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初期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学者比较关注，而且常写常新的问题。本文试图剖析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台关系的影响，以期认识当时国际形势的总体特点，弄清美、日、台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
一、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日本与台湾
战后初期美国通过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总”对日本进行全面的控制，使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均为美国全球冷战的需要服务。即使在《旧金山和约》宣布结束对日占领、将外交权交还日本之后，日本仍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之下，经济上、政治上依赖美国，外交政策跟随美国亦步亦趋，成为美国全球冷战的战略伙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从美国对日占领的历史来看（1945年8月—1951年9月），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打上冷战的烙印。1945年8月29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方针》规定：“日本国政府在最高司令官指示下，有行使国内日常行政事务的政治机能。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则有权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10月25日，“盟总”停止日本的外交职能，31日全面停止日本外交的一切活动。美国对日本外交的控制是通过“盟总”来实现的，而日本政府与天皇实际成为“盟总”的附属机构，实行的是一种间接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日本政府及其主要机构完整地保存着，实际上并不能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一切重大事务，丧失了国家行为主体的能力。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固有属性，其重要内容就是独立自主地管理内政与外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平等地位，其基本特征“在于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和绝对的排他性，不容他国染指，不许他国插手，不准他国干涉。”（注：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日本显然是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国家。
但是战后曾五次组阁的日本吉田茂政府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统治，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最小的代价争取日本早日在政治、经济上复活，回到国际社会，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背离美国意志的倾向。例如1950-1951年杜勒斯访问日本与吉田茂会谈时，杜勒斯强烈主张日本再军备，吉田茂以日本复兴再建的基础脆弱、再军备作为将来的课题来抵抗（注：（日）川上高司：《美国的对日政策——霸权体系与日美关系》，1996年版，第39页。）。这是日美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两个方面。亲美保守势力在日本政界居主流地位，是日本外交政策中美国因素过多的重要原因。吉田茂是一位以亲英美而著称的人，在执政后执行了一条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借助美国的军事保护，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吉田茂不只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注：（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24～25页。）
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同日本有着类似的处境和想法，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想法充分显露出来。战争爆发的当天，国民党当局驻韩国“大使”邵毓麟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对台湾面临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有可能会由鸭绿江而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注：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邵氏把朝鲜战争看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好机会；蒋介石也望眼欲穿地盼望这场战争能够迅速演变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以此为契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共产党的部队“对韩国的攻击，显然表示共产主义已不复沿用颠覆手段，以征服独立国家，而进一步使用武装侵略及战争来达到其目的。……在此情形之下，共产党之占领台湾，势将直接威胁太平洋之安全，并威胁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之任何进攻。”（注：傅启学编：《中国外交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0页。）他同时命令以武力援助南朝鲜，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年7月31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称赞蒋介石“抵抗共产主义统治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决心引起我由衷的钦佩。他的决心是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和目的相一致的，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人民都应享有自由而不是当奴隶。（注：（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0页。）6月29日，台湾“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遣33000人的陆军精锐部队到韩国参战的要求，次日又向美国表示参战部队已整装待发，数日内即可起程。蒋介石认为，“东亚区域作战，若不能运用东亚军队参战，那一定是费力大收获小，不会有根本解决的道理。”（注：《对当前国际局势应有的认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台北，1984年版，第393页。）
美国的日台政策都具有浓厚的反共意识色彩，尤其在杜鲁门执政后更是加重了这种色彩。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战略是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全球扩张战略。为了把日本建成远东遏制苏联的重要防线，美国政府对战后日本和台湾问题进行了精心安排，目的是建立一个北起日本、韩国、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共防线。
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战略物资加工地。对于日本支持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作用，美国首任驻日大使墨菲写道：“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将四个岛变成了一个大的供应地”，“如果没有这一招，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又写道：“如果联合国军没有熟悉朝鲜情况的几千名日本专家的协助，要呆在朝鲜，必然遭到各种困难。”（注：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75页。）这说明美国已把日本拉进东西方对立的冷战体系，也说明日本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由于美国占领，外交大权由美国控制，加上亲美的保守势力掌握政权，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最终确立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吉田茂直言不讳地讲：“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的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的。”（注：（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朝鲜战争前，对日媾和问题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战争尚在进行，1951年7月12日美英不顾中苏的反对，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准备签订对日单独和约。9月4-8日由美、英、苏、法、日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杜鲁门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声称：“现在太平洋地域正因大规模的侵略以及武力攻击的威胁而遭到重大的影响。因此，当我们与日本签订条约时最为关心的事，就是要使日本免于受到外国的侵略，同时要使日本不能威胁到他国的安全”，“使日本早日参与适当的安全保障行列，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乃是非常重要的事。防卫太平洋所需的地域性措施开展，日本可能就会成立防卫军，并与同地域的其他防卫军保持联系”。（注：施嘉明编译：《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简史——战败至越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1页。）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订《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与盟国间的战争状态“自日本与该盟国间所缔结之本条约生效时起，即告终止”。同一天，吉田茂又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两国的权利与义务。以《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体制，一般称为“旧金山体制”。它是东西方冷战与热战加剧形势下的产物，使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日本通过与多数国家媾和，实现了重返国际社会的目的，它标志着日本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样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二、日本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媾和对象
美国与英国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会议代表权问题上存在着对立与分歧，但1951年6月美英两国最终以牺牲中国利益达成妥协，即“杜勒斯—莫里森协议”。该妥协包括：（一）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不邀请参加对日媾和会议；（二）在《对日媾和条约》生效后把选择权留给日本，即由日本自由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作为缔约的对象。台湾国民党当局为英美妥协方案于6月18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蒋介石表示仍要以中国“正统”代表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他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及道德上丧失其力量，抑且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予所忍言者。”（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第715页。）在美英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断地破坏协议对日本吉田茂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选择“中华民国”作为缔约国。
关于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媾和对象的问题，吉田茂在其著作《日本与世界》中有详细的说明，他写道：“当时日本政府的心情是，加强与台湾修好关系，并进一步加深经济关系。但是同时亦不能更加深入而明显地采取否认北京政权的立场。因为国民政府从最初就是交战对手，在联合国占有重要地位，还在战争结束时把我国军民平安地送回国内。把他们作为媾和对象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美国参议院对此有疑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但是美国参议院是难以批准的。因此必须及早表明态度，如果立即选择媾和对象的话，日本不得不选择国民政府。”（注：（日）吉田茂：《世界与日本》，东京番町书房，1963年版，第146页。）这里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政府在选择中国哪一方作为媾和对象时，首先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旧金山对日和会宣布结束占领、恢复日本外交权后，日本国内仍有美国的大量驻军，处于半占领的状态下。
对于把台湾蒋介石政权置于对日和会之外，美国并不甘心，因此在旧金山和会与日美安保体制完成之后，开始加紧促使日台间的媾和活动。是选择“中华民国”还是选择中国大陆作为建交对象，日本吉田茂政府一直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当时日本对外政策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它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而不是首先考虑意识形态的对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1951年10月25日对台北驻日代表董显光表示：“我国现在的政策是慢慢等待时机，在旧金山条约批准之前是不能动的。我国等待着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何时与中国缔结条约，或者选择哪个‘中国’要进行研究。我国更为尊重中华民国政府，但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仅限于台湾。”（注：（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68页。）10月28日，吉田茂在参议院条约特别委员会接受社会党曾祢益议员对中日关系质询的回答，也表明日本政府的态度。吉田茂说：“对中共问题，不论意识形态，应该从现实外交的角度自主地决定。现在对中共关系，日本打算在通商贸易上根据中共的态度，可在上海设置在外事务所。”在两天后的10月30日，吉田茂又回答了参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同样反映了吉田茂试图自主选择媾和对象的态度：“日本现在拥有选择媾和对象的权利。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应该考虑客观必要和中国情势，日本不能轻率地决定同中国的关系。”（注：（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69～70页。）
为了促成日台和约，杜勒斯穿梭于华盛顿与东京之间，对日本施加压力。12月10日杜勒斯以美国特使身份来到东京，劝说吉田茂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和约，他说：“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承认，并在远东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在中共政权被联合国作为侵略国遭到谴责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开始以缔结两国间媾和条约为目标的和平谈判，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注：（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70页。）1951年12月24日，吉田茂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向杜勒斯抛出《关于与中华民国媾和的吉田书简》，简称“吉田书简”。这封“书简”是由杜勒斯事先拟就再交由吉田茂以书面形式向其提出的，代表的完全是美国的意志。对此，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1952年5月14日在众议院回答提问时指出：“日本政府之对中国方针早已决定，而所决定之方针与日本政府之看法以书面告知美国而已”。（注：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4年版，第129页。）在“书简”中吉田茂表示：“我希望与目前在联合国拥有席位、发言权及投票权，对若干领域行使施政权，以及与联合国成员国有着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政府准备在法律允许之后——如果中华民国希望的话，按照多国和平条约的原则与其重建正常的关系，缔结条约。关于中华民国，两国间条约之条款将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管辖之下或今后应属于其管辖的所有领土。我们将很快与中华民国研究这个问题。”在“书简”的最后，吉田茂又向杜勒斯表示：“我确信，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两国间条约。”（注：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第1卷(1941-1960)，东京：原书房，1983年版，第468～470页。）1952年1月16日美日两国正式对外公布了“吉田书简”。“书简”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与台湾蒋介石当局向建立“外交”关系方向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关于日台关系的评估
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台湾签订奠定战后关系框架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也称“日台条约”），宣布双方结束战争状态，重新开始战后双边关系的交流。从“日华和平条约”签订的背景、内容和对日台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出，它是台湾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妥协的产物。自从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台湾全岛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面。虽说台湾没有成为朝鲜战争的直接战场，但却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经济几乎崩溃，物质缺乏、物价上涨，加上国民党60万军队与家属来到台湾，无疑给台湾经济雪上加霜。政治危机也相当严重，国民党大批军队与官僚来到台湾，带来在大陆统治模式，与当地的冲突难免，尤其在镇压“二·二八”起义之后，国民党当局与台湾人民几乎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交上，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后，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变化，指责其腐朽无能，将其看成是“扶不起的阿斗”，明确宣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线并不包括台湾地区。美国原来指望国民党政府能在中国内战中取胜，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在1949年迅速垮台和共产党在大陆成功，使美国人感到震惊。
直到1950年1月初美国仍然看不出台湾的重要价值，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这样表达对台湾的意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地中国军队。”（注：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3页。）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太平洋防卫声明，宣布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线北起阿留申群岛、日本、琉球、南至菲律宾，并不包括台湾和韩国。这一声明对蒋介石的打击无疑是重大的。在国会内部，多数议员在战争问题上是持相当谨慎态度的，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最疯狂的时代，真正希望不顾一切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国家一决雌雄的人也是极少数。（注：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美国最初只是想坐视蒋政权自生自灭。若不是朝鲜战争，台湾的结局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未必有今天的分离局面。只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才重新重视台湾的军事价值，对台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严峻现实，蒋介石感到要保住“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委曲求全，打开对外关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日华和平条约”奠定了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不仅对日本与台湾而且对亚太地区都发生影响。可以说“日华和平条约”是战后日台关系的基础工程，以后20年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该约可以看作是蒋介石试图建立“亚洲反共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日台建立和发展关系都是为其反苏反共目的服务的。
“日华和平条约”的签订，大大便利了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大举扩张，日台经济关系进一步加深。日本在经济恢复后，一些财阀势力和商人纷纷返回台湾，实现了重返台湾的意图。许多商人和企业主得到政府支持回到台湾从事农业、水产、木材和矿业经营，对台投资急剧增多。这一行动使日本所获颇多：原来只有通过战争和殖民开发所获得的台湾市场，现在仅凭经济手段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使没有竞争力的日本商品和闲置资本在海外找到了出路，引导众多的企业到海外去开拓市场。从日本在台湾经济活动的指针来看，台湾已成为其重要的贸易对象。据统计，1969年对台贸易额为78687.4万元，1970年为101321万元，1971年达到137421.7万元。这说明台湾对日本的极端重要性。由于长期保持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从而造成了台湾对日本经济的严重依赖。日本利用台湾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和资源优势，追求较高的资本回报。
除了通过双边政治经济途径外，日本还通过参加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加强与台湾的联系。1961年5月，以日本为中心在东京成立“亚洲生产力机构”，会员有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韩国、中国的台湾与香港、越南、锡兰（今斯里兰卡）和伊朗，以技术与资金促进各成员国与地区间的联合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作为重要成员还参加了1966年6月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亚洲太平洋部长会议”即“亚太会议”。这是参加国的部长会议，是以加强亚太地区各国（地区）相互依存为目标的会议。
从根本上说，“日华和平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该约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吉田书简”刚刚发表不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吉田书简”是“战败后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行为。”（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它同《旧金山和约》一样也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在“日华条约”签订后的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对日台勾结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径予以严厉的抨击，指出：“日本吉田政府于接受了敌视中苏、出卖日本民族利益的美制单独对日和约之后，竟敢公开进一步依照其美国主子的命令，与早为全中国人民所一致弃绝的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勾结在一起，甚至狂妄无耻地说他们所订的‘和约’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并在订‘约’之后，立即释放双方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的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八十八人，包括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在内，这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过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国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复活它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统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献集》第2集，第66～70页。）20年后，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为日本政府自己所废弃。
日本之所以选择台湾国民党当局媾和并“建交”有复杂的国际背景。首先，是美国遏制苏联与中国影响、推行全球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在战后除了与苏联在欧洲激烈争夺外，还在亚洲就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争夺。在两极世界的冷战中，杜鲁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观点看待亚洲发生的一切变化，强调美国外交的重点在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故而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将日本、台湾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1952年1月21日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说，特别指出：“美国是关切欧洲的，美国也是关切日本的，但美国不会因此而减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盟国之关切，也不会不愿意与他们全力共谋安全。”（注：张龙吟：《中日和平条约签订过程回顾》，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15页。）为此，美国先后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8.30)，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1951.9.1)，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1.9.8)，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12.2)，日本与台湾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反共包围圈上的重要堡垒。至此，自阿留申群岛至日本、韩国、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甚至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事防线完全建立起来。
其次，美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可忽视。本来日本在选择中国哪方为媾和对象上始终是犹豫不决的，由于美国不断施压，吉田茂政府在最后关头才作出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选择。吉田茂在《决定日本的一百年》中写道：“最困难的是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问题”，“日本在媾和独立后，究将选择北京抑或台湾，美国自极关切。万一日本为贸易或其他经济利益所动，而与北京政权进入修好关系，则美国对共产国家的政策，将因此而受到极大冲动，故美国希望在参议院批准和约以前，取得日本将仅与国民政府恢复邦交的承诺”。“不过，美国参议院方面的空气，一如上述，坚决要求日本表明态度，否则，条约的批准抑或将发生问题。加以日本对于中国的立场，原本很微妙，和约若再迁延，问题将更严重，……由于上述情形，吾人不得不早日表明态度，当时若不以国民政府为缔约对手，实无他途可循。”（注：邵毓麟：《吉田茂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论文集》第1辑，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71年版，台北，1984年版，第87～89页。）从当时吉田茂的有关言论看，他并不想因台湾而完全堵塞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日华和平条约”签订后，吉田茂在参议院就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作了如下发言：“作为政府的一贯方针，是将来与中国缔结全面的善邻关系。作为其第一步，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和约。在这个意义上贯彻吉田书简精神。总之，这个条约是与现在统治台湾、澎湖岛的政府间的条约，将来缔结全面的条约。与中共政权今后进入怎样的关系，只有等待将来的发展，但是只要中共不改变现在的做法就不可能进入条约关系。”（注：小岛正固、竹内雄：《吉田内阁》，东京佐藤印刷所，1954年版，第456～457页。）在当时美国因素的强力箝制下，吉田也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第三，是蒋介石政权为改变在国际上被动局面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由于人口、面积及经济实力所限，其影响力急剧下降，尽管在联合国中占有重要议席，但仍处于岌岌可危的形势之中。它需要美国、日本的扶植与支持，以改变不利的处境。1950年11月，蒋介石要求“美国对远东反共各国应立即负起领导责任来”，“无论是韩国、自由中国、越南、菲律宾……无论在冷战或热战方面，直至现在还只是各自为战，所以要被共产党各个击破。美国应让日本和上述的远东人民联合起来，获得自卫与共同保卫亚洲自由的力量。”（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8谈话，台北，1984年版，第270～271页。）其实在媾和问题上，台湾国民党政权也同日本一样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而已，任由美国摆布。自从美英两国把自由选择媾和对象的权力交给日本后，日本大有携美国以自重的倾向，因此后来在赔款问题、条约适用范围等许多问题上，加大了对台湾当局讨价还价的砝码。
综上所述，50年代初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影响了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影响了日本对外关系的选择，可以说日台关系就是东西方严重对峙形势下冷战与热战的产物，对美一边倒的结果。台湾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无法与大陆相比。日本选择与台湾“建交”并发展关系，未必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利益，但却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日关系迟迟不能走上正轨。这种选择实际上背离了日本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传统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不会过于长久。到1972年中日关系取代了日台关系，恢复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日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才是其恰当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