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度：“面向事实”抑或“面向文本”——“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度论文,中国论文,文本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奠基于对一种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真正规制着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操心”性地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的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付诸“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如人——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然的”[1]。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约，剔除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所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2]。而且这样一种理念成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到了中世纪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承接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外在的具体事物的多，看成是原型为一，一涵盖杂多，演化为多。虽然柏拉图对此早有警觉，“一方面，同类的具体事物是多，它们的相是一，一个相涵盖多个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同时不止属于一个种类，这种情况下，具体事物是一，与之关联的相则是多。第一方面意味着同质性：诸多个别事物同属一个种类。第二方面则意味着异质性：同一个别事物同时属于诸多不同的种类。柏拉图在提出相论之初只注意到了第一方面，到《巴曼尼德斯篇》才意识到了第二方面”[3]。但是甚为可惜的是，他以放弃了相作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为代价，通过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置换了。
依照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事实成为“顽固”的“哲学事件”，它绝不亚于思维内在性如何切入外部世界这一康德式的“哲学耻辱”的批判。如果说康德还是在哲学上对理论批判，那么，理论如何真正切入事实则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只能应对。柏拉图将异质性事实问题推到了哲学的“前台”，问题在于其在维护理念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维度中最终没有走出这一影响后世的真正“柏拉图陷阱”。现今我们再次回到这一问题中，首先要寻求的莫过于，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种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陷阱呢？对此，我们不妨将问题设问为，这样的陷阱本身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是要直接解决还是跳过这一陷阱呢？如果我们跳过这一陷阱又蕴涵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景。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异质性的“复数”与理论世界的“抽象”的不完整性即或多或少地舍弃掉一些事实中的元素，从而我们经常会看到理论指导实践出现严重错位的现象，这已经足够证明“柏拉图陷阱”问题本身是真实的。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是理论我们就无法使其包容一切事实，承认了这一点，就告诫我们越过这一陷阱来思考才是“走出这一迷宫的珍宝”。从理论与事实的不对等性来反思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机制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当一个理论工作者执著于理论的创作中，可能更多地是面对各色的理论进行自己的理论再创造，但“柏拉图陷阱”已经告诉我们理论的“抽象同一性”是理论致命的硬伤，推而论之，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已经“抽象同一性”的理论时，本身相应于前者再形成的“二阶理论”必然在抽象的同时，丧失掉更多的事实内涵。那么，理论的真正创新机制的图谱为何？对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问题，我想试图从描述认识论的知识发生学的方向上将创新的源始关联项跃显出来。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学术史概念[4]，但是雅氏本身对“轴心时代”的东西方远古文明的产生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对古希腊为何能够使得欧洲人有“家园之感”，为何能够提出了后人无法超越的真实问题，对于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来讲为何真正堪称原创的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台北曾组织学者对中国先秦时期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了研究并有论著发表[5]，而在香港则曾以《二十一世纪》为代表发行过“轴心时代”专号加以讨论[6]。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轴心时代”的繁荣的讨论渐势成为学术热点，但将其作为理论创新机制来挖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对于中国的孔子来讲，其理论的创作真实的来源在于直接面对中国的先秦社会现实，而不是文本。从今天看来，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个学术史案例就使他们属于当之无愧的原创哲学家。现在我们常概言“大师”的缺乏在于环境的缺乏，其实更准确地讲，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碰撞中，过于垂青于理论思维所导致的，而忘却了中国本身更注重于“事功”。当然不能说创新性思想只能属于古人，我们知道后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显然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
二、“脱节的时代”、人类理想与马克思学说建构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句名言说到了时代，也说到了这个时代，不过它所关涉的是单数的这个时代[7]，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这么表达显然是深刻的。“把握时代，要求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面对的现实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从上述一般原创法度机制回到马克思的原创论域中，这也实际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面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创新”。今天的理论界大量存在着不分古今、不分语境、不分问题地引述别人的文献，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则以从第1卷至第50卷同质性引述为非反思的流行状态[8]。而对文本的“过度青睐”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那就是以引述数量颇多为荣，以引述古典较多为荣，而这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推至“旧书堆”中，有太多的书要读，汉语词“书呆子”无非是说，忘记了生活本身而痴迷于书本无法走出来，现在的学界体制正好是将一个个“活泼泼”的“学人”转型到“死沉沉”的“专家”的“造人平台”。我们一再被教导的是，好好读书，面向文本本身，这当然不错，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最能激起原创思维的面向事实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是主观意志的想象，而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回到马克思的原创空间，一同面对那个“脱节的时代”之后，体认这个论断将更加深刻。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而此时在马克思面前站立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法国西蒙·西斯蒂与英国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梯叶里、基佐、米涅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现在要问，面对如此学理资源，马克思学说建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呢？
正如马克思在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评论中所指认的那样，它们“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pari)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9]。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切入社会现实的一种独特的“距离”视角。这是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理论、社会现实、社会前景有了一个“距离”。以经济学为例，西方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零距离”，而在方法论本质上限于资本，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微缩，将一切社会元素化为线性因子，以躲开资本在社会总循环中长期积累的无法均衡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遮蔽阶级对立和政治斗争对剩余价值分配的非均衡影响，微观与线形化的目的无非在于使用数学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经济学推演。保持“距离”与马克思的理想有关，早在1835年，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就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0]。而这也成为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在人类的立场上，为贫苦的人们特别是无产阶级寻求一种解放的道路成为了毕生的志业。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上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离开了这样一种立场，马克思主义也将被彻底肢解。
设定理想，用旧有理论拓展理想，发现旧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此之后，转而彻底走出旧有理论重构新理论，这可能是马克思学说建构的运思之路。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青睐于康德、费希特哲学中的“应有”与“现有”，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应该用“应有”批判“现有”，但是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马克思发现脱离了实际的法与法的实际形势，而“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0]。这种一开始“面向文本本身”，后来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走出“文本本身”，在马克思的学说构建中是常常发生的。如，在《莱茵报》时期，面对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用黑格尔的一套理性原则，力图让“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这样的“文本碰壁”现象促使了马克思重新探索，接着又踏入了费尔巴哈的道路，即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与黑格尔理解的“颠倒关系”使得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的迷宫。原先受到黑格尔以及启蒙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还信赖着黑格尔一套市民社会理论，在《莱茵报》之后，马克思面对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11]。并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说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1]
如果从其哲学观上来看，站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更加能够说明马克思一直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面向事实本身”原则之下，将一切理论放在“事实”下面化解，那些试图从各色各样的西方哲学的纯粹词句中嫁接马克思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意[12]。只有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才能彻底划清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廓清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说之源，从而确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性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9]。它不是为了创立完备的哲学体系，为现实辩护，为现实世界作出某种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说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思潮的优点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在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旋涡。”[10]这里不再是词句的喧嚣而是“实践”的现实“变革”。
面对“脱节的时代”，在人类解放理想的引领下，在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摒弃旧有的理论资源成为了学说建构的真实历史原像。我们看到为了设定体现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帮助马克思注目于经济领域，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指导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系统化，全面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从而得出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可见，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理想，为了设定和论证理想而创立科学工具，伴随科学体系的系统化，最终把理想全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在马克思学说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理论成分之间，理想与科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成，而在这种理想与科学的动态统一中，理想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了设定理想，马克思就曾借助于科学的社会观，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实现理想，马克思又把他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社会和历史领域。这就像为了让建筑不可动摇而不停地把地基夯实一样[13]。如果说理想成为了马克思建构的明灯，那么“面向事实本身”成为了其不断走出旧有理论的坚实地平，只有站在了“事实”的地平上，马克思学说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三、社会转型、中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台湾学者首次将“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以来，对社会转型通常理解为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转型并非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其实质就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变迁。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揭示的政治发展一样，社会转型的方向不仅有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存在着消解的一面。就目前国内理论界来讲，我们并不缺乏对社会转型的描述性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此真正地作到了“本质性”的把握。在本质主义看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但追求本质却激荡着人们的豪迈热情，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作了过多的“哀悼”，但作为中国人总要启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社会现实、社会理论，包括中国人，都将面临着“痛苦”的认同困境。特别在中国的大量西文本的引进过程中，出现了“尽管中国论者所援用的西方理论不尽相同、其理论渊源或理论脉络亦相当繁复，但是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第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第二，把西方论者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第三，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第四，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且仔细的研究；第五，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作非彼即此的判断”[14]。上述学者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的批评是极其深刻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直面国际学术界，同时又能深刻地把握住自己的“中国问题”，这本身就迫使理论工作者进行反思和检讨。到底怎么样才能具有“全球性”，怎么样才算把握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思考的实质在于，如果我们已经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中，成为全球的一个构件，那么，中国本身就是全球的，我们的中国学术当然理应是全球的。这就触及到一个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的学术环境中找回“学术的自我”，如果我们仅仅在“西文本”中痴醉，满口不着边际地说着“学术黑话”，在一切悬空了的学术中，中国问题始终没有出场，而出场的，或将被推之出场的莫过于是西方的话语重演。我们的学术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成为了绝佳的“赝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即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怎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可以进一步转换成这样一些具体问题：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这三十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作出什么贡献？”[15]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学术建构中，能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指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学术鹄的。
担当这样一种转型的理论形态，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假设排除非正常学术化因素在外，在国内的学术的“公共话语”中，能够把各自的理论汇聚为一种涵盖性极强的理论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具备了这样的实质要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实的理论指导中，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首先具备“全球性”，可以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些年来非常活跃，其理论研究水平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反对“洋教条”，反对“面向文本本身”的纯粹学究式态度，但交流和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到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讲，像科亨、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这样的学者的文本是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但这与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中国现实问题”之下的次位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阅读罗蒂走出罗蒂”，“阅读哈贝马斯超越哈贝马斯”，但是理论界的单色调的“文本崇拜”现象却阻碍着中国转型理论的建构。依照前文所述，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复数”的异质性社会，对其提供一种恒固的理论单数形态本身堵塞了理论的生成，那么，作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正在动态的过程中克服这样一种古老的理论难题，走向真正的实践理论形态。
寻找中国学术的主体，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使命。而将此落脚到现实处，最为核心的将是读懂中国现实。所有的“面向文本本身”的理论活动，都将皈依于“面向现实问题本身”的实践活动。任何游离于中国现实的理论，都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融入到中国的个体世界，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世界。可能有学者疑问，作为一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的学术主体，在这里只要交代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球”的就已经足够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使我们相信其能够给予我们变革世界与变革自我的力量，这同时对中国来讲，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事实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摒弃只关注“面向文本本身”所造成的“主体迷失”现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以此作为“理论示范”引领中国学术。这是一种“暴力性”的击毁整个中国“血脉”的传承。其次，这种创新实践的展开，无非是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统统放在西方知识框架中加以过滤，加以恣意的“裁剪”或“切割”，这些研究成果势必带上西方知识烙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为严重。而更为可怕的是，中国论者对“消费”西方知识乐此不疲。最后，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即要在原创法度中，处理好“面向文本本身”与“面向事实本身”的辩证关系。将“中国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立足点、研究过程以及最终的理论指归中，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问题，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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