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忽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科学论文,缺陷论文,逻辑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显然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尽管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流派已经日趋衰落，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根本看法和关于科学（认识）和人文（体验）两个世界的截然划分等观念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地分析和清理。
一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实证主义；二是科学主义。
首先，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很强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实证主义主要体现在其根本原则，即“经验证实原则”之中。这个原则规定：知识必须依据经验。任何命题只有表述为经验并能够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用石里克的话来说，“作为合理的、不可辩驳的‘实证论’的哲学方向的内核，……就是每个命题的意义完全依存于给与的证实，是以给与的证实来决定的”[1]。 他认为，“实证论者总是说到‘给与’，而且他们对于实证论原则总是用这样的命题来表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固守在给与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给与的范围，如同形而上学家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2]当然， 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 并且其精神实质也非常符合孔德提出的“实证精神”[3]。但是，应当看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色彩要比传统的实证主义强得多、严格得多。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传统的实证论有两个根本缺点：其一，在那里，经验证实原则很少得到明确的表述；其二，经常与许多不能成立的命题混淆在一起，所以，有必要对它加以逻辑的澄清。于是，石里克指出，应当给实证论加上一个可以辨别的形容词，即称为逻辑的实证论。此外，他认为“彻底经验论”这个名称最为恰当。 [4]这里所说的“逻辑性”和“彻底经验论”就是逻辑实证论区别于传统的实证论的关键点，也是逻辑实证论其实证性比一般实证论更强、更为严格的地方。
从上述这样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出发，逻辑实证主义者为科学塑造了以下一系列永恒不变的形象：
（1）在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或基础的问题上， 强调科学知识存在着一个惟一确定的、可靠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目的是要在概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表明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完全依赖于观察陈述，并且只有通过观察陈述才能获得意义，得到辩护，否则就没有意义。于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基础主义的科学结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观察陈述或数据既是科学语言的有意义的惟一源泉，也是科学陈述的辩护的惟一根据。……每个科学理论都内在地发展它自己的概念系统，它和整个科学传统没有外在的概念关系。每个理论都具有自己概念的和经验的基础而孤立存在， 理论之间的惟一关系是由中立的观察语言所提供的”[5]。
（2）在关于科学的方法和目标的问题上， 强调存在着超越历史和科学内容的惟一可靠的方法和惟一确定的目标。与基础主义的科学结构理论相适应，逻辑实证主义将归纳法看作是科学的惟一可靠的方法。他们认为，理论应当接受经验检验，而观察陈述则是科学家要加以考虑的惟一证据。只有确认程度或者概率很高的理论，才是可接受的理论。因此，高概率成了科学进步的标准。科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理论的概率，得到概率越来越高，也就是越来越被经验确证的理论。
（3）在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上， 预设了一种“中国套箱式”的直线累积发展模式。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6]。 旧的理论一旦曾经得到证实（或确证）就再不会被否定或抛弃，而只能被归化到内涵更广或更全面的新理论当中去。于是，在他们那里，科学完全成了一项累积性的事业。科学进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或归并的过程。
由此可见，无论是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或基础，还是关于科学的方法、目标和发展模式，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作了不折不扣的实证主义的理解。
其次，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很强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主义的特征是，十分突出地强调科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他们不仅完全用逻辑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科学，而且也完全用逻辑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整个文化。于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是惟一种类的科学，而且也是在认识上惟一有意义的文化。具体说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有以下几个要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 除此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种类的科学。
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他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7]。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 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8]。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因为科学具有统一性：“科学之为知识理论的体系，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其本质而言，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9]。
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10]换句话说，物理学及其物理学语言将是整个科学统一的基础。但事实上，若将这种主张贯彻下去，也等于意味着取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
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11]。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像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3）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认识（科学）和体验（人文）两个世界的划分，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哲学的性质及活动范围问题。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12]。因此，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者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用卡尔纳普的话来说，“如果无论什么陈述，只要它有所断言，就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事实科学，那么留给哲学的还有什么呢？留下来的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也不是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逻辑分析法”[13]。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其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对科学作逻辑分析，或者说，对科学的语言系统作句法分析。
于是，为了使哲学科学化，逻辑实证主义发起的那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形而上学。他们认为，“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14]。形而上学与其说是理论，倒不如说是“概念的诗歌”。“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15]。因为“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16]。
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似乎提供给我们一幅关于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截然区分的清晰画面，并且告诫人们：科学世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世界，而人文世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世界。这个命题蕴含着这样一种见解，即只有科学才是重要的文化，而人文文化至少显得并不那么重要。
二
无疑，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用自然科学家的眼光来理解和审视科学、哲学及其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区别。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用数学与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及其哲学，并且进行了艰难的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后来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研究还是颇有意义的。
尽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再从历史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并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日趋衰落，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者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地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似乎要比后现代主义更为高明。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家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并且其态度往往是积极的、建构性的。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做的“文学批评”，而且其态度往往是消极的、解构性的。
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逻辑实证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和实证精神，强调从认识的角度对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加以区别，如果不对此加以绝对化，那么应当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毕竟自然科学的确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它不仅需要实证精神，而且也离不开实证精神。可以说，没有严格的实证精神，就没有近现代科学。因为毕竟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确比别的文化具有更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并比别的文化更加明确、更加严格地强调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可以说，离开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科学就根本不可能成其为科学。当然，也许别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也存在着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但是，应当看到，科学与别的文化所讲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不仅有其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更有其含义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进一步反思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便更加能够感觉到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确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中最根本的缺陷之一，就是对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忽视。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科学就被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17]。于是，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偏差及其后果：
第一，只重视“科学的逻辑”，而严重忽视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背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做了逻辑主义的理解：他们将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当作科学哲学的中心议题。而所谓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科学理论的诸概念之间和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将科学方法论简单地归结为归纳逻辑，将对理论或假说的确认及其程度简单地归结为一类观察陈述（证据）同被检验的理论或假说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还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理论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一个先行理论能否从后继理论中推导出来。这样一来，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似乎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学理论结构，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方法论，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学进步与发展模式，并且似乎这种“科学的逻辑”是先天的，它同人、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并没有任何关联。显然，这种见解是极为片面的。事实上，科学与其他文化活动一样，也是一项人类的历史的活动；它根植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土壤里，并在那里吸取丰富的营养而得到成长、壮大；它也受时代、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丰富的人文意义。因此，离开人、社会、历史和文化这些人文背景来谈论科学，并将科学单纯地归结为“逻辑”，这是十分肤浅的。
第二，只强调科学的实证精神，而严重忽视了人的创造精神或创新精神。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做了实证主义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科学似乎变成了“观察陈述”和“经验命题”的堆积；科学方法论则变成了“狭义的逻辑，即形式主义的算法或半算法系统”，成了“半机械的、内容十分贫乏的东西”；[18]而科学发展过程变成了“中国套箱式”的“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过程。于是，科学似乎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深层结构和理论框架的变化，因为既然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集合，那么，科学变化只能涉及到这些集合的扩大与归并，而绝对不能改变“真的经验命题”本身。这样一来，科学似乎是一项纯粹客观的事业，是由“理性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它与人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并没有多大关系，与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多大关系，因而也与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并没有多大关系。显然，这种见解也是极为片面的。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与其他创造性活动一样，是人类的一项极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充满着人类的创造精神与创新精神。可以说，科学中发生的每一项重大理论突破和深层结构的变化都深刻地体现着人类的创造精神和创新精神。其实，创新精神与实证精神对于科学来说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科学需要有实证精神，实证精神意味着科学的严格性，表明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都必须有充分的实证依据，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科学更需要有创新精神，因为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新的理论或新的假说，科学将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的，“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近来，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19]这里，爱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第三，强调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严重地忽视了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关联和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做了科学主义的理解：他们强调自然科学是惟一种类的科学，强调认识（科学）世界和体验（人文）世界的截然区分；强调只有自然科学在认识上才有意义，而一切人文文化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强调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审视哲学和其他一切文化，主张排除“形而上学”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潜藏着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分离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首先，将整个人类文化人为地切割成截然分明的两个部分，即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似乎科学世界是纯粹的客观世界、认识世界和理性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纯粹的主观世界、体验世界和非理性世界；其次，当科学主义者们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无意义的同时，实质上也排除或否认了自然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联。显然，这种见解也是极为片面的。其实，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划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至少，科学也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而人文文化也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确，科学更多地强调客观性、认识性和理性，然而，科学更是一项人类的、历史的、创造性的活动，因而也包含着人类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激情。毫无疑问，离开人类的思想、意志、情感和激情，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造。反之，人文文化似乎更多地体现主观性、体验性和非理性，但是，应当看到，这种主观、体验、情感和意志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性思考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人文文化中的人文学科也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理性，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因而被称作人文科学。可见，在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线。将统一的人类文化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不仅可能导致两种文化的分离，而且也严重地忽视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导致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
总之，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对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忽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科学观也包含着不少积极的因素，例如，它对于科学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强调；它对科学理想和科学精神的关注和肯定，试图在整个文化中注入更多的科学因素和科学精神；它所蕴含的实证精神及其对确定性的理想主义的追求等等，也具有很强的人文气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问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文化价值的理解似乎太狭窄了。
收稿日期：20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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