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183;香港#183;台湾经济发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台湾论文,香港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发展”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发展，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令国际的学术视野从西东迁。战后至今历经了差不多50个年头，但亚洲社会的发展却完成了“四波发展大转型”。（注：萧新煌：《亚太转型、区域成长圈与永续发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香港，第1页。 ）第一波指60年代的日本现代发展；第二波是70年代末期后所发展出来“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第三波始于80年代末期，在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潜力；第四波乃90年代跨国、跨区域的成长圈（成长三角）之涌现。（注：萧新煌：《亚太转型、 区域成长圈与永续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香港，第1页。）
本是一脉相连的澳门、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并表现出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成效；今天四地都是亚洲社会中的主要区域，先后在亚洲四波发展大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此，对澳门、香港及台湾等地的发展作比较研究别具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采用世界理论的观点来比较澳门、香港、台湾等地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如何在世界体系中流动争取今天所获得的位置；与此同时， 亦尝试对此理论方法作出反思。 （注：“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假设全球每个地区， 包括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如社会主义）地区，都处于同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然而世界体系内有些地区的发展成效较卓越，有些则较迟缓，导致在世界体系中的市场交易出现不平等的情况；因此，不同发展程度可反映于世界体系中所获取的不同位置：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 ）、及边陲（periphery）。半边陲地区之存在， 可使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严重程度减低，同时也可提供一个发展机会给边陲地区去转型为半边陲位置，而半边陲地区也可有机会转型为核心位置。因此，所有在世界体系内的地区都会因应它们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体系内进行上下流动（mobility），并获取不同的位置。）
一、澳门发展阶段
相对于香港及台湾而言，澳门有一段较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也是一个最早脱离中国内地、交由别国管治的地区。自开埠至今澳门已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光景，但可惜的是一直未能得到国际学术界对它的重视，即使在澳门本区也找不到太多关于澳门发展的严谨研究。基于笔者以往对澳门社会所作的研究，下面尝试对它的发展过程作一大体概括和阐述。（注：分别参见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万事威出版，1992香港，第4—5页：《回归前澳门社会的变迁》，载于《两岸四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华人社会的发展》，广角镜出版，1997香港，第231 —241页：《台湾社会发展的特殊因素》，亦载于上书。）
（一）传统时期（1557—1840）
由澳门开埠（1557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较低度发展的时期。当时澳门还是个渔业社会，居民生活简朴，与中国内地的华人生活模式大致相同。除渔业生产外，澳门还有一些以转口生意为主的商业贸易活动。在此时期内，澳门的转口航运业逐渐蓬勃发展，澳门随之而成了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地。这情况可以用来反驳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观点， 认为殖民地（或类似殖民地）是永远被殖民者牵着走，不能有超卓的发展成就。
虽然澳门在当时已是个国际性商港，不过长期以来渔村社区是澳门华人的天下，他们甚少与外界沟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接与外界接触的，是澳门的葡人、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及少部分华裔商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是外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和必要抗拒外来的文化。因此，澳门的商人与官员社区，正好代表一种华洋杂处、互相融汇的生活世界。
这个时期的澳门基本上是个二元社会，一元是和谐简朴的华人渔村，另一元是商贸活跃的官商社区（大部分是非华人）。虽然生活在这二元之中的人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彼此甚少过问他方生活世界的事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此二元社会之和谐性乃建基于权力关系之上，即官商社区对渔村社区的控制；不过其二元分界并未造成对立，只是一种二元并存、互不闻问的境况。
若套用世界体系理论观点之分析，澳门的发展开始时好像已攀爬至一个非边陲位置，在同时期的发展中，比香港、台湾及大陆内地较有成效；但是否所有澳门居民都能分享此阶段的成效？答案恐怕只是占人口比例中少数的官商社区才可享受当时发展的成效；如此情况又似乎符合了依赖理论的解释。
（二）小规模转型时期（1841—1970）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并且割让香港给英国。此后这些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澳门的商港地位。故此，澳门必须另觅发展的方法才可生存下去，因此它开展了炮竹、火柴、神香等小手工业，并大肆经营其博彩、娼妓、鸦片以及其他特殊的服务性行业。
虽然澳门社会经历了一个转型，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其他社会制度并无太显著的改变，依然保留前一时期的二元结构特色。华人渔村社区没有因经济的转型而改变其生活方式；虽然在官商社区当中，很多人已转向生产小手工业的商品，及从事以上服务性行业的经营，但官商社区（或官工商社区）对低下阶层华人社区的控制，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分别。
此一时期澳门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在世界体系内的适应方式，主要是为了保持它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这可能是一个非边陲而又较优秀的位置。若然澳门当时不进行经济转型，则它可能会降格成为处于边陲的位置。但是，澳门虽然保持了它在当时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但其社会内部二元分立关系却没有改变，华人社区依然要依附于官工商社区而生存，地区内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存在。
（三）大规模转型时期（1970—1990）
由于国际性的经济发展，大部分的发展中地区都开展了它们的工业化历程，澳门也受了这种大气候影响，加上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大量人口从内地迁移至澳门，成为澳门工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于是澳门出现了全面的工业化及都市化的发展。在此期间澳门不只经济成长迅速，一般居民的生活质素也明显提高。如：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其他社会福利等服务的改善。澳门整体社会的大规模转变于是也就从此时发生，并且真正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
也正是自七八十年代起。澳门昔日华人社区中的渔村生活渐告式微，渔民纷纷“上岸”转业，从水上移徙到陆上去。此外，从前的小手工业生产也趋没落，以制造业为主，加上建筑业与博彩旅游业这三大行业成了澳门经济的支柱。在澳门的工业化过程中，以往二元的社会结构已被打破，华人社区与官工商社区的互动不断增加，随着华人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其他圈子的活跃，缩短了二元关系中的距离，逐渐使华人社会与官工商社区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减少。事实上，澳门由此开始了它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
在此发展时期中的澳门，明显地与其他发展中的地区相似，如香港、台湾、大陆内地等。假若澳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去适应世界体系中的发展竞争，恐怕便要向下流动到边陲的位置，受到核心地区的左右。不过自90年代中期开始，澳门的经济增长放缓、青少年问题严重、治安每况愈下，这对先前的发展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将会动摇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位置。
二、香港发展阶段
香港开埠时间比澳门晚，它的开埠史大体是始于澳门的小规模转型时期，至今只有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其发展的成效却为世人瞩目。有别于澳门，关于香港发展的研究多不胜数。以下试借既有一些研究香港发展的学者之观点来描述它的发展阶段。
（一）鸦片战争之后至二战之前的早期殖民地时期（1842—1940）
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中国被迫与英国先后签订多项条约，割让香港岛及租借九龙半岛和新界予英国，从此展开了香港的近现代发展史。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初时，它只是个小渔港，但英国刻意经营它作为与中国及东南亚进行转口贸易的基地，使香港在国际经济地位上已攀上一个非边陲的位置。不过，当时香港的发展完全操纵在英国官商阶层手上，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从属依赖关系，这时香港的情况与早期澳门非常相似。
然而，英国人管治香港比葡国人管治澳门较有长远计划，他们不只锐意发展香港成为与中国及东南亚维持转口贸易的基地，还努力营造香港的商业及金融制度架构，其他的基本建设因之发展。（注：苏耀昌、赵永佳：《区域性动力与香港的发展模式》，载于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1997，第203—209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建立了成熟的商业及金融制度，并且因应华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市场所需开始了它的制造业。将制造品输往以上市场去，奠定了香港在世界体系中超越边陲的地位；但香港对英国殖民地主的从属依赖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二）二战后至八十年代之前（1945—197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香港一度沦陷，受日军统治达3 年零8个月之久；但抗战胜利后，英国人再度接管香港， 并且又使它的转口贸易事业重新恢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少内地难民因为政治及经济理由来到香港，使香港人口增加不少；加上50年代早期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对中国的禁运，严重打击了香港的转口贸易经济。为了生存，香港不得不开展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注：苏耀昌、赵永佳：《区域性动力与香港的发展模式》，载于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1997，第210页。 ）才可确保它在世界体系的位置。
五六十年代迁往香港的中国移民，对香港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他们成了香港工业化的重要资源，有部分移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有部分则为工业化运动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当时中国正被国际资本主义世界所排斥，它必须将香港所需的工业生产原料输往香港以赚取外汇，同时亦需透过香港去购买中国所需的外国商品。因此，在种种有利的条件下，香港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发展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主导力量，它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给予发展中地区不少机会。香港工业发展的成功亦多少得利于此，其结果使香港在世界体系中较牢固地处于半边陲的位置。虽然70年代出现石油危机、世界经济整体滑落、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香港发展的因素，但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却为香港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注：苏耀昌、赵永佳：《区域性动力与香港的发展模式》，载于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1997，第211页。 ）在互利互赖的经济合作关系上，日本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和技术，香港则在生产线上为日本提供廉价劳工，因而造就一种发展的契机，使香港保住了它的半边陲位置。
至于人际社区关系方面，由于六七十年代之时英国人仍然采用以往的方法去管治香港，类似于昔日澳门的二元结构社区关系在此时均可找到。华人一般没有太多参与政治的机会，故他们便专注于经济方面的发展。为了增加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及保障自身的利益，从家族的团结而发展出的“功利性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推动了不少那时期香港的发展。（注：苏耀昌、赵永佳：《区域性动力与香港的发展模式》，载于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1997，第214页。）
（三）八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至九十年代回归之前（1980—1997）
七八十年代，相对于欧美社会，香港经济急速增长，与台湾、南韩及新加坡一同创出经济奇迹，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在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当然要为它扮演着一个通往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的桥梁的角色。香港再次成为中国内地和东亚地区的转口贸易和转运中心，同时扮演着一个服务性的金融中心角色。（注：苏耀昌、赵永佳：《区域性动力与香港的发展模式》，载于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1997， 第219页。）
到了80年代，跨国银行、外汇交易商行、证券公司以及其他的财务机构等金融服务机构，都纷纷汇集于香港，因此香港便成了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它在亚洲的政经地位亦日显重要；香港是否在世界体系内只攀着半边陲的位置？抑或已有点超越？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体社会的改变，政治上的民主化发展、社会福利及保障的增加、中产阶级的膨胀等现象，都把香港带上现代社会的模式当中，社会上各阶层的关系也渐趋平等。
香港经济发展踏入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略有放缓的迹象，面对回归的问题，不少中产阶级及企业家都举家移居海外、带走了技术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香港企业家在大陆投资设厂，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打进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中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大多都与大陆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互相依赖关系。香港和大陆内地的关系如今已完全不同以往，在此新的历史背景下，世界体系理论恐怕要对“一国两制”中的社会主义地区与资本主义地区的合作发展重新作出诠释。
三、台湾发展阶段
在历史上，台湾与澳门及香港一样，都经历过一段被外国人殖民统治的时期。但相对于澳门及香港而言，台湾的殖民时代只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后便由华人接手管治。根据台湾学者的看法，台湾由殖民时代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1）日本殖民地时期、（2）战后初期、（3）进口替代时期、（4）出口导向时期。台湾的发展成效更使岛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作了极多的研究。（注：张景阳、萧新煌：“台湾发展与现代化的宏观社会学论述”，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香港，牛津大学，1997，第58页。）
（一）日本殖民地时期（1895—1945）
清政府甲午战败之后，1895年割让了台湾岛给日本，“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是台湾殖民时代的发展政策。当时，工业化及都市化尚未在台湾兴起，台湾主要是生产农业产品输往日本，成为日本的粮食补给地；而日本则发展它的工业，并将其工业制成品输往台湾，形成了台湾对日本工业制成品的长期依赖，扮演着整个区域中的经济边陲角色，充分表现出与日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明显反映出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因为日本要发展台湾的农业，很多岛内的基本水利农田工程都随之而兴建了，这则有利于台湾日后的发展。
由于日本要将台湾发展成为一农业产地，故当时台湾的社会关系仍是以传统农村模式为主，基本上与早期的澳门及早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大致相同。而台湾的二元社会结构中，一元当然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华人农民，另一元却是拥有无上权威的日本殖民地统治者。（注：张景阳、萧新煌：“台湾发展与现代化的宏观社会学论述”，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香港，牛津大学，1997，第59—60页。）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1945年结束了日本管治台湾的殖民地历史；换言之，台湾脱离了对日本的依附。不过，台湾的发展并未因此马上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发生了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自1949年起退守台湾。从此，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才开始受到重视。
国民党政府从1949年开始推行至1953年完成的土地改革，在台湾发展史上级具意义。土地改革终止了日据时代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所构成的农业社会结构，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因而制造了大量小自耕农，基本上达到分配平均的经济理想，巩固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旧有农村地主阶级因丧失了在乡村的势力，降低了他们对农村土地发展及再投资的兴趣，他们的资金正好为日后台湾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作出贡献，
随着昔日殖民者的撤离及农村地主阶级的瓦解，土地改革创造了一个以农为主、且资产分配较均等的社会经济结构，殖民地时代的二元社会结构亦因而改变了。当时台湾社会普遍崇尚“社会公平”的原则，“均富”概念的精神亦广泛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由于土地改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平分配的理念，也促使此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之顺利，不致走向阶级两极化。这也许是台湾发展不同于澳门及香港地区之处，因为它较重视“成长中兼顾分配”的理想。（注：张景阳、萧新煌：“台湾发展与现代化的宏观社会学论述”，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香港，牛津大学，1997，第61页。）
（三）进口替代时期（1953—1964）
自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10年时间，由于美苏的对峙，台湾便成为美国国际政治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所以美援因此注入了台湾。美援的支持及土地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台湾的农业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的盈余上，台湾政府鼓励出口农业产品及农业加工产品，以换取日后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及生产设备。当时，政府一方面通过财税及金融政策保护新兴的工业；另方面则设立国营企业直接介入某些工业项目的发展。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美援来发展，使台湾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颇为边陲的位置；但台湾自身的发展策略也使自己在边陲位置中力争上游。由于5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必须逐渐将美援撤出台湾，故影响了日后台湾以国际市场导向的出口工业发展策略。
从60年代中期起，美援已完全撤出台湾，同时亦结束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时期，台湾开始转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并向世界体系梯阶中攀爬。而在社会结构中虽然官商势力颇为强大，但因为台湾社会中所坚持的公平及均富原则，社会也趋平民化的发展。
（四）出口导向时期
6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的进口大于出口，但到了1964年，不单只出口超过了进口，工业也在国民生产毛额中略超农业，标志着台湾已踏进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时期。当时适逢国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特别有利于台湾的工业发展，使它有机会脱离在世界体系内的边陲位置。
自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工业发展非常顺利，直至80年代，每年的出口都有增长；台湾经济发展在此时期内创下了奇迹，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从而使它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半边陲位置。出口部门所带动的经济成长，影响着台湾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至都市结构等方面的社会变化。
都市化的进程，令台湾社会从农村生活方式转向城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当然因此而趋薄弱及疏离。不过另一方面它又特别促进了八九十年代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中产阶级的壮大，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兴起等现象都反映出台湾社会迈向更开放、更多元化的发展。
讨论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分析，澳门、香港及台湾三地的发展阶段，均已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于其中攀爬，目前它们已达半边陲的位置；当然期望有朝一日可攀至核心地位的高峰。究竟三地如何攀到半边陲的位置？以下略作一些相关的反思：
（一）殖民地主义
澳门、香港及台湾三地本是出于同一文化渊源，但又先后成为外国人的殖民地、被外国人所统治，在早期的殖民地时期，它们的发展都是依赖殖民者的意向，台湾情况尤甚。台湾被刻意发展为农业产品供应地，廉价为殖民者供应农业产品，而台湾又必须依赖殖民者提供工业产品；因而发展出一种极不平等的交易关系，令它处于一个边陲的位置，日后缺乏条件与其他发展中的地区竞争。
而澳门及香港却不尽相同，因为这两地根本上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又不能供应任何产品给殖民者，唯一有利之处就是他们的港口，这是殖民者用以与中国内地及亚洲其他地区作贸易转口之据点。换言之，澳门及香港的居民根本不需要依赖殖民者为他们供应什么工业产品，他们大部分都是渔民，在早期的殖民地时代与殖民者没有什么交往，仍然在渔村中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经济上没有存在明显的剥削。然而，贸易转口港的角色却使澳门及香港挤上国际经济体系中颇为重要的位置，有利于两地日后的发展。
以上三地发展所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各异，故不能简单地概言殖民地主义一定对地区发展有负面的影响。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简单来说，澳门、香港及台湾三地都是采取资本主义模式去发展经济，始终重视市场经济，较少以计划的方式去实行经济管理。其中台湾相对于澳门与香港两地，可能有较多中央政府介入经济的事情，但主要作用乃在于辅助经济发展。
中国内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香港及台湾两地的经济已有突飞发展。虽然澳门的发展成效较香港及台湾为晚，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亦有不弱的表现，也曾被誉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发展的步伐，可以说是与中国内地同步，其成效受了中国内地因素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澳门采用哪一套意识形态去发展，而是在于长久以来澳门始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假若发展的动力及先决条件不足，如资金、技术、劳动力、策略等各未齐备，想要起飞也不易。澳门在七八十年代能够开始急速发展，除了本身企望发展的动机外，多少也受益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
（三）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着重研究发展中地区何以从世界体系中的边陲位置攀上半边陲位置，而在半边陲位置的地区又怎样攀上核心位置；但它却没有关注到半边陲位置的条件。从以上分析比较三地发展的概况看来，如何保持半边陲位置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综上所述，澳门、香港及台湾三地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先后攀上了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位置，并在亚洲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对其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可得出三个较重要的判断：（1 ）殖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一定对地区发展构成阻力；（2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一定可以决定地区发展的成败，最重要还是发展的条件及动力；（3 ）世界体系理论有重新修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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