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米亚论文,波西论文,独立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B2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0)03-0075-06
提起“波西米亚”，或许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时尚，比如吉卜赛风格的时装与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波西米亚”真的只是一种时尚或时尚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吗？本文将追溯“波西米亚”一词的来源，并考察这个流行于西方的文化现象的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力图还“波西米亚”以本来的面目，并揭示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一、关于“波西米亚”与“知识分子”
“波西米亚”本是法国人对流浪于巴黎的吉卜赛人的称呼，他们误以为这群人来自捷克的波西米亚(bohemia)地区。到了19世纪中期，巴黎人开始用“波西米亚人”(La Boheme)来称呼那些从外省来到巴黎闯荡、籍籍无名、通常从事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通常租住在拉丁区便宜的阁楼，整日流连于廉价的咖啡馆与小酒馆，期待着缪斯女神的偶尔光顾而一举成名。菲力克斯·皮亚(Félix Pyat)——一名巴黎的记者，就把这些穿着怪异、模仿中世纪装扮、过着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吉卜赛人相似）的年轻人——这些现代的艺术家，称作“今日的波西米亚人”[1]17。后来身为波西米亚圈子一员的亨利·缪尔热(Henry Murger)写了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1846)，在报纸上连载并被改编成音乐剧，这使“波西米亚”（bohemia或bohemian）成为文人与艺术家及其落拓不羁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其边缘（乃至底层）的社会地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这些波西米亚文人称为“底层（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proletariat intellectuals)[2]69。与今天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学界人士、政府智囊成员等不同，波西米亚文人通常是非学术界人士，不属于任何学院或研究机构、党派、团体或组织，因此，笔者将这一类知识分子称为“独立知识分子”(independent intellectual)或“独立文人”。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兴起于18世纪，当时出现了一个广阔的书籍市场，书商和出版商出现并成为作者与持续增长的读者大众之间的媒介，因此他说：“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了一门职业，作家才能够不必让自己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3]6-7有鉴于此，本文中的“独立知识分子”指的就是那些通常独立于任何机构、党派或团体（尽管他们大多都是左翼）并以写作或艺术创作为生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而这就与前文所说的“波西米亚”的含义具有相同之处了。因此，我们可以把波西米亚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发展特点及现实意义。
二、波西米亚与大都市：新型公共空间的诞生
要探讨兴起于大都市的波西米亚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首先有必要区别“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两个概念，尽管这两个词时常被互换使用。“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Jüergern Habermas)提出的一个市民社会的理想型概念，它产生于资产阶级的文学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其主要功能是从政治批判的角度产生公共舆论，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4]。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强调社会舆论及其批判功能，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意义上的空间。而“公共空间”的意义则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可以指“公共领域”这样的抽象意义上的舆论批判空间，还可以指物质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比如城市中对公众开放的街道、咖啡馆、公园、书店等地方，即人们可以在此实现社会和文化互动的实实在在的场所[5]。因此，我们可以把“公共空间”理解为产生“公共领域”的地点和场所，比如哈贝马斯所提及的沙龙和咖啡馆；同时，物质的公共空间也有演变成社会和政治空间即“公共领域”的可能，比如街头政治。由于都包含了城市的公共交往场所、城市建筑、文化与娱乐设施，“都市空间”与“（都市）公共空间”的含义也有交叉之处。本文把“公共空间”看成是“都市空间”的一种，但强调它与大都市知识分子（比如波西米亚）在其中的活动——包括文学、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活动——紧密相连，因此，本研究中的“公共空间”主要指知识分子活跃于其中的那些场所、媒体、机构以及形成于其中的舆论空间和文化空间。
巴黎在地理（物质）意义上和在抽象（精神、人文氛围）意义上为波西米亚的诞生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19世纪中期的巴黎是文人与艺术家的聚集之地：作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巴黎有宏大的博物馆、植物园、历史纪念碑、作家与科学家沙龙、孕育文学聚会的咖啡馆、二十七所剧院（伦敦有两倍于巴黎的人口，却只有十八家）[6]21-22。此外，经过奥斯曼男爵重建之后的巴黎为人们提供了宽阔的林荫道和拱廊等休闲场所。像其他所有伟大的城市一样，巴黎是优雅、艺术、学问、诗歌、教育的中心，如雨果所说的那样：“传播理念是巴黎的功能”[6]24。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众多的外省年轻人来到巴黎，他们往往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接受过一定的人文和修辞学教育，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和社会保护，很难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像样的职位，于是大多数被推向了文学与艺术之路，仅仅因为“这条道路充满浪漫成功的一切魅力，而且它与政府部门的职位不同，不需要任何学校保证的资格”[2]69。与此同时，巴黎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亲历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潮流的机会，而浪漫主义运动的盛行则把这些崇尚创新的青年推到了反对古典主义与复辟的波旁王朝的风口浪尖。1830年，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Hernani)即将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上演，以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为首的年轻支持者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巴黎街头，并始终坚守剧院支持演出，使《欧那尼》获得了巨大成功[7]25。波西米亚人（即当时的“青年法兰西”）第一次登台了。
波西米亚文人与艺术家很快就在巴黎建立了他们的活动场所。第一批波西米亚文人如戈蒂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博瑞尔(Petrus Borel)、波德莱尔(Baudelaire C.)等人聚集在“伏尔泰”、“莫米斯”咖啡馆；而第二批波西米亚文人——以库尔贝和尚弗勒里为中心，有时也包括波德莱尔——则在“安德勒尔”、“殉道者”啤酒馆会面[2]88-89。此外，还有“黑猫”咖啡馆这样更为活跃的小酒馆。杰罗尔·西格尔(Jerrold Seigel)说：“对许多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巴黎人来说，提到波西米亚就让人想起蒙马特的咖啡馆和小酒馆。”[1]216
波西米亚文人还开办了许多小型的文艺杂志，作为讨论或支持当时的文学和艺术思潮（如印象派、象征主义等）的工具，如《波西米亚》(La Bohème)、《佛手瓜》(Le Mirliton)、《羽毛》(Le Plume)等小报[1]223。而尚弗勒里等人主办的《魔鬼走私船》吸引了创作朴素歌谣的平民和崇尚古典形式的共和派贵族[2]89。此外，还兴起了咖啡馆小杂志，比如著名的“黑猫”咖啡馆的同名杂志。此类杂志开辟专栏，刊登书评，同时也介绍巴黎风光。独立小报与咖啡馆一起，成为文人与艺术家新型的活动空间。
除了咖啡馆和小报，波西米亚文人也乐于在其他的城市空间里展示他们古怪的爱好和挑逗的行为：奈瓦尔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时用一条皮带拉着一只龙虾，因为他觉得龙虾不会叫，但“懂得深处的秘密”；博瑞尔和一些朋友在巴黎的一个公园里支起帐篷过了一个夏天，常常衣不蔽体，直到业主把他们驱赶出来；奈瓦尔还和另一些人住在卢浮宫旁边的一条古老而破烂的街上，把他们的房间装饰成非常夸张的风格，举行喧闹的聚会，吸引了不少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1]26-27。就这样，咖啡馆和小酒馆、独立小报和杂志、街道和公园都成了波西米亚文人活动的公共空间。
尽管缪尔热曾宣称“波西米亚风格只存在、并且也只可能存在于巴黎”[8]，自19世纪中期以来，波西米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巴黎的拉丁区、伦敦的苏活(Soho)区、纽约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和旧金山的北滩(North Beach)，都相继成为世界闻名的波西米亚文人聚集地，柏林、维也纳、莫斯科等的咖啡馆也充满各式各样的波西米亚文人，波西米亚也因此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特传统。
波西米亚作为新兴的都市公共空间的突出特点就是其浓厚的平民氛围：皇室与贵族的沙龙要求有地位与名望之人的推荐，且有严格的着装要求、交谈礼仪以及等级秩序；而咖啡馆则打消了这一切限制，为那些贫穷但有才气的文人与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可以任意交流的空间。就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这群年轻人，作家、记者、拙劣的画家或大学生公开聚集在一起，每天在一家咖啡馆碰面，这有利于形成一种热烈的知识气氛，与沙龙里保守的和唯我独尊的气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2]89波西米亚的此种民主性和开放性对那些仍然籍籍无名的文学与艺术青年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那些渴望成名的年轻人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学徒生涯”。缪尔热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与剧院里完成《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并获得成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无疑反映了他成名前的不羁生活，而像戈蒂耶那样获得巨大成功的波西米亚文人尽管为数不多（他后来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但我们后来所熟悉的一些名字，如法国的魏尔兰(Paul Verlaine)、兰波(Authur Rimbaud)、龚古尔兄弟、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等（以巴黎的拉丁区及蒙马特为中心）[1]215-242，美国的弗兰克·诺瑞斯(Frank Norris)、格莱特·伯格斯(Gelett Burgess)、威拉·凯瑟(Willa Cather)、斯蒂芬·克瑞恩(Stephen Crane)、欧·亨利(O Henry)等（以格林尼治村为中心），都曾度过了一段或长或短的波西米亚岁月[9]。正是波西米亚为这些文人与艺术家提供了大都市最鲜活的创作素材与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使他们扩展了视野，磨练了技艺，丰富了经验。而对于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作用，科塞观察道：“确实，当波西米亚团体还存在时，它对19和20世纪的文学、批判和理论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3]9除了对文学与艺术的贡献，波西米亚的另一重要作用，就在于这样的都市公共空间能允许文人与艺术家实践其另类的、甚至是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而将此种生活方式与先锋派的艺术创作合二为一。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波西米亚——这个都市中的新的公共空间——不仅为知识分子本身、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活跃的都市公共生活。
三、作为“反空间”的波西米亚：都市公共生活的“第三空间”
受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空间理论的影响，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通过对洛杉矶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第三空间”既可以指真实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也可以指想象意义上的精神空间，而且还是一种具有边缘性、差异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的空间思维模式[10]。而波西米亚无疑具有“第三空间”的性质：它不仅可以指都市中地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前所述的咖啡馆和酒吧等），还可以指独立文人和艺术家（或者是具有独立精神的文人和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对于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或bohemianism），德国的评论家海尔默·克鲁则(Helmut Kreuzer)作了如此的定义：“‘波西米亚（主义）’意味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亚文化，特别是处于布尔乔亚经济秩序之中的一种亚文化；它由那些行动和企图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或是音乐方面、行为与态度表现为非布尔乔亚或是反布尔乔亚的边缘群体所组成。波西米亚形成了对那些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社会中自得其所的中产阶级的一种对抗性的补充现象，这些社会提供了足够的个人自由度并允许（对布尔乔亚的）符号入侵(symbolic aggression)。”[11]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亚文化，波西米亚是反布尔乔亚的。西塞·格兰纳(César Gra·a)曾分析过此种“波西米亚对布尔乔亚”的矛盾：尽管自19世纪中期以后，布尔乔亚取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全盘胜利，但却未能在文化上树立一种为全社会所尊崇的模式。因此，他们往往在生活方式上尽力模仿上层和贵族阶级，以摆脱自己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不平衡的状况，但这恰恰导致来自波西米亚（他们往往谙熟贵族生活方式）的嘲笑，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不过是缺乏文化资本、趣味平庸、附弄风雅的暴发户[6]61。与此同时，波西米亚人试图将艺术与生活合二为一，不仅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关于工作与休闲的区分，还在社交礼仪、消费方式上都遵从自己的规则，从而与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分庭抗礼，终于“靠文化资本和天生的‘品位制造者’权威……获得服饰上的标新立意，烹调上的奇情异想，爱情上的唯利是图和娱乐上的高雅脱俗，而‘资产阶级’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2]71。
不仅如此，波西米亚人还力图将其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甚至使之成为一种公共场景，从而介入到都市的公共生活。玛丽·格拉克(Mary Gluck)分析了1830年那些以戈蒂耶为首的追随雨果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的行为，他们身穿奇装异服、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让经过的布尔乔亚目瞪口呆。格拉克认为这是激进的艺术家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作为一个可辨识的、集体出现的群体的兴起；与老一代的浪漫主义者相比，1830年的艺术家们第一次不是因为他们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衣着方式而被赋予身份；他们通过“愤怒的姿态、古怪的衣着、颠覆性的生活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艺术家的生活[7]20，27。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浪荡子”（即波西米亚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都市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见证着现代性新状况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性的公共场景的经验的象征”[12]。此种在公共场合展示其生活方式的波西米亚风格不仅在艺术家之间扩展开来，而且还影响到普通大众，尤其是以“反叛者”自居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比如在1960年代，不管是在巴黎“五月革命”的年轻学生中，还是在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以及“嬉皮士”运动中，波西米亚风格都颇受青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观察了60年代美国的文化领域，就不得不承认一度在少数波西米亚人当中流行的生活方式，如今正通过大众传媒广泛流传，而且，此种“敌对文化”还大有控制文化体系之势[13]。而美国当今仍然流行的“布波族”(Bobos)，也保留了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及思考方式[14]。事实证明，波西米亚与都市公共空间及其大众文化的密切关系使它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域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因此，波西米亚文人的“艺术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先锋派实验，实际上就是独立知识分子想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经验之外去开拓新的文化空间的可贵尝试。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英国文化学者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beth Wilson)把波西米亚称作一种“反空间”(counter-space)，认为它具有反布尔乔亚的乌托邦性质，因为它“反对布尔乔亚社会所具有的压迫性质的权威……是布尔乔亚社会的‘他者’，也就是说它表达了布尔乔亚秩序所埋藏和压抑的一切”[15]。美国旧金山的北滩——继格林尼治之后美国的波西米亚文化中心，就见证了此种怀有共同的乌托邦理想的波西米亚文人所构建起来的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早在1940年代，以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为首的“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此间成立的KAPA大西洋公共电台以及众多的独立杂志就已经为海湾地区的持异议文化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之后的50年代，“垮掉的一代”运动在旧金山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时代；在60年代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旧金山也一直是反战运动、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嬉皮士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北滩、海特—阿什贝利(Haight Ashbury)这样的城市社区、围绕“城市之光”(City Lights)书店和出版社的文人圈子所形成的文学和舆论空间、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和“维苏威”(Vesuvio)酒吧这样的公园和小酒馆，吸引了众多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如爱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劳伦斯·费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etti)等。如今，旧金山这座“全美国最具波西米亚氛围”的城市，仍然是同性恋运动、争取少数族裔权利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先锋地带[16]。
除了创造一种“热烈的知识氛围”，波西米亚也对整个都市的公共生活贡献良多。受“垮掉的一代”——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将之称为“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运动的影响，美国1950年代曾一度兴起过“咖啡馆运动”，使更多寂寞的都市人找到了更好的文化休闲方式[17]。社会学家里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通过对美国各大城市在高科技指数（High-Tech Index：一个地方高科技的发达程度）和生活氛围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那些在高科技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往往具有较高的波西米亚指数（Bohemian Index：指一个城市中作家、设计家、音乐家、演员、导演等的数量），而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名列榜首[18]260-261。因此，波西米亚往往能带来活跃的都市公共生活，而这对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乃至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如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波西米亚的前景不容乐观。1960年代以后激进主义的衰退、智识活动的体制化（如学院化）使波西米亚人数量大大减少，新一轮的城市化（传统的市中心的解体、更多的大学搬往郊区）对适合波西米亚文人生存的城市环境与氛围的毁坏，使独立文人与艺术家进一步被边缘化，从而导致“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而此种衰落“可能不仅仅是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他们听众的衰微，还导致城市思想的衰落”[19]26。与科塞一样，拉塞尔也感叹独立知识分子的减少，尽管有些悲观，却反映了客观现实：“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改变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改变表明了生活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19]95-96
然而，波西米亚依然存在着。通过对格林尼治村以及旧金山等地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与都市空间政治的调查，索尼特就指出，在被城市化包围的今天，波西米亚能发起对不公正的都市空间秩序（比如强行的拆迁、高涨的房价使更多的穷人与艺术家搬离市中心）的反抗；这个先锋派艺术家和创造性人士所聚集的地方，仍然作为都市中的“反空间”发挥着作用：“城市既是秩序、控制和等级产生于其上的行政中轴，而在传统上，它也是秩序被颠覆的地方。这种颠覆来自都市中的自由空间，在那里人群及观念流通于其中，而波西米亚作为自由城市中最自由的一部分则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它是穷人、激进主义者、边缘人和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交汇的地方。”[18]18-19
四、结论：波西米亚与都市公共生活
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中建立起具有民主性和开放性的新型的公共空间，使之不仅成为独立的文人与艺术家的聚集地，还成为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的诞生地。传统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讨论局限于哈贝马斯与阿伦特的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公共空间，即“公共领域”，而对波西米亚的探讨则使对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更为丰富与深入：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作为“理念人”参与到如“公共领域”的社会舆论与监督之中，还能以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去影响都市的公共文化，从而建立起新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与整个城市的公共生活，而正是在后者中，波西米亚文人与艺术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西方社会波西米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独特传统，如今，此种传统的影响力尽管已经大为减弱，但基于其与都市语境的密切联系，这种影响力仍然不会消失。
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商业化、郊区化所导致的市中心生活的解体这样的问题也正在中国出现。尽管与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环境，但由上述问题所引起的对城市中独立文人和艺术家的冲击作用却是相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区。一段时间内，独立艺术家改造了这里被废弃的厂房，使之成为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区，但近年来的城市改造却使这个地区迅速陷入商业化的困境，高涨的房租已经迫使大多数一直居住于此的艺术家搬离，798不再是波西米亚人的家，而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品商业区。事实上，这个早已开始的由圆明园到通州和大山子的北京艺术家的迁移过程本身就说明了都市中波西米亚群落的解体，而北京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于高涨的房价和城市改造，正在变得越来越容不下独立的文人和艺术家居住。如果说这就是北京的现实，那么它也是中国的现实。事实上，独立的文人和艺术家是活跃的都市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文明、健康的都市生活也恰恰是建立在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包容基础上的，此种包容不仅仅是对文人和艺术家，也对所有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和弱势群体，因为说到底，都市空间的民主性质本身就决定了都市的公共文化是由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共同塑造的，所有人的权利都应该受到尊重。
收稿日期：2009-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