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本义》与《说文解字》析正
张治东
(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六书本义》是一部由我国明代文字学学者赵撝谦所著，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字书。赵撝谦是明代文字学研究的第一人，《六书本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六书”学思想。本文把《六书本义》与《说文》作比较研究，综合考察宋元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成果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影响，以期探寻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文字学研究的规律特点和优劣得失。
关键词: 古代汉语；六书本义；说文解字；比较研究
“六书”理论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核心内容，更是人们探讨文字本义及其衍生义的主要理论依据。许慎《说文》(《说文解字》的简称，以下同)的问世，标志着“六书”理论的形成。然而，“六书”理论并不完善，所以自许慎《说文》之后，不断有人对“六书”理论提出修改意见，以使之趋于科学合理。
宣誓完毕，胡琏下山回到指挥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推开窗户，面朝大江，任潮湿而温暖的江风扑面而来。他铺开信纸，拿起饱蘸浓墨的狼毫，开始给父母妻子写信：“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唯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赵撝谦是明代文字学的开山始祖，也是明代研究“六书”理论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六书本义》是一部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字书，也是宋元明时期最具典型代表的文字学著作，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赵氏的“六书”学思想。赵撝谦有关“六书”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不仅批判地吸纳了许慎《说文》的许多理论成果，而且还融汇借鉴了宋元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的各种成果。他在《六书本义》中对“六书”理论的阐述及其对文字音、形、义的解释，并未完全宗法于许慎的《说文》，也有别于宋元时期其他文字学学者关于“六书”理论的阐发。赵氏对“六书”理论的一些新提法，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本文通过《六书本义》与《说文》等作比较研究，全面梳理宋元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成果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影响，以期探寻这一时期作为文字学研究过渡阶段所具有的规律和特点。
一 在部首编定方面的贡献与成就
赵撝谦《六书本义》汲取宋元两代字学研究的精华，对“六书”理论作了精辟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所收录的一千三百字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讲解，于每字先注音，后释义，再析形。音、形、义解释完毕后，再说明文字的假借、转注、词义引申等情况，并训释该字所涵盖的异体字、古今字、俗字等其他文字现象。赵氏对文字学的精细钻研，博得了四库馆臣“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的赞誉，因“其研索亦有苦心，故录而存之。”[1]286当然，赵撝谦的很多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汉字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一)通过部首编订字书
第一，定部首三百六十部。《六书本义·凡例》曰：“《说文》原作五百四十部……郑夹漈以为当作三百三十类……今定为三百六十部。”[1]288赵氏定部首折衷各家分部优长，其中受许慎《说文》“五百四十部”和郑樵《六书略》“三百三十部”的影响最深。赵撝谦在许慎《说文》五百四十部的基础上，剔除了一些不能衍生字形的部首，设三百六十部来统率其所收的一千三百字。赵撝谦精简部首的方式，为后世检字法意义上部首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句，《六书本义》：“九遇切，语绝为句，从口，丩声。又古侯切，曲也，从丩口。……又古候切，拘也。”[1]326《说文》：“曲也，从口，丩声。”[5]50按：“句”，甲骨文写作“
”，像“将某物拘搂于一处”，表“拘禁”义，后假借为“语句”“诗句”等。
第二，立部首编订字书。赵撝谦依据郑樵“立类为母，从类为子”的文字子母说，以“子母相生”的方式，编订部首为三百六十部，每部之下，皆依象形、指事、会意、谐声等六书依次列字。《六书本义》部首确立多是依据文字形旁，以形为经，但立部次第，却不同于《说文》“据形系联”，而是依“正生”象形为十类，分全书为十二卷，每卷依其类别，归类部首，统摄文字。虽然赵氏在列部次序上，孰先孰后毫无章法，列字却井然有序。
《六书本义》承袭《说文》“凡某之属皆从某”的编排特点，在大部分的部首下都标明本部所收字数，并说明本部所收之字多含有某义，这种体例编排对文字音形义的分析和解释很有帮助。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六书本义》的很多理论观点承袭郑樵《六书略》而来，但在体例编排上却能跳出《六书略》不设立部首的局限，而取《说文》之精华，说明他能正确地认识前代学者的成就，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二)“六书”分类颇为详悉
第一，对“六书”分类详于先前字书。在“六书”分类上，赵撝谦《六书本义》承袭郑樵《六书略》，以“正生”“兼生”分类“六书”。关于二者差异和区分，赵氏在《六书本义·象形论》曰：“……此十种直象其形，故谓之正生。推之又有所谓兼生者二焉，其一曰形兼意，日、月之类是也；其二曰形兼声，垒、箕之类是也，以其兼乎它类，故谓之兼生。”[1]290郑樵《六书略》关于“六书”的分类，虽然繁多细杂，却只有名称概念，而没有作具体说明，也没有解释为何要这样分类的因由。如将“指事”分为“正生附本”和“兼生”两类，其中“兼生”又分为“事兼声”“事兼形”“事兼意”。相比而言，赵撝谦不仅指明了各书分类的名目，而且还举字例作了详细说明。
第二，对“六书”差异区分更为细腻。鉴于以前字书，多以“指事为象形，会意为指事……至有以转注为假借，会意为转注，则失之甚者也”[1]287的诟病，《六书本义》对“六书”差异区隔更为细腻。譬如：“象形文也，指事亦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1]291；“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之纯，会意字之间也”[1]291；“假借者，本非已有，因它所授，故于已为无义；转注者，展转其声，而注释为它字之用者也”[1]293-294，分析说明“转注”“假借”之别时指出，一系音转义变，一系同音假借。
第三，强调“象形”的重要性。赵撝谦《六书本义》列字次第，依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序，充分展示了汉字形体演变发展的层级性。在“六书”区分上，赵撝谦认为“象形”为“文字之本”，即“象形”是最早的造字方法，“指事”“会意”和“谐声”等皆是以“象形”为基础孳乳而出的造字方法。赵氏于《六书本义·六书相生总图》中曰：“约而言之，三十六类归之六书，六书归之四书，假借、转注不生故也。四书归之象形、指事，指事则又出于象形者也。”[1]296赵氏还视象形“文”为汉字孳乳衍生的最初构件，“六书”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通过文字的拆分与叠加方式，孳乳衍生出了更多汉字。
体验式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应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去体验、感知、思考并实现知识的建构。这样的学习过程就是学生体验知识、体验情感，从而领悟、建构知识，熟练掌握教学基本能力，并将教学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内化，最终实现自身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发展的过程。教育实践的过程就是学生不断体察、感悟、思考、探究的过程，在潜移默化和循序渐进中去学会知识、掌握技能、提升专业素养。
第四，采“正生”“兼生”剖析“六书”结构。《六书本义》对象形、指事皆设有“兼生”，象形兼生为“形兼声”“形兼意”，指事兼生为“事兼声”。二书兼生结构与谐声、会意结构近似，按理应将其归入会意、谐声，赵氏却不将二者放入会意、谐声，主要是因为二书兼生结构中，各有一不成文形符，字义须透过附加的形符才能表达完整。由此可见，赵撝谦对文、字之间差别的认识，已不仅仅限于独体、合体。象形、指事是可以由独立的形符再附加其他有辅助表意功能的形符构成的。
赵撝谦认为，象形“文”是构成汉字的基础，而“字”则是由“文”孳乳而来，“举凡初文附加声符或形符，字义未受影响，此后其谐声或会意字，皆以初文分类六书。”[4]175-200关于文字孳乳发展的演变规律，赵撝谦在《六书本义·凡例二》作了较为形象地比喻：“子从母生，孙从子出……虽从母为子，而又不能生它字者，既见于所生母下，而又别出为部，亦犹人皆出于父母，既长而又能生其所生也。”[1]288
(三)重视文字形体孳乳发展演变的过程
第一，“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分化孳乳观。赵撝谦认为文字最基本的字形是“母文”，由“母文”孳生出“子字”，再由“子字”衍生出新字，而其孳乳分化的原则是“以母统字，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生生相续各有次第。”[1]286-287赵撝谦以“子母相生”的方式，设立部首统筹列字。再以十个类目编列部首，于每一部之下按形(象形)、事(指事)、意(会意)、声(谐声)的顺序排列所衍生的字，各书的兼书排列于各书之后。
第五，提出“声兼意”说。赵撝谦《六书本义·谐声论》提出了谐声“兼生”的观点，这主要是承袭郑樵“谐声兼生”理论而来[3]234。赵氏谐声“兼生”设“声兼意”，“声兼意”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亦声字”。谐声之“声兼意”，是既能够提示意义又能够体现读音的构字方法，因“声兼意”兼表音义，从而具有一定的示源功能，“声兼意”的这一特征对于汉字语源学研究和古文字的考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秦川完全按照女人的要求被制造出来。秦川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爱上女人，然后给她快乐。连秦川这个名字也是女人给他取的，其实女人才是诗人。
第三，对同形字的考辨十分精当。赵撝谦极为推崇前代学者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论述、关于文字的同形与转注和假借等问题，在其《六书本义·假借论》中提出“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因借之借”“同音并义不假借”等论点，在《六书本义·转注论》中提出“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论点，从假借与转注两个维度对同形字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赵氏对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之间关系的论述，说明赵氏对同形字问题较前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赵氏认为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之间不仅有区别，而且有联系，他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同形字的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四)字例选取典型，收《说文》当收未收之字
第一，以六书理论为指导，所选字例多具典型性。凡一字兼收古文、籀文、小篆等，赵氏必收录初文，以反映造字本义。此情况有三种：
一是以古文、籀文作互见者，把“乁”“岦”“厽”等三字古文，置于“及”“六”“畾”三字下作重文。
二是以籀文为正文者，如：“蕬”，《六书本义》：“伊昔切，咽也。上象口，下象颈脉理形，今但用嗌。”[1]340
“这不是真正的地球，只是一个实验基地。我们都是实验品，我们的生活圈都是规划好的，有的人在我们的世界里扮演了好几个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某个陌生人很面熟的原因。我们就是一群被监视的小丑……
三是以重文为正文者，如渊之或体“
”、沇之或体“
”、裘之或体“
”等。
第二，“六书”归类不够明确。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六书”在归类上常有矛盾不清之处，赵氏认为象形加物可以构成指事，但有些象形字，如“果”字，“田”形符是树木上所结“果实”的象形性符号，与形符“木”合在一起表示“树上所结的果实”，是一个合体象形字，就不能归入指事字中。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国友人主要出现在车站、机场、地铁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那么这些固定场所的英语标识语，可直接照搬国际上通用的英语标识语翻译。例如在表明入口出口的地方直接使用Entrance和Exit；禁止停车直接使用“No Parking”；禁止吸烟直接使用“No Smoking”等等。“用“Caution! Wet Floor”表示小心地滑，既简单又易懂。
第二，收录许慎《说文》未收之字。《六书本义》收录了《说文》所未收的字例，如希、由、酉、戺等字，对《说文》当正不正之字，如酉、戺之类，均给予辨正。赵撝谦《六书本义》的这一做法添补了《说文》收字之穷的缺漏和释义不当的失误。
二 在分类和归部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一)部首编排体例不统一
第一，部首与列字重叠。赵撝谦最令人费解处，莫过于他对部首与列字的重叠。据统计，《六书本义》全书部首与列字重叠者，高达一百八十余处。赵氏往往已将某字立为部首，于它部下又重复罗列该字，这种情况在《六书本义》中较为普遍。赵氏却解释说“虽从母为子，而又能生它字者，既见于所生母下，而又别出为部。”[1]289赵氏此举，不仅无法使文字结构更趋明朗，反而因为体例错乱，令人不知所从。况文字一旦为部首，即不能再分解，若能分解，自然也该归入它部，怎么能既入别部，又可兼作部首的道理？
第二，列字体例不统一。《六书本义》采小篆列字，但部分字却收古文、籀文列字，如“回”“丽”等字。赵撝谦这种列字的方式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为我们理清了文字演绎变化的过程，但就整个汉字体系来说，也未免过于泥古。而且一旦采古文、籀文列字，将会破坏体例的一致性，从而造成入部和归类的困扰。赵撝谦《六书本义》虽将古文、籀文等字体列为字头，却只能把它们附于每卷卷末当《附录》作处理。这说明赵撝谦在入部和归类上的不确定，显示出《六书本义》体例及部首不足的缺憾。
第三，各部所标示字数，与实际收字不合。赵撝谦《六书本义》于各部之下，多标示所收字数，但所收字数却常与实际收字不合，或标示字数，而未收字，如以“声十九”“事五”等字眼含糊带过。关于赵氏于部首下标示字数与所收实际字数不合，或某部或只列文字，不见解说等情况，赵氏取舍依据的是什么？全书未见说明。
第四，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六书”之假借，可以将意义毫不相干的字用以假借，也可以将意义相关的字用以假借，而一个字的引申义却不能看成是两字相假借。赵撝谦在“假借”的分类中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就是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假借之“因义之借”是因某些义本无其字，于是就取一义近且音同之字代替。“因义之借”所取借字，除具音同义近条件，最主要特征便是利用引申想象作用。而引申与假借是两类不同范畴的概念，赵氏在此却将二者牵强放在一起，实属不该。譬如：“皮”，《六书本义》：“剥取兽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韦。从又指所剥皮。……借肌表肤。”[1]329在此处，“肌表肤”是“皮”的引申义，并非赵氏所指假借义。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关于“六书”理论的不足之处
第一，以八卦为文字之祖。在造字祖源上，赵撝谦《六书本义》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认为指事、会意和谐声等皆是以“象形”为基础所孳乳出的造字方法。视“象形”为文字的起源本无可厚非，然而，赵氏在阐述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朱熹“易”学思想的影响，他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1]296这不仅弄混了八卦和象形的关系，而且对文字的起源也有误导之嫌，是不可取之处。
赵撝谦《六书本义》以古文、籀文及重文作正文，虽形成体例不一，或入部之困扰，但就文字结构而论，某些字之古文形体，确系象物之形，从文字造字之初的形体清晰地反映了造字本义。
关于“转注”“假借”二书是“造字说”还是“用字说”，赵撝谦持徘徊不定态度，在字例阐释和具体运用上也自相矛盾， 对二者区隔不甚明了。《六书本义》阐述转注、假借之别时，以转注为声转而义转，假借以音同而借义。两者分别，本已明确，但在转注、假借分类类别上，却有“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双声并义不为转注”，此为一字二义，音义相同字之情形。二例所言既皆为一字二义，何以一入转注，一入假借？令人费解。
第三，本末倒置用六书界定文字的起源。众所周知，古人提出“六书”这个名称后，一般都认为它是六种造字方法。准确地说，就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所总结出来的六种造字类型。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先有汉字，然后才有“六书”理论。而赵撝谦《六书本义》认为先有象形，其他各书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说明象形字在文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提法不免让人生疑，到底是先有汉字，还是先有“六书”？赵撝谦没有厘清文字的起源和“六书”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
第四，未能突破“六书”的局限认识汉字。宋元明时期，人们尚没有机会接触到诸如殷墟甲骨文等更多的古文字材料。所以，赵撝谦《六书本义》在说解一些具体字例时，仍然采用小篆系统的传统六书理论来给以剖析和阐释。当遇到说解不清的状况时，就过多附会《说文》，列出所谓“兼书”来敷衍，有囿于“六书”局限之嫌。我们知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已经与造字之初的甲骨文有相当距离，即使小篆形体与甲骨文也不可同日而语。若用小篆字体去硬性探寻汉字本义，未免会走向片面或极端。
孙宝国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采购价：“买030，美国每公斤向我们要14万元人民币，买719则要16万元。这两笔费用里还不包括当时60%的进口附加税。”
(三)关于部首分类的缺漏
在解释文字词义的时候，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纠正了《说文》释义不当的一些地方。如：“困”，《说文》：“故庐也。从木在囗中。”[5]129《六书本义》：“木不得插也，从木在囗中为意。”[1]302按：“困”，甲骨文写作“
”，像接近根部的树干被地面上石砌的池子限制，生长受阻。由文字的甲骨文材料可证，赵撝谦《六书本义》的解释更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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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部次第毫无章法。《说文》分部依据“据形系联”，每部分配次第，皆有依据，虽说分部五百四十部，多少有些繁碎，但部首之间皆环环相扣，互相系联。清《字汇》《康熙字典》等皆依笔画多少排列部首顺序，查阅起来，一目了然。而赵撝谦《六书本义》则只按篇目分立部首，孰先孰后，毫无章法，平白增添了查阅的繁琐。
三 在文字“音、形、义”的分析方面与《说文》作比较
(一)释义较《说文》更为严谨和细腻
赵撝谦虽然并未见过有关甲骨文的古文字材料，但在《六书本义》中对文字字形结构的剖析却相当严谨，大多都能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甲骨文初形相吻合。 如：“建”，《六书本义》：“立朝律也。从廴律省，建行律法之意。”[1]336《说文》：“立朝律也。从聿从廴。”[5]44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从聿”下注曰：“律省也。”[5]77“律”即“法律，法令”或“规则”“遵守”等义，放在此处，赵氏将“建”释为“从廴律省，建行律法之意”从逻辑上更能说得通。
许慎《说文》对文字的解释言简意赅、简洁明了，但也有释义不够明确的地方。赵撝谦《六书本义》尽量回避了这种训释弊端，在表述上更为具体详实，使人能够较为清晰地明白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关系。例如：“一”，《说文》：“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5]7《六书本义》：“易数之始，象丌数横，古从弋声作弌。通借壹。借同也，初也。一为字学开卷第一义，万世文字之祖。”[1]299按：“一”在古代是“简单”和“复杂”的混合体，它既表示简单的数量单位，又混杂着复杂的哲学意义，古人认为“道”的基础就是“一”，先是混沌太初，然后分为“天和地”二极，后有“天地人”共同创造世界万物。
第一，十个类目，无法网罗所有字例。天下万物千奇百怪，赵撝谦《六书本义》仅采“正生象形十种”这十个类目来统驭，根本无法全部网罗。有些无法划入十个类目的字，是否收字？该如何收？都是《六书本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况且要表达类别义，以部首收字，就可达此功能，赵氏既已采部首统字，又另立类别，也是多此一举。
再如：“元”，《六书本义》：“头也。人页在上，故从人二为意。借始也，大也。”[1]314《说文》：“始也，从一从兀。”[5]7按：“元”，甲骨文写作“
” 或“
”，像在人的上端加指事符号“
”或“
”，表示“人体之顶，头或头部”。而“始也”“大也”等义项应是从“头或头部”的义项引申而来，并非“元”字本义。
(二)增收《说文》未释字义
汉字初创时期，词义相对比较单一。但是随着语言交际的需要，一些汉字在使用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在本义的基础上又产生出了假借义和引申义等。在使用过程中，这些假借义或引申义又逐渐成为常用义。为了满足人们实际交际的需求，赵撝谦《六书本义》在解释造字本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该字的假借义和引申义。
1.增收假借义
回溯物流行业发展，从2009年开始，物流业逐渐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和重视，多项行业鼓励政策先后颁布，逐步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日益提升的产业地位使得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越来越顺畅。尤其是今年国办一号文的发布，确认智能快递柜公共属性，快递末端的重要性正在变大。在政策、市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物流智能化时代到来的步伐难以阻止，走在前列的中邮速递易等先行军则占据了先发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重资产、重场景的行业，仅仅靠资本运作的泡沫数据最终只会被用户抛弃。在未来发掘更多延伸价值过程中，先行兵们要想打赢这场时代战，仍需踏实苦干，砥砺前行。
来，《六书本义》：“郎才切，小麦。……象其枝叶有芒刺形。亦作徕。……借到也。作徕、俫非。”[1]344《说文》：“象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5]111按：“来”本是“麦”的象形字，后借作“行来”之“来”，本义已消亡。[6]37
我，《六书本义》：“语可切，施身自谓也。从身省，戈声。……下直象人身形。”[1]315《说文》：“施身自谓也。……一曰古杀字。”[5]267按：“我”，甲骨文写作“
”“
”，本是“一种带齿的兵器”，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后，本义消亡。
疋，《六书本义》：“山於切，足也，或曰即足字。《弟子职》：‘问疋何止？’上指腓肠之形。转语下切，正也，今但转雅。 ”[1]336《说文》：“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弟子职》曰：‘问疋何止？’古文以为《诗·大雅》。亦以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5]48按：“疋”本是“腿脚”的象形字，后来假借为“疋(雅)正”的“疋(雅)”。
在分卷、分部上，赵撝谦《六书本义》依据戴侗《六书故》“书始于契，契以纪数，故首数，次二天，次三地，次四人，次五动物，次六植物，次七工事，次八杂，次九疑”[2]134的分类方法，将其所收录的一千三百字，按照事类分为天文、地理、人物、草木、虫兽等十个类目。赵撝谦用事类来分部、分卷的编排方法，充分显示了《六书本义》在编排体例上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正如其在《六书本义·原序》中所言：“分为十类，以象天地生成之数；著为十二篇，以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六十，以当一稘之日”[1]287。用事类来编排部首的方法，是《六书本义》在编排体例上的一个突出成就，与《说文》“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编排方法相比，是一个较大进步。
易，《六书本义》：“夷益切，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头、尾、四足形。作蜴非。借交变也。因为交易、变易。……转以鼓切，不难也。”[1]354《说文》：“蜥易、蝘蜓、守宫也。《祕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屬皆从易。”[5]198按：“易”本是“蜥蜴”的本字，假借为难易之“易”后，又为其本义另造“蜴”。
2.增收引申义
昏，《六书本义》：“昏，日冥也。……借昏姻字本作婚。……又与惛、惽、殙通。”[1]304《说文》：“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5]138按：“昏”的本义是“黄昏”，表示太阳刚刚落山的时段。因为古人有在傍晚举行婚礼的习俗，所以“昏”又引申出了“结婚、婚姻”等义项。
第二，重视汉字形体的演变轨迹并对不同文字字体给予充分展现。《六书本义》以小篆为字头，在其所收字的下面，还兼收了某字的“古文字”“古文奇字”“籀”“续”“隶”“通”“讹”“俗”等字体。这些不同的字体，充分反映了汉字字形发展的演变轨迹。《六书本义》对有些字例还收录了形符、声符不同的其他字形，或者是或体字，也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异体字”或“古今字”等，赵撝谦对字体的这种列举方法，充分展现了汉字的不同字体，较好地体现了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
身，《六书本义》：“身，躳也。从人，余指身及四肢形。 ”[1]313《说文》：“躳也，象人之身。”[5]170按：“身”，甲骨文写作 “
”，像“怀有身孕”之形，原为“妊”的本字。随着语言交际的发展，“身”又引申出了“身体，自身”等义项。于是，另造“妊”字承担承担了“身”的本义。
发病初期开始用药，用64%杀毒矾500倍液、72%克露600倍液、70%代森锰锌500倍液，每5～7天喷1次，连喷2～3次。
辟，《六书本义》：“辟，必益切，法也。……从辛从口用法，从卩制辛为意。……又与嬖、避同。”[1]300《说文》：“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5]187按：“辟”，甲骨文写作“
”，像手拿刑具向犯人施法，寓意“刑法”，引申出“法律、法度、法庭”等义，因为法律具有警示作用，“法庭”要求人们“肃静、回避”，又引申出“回避、退避、躲避”等义。
随着大型公立医院就诊患者的持续增多，特殊检查数量也在不断激增，预约等待时间比较长。以浙江省人民医院为例，2013年以前，“胃镜检查预约平均需要等待5.8天”， “磁共振5.1天”，为了看病，患者不得不频繁挂号和预约，反复往返医院。在这样的就诊体验之下，患者都会从心底生出“看病难”的焦虑感。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
有些教学案例引自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用书，仅是针对某单一知识点，过于简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重点、难点与临床实际的关联，也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持学生展开讨论；相反，有些案例又过于繁杂，与重点、难点相关的信息不够突出，对尚不具备临床经验的学生来说，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反而易产生“鱼目混珠”的结果，不利于培养学生临床思维。
臬，《六书本义》：“门橛也。出入由之，故从自木为意。”[1]342《说文》：“射准的也。从木，从自。”[5]123按：王筠《说文释例》：“臬以木为之，故从木；射者之鼻，与臬相直，则可以命中，故从自。自，鼻也。”“臬”的本义为“箭耙”，后引申出“门橛”义。
益，《六书本义》：“伊昔切，饶也。从水枉皿中。饶益之益。”[1]367《说文》：“饶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5]104按：“益”，甲骨文写作“
”，像“水满溢出器皿”之形。本义是“水满溢出”，后引申出“富裕”“富足”“增加”“更加”“逐渐”和“好处、利益”等义。
(三)增收《说文》未收之字
《六书本义》补充了《说文》未收之字有12个，它们分别是：卌、由、畾、免、杀、个、妥、弗、 希、刕、屚、
等。例如：“希”字，《六书本义》：“希，张里切，刺粉米无画也。《周礼》：‘司服希冕。’从巾，上指刺文互形。书用烯，或混黹、襕……借难名，作鹉非。转同稀，又与瞬通。”[1]359
(四)附会《说文》之处
在宋元明时期由于人们尚没有机会接触到殷墟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所以赵撝谦《六书本义》在讲解一些具体字例时，仍然采用汉字的小篆字体来剖析汉字的音、形、义。当他遇到说解不清的时候，又会过多附会《说文》，列出所谓“兼书”来敷衍，有囿于“六书”局限之嫌。
例如：“監”，《六书本义》：“临下也。从卧，与临同意。”[1]317《说文》：“临下也，从卧。”[5]170按：“監”是“鍳”的本字，“監”，甲骨文写作“
”，表示“人在水盆前，盛水为镜，自我审视”。在造字之初的远古时代，人们一般盛水为镜，从水盆中照看自己的影子。当“監”的“照镜”本义消失后，再加“金”旁另造“鍳”(鉴)代替。
再如：“男”，《六书本义》：“力田为男子之职也。”[1]321《说文》：“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子用力于田也。”[5]291 按：“男”，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由甲金等古文字可以看出，“男”由“田”和“力”两个形符组成，左边的“田”表示“田野，庄稼地”，右边的“力”表示农具“耒”。汉字初创时期，在田野开荒耕种是古代男子的主要职责，造字者将两个形符合起来，会“在田野劳作”之义，表示“男人”。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之初就有“现代版《红楼梦》”之称。这部小说中塑造了90多个人物，其中将近50个都是女性角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女性世界。林语堂笔下的女性有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古典女性，也有现代精神影响下的叛逆女性，还有兼具中国传统美德和西方现代精神的“完美”女性……本文拟以这些女性形象为中心，对林语堂的女性观略作探讨。
还如：“
”，《六书本义》：“改也。从攴，过则攴之使改，丙声。俗隶作更。”[1]332《说文》：“改也。从攴丙声。”[5]68按：“”，甲骨文写作“
”，像手持木锤敲钟撞鼓，造字本义当为：“打更报时”。《汉语大字典》解释作：“(更)为古代夜间计时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7]9
通过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六书本义》有关“六书”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不仅批判地纠正了许慎《说文》的许多缺漏之处，而且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了郑樵《六书略》、张有《复古编》和戴侗《六书故》的一些研究成果，赵氏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研究并不拘泥于郑、张、戴等诸人，更是打破了许慎《说文》的藩篱，研究方式总是别出心裁，故能自出新说，这对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另外，《六书本义》能够较早将汉字部件拆分与“六书”演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对当代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尤其是赵氏“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子母”理论，对现代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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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
ON THE COMPARISON STUDY BETWEEN LIU SHU BEN YI AND SHUO WEN JIE ZI
ZHANG Zhi -d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search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Yinchuan 750021,China )
Abstract :Liu Shu Ben Yi is a book written by Zhao Huiqian, a Chinese philology scholar in Ming Dynas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 theory of Liushu.Zhao Huiqian was the first person of the study of philolog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Liu Shu Ben Yi reflected his thought of LiuShu more intensively. This article,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u Shu Ben Yi and Shuo Wen Jie Zi,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Philology theor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n Zhao huiqian and his Liu Shu Ben Yi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Zhao huiqian and his Liu Shu Ben Yi on the study of Philology.
Key words : ancient Chinese; Liu Shu Ben Yi ;Shuo Wen Jie Zi ; comparative study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32( 2019) 03-0041-06
DOI: 10.16827/ j.cnki.41-1404/ z.2019.03.008
作者简介： 张治东(1976-)，男，副编审，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责任编辑：徐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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