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六卷本《世界史》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述评论文,里程碑论文,学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世界史学者无不知道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这是60年代初问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著作。它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世界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这部通史在培养新中国一代世界史学新人方面功不可没。时隔20余年，年逾古稀的著名教授吴于廑和齐世荣教授共同接受国家教委的重托——主编新的多卷本《世界史》。自1987年起，两位主编邀集国内几十位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其中主要有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世、刘祚昌、王觉非、彭树智等博士导师（他们分任各卷主编），开始了长达8年的编撰工程。其间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和《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这前四卷书一出版，就受到高校和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最后两卷《现代史编》亦已付梓，将于今年秋季发行。
这部六卷本《世界史》以200多万字的篇幅，反映了80年代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成果，它突破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对我国史学界曾仿效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模式的突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部新著作一些概要的述评。
一、既依据社会形态又有所超越的时代划分
从吴于廑的全局史观出发①，该书首先对历史分期重新作了断限——古代史：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近代史：16-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现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这种分期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既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又从历史实际出发，作了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例如，有些国家未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发展，有的一个社会内并存多种经济形态，难以确定何者为主。
因此，该书对古代史“上古”和“中古”的分界，即大致以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五六世纪方告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为界限。而对近代史的开端，则划在“地理大发现”的1500年前后，其理由是：第一，“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对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起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由此打破了新旧世界的隔绝状态，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逐步形成密切联系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一体。第二，1500年前后西方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不仅引发了“地理大发现”，也先后引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历史运动，由此促进西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导致西方各国得以挟其优势，逐步向世界各地区扩散影响力和控制力，世界历史形势随之发生了新的全面转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②恩格斯也说：“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③对现代史也不再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而代之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局部战争。尽管目前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如某些大专教材或中学教材尚采用传统的历史分期），而该书编者的上述分期旨在力求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二、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
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各国各民族内部血与火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其打破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仍在书中得到恰如其分的阐释。然而，编者还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
古代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闭塞状态的逐渐打破，在于交往的日渐增多。与暴力交往相对应的和平交往是人类交往中更经常采取的途径。例如，横贯亚欧大陆丝绸古道上的商队往来，联系太平洋海岸、印度洋、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诸航路的船只航行等等。编者认为这种交往功在传播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推动人类进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体现这一作用，编者对古代重大的文化，如儒家文化、古典文化、印度文化的形成和对外扩散，对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对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等等，不惜施以浓墨重彩，而且按不同时期把思想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不像以往某些通史著述那样，简单地在国别史后附加思想文化和科技成就等内容。
该书《古代史编》为探讨和平交往中文化、宗教传播的深远影响，特辟一些专题，如“三个古典文化中心的出现”、“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儒学和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发展和演变”等，以令人信服的史实、史料，证明了在亚欧大陆各个主要地区，支撑着越出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三个宗教信仰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思想体系（即儒家思想），从而揭示出思想文化、宗教在农耕世界不同地区通过横向联系积累起来的极有历史意义的结果。在《近代史编》中，从文艺复兴对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和宗教改革的积极影响写起，强调其为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开辟了道路；尔后，启蒙运动如何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进入19世纪，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演变，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大趋势；19世纪后期的一系列国家学说、价值观念则反映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已是强权政治和侵略哲学。如此分别在不同章节内不断线地写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揭示每一时期的思想主流，不仅使读者易于理解，而且对于人们全面认识现代资产阶级各种思潮的由来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史编》中，亦以不少篇幅介绍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思潮和流派。尤其可贵的是，在写科技革命时，不似有些科技史论著那样将科学技术分门别类地罗列，而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既有宏观概述，又有科技革命的具体进程与欧、美、日、苏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变改的相互印证，令人更加深刻地认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现代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
三、纵横交织的体系与纵横比较的方法
为了贯彻吴于廑在该书总序中阐述的全局史观，编者在构架全书体系时，力求避免重蹈分国编列式的旧体系，而要建立新的体系，又应当与它所表述的历史内容取得逻辑上的一致，这无疑是该书著述中的难点。编者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在阐述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的纵向发展时，注意揭示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为此而采取了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方法。
首先，以人类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探索人类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轨迹的起点，这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如写原始人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之相应的便是分散而相对隔绝的闭塞状况。但又不忽视当时极其有限的横向联系，如特别提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向美洲和澳洲的迁徙，并推测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者。而从氏族部落向阶级、国家的迈进，也是物质生产力纵向发展和人类早期横向联系的结果。总之，全书各卷无不把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基本内容，并由此发掘出古代诸文明之间的联系，展现出近代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渐趋一体的面貌，更不用说20世纪的全球动荡与天下分合之势了。
其次，既叙述一国或一地区的纵向演变，又横向联系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行跨国、跨地区的综合比较，阐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的扩散、传播以及影响的来龙去脉。如《近代史编》在写西方资本主义曙光时，选择了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作比较，读后令人对当时仍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固守农本经济的中日两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有了明确的认识。进而写东方诸国的衰落和西欧列强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并比较了东西方的不同历史条件、治国政策、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启发读者认识当时西方世界形成优势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比较并不限于东西方之间，而是从多方位的纵向和横向比较中来反映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比如，写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作了联系和比较；写工业革命，对欧洲诸国尤其是对英法两国进行比较，以及两次工业革命的比较等。
第三，作为综合性的世界史著作，重视横向联系或进行横向比较，又不能轻视重要的国别史、地区史内容，而应该根据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律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别、地区的历史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如果不考察各国各地区具体的历史进程，也就无法宏观地概览世界历史全局。该书在章节安排上注意了这种有机的结合。如在古代史中，尽管仍需分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等地区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编者将这些内容纳入“最初的文明”（上下章）和“早期文明的盛衰”（上下章）的题下，以揭示读者纵览上古诸文明中心各具特色的历史演变。又如，在近代史中，“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章，收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拉美革命运动等相关内容，集中突出了时代主流。而现代史中分述的各地区、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更是与席卷全球的形势变化息息相关。总之，该书各卷的布局注意经纬交织，分合有致，为防止重陷国别史汇编的窠臼作了很有意义的尝试。
四、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该书旨在概览世界历史全局，势必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然而，在我国高校设有中国通史专门课程的情况下，却不宜把内容丰富、篇幅浩大的中国通史全盘移入世界史体系。为此，该书编者创造性地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
在写到“秦汉时期的中国”一节时，编者先提出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和秦代中国解体后，在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广大区域中重建秩序的问题。然后笔走西东，一气写到中亚和印度部分地区形成的贵霜帝国——它的形成与匈奴的威胁直接相关，进而说明处于这一文明带最东端的汉代中国如何战胜匈奴，使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则西迁至欧洲，以至在4世纪时推动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如此把中国纳入世界大势之中来写，堪称气势磅礴的大手笔。
在中外比较方面，编者比较了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异同和优劣，读来意味深长。还提到古代中国人有重华夏而轻夷狄的思想，就同古代印度雅利安人称异族为“蔑戾车”和古希腊人称异族为“蛮族”一样，不过，古代中国人对夷夏的区分却有自己的特点，即重文化而非重种族的区分标准。可见编者视野之广阔和深谙古代中国文化之功力。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编者不是孤立地看待中国自世界近代开端以来的落后形象，而是对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等东方国家落后于西方的共同原因，加以分析综合，从而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视为世界整体态势变化的因素之一，从东方诸国的共性中寻求中国所处的地位，有助于摆正从世界全局看东方，从东方看中国的关系。至于写到现代中国，书中展示一幅中华民族从觉醒、崛起到日益强大的宏伟画卷，尤其是中国在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中和当今国际社会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巨大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总之，全书以有限的篇幅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以新的视角阐发出一些中国史著述中未曾见过的新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这部《世界史》作为创新之作，的确是胜义纷呈，其新意非本文所能包括，如新增的社会史内容，对一些新资料的运用，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论述和对未来的展望等，都是读者关心的问题。自然，一部创新之作难免存在不足和缺陷。诸如，缺少必要的历史地图、插图和年表、索引；对中国史的叙述难以避免机械地浓缩朝代的兴替和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在体系上如何更好地体现综合性通史的博大，又适合教学循序渐进的要求等等，均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方能逐步完善。然而，这部书的面世毕竟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盛事，它不仅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学术专著，而且为中国高校世界史的教学提供了跨世纪的教科书，但愿它为培养一代史学新人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见六卷本《世界史》“总序”。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五百年代”即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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