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文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大量冠以“新”和“后”的学术名词漫天飞舞之后，在学术界多少显得有点“一地鸡毛”之时，我又于精通时事的师友们那儿听到一个颇富创意、耐人寻味的新词：“大文学理论”。
仅因“大文学理论”未用“新”和“后”字，而用了一个“大”字，就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曾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中对“大……主义”进行过一番精采的剖析与批判，揭示“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一普遍的心理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种种“大”字之中所包含的“专制”本质。自此之后，好用“大”字的人似乎并未有所收敛，“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便是众所周知的实例。“大”字用得那么红火，可谓史无前例。“大”字包含的“专制”本质，可谓被李大钊先生不幸而言中。浩劫之后，国人似乎领教了种种“大”的滋味，一改贪“大”习气。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染上了喜“新”的恶习。开口“新”这个，“新”那个，一时之间颇有些“新”“新”相连，“新”“新”相映的动人景象。“新”过之后，不再“新”鲜，继而冠之以“后”字，“后”这个，“后”那个，无所不用其“后”，欲求其“新”，欲令其“新”。唯“新”主义者们策划的这场世说“新”语，致使我国学术领域、意识形态风云际会，扑朔迷离，深奥莫测，人心唯危。一时之间，做学问像是做坏事，搞文化像是搞阴谋，满口“行话”、“黑话”像是坏人在用暗号接头。某些学术圈内的人也不禁皱眉相问：这学问，怎一个“新”字了得？怎一个“后”字了得？甚至传出这样的笑话：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由于一位向来守旧的老教授突然启用大量自己以前深恶痛绝的新术语，致使一位向来以先锋学术新秀自居的瘦弱青年大惊失色，当场晕倒。
然而当下我的诸位师友重搬国人并不陌生的“大”字出台，且说要走向甚至跑向“大文学理论”，这既无“专制”之嫌，也非取宠之举，更无制造热点之意，否则他们就不会只关在教研室内一再讨论，而是在外面大肆张扬，以求轰动了，更无需我为此费舌了。
德高望重的导师主持了三次讨论，并对“大文学理论”进行了自己较为令人信服的描述，尽管这种描述还有待进一步上升为界定。他说，当下的文学理论已与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判若云壤。当下的文学理论话语表现出高度的文化化、批评化、泡沫化、制作化、平面化诸特征。杂语喧哗，话语宽泛，价值失范，学风浮躁。许多文学理论学者阐发的理论多少有点像是文学理论，又多少有点不像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者大多是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神态，传统意义上的热衷和局限于奢谈文学典型与本质的文学理论已无人问津。兴起的“大文学理论”采取一种泛文化姿态，“共同体”的话语是其身份证、通行证与护身符。其学术热情集中表现在“洋为中用”，并潜在着成为西方文化在华的总代理和远回声的危险。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问题。
三、人文精神问题。
四、终极关怀问题。
五、知识分子定位问题。
当代知识分子不论是被定位在庙堂知识分子、广场知识分子层次上，还是被定位在市场知识分子和岗位知识分子层次上，都面临着社会转型、文化变态所带来的边缘化窘态。回到中心，争夺话语权以及成为文化英雄是他们主要的心态，而规范社会生活与提供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冲动则是他们由来已久的古典情结。总之，文学理论这宗传统的文学产业已在大众商业文化的态势中嬗变为“他者”——一个巨大的“他者”，一个即使我们不向它走去，它也注定要向我们走来的“他者”，这个巨大的“他者”的身影，正在迅速遮蔽那个“灯火阑珊处”的“小文学理论”……
且不论“大文学理论”的到来、我们正在迈步走向“大文学理论”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像“狼来啦”那则童话，也不管叫声“狼来啦”，“狼”后来是否就真的来了。然而，无孔不来风，不可否认，“大文学理论”的提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契机。
在文、史、哲不分家的先秦，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诸种“可以”，外加“迩”、“远”、“多”，可谓将真、善、美的内容都囊括在诗学范围之内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类的思维就处在这样一种混沌初开的状态。直到近代，人类才初具探究“真”的科学体系，规范“善”的伦理学体系，以及揭示“美”的美学体系。然而，作为美学，不仅是这三者中最年轻的学科，也是最有争议、最成问题的学科。自德国近代美学家鲍姆嘉通为美学正式命名以来，众多的美学家各执己见，康德认为美是超功利性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连一些诗人、作家也卷入美学家的讨论之中。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名诗《希腊古瓮颂》中的“美即真，真即美”在当时曾作为佳句广为传诵，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却对此不屑一顾，讥为败笔。真、善、美并非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似乎已成常识。就在美学研究似卓有成效而又一筹莫展之际，英国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凭借数理逻辑之“真”，指出“善”和“美”都不过是哲学上的假命题（也称伪命题或伪题，相当于洛克的空言命题或无聊命题）。这无疑是对美学的一次颇具威胁的颠覆与放逐，从而对全球的人文学者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为了从学理上弄清“小文学理论”的衰落，有必要对维氏学说作一简要陈述。维特根斯坦被视为西方哲学界的哥白尼式人物。他使柏拉图的超越理念，笛卡尔的心物二元，黑格尔的精神本质，都面临一次全新的质疑与追问。大体说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首先是柏拉图创立本体论；其次是笛卡尔创立认识论；再次是维特根斯坦创立语言论。柏拉图的本体论将世界分为感觉世界和形式世界，认为感觉世界不是存在本身，以理念本体为旨归的形式世界才是存在本身；笛卡尔的认识论将世界分为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认为外部世界不是知识本身，以思维主体为代表的内部世界才是知识本身；维氏的语言论则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可说世界，认为现象世界不是意义本身，以逻辑和语法表现的可说世界才是意义本身。尽管维氏在早期的《逻辑哲学论》中主要从事以数理逻辑分析论证理想语言问题，而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主要分析研究日常语言的广义语法问题，但从上述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哲学的根本贡献在于，认为意义比存在或知识更为基本，也就是说，用意义来理解存在和知识，而不把它们看作先于意义的东西。和真假的逻辑关系相比，意义先于逻辑，先于真假。以往，一般来说，本体论哲学家没有一种认识论，而认识论哲学家则没有一种意义理论。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最初主要旨在把认识论问题转归为语言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方法角度看待语言，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来了解，就是说，走的是语言哲学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路线。然而，随着转入语言哲学作为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理论——语言意义理论的方向，反过来又把认识论以至本体论的考虑引入语言的哲学探索之中，作为主导思想。维特根斯坦的良师和益友罗素主张，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逻辑问题。维氏深受罗素影响，但他进一步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以，这类问题都是不能答的，而只能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却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当语言休息的时候，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当语言象机器一样闲着，而不是当它工作时，混乱就会在我们中间产生，哲学不过是语言病而已，一旦人们明白了语言的正确用法，就会看清哲学问题大多是假问题，这些问题将不是由于获得正确的答案而得到解答，而是由于暴露了产生的根源而自行消失。维氏特别指出“善”与“美”的同一性问题便是这样的假命题，并向人们冷峻地宣告：最深奥的一些问题，实在并非问题。既然维氏以惊人的清晰与可怕的深刻一语道破天机，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美及其本质一类的命题便只能作为无意义的闲言闲语而不攻自破，存而不论了。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渊源主要承袭枝附俄苏，此后中国学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欧美思想成了他们学养的底色。稍微了解一点维氏学说的美学家与文学理论家，都是谈“美”色变，不好意思再在那里纠缠“本质”一类的问题，以言欺人，亦为人言所欺，美学家们一副树倒猢狲散的尴尬，一脸走落江湖的神色，使人联想起维氏所说的“家族相似”。
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考察“小文学理论”式微的哲学背景，“灯火阑珊处”的维氏就尤为引人注目。尽管维氏站在西方科学与理性的传统立场上，已为其学说留下“阿喀琉斯脚踵”这样的致命伤，尽管他所言说的“假命题”，未必就不是曹雪芹式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要想说清这一问题，需另撰一篇长文，非此短文所可尽述。
继维氏给西方学界、思想界造成的“地震”之后，余波所及的中西美学界以及文学理论界也变得有些面目全非。“小文学理论”式微之后继之而起的“大文学理论”，不论是在忙着结构、解构或重构，多少都给人一种废墟上的气息。
“大文学理论”因其“大”而引起人的反思。然而“大文学理论”究竟有多“大”？究竟能多“大”？“大”到史前的文、史、哲不分？真、善、美不分？而徒以文化来一言以蔽之？“大文学理论”的这种“大”，在我看来似乎恰好是依传统的被破坏程度而言，且这种“大”更多的不是健康式的丰满，而是病态式的浮肿。历史地来看，“小文学理论”也曾表现出自己的大活力、大气魄，而“大文学理论”也似有大而不当之处，从某个方面、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一种小家子气。恐怕在文学已经龟缩到一个狭小的角落里苟延残喘，文学家少而文学教授多，著名者多而名著者少，“不学诗，亦可言”，“行无余力，无以学文”的今天，“大文学理论”再大，也只能是一种虚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