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基于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
赵娟娟
内容提要： 叙利亚危机起于2011年初，是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经过8年多的持续发酵，成为重大的地区性冲突。它的爆发有着复杂的系统因素，体现的不仅是中东地区的教派之争，也是美俄“冷战”后“新冷战”思维的对抗。因此，叙利亚必须认清影响其政治系统平衡的各方面因素，保证其政府系统的良性运转。目前，虽然叙利亚危机久拖未决，但政治解决已成定局。
关键词： 叙利亚危机 地缘政治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
一、叙利亚危机爆发的系统原因
在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下，叙利亚在继埃及、利比亚、也门、伊朗、沙特等中东国家反政府运动之后，被推到“中东波”的动荡之中，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地区。叙利亚危机的域内对抗势力一方是叙利亚政府军，另一方是叙反对派武装分子；在国际层面，对抗双方仍旧是以美俄为首的两大阵营，所以，叙利亚内战被冠以“代理人的战争”之名。8年多的对抗，使叙利亚国内民生凋敝，威权体制受到重创，地方分权迫使巴沙尔政府急于结束内战，稳定政权；俄罗斯意欲以此平衡因克里米亚问题而付出的沉重经济、军事代价，预防拖垮俄罗斯经济的风险，所以守住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向西方发出的强硬信号，叙利亚政府军若倒台必定牵连伊朗而使俄罗斯退无可退。对于叙利亚反政府军，在政府军持续进攻下连续失去多个省之后，伊德利卜省成为其最后的希望，美国和以色列成为其最后的救命稻草；于美国而言，失去叙利亚反政府军也将失去牵制伊朗和俄罗斯的抓手，失去其在中东的发言权。
1.3.3 患者不能耐受检查：有些检查对于确定诊断是必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患者不能耐受该项检查，医生不得不放弃该项检查。例如胸部影像学检查对于肺炎的诊断是必须的，如果患者处于妊娠早期，医生和患者都会顾忌射线对于胎儿的伤害，一般就不做胸片或胸CT检查的。对于怀疑急性肺栓塞的患者，临床一般做肺血管CT显像，但如果患者对于该造影剂过敏，就不得不放弃。
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将围绕政治系统运行的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政治系统当局制定和执行相关决策，并对最初的输入进行反馈。政治系统和环境形成互动联系，系统的运转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如图1)。从这一理论出发，将叙利亚国内政治结构及国际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此次危机的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图 1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运行图 (1)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年，第 35页。
(一)社会内部环境系统
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始于2011年1月26日；至3月15日，叙利亚警察抓捕15名在公共场所做反政府涂鸦的少年，随即引发全国示威游行并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叙利亚危机的爆发除受阿拉伯国家反政府运动的影响，其国内经济发展低迷、政治腐败、教派矛盾以及公民权利的缺失等问题也是叙利亚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
1.叙利亚国内潜在的“分裂型”危险。第一，叙利亚执政者所属派别的绝对少数。独立70多年的叙利亚历经动荡，最终在阿萨德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执政下基本走向稳定。2010年叙利亚人口增长至2 100万左右，国内85%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80%，约占全国人口的68%；而什叶派仅占20%的人口，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5%，与逊尼派相比，阿拉维派为绝对少数。教派之间“物理力量”的差距与权力的错位为冲突埋下祸根。第二，巴沙尔上台后改革的滞后使其对国家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社会深层看，叙利亚由1963年上台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复兴党统治，政权掌握在阿萨德家族手中已有55年，叙利亚几乎变成阿萨德的“家族企业”。巴沙尔更多致力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只是为巩固其家族的统治，所以政治改革滞后；加之巴沙尔提拔的很多年轻官僚缺乏政治管理经验，使政府部门贪污腐败成风。(2) Raymond Hinnebusch,Syria:From-Authoritarian Upgrading,To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No.1,2012,p.99.第三，新的国家认同建设的失败。巴沙尔曾试图通过强调叙利亚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来强化国内民族认同，但其强调阿拉伯自身属性的理论与少数派掌权的实践相矛盾，此举非但没有淡化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差异，反而加深了社会裂痕；此外，巴沙尔为增强个人专权而采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的破产使叙利亚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渐填补了认同的空白。(3)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在原有国家认同被打破后，巴沙尔政权并没有积极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2.叙利亚国内经济发展陷入低迷状态。第一，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减少。作为叙利亚经济发展支柱的石油产业，在内战爆发前几年，石油产量逐年下滑(见图2)；加之国际油价的持续走低，石油产业对叙利亚经济发展的贡献降低，这对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第二，大量财政用于“消费型部门”。2000 年，巴沙尔执政以来，叙利亚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提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即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4) 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2期。 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叙利亚经济一度被誉为“大马士革之春”。但是，老阿萨德建立的威权政治体制使叙利亚需要供养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和执掌政权的数量庞大的复兴党党员，并且经济改革红利仅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享有，未真正落实到民众头上；加上支撑叙利亚经济的石油资源面临枯竭，更使叙经济雪上加霜。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内战爆发前，叙利亚国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有1%，而内战爆发两年后，贫困人口数量急速飙升至19%，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近15%，并一直居高不下；(5) 潘寅茹：《分析称叙利亚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已增至60%》，第一财经日报，http://news.china.com/focus/xlyzjcxdd/11097898/20130903/18029283.html。 同时，政府对于公共部门的投入大量削减，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近50%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曾一度经济繁荣的大马士革竟有高达70%的贫民。(6) Robert Goulden,Housing,Inequalit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yria,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8,No.2,2011,pp.188,201.由于叙危机严重影响了当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破坏了交通运输系统，使粮食供给出现障碍，导致叙粮食价格日渐上涨。(7) 潘寅茹：《分析称叙利亚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已增至60%》。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战乱已使约27万叙平民死于非命、(8) 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叙利亚战乱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无确切统计，各种报道对叙利亚民众的死亡人数统计差距很大——25 万人、27 万人不等，甚至有报道称死亡人数达到 47 万。 约480万民众沦为国际难民。(9)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至2016年，战乱已迫使 480 万叙利亚人逃往他国，沦为难民，其中进入土耳其的最多，约为270 万，进入黎巴嫩超过100 万，约旦、伊拉克和埃及也分别接纳了60 万、25 万和12万叙利亚难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31/c_128849933.htm。 此外，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在中东地区阿拉伯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成员国的排名从前列跌到中后位置，不仅国内民众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图 2叙利亚石油产量( 2005— 2010年) (10) 转引自：中国产业信息： 2015年叙利亚石油储量、产量分析图， 2016年 12月 9日。 http:// www. chyxx. com/ industry/ 201612/ 475951. html。
(二)社会外部环境
第二，叙利亚内战外化于地区教派矛盾。叙利亚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阿拉伯之春”激发了蛰伏的教派冲突。长期以来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由北至南，从土耳其、叙利亚、约旦至阿拉伯半岛上的海湾国家，逊尼派掌权者占绝对多数；但是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战争后执政，“什叶派新月”登上中东舞台，“民主夺权浪潮”加剧了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叙利亚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持续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消耗了国家极大的精力，为各方势力集团干预其国事务提供了机会。
第一，“新冷战”思维的对抗。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一方面，因为叙利亚高举反以色列大旗，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大受掣肘；另一方面，美国坚持反对巴沙尔政府以对抗俄罗斯，实现“战略再平衡”，稳固美方在中东的区域地位。自危机爆发以来，截至2015年底，美国对叙反对派的经济援助额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11) 《美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近亿美元经济援助》，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102/c1002-27764430.html。 且不断向叙反对派提供大批武器援助。虽然冷战于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已宣告结束，但事实上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美国和俄罗斯并未因此而结束争斗，美国仍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其安全和争夺中亚、中东等地区发言权的强劲对手；如北约东扩，支持原苏东联盟国家反对派扛起“颜色革命”的大旗推翻现政权、建立亲西方势力。于俄罗斯而言，叙利亚境内拥有俄在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军事基地，并且在叙利亚危机中形成的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同盟的叙、伊也是俄罗斯在中东仅有的两个战略盟友，俄罗斯别无选择。基于此次危机所延伸的大国博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继“冷战”后“新冷战”思维下的大国对抗。
1.中东地区形势不稳定。黎巴嫩冲突不断。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深受叙教派冲突影响的黎巴嫩出现支持与反对巴沙尔政权两派，并多次发生武装冲突。2012年10月，黎巴嫩安全部队情报局局长被炸身亡，他的死亡被归咎于为叙利亚行事的真主党。2013年3月，黎巴嫩安全总局的一辆军车遭到武装分子袭击；此后，还发生多起针对安全局袭击事件，黎巴嫩安全局势受叙利亚危机和国内政局的影响而变得岌岌可危。首先，黎巴嫩在社会服务网络、资金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引发了本国难民危机。其次，叙利亚危机加深了黎巴嫩两个最强政治势力——真主党和未来派运动之间的政治僵局。由于叙利亚政权的不稳定，真主党在政治上日益脆弱，真主党最担心的是叙利亚反对派的彻底胜利将导致巴沙尔被迫远离政权，尤其是逊尼派的叙利亚反对派将采取反真主党政策。近来，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减少了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担忧，但叙利亚危机确实给黎巴嫩带来了持续的冲突。
二、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政治原因
(一)政治系统失衡原因分析
1.复兴党新党魁掌控能力不足，引发社会失序。目前，叙利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结束内战，稳定国内局势，实现政治稳定。不可否认，叙利亚虽然是多党制国家，但呈现的却是复兴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这不仅为叙利亚独立后的民族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叙政治稳定埋下了重大隐患。在一定意义上，叙利亚这种多党制下出现的一党独大可以被视为“主从政党制”。叙利亚自独立后国家深陷军人干政的“普力夺社会”，激烈的党派斗争与频繁的内阁更迭造成政府效能低下，国家政治生活实际上陷入缺乏权威的衰朽状态；(13)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 加之在西方“普世价值”被极度推向中东地区之后，尤其是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难以满足民众对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期望，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呼声日益高涨，(14) Alan George,Syria :Neither Bread nor Freedom ,London:Zed Books,2003,p.64.致使国家与民众的矛盾持续上升。
2.政治经济权力割据与固有的教派矛盾。如前所述，叙利亚执政党由占极少数的阿拉维教派成员组成，阿萨德家族要想保证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必须通过社会整合以促进政治认同。从复兴党吸纳成员来看，不仅党内成员数量在极度增加，逊尼派穆斯林也成为其吸纳的重要力量。巴沙尔欲以此表明，叙利亚政权是人民民主的政权而非阿拉维派的军事专权。(15)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 由此在原有教派矛盾背景下，复兴党执政下的精英阶层基本被分为占据政治地位的阿拉维派和拥有经济权力的逊尼派。但政治制度化的滞后依旧使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叙利亚推行的有利于与巴沙尔政权有联系的阿拉维派官僚的经济改革让逊尼派极为愤怒。事实上，巴沙尔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自由化改革从受益主体来看，受益者避开了社会中的穷人和逊尼派的大多数，而落于与掌权者联系密切的阿拉维派官僚和商人，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从改革导致的结果来看，改革所注重的私有化使寻租行为更加猖獗，权贵阶级的腐败使民众对政府深恶痛绝，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逊尼派更是对仅占1/5人口的“暴发户”疾首蹙额。这种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中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造成国家极大的内耗与不稳定。
3.未被继承的“克里斯玛型”(16) 周英杰：《克里斯玛型领袖》，http://news.hexun.com/2016-03-18/182840173.html。 威权。20世纪80年代后期，老阿萨德凭借超凡的个人魅力和统治才能，在党、政、军权集一体的威权体制下将叙利亚逐步带向稳定，显示了其精明老到的政治手腕；但其超凡的“克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生命的有限性，预示着政党、国家及军队等领导力、凝聚力的不确定性。(17)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 老阿萨德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培植多年的长子巴西勒，但因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命，使其不得不重新培养本无从政意愿的巴沙尔。但巴沙尔从执政近30年的父亲手中接过的却是一个衰败中的叙利亚。此外，因为巴沙尔处于国内精英阶层的分化、社会经济危机及其并未继承父亲的政治权威等多重危境中，在上台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个人专权，巴沙尔迫使大量元老级官员辞职、分割心存芥蒂的军队的实权、任命大量忠于自己的阿拉维派亲朋任军官，但这帮人并没有什么治国经验。这一系列举措表面上加强了巴沙尔的个人强权，但实际上却动摇了其父建立的威权体系、削弱了复兴党势力。所以，巴沙尔虽然继承了其父的政治体制遗产但却缺乏其父的果敢决断，且叙国内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
(二)系统输入方面的问题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将《琵琶行》萧瑟冷落、令人哀伤的氛围嫁接到歌词中，更给人以无限的相思送别、怀旧追忆的愁怨苦恨之感。
2.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缺乏使输入的“支持”弱化。在复兴党执政期间，叙国内持续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腐败行为影响到公众对阿拉维派政府的信任，虽然巴沙尔三次当选总统，但不能不考虑反对派因内部矛盾而没有产生能够执掌政权的领导人的因素。在2000年和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巴沙尔都是以唯一的候选人身份当选。此后迫于反对派的压力，巴沙尔政权制定《政党法》，将叙利亚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在2014年总统竞选中，除了巴沙尔还有另外两位竞选人——叙利亚议会议员哈贾尔和政府前部长诺里，最终巴沙尔以绝对多数的支持率连任总统。但此次竞选投票率仅为73.42%，其中无效票达44万张、约占投票率的2.7%，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缺乏。虽然《政党法》出台，但此多党制非彼多党制，复兴党依旧是支配最高权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将来可能会打破“子承父业”继承方式的法案，即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就目前而言，叙利亚多党制是“有名无实”的。
MDA-MB-436和A549细胞均用含10%胎牛血清、青霉素100 kU·L-1和链霉素0.1 g·L-1的DMEM高糖培养基在37℃，5%CO2的培养箱中培养。待细胞生长密度长到80%～90%时进行传代培养。
3.教派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输入“要求”和“支持”的分裂。阿拉维派与逊尼派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使双方对于政权的“要求”大相径庭。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阿拉维派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统治，而拥有众多人口的逊尼派渴望掌握国家政权和社会资源、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多元化；并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长期采取的强势镇压方式使双方矛盾愈益加深，最终逊尼派以高举“反当局”大旗的方式表现出来，认同裂痕逐渐加深直至无法愈合，使当局政策输出举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引发国内政治动乱和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
(三)系统输出方面的问题
首先，叙利亚一党独大下的总统威权体制阻碍了监督渠道的畅通，国内缺少监督权力的途径。1970年开启的老阿萨德时代初期，通过修改临时宪法建立了人民议会，并将总理内阁制改为总统共和制，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总统威权体制。其间，老阿萨德建立了以复兴党、军队和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官僚机构为三大支柱的统治工具，就连社会组织负责人都多由复兴党党员出任，并且民众进入权力体系的唯一通道就是成为复兴党党员。这一举措一方面限制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众对政府的监督。
叙利亚曾是中东最稳定的国家，但复杂的内战使其国将不国。叙利亚危机的持续使中东地区呈现新的地缘政治特点：失败的国家模式、政治混乱、民众叛乱、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国家间冲突不断、外部势力的博弈和军事对抗，(20) Ambassador Marc Pierini,Jorgen Carling,Escape from Syria:A Dialogue with Experts,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7,Number 1,Winter/Spring 2016,pp.38-42(Article) .这不仅是叙利亚问题，还引发了中东地区的连锁反应。
（2）基层修平后采用毛刷滚刷2mm厚单组份聚氨酯胶水，施工时注意从场地的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滚涂，滚涂均匀一致，覆盖完全，不可漏涂，并注意预防流挂现象。当沥青基础的表面空隙有聚氨酯底涂料渗入后，即可在表面形成密封状的薄膜，从而起到防水作用，也使基础和塑胶面层的粘合力得到增强。
沙特国内外矛盾激化。中东剧变以来，沙特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沙特对巴沙尔政权的强烈反对植根于其个人和地缘政治动机的结合。国王阿卜杜拉认为巴沙尔暗杀了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23) John Calabrese,Asst Prof,The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Syria Crisis,Director Middle East-Asia Project (MAP) - American University,Middle East Institute ,Dec.21,2012.从战略角度来看，沙特的目标是发展一个与伊朗对立的“新叙利亚”；在国内，叙利亚冲突加强了沙特什叶派青年的不满情绪，也激化了沙特支持革命的对外政策和镇压抗议的国内政策之间的矛盾。
(四)政治系统的失衡导致系统崩溃
1.“输出”与“输入”缺乏粘合度而使“反馈环”无效。叙利亚一党威权体制框架下存在的硬性缺陷决定了其政治系统在输出相关政策并对输入进行反馈时存在阻碍，民众对政府监督渠道的不完善也引发“监督不畅”。另外，叙利亚把复兴党、军队和官僚机构当做争权夺利工具的事实，以及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众对政府不满的现状，并没有激起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当然，游行示威的出现确实体现了民众要求参与政治生活，但是这更多是对于政府“反应失败”后带有诉求性的过激回应。
2.不对称的“输入”与“输出”。一个运行通畅的政治体系要求相对平衡的输入与输出，无论是输入过大、输出过小，还是输入过小、输出过大，都会造成政治系统的失衡，从而致使当局反应失败，甚至出现危机。叙利亚危机是典型的“输出超载”。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国内存在的公民权利缺失、经济困境、贪污腐败和教派矛盾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民众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不幸的是“涂鸦事件”点燃了内战之火。无论是危机爆发前还是爆发后，巴沙尔的独裁统治和个人决断不但没有改善国内状况，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失衡。这种严重的“超载性输出”成为影响其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叙利亚危机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第二，在老阿萨德将权力移交巴沙尔时，通过叙利亚议会将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整到34岁，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威权统治的“权威”。威权体制导致的民众哀怨迫使叙利亚于2011年进行又一次修宪，此次修宪要求政府放权、打破复兴党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让阿萨德家族“子承父业”的继承性政权转为要进行全国性选举。威权体制对内战的爆发所做的“贡献”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悲剧，不可否认复兴党本身存在“权威输出”失败的问题。
1.政府能力有限导致输入的“要求”超载。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示威者打着“改革、增加自由、改善民生”的旗号走上街头，民众对于民主的要求是政治系统“输入”的主要体现。一方面，民众希望能够通过植入西方的发展模式促进本国繁荣。然而，阿萨德曾指出：“叙利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国情，而不能全然移植别国的民主模式。”(18) Eyal Zisser,Asad 's Legacy :Syriain Trans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1,p.182.所以民众关于民主的现实要求并未使叙利亚当局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身负重担的叙利亚国内确实无力推行与经济改革步伐一致的政治多元化改革，广大民众所希望的反腐败、推进国家认同等要求也未得到满意的政府回应。所以，民众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这种“要求”库存过大的现实必定导致政府“反应失措”，从而引发叙利亚政治危机。
(一)域内力量冲突不断，引发难民危机
在国际层面，叙利亚危机体现了美俄继“冷战”后“新冷战”的战略对抗；而在地区层面，叙利亚危机最初是伊朗、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联盟对抗以沙特、卡塔尔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的联盟，然而危机的爆发使其邻国越来越多地卷入冲突。
数据显示，上个月我国食品价格较10月份有所下降，其中猪肉价格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现下降。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解读认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部分产地为避险加快出栏，导致了猪肉价格的下降。与10月份相比，上个月我国猪肉价格下降了0.6%，影响CPI下降约0.0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猪肉价格也有1.1%的降幅，但降幅已经连续第6个月收窄。
随着环境的变化，高校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增加，内部审计在强化管理、防范风险、促进学校事业目标的实现上功不可没。然而，“重监督轻服务”、“重业务轻管理”现象依然存在，高校内部审计转型的研究和关注越来越多。
第三，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叙利亚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地理位置上，叙利亚作为中东“心脏地带”的枢纽，北靠土耳其、南连约旦、西临地中海、东有伊拉克和伊朗，是“新月沃土”的核心地带，也是多种热点问题相交的敏感区域，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叙利亚可能给中东带来“末日场景”。(12) 赵忠东：《叙利亚地缘地位及其对大国政治的影响》，https://www.xzbu.com/4/view-6326148.htm。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解放科威特、推翻萨达姆政权等方式在中东扶植了一批亲美政权，基本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唯独叙利亚长期坚持亲苏反美，成为美国实现中东利益的最大阻碍。而俄罗斯亦需要捍卫其以叙利亚作为中东地缘核心位置的利益，保持俄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利益置换。
伊朗的战略地位遭到损害。伊朗作为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的一方，也是中东地区支持巴沙尔政权最坚决的国家。伊朗以中东地区大国的形象，在核危机以后，一直受西方的打压和围堵。叙利亚与伊朗都是什叶派掌权且都致力于扶持同为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伊朗支持叙利亚就是巩固什叶派在中东的势力。但叙利亚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伊朗的安全，由于此次冲突，几乎整个中东地区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都采取了严厉的反伊朗措施，甚至曾经站在伊朗一方的阿拉伯国家，如巴林和科威特的什叶派，或者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或者保持沉默。(21) John Calabrese,Asst Prof,The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Syria Crisis,Director Middle East-Asia Project (MAP) - American University,Middle East Institute ,Dec.21,2012.
以色列愈加谨慎对待叙利亚冲突。以色列毫无疑问站在美国一方。但总体而言，以色列反对卷入叙利亚冲突，认为任何形式的介入都有可能适得其反。以色列认为需要谨慎对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希望反对派推翻政府军、使巴沙尔政权垮台，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真主党—叙利亚联盟对以色列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由于担心以叙边境出现难民潮和冲突，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附近加紧修建“隔离墙”，并部署了“铁穹”导弹防御系统。(22)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第三，叙利亚国内存在大量不公平现象，许多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借助社会市场经济改革时机，攫取大量国家财富。经济的自由化改革确实是叙利亚始终坚持的改革领域，但是改革成果多由当权的阿拉维派所享有——5%的人占有50%的国家财富，(19) Omar S.Dahi,Yasser Munif,Revolts in Syria:Tracking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Neoliberalism,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ian Studies ,Vol.47,No.4,2011,p.328.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官员的寻租行为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2010年，叙利亚世界清廉指数仅为2.5分(满分10分)，在受调查的178个国家中，排名127，不仅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球都属于严重腐败国家。这让广大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也是政府反应失败的表现。
土耳其大规模冲突的爆发。作为“叙政府军—伊朗—俄罗斯”“美国—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叙自由军”三股外部力量中的一个主要国家，阿拉伯地区的动荡使土耳其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势力，同时也为土耳其填补中东暂时的权力真空提供了契机。(24) Robert Malley,Karim Sadjadpour,Israel,Turkey and Iran in the Changing Arab World,Middle East Policy ,Vol.19,No.1,2012,pp.9-12.但叙利亚紧张局势的外溢使土耳其持续爆发大规模冲突。2012年10月，土耳其边境小镇阿克恰卡莱中心城区遭受来自叙境内发射的炮弹袭击；(25) 《回顾：2012年10月国际形势观察(5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624/c365100-21953118.html。 随即土耳其以牙还牙，也对叙发射炮弹，土叙关系急剧紧张。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危机伊始是反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他梦想将叙利亚重新归于其新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但是进入2018年，“叙政府军—伊朗—俄罗斯”极力拉拢土耳其；(26) 龚正：《叙利亚危机中的三个“阵营”与三个“配角”》，《世界事务》2018年第4期。 实力相当的其他两大阵营，谁争取到土耳其这一方都可能直接影响整个战局的结果。就目前而言，从土耳其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以本国利益为先”的对外政策以及在2019年2月中旬与俄伊在索契讨论叙利亚的政治进程来看，在叙利亚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俄、土、伊、叙政府同美、以、欧、中东逊尼派国家及叙库族武装的对峙。(27) 《专家视点：境内最后一批IS极端分子投降后，叙利亚依然是地区和大国博弈的风暴眼》，《文汇报》2019年3月1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189810945549431&wfr=spider&for=pc。
对于混凝土构件，受拉力作用时是最不利的，因为混凝土抗压强度很高，抗拉强度很低，配筋混凝土在受到拉力时极易产生裂缝，GB 50077—2017《钢筋混凝土筒仓设计规范》对裂缝的要求比较严格，为0.2mm，因此，当收到的拉力越大，构件中钢筋用于“抗裂”的占比越大，结构就越不经济。
2.难民数量急剧增长，为多国所忧。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使中东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见表1)，尤其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叙利亚人口约有2 000多万，但2017年叙利亚难民就高达600多万，约占危机爆发前人口的四分之一。难民危机严重波及叙利亚周边国家和欧洲地区，内战也让原本就十分艰难的叙利亚社会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28) 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
表1 中东地区各国难民数量(按来源国家或地区划分的难民人数)(29) 数据来源：经世界银行数据整理而得。
(二)域外势力改组，美退俄进
第一，美国影响力衰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中东地区的核心力量，也是诸多政治群体和国际集团中地区影响效力唯一能够达到全域覆盖的大国，但2016年地区局势的演变却再次印证美国中东霸主地位动摇的事实。(30) 丁工：《中东局势的新动向与地区格局的新变化》，《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4期。 在叙利亚危机中，美国站在反对派一方，且继续扮演影响中东局势的领导者角色，但是，由于中东域内势力的崛起(如“ISIS”)以及美国与域内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陷入低谷(如美以危机)，使美国控制和影响中东的实际效力大大衰退。另外，就美国自身而言，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财力和技术消耗还未使其完全走出阴影，“阿拉伯之春”这股强劲的风就吹到了叙利亚；加之于新兴大国在中东地区话语权和责任意识的增强，使美国略微“手脚慌乱”而显示出“越治越乱、越改越糟”的迹象。
和我一起发蒙的一共有十一个人，有茄子，螃蟹，屎克郎，屁斑虫，雀尕儿，土豆等等，算是同班同学了。别看学校又破又小，可也有校霸班霸，这跟监狱里有狱霸一样，正常。那时，我们学校主要有两霸，一是螃蟹，二是屎克郎。螃蟹他爹是我们村支书，算是高干子弟，派头无形中就大，动不动就说要让他爹把谁捆起来戴高帽子游斗，我们没理由不怕他。屎克郎虽然不是高干子弟，也不造事欺负人，但有个叔叔在东北当着解放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了，我们不得不敬他。有了这两个因素，大家一般都围着他俩转，跟他俩玩。我也想围着他俩转跟他俩玩，可螃蟹不许，他说我是个野种，不配。
第二，俄罗斯强势复出。叙利亚敏感的地理位置和显赫的国际地位是俄罗斯在中东重新崛起、恢复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同时，叙利亚保有俄罗斯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且叙利亚危机的外溢极有可能给临近的俄罗斯带来国内动荡，如难民潮的涌入、恐怖极端分子的影响。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当局投入精力了解叙局势的变化并支持叙利亚政府军打击反对派武装。同时，俄罗斯施压叙利亚当局，督促其推进改革，也积极促进叙当局与反对派的协商对话，希望和平解决叙国内危机。在叙利亚曝出使用化学武器时，俄罗斯提出“化武换和平”的方案，破解西方的围堵图谋。2016年，俄罗斯为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快、准、狠”地将反对派一扫而尽，帮助巴沙尔政权度过危机。俄罗斯借助此次叙利亚危机强势复出并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体现出“美退俄进”的域外势力博弈特点。此外，在2017年关于叙利亚问题第四轮和谈上，俄罗斯作为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备忘录的担保国，主张制止暴力，促进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这不仅增强了俄罗斯、叙利亚政府之间的互信，叙利亚冲突双方也在不断积累互信，和谈势头明显。时至今日，伊德利卜省冲突降级区的划定与维持直接影响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这一战关系到俄罗斯是否能够做到在乌克兰危机中与美国的利益置换以及在中东地区事务的发言权。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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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利卜省是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最后据点，连续失去多个据点使叙反对派信心大减。持续8年多的内战打到今天，能否在伊德利卜省有一个结果，在此划定的冲突降级区能否为叙利亚带来和平？若叙政府军能够成功收复伊德利卜省，中东地区的局势将出现扭转，叙利亚可进行战后和平重建，什叶派话语权反压逊尼派，俄罗斯和伊朗将重塑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美国的彻底失败也意味着美国将失去牵制俄罗斯的重要踏板和在中东地区的发言权；不仅如此，在继“阿拉伯之春”实际上以“阿拉伯之冬”收尾之后，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民主输出”基本被完全否定。当然要想完全消除反政府武装也非常困难。就算反政府武装直面政府军—俄罗斯—伊朗联盟，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以其一贯作风必定会在最有利的时机加入战斗，以坐收最大利益。当然，叙利亚危机最好以政治方式解决。进入2018年，多方代表呼吁成立由150名委员组成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说明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从理论开始转入实践阶段；加之于2019年在反政府军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省划定了冲突降级区，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进一步。
纵览叙利亚危机，政府军与反对派冲突持续发酵，伴随着的是双方外援势力此消彼长。就外部环境系统来说，叙利亚要处理好与美俄之间的关系。未来美、俄之间，中东守成势力和新崛起力量之间，围绕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仍将继续，但天平正在朝非西方势力一方倾斜。就叙利亚内部社会环境及政治系统来说，危机的解决是漫长的，叙政府应积极促进与反对派和谈，重整国内各派力量，稳定国内政局。处理好与反对派武装的关系，对叙利亚危机后的重建具有巨大帮助。
参考文献
Ammar Kahf,Geopolitical Realignments around Syria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Commentary ,Insight Turkey ,2016.
Erhan Arslan,Semuhi 
& Irmak Taner,Tackling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Prospects and Challenges,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Spring 2016.
Zümray Kutlu-Tonak,Endless Escape:From Syria to Turkey,Then to Europe,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16,No.1,2016.
李国富：《展望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景》，《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
毕洪业：《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 D815. 437.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3-0067-09
作者简介： 赵娟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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