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抗日战争与民族大团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大团结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年前，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抗日战争不但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语），而且“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①抗日御侮，促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反过来，正是由于建立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民族大团结，才使其成为真正的民族战争。由几十个兄弟民族以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民族团结和民族精神，成为取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洗刷百年民族耻辱的法宝，“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这一战争史的奇迹”②，显示出以抗日爱国为凝聚点，以民族大团结为表现特征的中华国魂内在的巨大力量。今天重新回顾和探讨抗日战争与民族大团结的关系，发扬爱国救国振兴中华的光荣民族传统，对于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抗日救亡促进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间整体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建立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以国内各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为基础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构成的多元统一体，这个多元统一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精忠报国”，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光辉写照并被各族人民所认同。1840年以后，伴随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入侵，中华民族的民族命运遇到愈来愈深刻的危机和挑战。大敌当前，各民族逐步团结奋斗，共同御侮救亡，成为近代以来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标志。
自鸦片战争各族人民开展抗英爱国斗争开始，中经中法、中日战争，反洋教与义和团反帝运动，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与收回主权等一系列斗争，中华民族爱国救亡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和深化，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发展到最高潮。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形成了工农商学兵等各界、汉满蒙藏回等各族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和海外侨胞团结一致的全民族抗战。这种中华一体万众一心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表述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③
在今天京郊宛平城内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有一块用巨石刻成的醒狮雕像，它昂首怒目，正是抗日战争民族觉醒的象征。
在近代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共同任务，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必要前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就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各族爱国人民心声的代表。各族爱国人士都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凶恶敌人面前，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九·一八”事变不久，以满、汉、朝鲜族为主体，包括鄂伦春、达斡尔及蒙、白族在内的东北各族爱国人民，不分族别地域，自动组织救国军、义勇军、抗日会、红枪会等各种抗日组织，采取一切方式打击日本侵略军。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在沈阳及东北地区燃起战火，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精神使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及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抗争，从而表现出空前的民族觉醒。
事变刚刚发生，十三世达赖及九世班禅驻京代表及办事处长、藏族旅京人士等立即组成“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一致抗日的六项决议，发表《告全国胞书》，表示“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宁为刀下之鬼，不作亡国之奴。”④10月11日，正在东北的九世班禅为免日寇分裂内蒙，从海拉尔赶赴锡林郭勒，揭露日人阴谋，号召内蒙各族人民奋起抗战，保卫家园。⑤侨居海外的美国旧金山华侨中华总会即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御外侮，挽危亡，愿为后盾。”⑥1932年4月，北方蒙汉抗日志士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次年2月，在张家口又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和蒙古抗日联军等。1934年8月，西北地区各族爱国者在中共推动下，为呼应声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在迪化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而远在纽约的全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全美华侨通电国内：“誓以全力拥护和促进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请一致合作以救危亡。”⑦1936年1月，当日寇企图以拉拢德王来破坏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实施其侵吞内蒙华北的计划时，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族官兵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举行起义，实行抗日救国。
正是由于各族人民出于民族大义、悍卫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产生的抗日热情，给中共迫使国民党合作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转向合作抗日的契机。于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及时发出《抗战宣言》及《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与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明代表国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两大政党开始携手抗日。
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带动下，各民族各政党各地区纷纷响应，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大团结出现了新局面，强烈的民族意识得到充分体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言论发表不久，“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即于29日发出通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29军后盾。”⑧随后又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全国回民同胞本着民族大义，“团结奋起，保持爱国荣誉。”⑨同年10月，南洋华侨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表示“各尽所能，各竭所有，增筹款项”，⑩誓为祖国后援。世界各地的华侨抗日团结最多时达930多个。1937年，“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要求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保卫新疆永为中国领土”“一切为着抗日胜利。”(11)次年4月，由蒙、藏、回等少数民族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向全国通电说“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12)当日寇魔爪伸到内蒙古，正在内蒙讲经说法的九世班禅因返藏道路被阻，为免被日本人扣押利用，先是长途跋涉到达罕贝勒等地，再经荒漠戈壁进入青海，一路上宣传团结抗日，并为抗战胜利诵经祝祷，追荐抗日阵亡将士英灵。喜绕嘉措大师还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民书》，号召蒙藏人民团结为国，支援抗战。著名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13)正如《新疆日报》在慰问前线将士电文中所说：“这里14个民族的四百万同胞，是无时无刻……不在努于后方的抗战建国工作……他们正在准备着将一切贡献抗战。”(14)
二、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各族人民泯除隔阂团结御侮
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之前，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再加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各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统治阶级利用挑拨民族关系来维护其统治，使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民族隔阂，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许多少数民族为此也曾进行过武装起义，尤以回、苗、壮、彝等族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为了奴役瓜分中国，也蓄意制造民族纠纷，策划民族分裂，又以蒙、藏、维等边疆地区为最。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一再挑拨，使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各种民族隔阂或怨隙。然而，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各少数民族爱国者以及原来互有嫌隙的各党各派，都为抗日御侮而泯除隔阂，或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团结对敌。
以回族而言，它大分散小聚居，遍及全国各地。明清以来，因不堪统治阶级的歧视奴役，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与满、汉等族存在较深的民族隔阂。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回族又是为抗日救国贡献最大、牺牲最多、支持抗战最坚决的少数民族之一。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战中，身为全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手的白崇禧，就是回族。他不但协助李宗仁团结各军协同作战，取得辉煌胜利，而且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引导回族团结抗日。他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大会上再三强调，协会的使命是“救国兴教”，要复兴回教，首先团结救国，批判了少数回民中存在的“争教不争国”的糊涂观念。他说：“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我国包含的种族，有汉、满、蒙、回、藏、苗、瑶等，若再唱出种族界限的口号，便是中了敌人——日本分化的诡计。我们中国各民族应该遵照国父的民族主义，由家族、宗教而国族，造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15)
仅抗日战争初期，各地回民成立的抗日组织已达上百个。回族青壮年更是大批从军，奔向前线或敌后抗日战场，仅华北地区的回民支队，大小就有数十支，其中由抗日英雄马本斋领导而威震中外的冀中回民支队，就是回民浴血抗战、赤心为国的一面光辉旗帜。
在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在并肩战斗中互相了解，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深受英帝国主义分裂挑拨之害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与班禅的驻京代表，在抗战初期就通电全国，表示要“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16)在海南地区，黎汉隔阂较深，但抗日救国却使两个兄弟民族终于走在一起。1939年3月，仅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30多名黎汉青年携手参加抗日游击队而共同战斗。1941年，白沙地区的黎族人民不甘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而举行起义，随后即在中共的帮助下，与当地汉族苗族一起团结抗日。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共产党及多民族抗日武装被黎苗族同胞亲切地称为“父母同志”和“父母军”。
在内蒙古地区，以高凤英为队长的“蒙古抗日游击队”，在八路军协助下，一再粉碎日伪挑拨蒙汉族关系，分裂内蒙的政治阴谋，进而分化瓦解了伪蒙军队，加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在东北地区，高举抗日大旗的抗日联军，更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战斗集体，仅师长以上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就有6人，包括满族、朝鲜族和远道从南方赶赴东北抗战的白族。以“八女投江”壮烈事迹驰名的巾帼女英雄中，就有两名是少数民族女战士。
抗日战争也激发了西藏僧俗各界爱国力量的内向之心，大大抑制了亲英派中分裂分子的力量。九世班禅不因英帝国主义阻挠其返藏而淡化其爱国之心，反而激发他坚定了拥护中央的立场，出任“西陲宣化使”，在藏族僧俗大众中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帝国主义破坏国家统一和西藏内部团结的阴谋不懈斗争，直到病逝青海玉树。而十三世达赖一度也抵制了亲英派分裂势力，表示欢迎班禅返藏。其后主持藏政的热振活佛也一直表示内向。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藏族人民反应强烈。为反对卖国投降，西藏拉萨全体民众致电国民政府：“汪逆兆铭，叛党辱先，迭签丧权之密约，妄组降敌之伪府，阴谋所布，举国痛愤，我拉萨市民众，久坚抗战到底之决心，誓不与国贼共立，特电声讨。”(17)1939年7月7日，热振活佛还聚集拉萨三大寺僧众为中央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的胜利而诵经祈祷。同时派出特别代表到重庆，保证在中华民族生存斗争中与中央精诚合作。三大寺也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要求中央积极开发西藏，以免列强鲸吞蚕食。函称：“恳请中枢念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藏省人民土地财产，亟待管理与启导；开发西藏，保护西藏，实为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点待办之事，恳求准予早日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如能照办，则亲英势力可减，英帝国东占（进）甚难，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吾等永为中国国民。”(18)
抗日战争不但是民族团结的催化剂，它还使每一个有血性骨气的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之下，捐弃派别之嫌，排除历史积怨，并肩血战于抗日疆场。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台儿庄大捷，就是各党各派弃嫌团结，携手御敌的爱国大合唱。参战的最高指挥官李宗仁，是国民党内受排挤的桂系首领，自蒋桂战争以来，一直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状态。但当日寇侵华后，他捐弃前嫌，力主全国一致“焦土抗战”。自受任台儿庄战役总指挥后，虽然参战者多为杂牌军，仍欣然亲赴前线，并向参战各高级将领表示：“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19)由于他自己以身作则，参战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20)负责临沂外围作战的庞炳勋，年已花甲，仅有四团装备最差的杂牌军，面对三万日军主力，他表示“为国效力，万死不辞”(21)，在他与坂垣师团血战处于危急的时刻，曾在中原大战中受到庞部突袭而险遭不测的张自忠，一直与庞不和而图谋报复，但为了抗日，在接到李宗仁全力援救庞部命令时，却抛弃旧怨，表示绝对服人，日夜兼程，与庞部团结战斗，一举击溃坂垣师团。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国民党军队，多为杂牌军，尤以桂、滇、川军为主，军中少数民族将士很多。其中卢汉的滇军第60军全系三迤地区的各族子弟，军长卢汉、182师师长安恩溥、184师师长张冲，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装备差，但在抗日战场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连日本人也惊讶“滇军的猛烈冲锋，确为罕见。”(22)这种不分民族、不分派系、不分政党、不分地域的民族大团结，还表现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共的自觉协助和配合。在战役前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即把中共掌握的对敌情的判断及应采取的方针，毫不保留地提供给坚决反共的白崇禧，由后者转达李宗仁，李“基本上采用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23)中共苏鲁豫皖特委还主动与李宗仁联系，发动群众支持前线国民党部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特令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去津浦线作战，作战术配合。所有这些，都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三、各族人民为抗日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是民族大团结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
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全民族总动员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战争中，各兄弟民族参加抗战的族别之多、人数之众、地域之广、方式之多，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之可歌可泣，均创下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华民族中的各个兄弟民族均拥护支持全民抗战，而且直接投入抗日洪流中牺牲奋斗的就有回、满、壮、蒙、苗、白、朝鲜、藏、傣、维吾尔、达斡尔、阿昌、黎、土家、水、侗、瑶、哈尼、佤、景、高山等40多个少数民族的爱国志士，涌现出一大批抗日名将、抗日英雄和著名的各界爱国人物。他们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谱写出一页又一页感天动地的爱国篇章，凝聚成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之魂。
（一）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爱国志士浴血奋战的献身精神上的。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日军队及各民族抗日武装及亿万人民的流血牺牲、勇于献身，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这种为中华民族的献身精神，使他们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民族战争的铜墙铁壁。不论是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还是廿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及敌后游击战；也不论是共产党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联军的“八女投江”，还是国民党军的四行仓库“八百勇士”，都是这一光辉民族精神的反映。
英勇抗日而威震敌胆的八路军、新四军暂且不说，即以国民党战场而论，在血战台儿庄中，处处可见这种团结一心的献身精神。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车站拉锯战中牺牲殆尽时，凶恶的日军仍汹涌扑来。在此危急关头，身为高级将领的孙连仲仍向李宗仁保证死守不退，与阵地共存亡，并向坚守最后据点的池师长下令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24)池师长亲自组织57人的敢死队，浑身挂满手榴弹，连夜冲向敌营，终于打退日军，守住了车站。川军某师在师长王路章率领下，面对五倍于己之敌血战不退，与全体官兵宣誓“与滕县共存亡”，终于壮烈牺牲。正如毛泽东特赠挽联所说：“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英雄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25)参加台儿庄战役各部中的共产党员，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壮烈殉国。某师333旅中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牺牲，伤亡总数达1004人，不愧为“民族之魂”。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号称“活关公”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台儿庄之后的随枣会战中，又以集团军司令的要职亲率部队渡河到一线督战，以至身中七弹而壮烈殉职，成为抗战中牺牲于第一线的第一个兵团长兼兵团司令的最高级将领。
在普通战士中，抗日英雄也层出不穷。正面战场有著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勇士”和“狼牙山五壮士”；敌后抗日武装除人人皆知的女英雄赵一曼和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外，还有包括两名少数民族在内宁可投江也不投降的八位女英雄。其中最小的一位仅有13岁。
在少数民族中，仅在东北延边地区，就有十多万朝鲜族志士参加了抗日救国战斗，包括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抗联七军军长李学福、第三路军参谋长李红光在内数以万计的朝鲜族儿女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回族抗日小英雄金元昌，十余岁即投身抗日，17岁出任县人民自卫队队长。在战斗中不幸被捕后，日寇残酷地挖去他双眼；他仍不屈服，用眼血在牢房墙壁上写下“严刑利诱为（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最后壮烈牺牲。
而无数普通中华儿女为掩护抗日战士，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民族志气和铮铮铁骨。如小小放牛娃王二小将日寇引入我军埋伏圈，不惜被敌人挑在枪尖上摔死；在完县野常大惨案中，张竹子与王林母子二人面对鬼子刀枪，当场鼓动大家宁死不降，数百名普通农民倒在血泊中，表明了对祖国的一腔忠诚。
旅居海外的八百万华侨，并未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身处异邦，心怀祖国，为支援抗战不遗余力。身为亿万巨富的华侨首领陈嘉庚在牺牲家财资助抗日的同时，提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的口号，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而派人追捕。陈嘉庚随身携带氰化钾，随时准备以死殉国。在他的感召下，大批华桥归国抗日，仅1938年广东一役中，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就有80名，其中28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印尼女归侨李林奔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加入共产党，先在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因作战英勇，威震敌胆，人称“双枪女英雄”，日寇悬赏5000元捉拿她。贺龙曾称赞说：“听说鬼子们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1940年在一次反扫荡中，她打死6个日本鬼子，自己也身中4弹。在敌人包围下，她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咽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年仅24岁。
在日伪政权内部，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僚也不甘日人法西斯统治，“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为抗日效力。官居伪兴安北省省长的达斡尔族人士凌升，一直坚持反对日本扶持满蒙分裂势力，积极支持抗日将领苏炳文组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反对日人向兴安四省的移民侵略计划，终于被日人逮捕处死。临刑前，他留下遗嘱说：“我之所以被日人杀害，是因为我要维护各族牧民的利益，不愿做亡国奴，日人仇恨而将处死我，我死而问心无愧。”所有这些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说：“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各族儿女铸成的血肉长城使日寇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二）各族人民为抗日捐献一切的牺牲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国共两党抗日军队及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海内外一切炎黄子孙为抗日贡献一切的牺牲精神进行多方支援的结果。正如彭真同志指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它的主流是持久的人民战争，即不仅有正规军队，而且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长时期的全面抗战。”他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军队，以至直接协助前方作战……人们不顾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奋力支援前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也都同仇敌忾，踊跃支援抗战，”(26)所有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又一方面的体现。
在人力贡献方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民族，只要是爱国的中华儿女，纷纷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全国有40个民族的数百万青年奔向抗日战场。1937年甘宁青的回族同胞入伍参战者即达数万人，而福建南安县的畲族中，也有10多名妇女主动向当地政府请缨，要求入伍参战，为国尽忠。这种来源于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感情而爆发的爱国热潮，成为中国持久抗战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连远在海外生活较优越的华侨，也纷纷回国参战。1939年，仅惠阳地区归侨建立的抗日游击队，多达四五千人；而中国驱逐机飞行员中，四分之三是华侨，涌现出歼敌英雄、击落日机14架的陈瑞钿、黄沣扬。(27)菲律宾一老华侨送子回国参战时教训儿子说：“我老矣，恨不能效命疆场，尚望吾儿置父母身家于度外，身先伙伴，努力扫荡寇气，使我得见中国胜利……则汝之忠可全、孝亦大矣！”(28)地处西北的藏族、羌族，也组织起劲旅，要求上前线杀敌。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当红一、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经过川、康、青、甘藏区时，以天宝、杨冬生等为代表的藏族优秀儿女，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感召下，纷纷参军，随后奔向抗日战场，建国后，又成为优秀的民族领导干部，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1944年冬，拉卜楞藏区一周内就有110多名藏蒙青年，报名参加了抗日队伍。(29)
人力贡献之二是救护伤员和进行抗日宣传。海内外各族青年妇女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前后有数十万人，在后方服务宣传的更多达数百万人。连翦伯赞、齐燕铭、老舍等少数民族在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曾上前方为团结抗日摇旗呐喊。
人力贡献之三是参加运输，保证前线需要。全国前后有上千万人参与了修路和运输物资工作，几乎每个兄弟民族都汇入了这条洪流之中，并为前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滇缅公路为例，为打通这条穿越少数民族地区、地形险峻复杂的国际运输线，保障援华军事物资送达前线，各少数民族同胞上自白发老翁，旁及妇女，下至六七岁的孩童，都参加了筑路工程，不少人献出了生命，仅负伤致残者多达万人。1944年在反攻腾冲战役中，支前各族民工4.6万人有近5000人光荣牺牲。同年为接送美国援华物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远途从克什米尔跨冰川越峡谷，许多人长眠于冰雪之下。东北的朝鲜族为阻止日军侵华，发动反日大暴动，在磐石县老爷岭拆铁路、剪电线，致使日军不能及时调运军队。
在财力贡献上，各族人民更是奋勇争先。新疆人民虽远离战场，但“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号召全疆各族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30)，1939年9月前捐献银元60万，省币数百万之多，迪化一地一年捐款达法币200余万元。阿克苏一维族妇女为了捐款，将大部分家产卖掉，捐献27个大元宝。在广大藏区，九世班禅带头捐资5万余元和数百匹战马。(31)西藏僧侣大众1944年一次捐赠500万元，可以组建3个飞行大队。(32)青海藏区一次捐献羊皮衣10万件。(33)海外华侨更是毁家纾难，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抗战期间，共捐款达12.3亿元(34)，1937年至1940年，又汇款37亿元，是国内同期贸易入超数的6倍。(35)在吉降坡山打根，一位叫郑潮炯的华侨小贩，因无资财又决心捐款抗日，竟把幼子卖掉，连同义卖所得近6000元婆币寄回国内。(36)
在物力贡献上，全国广泛开展捐献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仅新疆地区1943年即捐飞机144架。而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30架。(37)美国旧金山华侨一次捐机40架，美洲华侨还捐救护车200辆，而菲律宾华侨捐凡士林500万镑，连巴达维亚的华侨也捐奎宁丸多达一亿粒。(38)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民族浴血奋战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胜利，它显示出“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39)值此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正面临深化改革开放与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一体的伟大民族，既然能以其强大的凝聚力促使民族大团结而赢得民族战争的胜利，也一定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特征。”(40)让我们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中赤心爱国的民族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携手并肩，共同奋斗！
（审稿人 胡秉之）
附记：本文获陕西省委宣传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征选论文三等奖。
收稿日期 1995年4月18日
注释：
①②(26)(39) 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9月4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④⑤(16) 《蒙藏旬刊》第3期、第1期、第5期。
⑥⑦ 朱杰勤《美国华侨史》第495页、第497页。
⑧ 《晨报》民国二十六年7月29日。
⑨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6日。
⑩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1946年版，第55页。
(11)(30) 1938年10月31日黄火青在反帝总会民众联合总会联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2)(25) 《新华日报1938年4月24日、5月9日。
(13) 转引自《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4) 《新疆日报》1938年11月4日
(15) 转引自林松《白崇禧其人其事杂议》（打印稿）
(17) 《蒙藏月报）十一卷一、二、三期。
(18) 转引自郭卫平《民国藏事辑要（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9)(20)(21)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8页、第795页、第718页。
(22) 李佐《关于滇军沿革和六十军历史变迁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期，第55～56页。
(23) 阎振兴《东北军中一个地下党员的自述》转引自刘德军《台儿庄战役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24)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3页。
(27) 陈仁熙《气象蓬勃的成都》《现代华侨》第1卷第5期；林有《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现代华侨》第1卷第10期。
(28) 《华侨动员》第11期第3页。
(29) 《蒙藏月报》十六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31) 《班禅大师东表十五年大事记》
(32)(37) 《蒙藏月报》十六卷九、十期合刊。
(33) 《新华日报》1939年1月10日。
(34) 《华侨革命史》（下）第660页。
(35)(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侨务之统计》(1942)
(38) 《新华日报》1941年4月12日。
(40)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