，则冠以“四大奇书第一种”名目刊行(32)。安鼎福比较客观地介绍版本，然后想到顺治甲申年就是明清鼎革的关键时期，故其认为“四大奇书”的出版是当时怀才不遇的才子有所寄托而为的。 除了安鼎福之外，提到“四大奇书”之名的朝鲜文人，以俞晚柱(1755-1788)为代表。他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特别是后半生的13年间，记录了非常详细的读书日记，在其死后由亲友编集题为《钦英》(33)。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当年许多中国古籍的输入与流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其留下了大量的阅读小说的经验、表示赞同小说创作态度等与当年传统文人有所区别的小说观，成为宝贵的参考资料。《钦英》第2册记录： 盖尝就四大奇书而断之，《三国》战争之奇也，故其书长于机辩。《水浒》衰乱之奇也，故其书长于气义。《西厢》幽艳之奇也，故其书长于情怀。《第一》炎凉之奇也，故其书长于人情物态。(《钦英》1776年12月30日) 在此，俞晚柱提及“四大奇书”的时候，居然包含《西厢记》，而没有《西游记》，这是否是来源有自的，还是受到《第六才子书》的影响而改动的？暂不能确知。这里所谓的《第一》就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即张竹坡批评本《金瓶梅》。在中国所谓“四大奇书”，从未有如此称法，这应是俞晚柱独特的想法。他对每部书的内容特征的概括，更是非常恰当，在朝鲜文人中，如此深刻探讨小说的并不多。 约于两年之后，俞晚柱还提到“四大奇书”，却是将《庄子》、《西厢》、《楞严》、《离骚》称为“四大奇书”。这是新鲜的信息。王世贞曾说《史记》、《南华》(即《庄子》)、《水浒》、《西厢》为“宇宙四大奇书”。这里重复的是《庄子》、《西厢记》而已。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此之为四大奇书，而列《西厢》于经之列，则直以谓稗中之经矣。(《钦英》1778年5月1日) 这段话出自陈忱。他的《水浒后传序》就是上文的来源，而对每部书，以一字评语冠之，似乎很有趣。前面俞晚柱以《西厢记》加入“四大奇书”，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一文献的影响。 俞晚柱到了1781年评论《三国志》的时候，还提到“四大奇书”中《三国演义》是第一好书。在1786年评论金圣叹的时候，他在文中对金圣叹的评论深为折服，说“四大奇书”(指四大奇书中的《水浒传》)是金圣叹假托施耐庵之名而作的。 关于“四大奇书”的评价，沈縡偏于肯定，李德懋则偏于否定，但他们都对中国小说比较熟悉。沈縡(金宰，1722-1984)的《松泉笔谭》对小说有所讨论，如《三国志》、《世说新语》、《西游记》等。他的小说观是较中肯的评价。 至于《水浒传》、《西游记》之属，虽用意新巧，命辞瑰奇，别是一种文字，非上所称诸书之例也。明人剧赏之，加以俗尚轻薄波荡，辄赝作一副说话，以售于世。大抵皆演或成史传无男女交欢事也。演史出，而正史事迹汨乱。男女之事，又多淫媟，尤非壮士所可近眼，而近来人鲜笃实，喜以此等小说，作为消寂遣日之资，甚可叹也。余意年少惜阴者，固不可留意于此。(34) 他在这段文字的前一部分中，虽然承认了小说的优秀文学技巧，但对小说的内容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在后面一部分中，他又回到比较肯定的立场。 愚按《西游记》、《水浒传》，文章机轴，稗书中大家数也。先辈或有发迹于是书，而成文章者云：“《西游记》，如‘人离乡则贱，物离乡则贵’、‘绿酒红人面，黄金黑士心’、‘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此真名谈、格言，而亦足以警发人者也。”(35) 由此看来，沈縡的小说观，偏向于肯定的一面，他非常欣赏“四大奇书”的文学价值。 稍后的文人李德懋的小说观是比较倾向于否定一派的。李德懋(1741-1793)，为朝鲜著名的实学家，以读书过万著称，著有《青庄馆全书》，其中卷5有《小说》，卷50有《水浒传》和《小说·演义》，卷53有《小说之学》，卷60有《招安梁山榜文》等篇章。李德懋从小读过不少小说，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情况和每部作品的人物及内容均比较熟悉，但是由于少时受到父训，慢慢脱离阅读小说的“恶习惯”，并条分缕析地批评小说为坏人子弟的书。 小说最坏人子弟，不可使子弟开看。一看于此，沦没者多……余尝闻，明末流贼多冒《水浒传》中强盗名字……余尝看《水浒传》，其写人情物态处，文心巧妙，可谓小说之魁，合号绿林董狐。 他指出，小说有三种迷惑，第一是创作，第二是评点，第三是阅读。他认为，被迷惑之人作书，更有迷惑之人作评论，再有迷惑之人喜欢阅读。汉之党锢，晋之清谈，唐之诗律，虽有可观之处，也成为导致亡国之事，如今小说之盛，总有误国之祸，应该对小说严禁新创，毁破旧作。由于他自己曾阅读过不少小说，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其反对沉溺于小说的主张具有说服力。他的主张刚好与国王正祖很相似，应该说，李德懋的文学观正应合了由正祖推动的“文体反正”运动。他曾引用王士禛《居易录》、周密《癸辛杂志》、胡应麟《庄岳委谭》等书中有关《水浒传》的论述，比较详细地讨论水浒人物和情节故事。因此，他虽然是反对小说的否定派人物，实际上属于对明末清初中国小说持有非常广泛而且深刻认识的人，在研究中国小说在朝鲜传播的时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学者。 他的孙子李圭景曾接受家学，撰写规模庞大的类书《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书中《小说辨证说》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所能看到的主要作品。他和其祖父不同，对小说保持较客观的态度，平心而论地评价各小说作品的得失。 朝鲜王朝是儒家社会，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恪守儒家传统的文化意识，大部分文人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小说观。其实，中国的传统文人也一直重视这样的文学观，到了明代中期以来，由于长篇小说的涌现以及思想变革，人们对小说的观念也有改变，开始慢慢重视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和社会功能。因此，明末清初便大量地出现了小说和小说评点以及小说插图。 朝鲜一直遵守朱子学的传统，正统文人很难接受明末以来的阳明学和通俗文学的新潮流。但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一些宫廷的王室人物和思想开放的朝廷大臣，慢慢接受新文化的主流文学，主动引进小说版本，有的还加以刊刻出版，重新编辑出书，并加以谚解翻译。在此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英祖和思悼世子。他们父子个性不同，很难相处，但是一样的喜欢小说，爱好小说。英祖曾多次提到三大奇书，思悼世子曾编小说插图摹写集《中国小说绘模本》。到了正祖年间，这样的风气一下就改变了。这位要建立儒家理想国家的国王，率先垂范，从不看稗史小说及通俗小品文，且深深感觉朝廷大臣中还有人受到明末文人轻薄浮躁文风的影响，因此强烈推行“文体反正运动”，禁止阅读燕行使节带回的书籍，尤其严禁明末文集和小说杂书。这一时期，“四大奇书”是应被禁止的对象、应被毁灭的坏书。 士大夫文人的小说观也每每有所变化。尹春年喜欢中国文学，思想没有受到束缚，能够自由开放地决定出版一些小说作品，与《剪灯新话句解》一样，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许是由他主持出版的。几年之后，尽管有保守的儒臣奇大升强烈批判小说的出版，但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在朝鲜的发展和广泛流传还是有目共睹的。 许筠在生前喜欢读书，曾赴燕京购买4 000多卷的书，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还从袁宏道的书上抄录“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一段，留下朝鲜最早的《金瓶梅》著录。 17世纪末，比较熟悉三大奇书的是李颐命。到了18世纪，安鼎福正式提出“四大奇书”的称呼，他所看到的是以“四大奇书”为题的清初的坊刻本。他只介绍《三国志》(《三国演义》)一部，书中有金圣叹所作序文。《三国演义》使用毛宗岗评点本“四大奇书第一种”，《金瓶梅》使用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本。民间文人俞晚柱的日记《钦英》多次提到长篇小说，包括“四大奇书”。因为他不做官，所以能比较自由地表明其读书经验。 18世纪的正祖年间，虽然对小说的禁止有所强化，但在文人社会或民间妇女之间，小说的传播以及创作的欲望，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9世纪的高宗年间，大量的乐善斋写本小说被收集，宫廷里甚至还奉命动员数十名译官，翻译出来不少作品。现存乐善斋翻译小说中，还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许多中国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值得学界重视。 此文在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高端论坛(2015年8月，南京)曾宣读发表。 ①参考谭帆：《“奇书”与“才子”考释》，收于氏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②李渔：《三国演义序》，《李渔全集》第18册(补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宣祖实录》3卷，2年(1569)6月20日。 ④参看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收录于氏著《中国古小说与文献学》，首尔：亦乐出版社，2012年。 ⑤参看周文业：《朝鲜翻刻本和朝鲜活字本与三国演义早期版本演化》，发表于成均馆大学、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共同主办的《三国演义》国际会议，2010年8月10日。 ⑥《承政院日记》仁祖15年(1637)11月24日条。 ⑦《承政院日记》仁祖15年(1637)11月28日条：“金尚，以校书馆官员，以提调意启曰，前日勅使所求水浒传，不得觅给之意，曾为启禀，而一边，申饬下吏，使之更加闻见矣。即者适得于锦阳尉朴瀰家，持来而考见篇目，多有不帙，此册卷数，初不知其几何，而现存者只此十册，虽不备帙，移送都监之意，敢启。传曰，知道。” ⑧《仁祖实录》30卷，12年(1634)12月29日。同日《承政院日记》云：“《三国志》一部，《春秋衍易》一部。”由此可推测《三国志》也是陈寿《三国志》，但还可认为小说《三国志》。 ⑨《承政院日记》显宗13年(1672)1月8日条：“又启曰，勅使及大通官等分付，善解三国志[三国志]者，金永泽、柳承汉二人招入云，故分付入送之意，敢启。传曰，知道。” ⑩《承政院日记》肃宗9年(1683)8月14日条：“译官之赴燕者，皆不能通话。问情训习之际，不可无变改之举，故每于节行，择送熟习时话者，再三质问于彼人，翻作《蒙清老乞大》各八卷，且买清语三国志[三国志]，抄作十卷，名为三课总解矣。” (11)宋康镐：《满汉合璧三国志》，博文社，2010年。 (12)李元植：《朝鲜通信使》，人见友元：《韩客手口录》影印部分，民音社，1991年，第151页。 (13)(14)《承政院日记》英祖52年(1776)2月26日，3月2日。 (15)《承政院日记》英祖12年(1736)6月23日。 (16)《承政院日记》英祖20年(1744)2月2日。 (17)《承政院日记》英祖21年(1745)9月21日。 (18)《承政院日记》英祖27年(1751)3月2日。 (19)《承政院日记》英祖50年(1774)7月14日。 (20)(21)《承政院日记》英祖51年(1775)11月12日，12月23日。 (22)《正祖实录》33卷，15年(1791)11月7日：“近来俗习，皆未免舍经学而趋杂书，世无有识之士，愚民无以观感。予于小说，一不披览，内藏杂书，皆已去之，此可知予苦心矣。” (23)完山李氏的身份一直有争议，而郑炳说将完山李氏序文与思悼世子遗稿文集《凌虚阁漫稿》中的文章进行对比，可以确定两者为同一作者所作。参看郑炳说：《由思悼世子之名所编的画帖：中国小说绘模本》，《文献与解释》2009年第4期，第47辑。 (24)“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画：《中国小说绘模本》，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 (25)《承政院日记》正祖23年(1799)5月5日。 (26)《朝鲜王朝实录》正祖11年(1787)10月10日。 (27)《承政院日记》正祖21年(1797)2月3日。 (28)《承政院日记》高宗4年(1867)8月11日。 (29)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乐善斋有39册，奎章阁有27册，都是宫体写本。另外《三国志》为名的谚语翻译本，高丽大学有38册，奎章阁有30册，“国立中央图书馆”有17册，鲜文大学有19册。可见谚解翻译本也是比较丰富的。 (30)田汝成对《水浒传》的评论，后来收于王圻(1530-1615)所编《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586年)卷177。当年(1617)许筠会参考田汝成或王圻的这些文献。 (31)据《凡例》的说明，许筠在1610年夏，因病在家养身时，无聊之余，参照中国典籍抄录了所喜欢的名句，后来有机会赴燕两次(1614、1615年)，购买大量的书籍(4 000余卷)，以此补充“闲情”部分，到了1617年被人控告，愁闷之际，重新整理此书，分16门成16卷。这是他的最后著作。 (32)谭帆：《奇书与才子书》注二，见氏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第183页。 (33)《钦英》24卷，奎章阁所藏，1997年。又《钦英选集》2册，首尔：Dolbegae(石枕)出版社，2015年。 (34)(35)《松泉笔谭》卷元，十九，十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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