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归纳方法、历史主义传统与制度经济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归纳论文,史研究论文,传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验归纳方法与历史主义传统
演绎与归纳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两种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推理方法。演绎方法是从一般走向特殊和个别的认识运动，是根据一类事物共有的一般属性、关系、本质来推断该类中的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关系和本质的推理形式和方法。演绎的过程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演绎推理可分为直接推理和间接推理。而归纳则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的一种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其主要环节是归纳推理。它从个别的、单一的事物的性质、特点和关系中概括出一类事物的性质、特点和关系，并且由不太深刻的一般到更为深刻的一般，由范围不太大的类到范围更为广大的类。在归纳过程中，认识是从单一、特殊到一般。
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先对归纳方法做出系统阐述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在1620年出版的名著《新工具》中提出了归纳方法的基本特征：第一，归纳不是对事实的简单概括，而是通过一定的归纳程序，揭示事物的规律。第二，被归纳的事例，在量的方面要求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在质的方面要具有典型性。第三，科学认识要经过许多不同程度确定性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最终的确定性，因此，科学认识是一个逐步排除错误的假设过程和证伪过程。第四，归纳是通过一系列中间公理逐级上升为普遍公理的过程。
归纳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为依据的，因此，又可根据经验事实存在的时间，将归纳分为现实经验归纳和历史经验归纳两类。两者相比较，一般认为历史经验的归纳要优于对现实经验的归纳。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事实（如行为、现象和事件）往往是没有完结的，正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很难对其结果和影响从整体和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概括和总结。而历史上的事实则非如此。它们的发展过程早已完结，其后果、影响及与其它事物的联系都已确定，很容易对其进行观察、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带有一般意义的公理。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曾就此指出：“过去的国民——已经死亡的国民，它们的发展过程都已经成为一种完结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以特殊的启示与教训。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① 归纳方法与历史经验事实的这种先天具有的亲和力，也是历史主义哲学和历史研究往往注重并倡导归纳方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归纳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与历史学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特征，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作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应该主要地——后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掌握的首先是历史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应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运用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得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慢慢产生出来。……作为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应该主要是经济史学家。”② 熊彼特的上述论断，准确地概括出了历史学派方法论的最根本特征。德国的历史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学派”，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上标新立异，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抽象演绎法，提倡使用“历史方法”和“归纳方法”。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Georg List），就是运用归纳实证的方法，通过历史分析论证了他的经济观。而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更是在方法论上旗帜鲜明地树起了历史归纳法的大旗。
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反对研究探讨适用于一切国家经济规律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倡导与各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国家经济学”。而他的国家经济学恰恰与历史归纳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进行的经济研究不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而是通过客观地再现历史，把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抽象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其经济学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第一，以历史研究为先导、为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其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必须首先分析研究其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其兴衰成败中探求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础。第二，抛开了经济学数百年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是从价值、分配、消费等环节入手，而是以国家为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重点研究其经济活动的方式与后果。第三，对一国的物质、精神、法律、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把政治、文化、民族等问题引入了经济研究。第四，其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体系，其理论观点是在对历史的考察中分散地加以论述的。所以，他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分析方法。
实际上，李斯特所提倡的历史方法就是一种经验归纳方法。他通过归纳来说明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和各自特点。他在归纳时十分重视国家和历史，把一个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历史的角度对其经济发展进行归纳，确定其发展水平，并据此提出有关的经济政策。李斯特提出并运用历史方法进行经济研究，不仅弥补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足，而且为历史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他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学派的先驱。③
旧历史学派的奠基人是罗雪尔。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特征。他指出：“所谓历史的方法，并非只是不管什么，只要可能，就像编制年表那样，从外表上将材料拼凑成一种连续的序列，恰恰相反，它主要存在于下述各个基本原理中：”（1）把各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和法律史、国家史及文化史联系起来论述；（2）在研究国民经济时，不仅要观察现代的经济关系同时必须特别重视历史上各个文化发展阶段的研究；（3）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国从经济上加以比较研究，以此作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根据；（4）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采取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的态度。④ 罗雪尔认为，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存在适合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经验性的规律。旧历史学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克尼斯。他们比罗雪尔更加否定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然规律理论和抽象演绎法。特别是克尼斯，不仅否认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普遍规律，而且否认各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特殊规律，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对历史过程和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就是统计学和历史研究著作，只有历史的统计的归纳方法才是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施穆勒（Grstav Schmoller）是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他把自己的经济学方法旗帜鲜明地称为“历史归纳法”。他指出，严格的经济科学任务，是正确地观察，科学地树立界说和分类，找出典型的范例并从因果上加以说明。为完成这一任务，方法上就应采取历史归纳法。施穆勒所说的历史归纳，是从已知的分析或综合的真理出发，从这些真理中通过判断和组合再去发掘新的真理。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施穆勒认为，归纳要特别注重历史，历史是现实的前提，要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必须研究历史，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真理和概念来推断现实问题。施穆勒否认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客观经济规律，认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国民经济只存在特殊的个别的发展道路，“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用抽象演绎方法阐述的经济理论，是不顾具体现象和特点的空洞议论。因此主张在大量收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应用历史归纳法来研究社会经济。施穆勒认为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重要特征是，它首先注重对当今各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的来龙去脉作一个说明，而不急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过程进行说明。施穆勒在建立自己的历史归纳法同时，还特别重视对心理学派、数理学派和演绎主义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并有批判地采用了他们的观点。
综观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他们否定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强调历史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在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具体研究中，他们认为一定的经济制度受到心理、道德和法律等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单纯地从经济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主张运用历史的、相互联系的和综合因素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毫无疑问，就方法论而言，历史学派是有其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但他们所倡导的历史方法和归纳实证的研究范式，构成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传统，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传入美国，导致了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后来的新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历史学派的传统。
二、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历史主义传统与制度分析方法的融合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史学奠基人和最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几十年的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生涯中，在继承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将历史归纳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相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
诺思的学术研究深受历史主义哲学，尤其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诺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库恩所倡导的从历史研究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诺思形成自己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主要思想来源。⑤
自培根以来，哲学一直推崇将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的思维方法，逻辑实证主义便是这一哲学传统的极端化。它把许多问题都排除到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剩下的仅仅是对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和命题系统的静态分析。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主义学派，则提倡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文化信仰相结合，将科学研究纳入到科学历史和文化演进的进程中，使哲学分离科学的功能转化为综合科学到文化中的功能。在方法论上，历史学派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科学的方法论规则的观点，认为科学哲学永远不会寻找出一个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因为，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发展变化的，方法论的规则也是随着科学的内容、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永恒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的评价和证实、证伪，都应放在整个科学史的联系中全面进行，甚至应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中去考察。科学发展的模式也只能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离开科学发展历史，所有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模式却会变得空洞无物。经验总是过去的更有效，更有比较，历史是赋予科学实践意义的可靠基础，历史使任何科学理论都变得形象生动。
作为历史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的发展是不平坦的，包含着渐进和革命阶段，要想揭示这种复杂的发展过程，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的一种“态”的转化和进步。而“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范式是处于长时间加速发展阶段的科学的核心构成。一个范式即是一种方法，一种总的理论。库恩有关科学范式和科学发展模式的观点，很快在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方法论的思想革命。同时，也对诺思的研究范式与分析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诺思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是在综合了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历史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历来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两种范式的对立与冲突。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强调研究单个的人或事物，而不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强调静态的均衡，忽略动态的变化，尤其是突变或质变。第三，强调和谐与一致，排斥矛盾与对抗。而西方激进经济学范式则强调从经济事物的相互联系入手，重视从社会关系方面看问题。他们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能意外地发生或孤立地存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之间都有其必然的联系，所有经济问题都与它们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如果脱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激进经济学还强调对社会与经济的变化及其历史过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经济现实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相应的社会制度，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都在发生变化。任何社会都具有具体的历史特征，都是从先前的社会演变而来。因此，要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在历史的进程中研究对抗与对抗引起的发展，在进程中寻找发展的推动力和阻碍力。总之，激进经济学范式的核心，就是从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统一与对抗的关系中，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现象。⑥
诺思的范式与方法基本上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定和价格理论、成本——收益分析等基本理论框架。例如，从稀缺性和竞争这两个前提出发，诺思也把经济学看作是有条件的选择理论；把价格理论看作是制度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相对价格的变化看作是导致制度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并用成本——收益方法去解释说明制度的需求、供给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这些，都反映了诺思范式与经济学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但是，诺思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激进经济学范式的合理内核，即注重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问题，在历史的过程中分析经济现象。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时，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⑦ 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诺思提出了包括如下5个要点的制度分析框架：第一，在稀缺性以及由此导致竞争的经济环境下，制度与组织之间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第二，竞争迫使组织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投入技能和知识。个人及其组织获得的技能和知识会直接影响不断变化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直觉会逐渐地改变制度；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并支配那种可获得最大报酬的技能和知识；第四，直觉是从博弈者的智力结构中获得的；第五，规模经济、互补性以及制度矩阵网络的外部性，使得制度的变迁具有势不可挡的逐渐扩大的趋势和有轨迹的运动。⑧ 运用上述的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
显然，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形成，体现了历史主义传统和制度分析方法的高度融合。
三、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与经验归纳方法
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格瑞夫教授为代表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也是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最新发展阶段。它在方法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历史的经验归纳方法运用到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之中，使得历史主义精神和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制度分析和历史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创新与突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实践论证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在经济研究和制度分析中的特殊重要性。
格瑞夫在分析经济史的最基本性质和任务时指出：“经济史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种经验研究，经济史学家应该去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⑨ 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第一要素，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来说“是历史的，它所要揭示的是历史在制度产生、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⑩ 然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并没有像以往制度史或经济史研究那样，简单地强调历史经验和历史方法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实践论证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在经济研究和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性。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是实现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和博弈论分析方法的结合。在具体的研究中，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主要应用了重复博弈论和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分析方法。这意味着，在一定的战略环境下，博弈的结果对规则具有更大的潜在的“敏感性”。也就是说，在给定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规范行为主体的规则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因此，博弈论不仅提出了不同的均衡概念，而且指出，给定一种均衡概念，也可能存在多重的均衡结果。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也令人们对博弈论应用于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产生怀疑。
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经济活动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潜在的重要性，而行为主体的活动是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约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的，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这既说明了历史经验与历史方法对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也说明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必要性。（11）
第二，提出了经验归纳研究阶段的两分法，并成功地将其应用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实践中。
格瑞夫在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时，把历史经验的归纳方法具体地划分为两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史实出发，经过归纳推理形成假说。他指出，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以往的制度分析不同，“它并没有让自己的研究开始于对理论上可行的制度的考察，并且以一些演绎的理论或客观的原则为基础对它们进行选择”，（12） 也“并不事先假定制度具有什么特别的属性（例如，最大效率）。因此，直接的历史证据，例如明确的推断和经验的规律，通常被用来区分外生的和内生的制度特征，形成关于一种特定的制度的相关性和非相关性的假说。”（13） 第二阶段，运用历史经验对所形成的相关性假说进行的检验和证实。格瑞夫指出，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对一个关于特定制度相关性假说的系统阐述，是建立在微观层面上的对事实的详细检验之上。……进一步说，因为经验分析的水准基点是博弈论的简洁陈述而非模型，关于特殊制度相关性的假说和它的博弈论阐述，就必须在经验上加以具体化的证实。由于博弈论对均衡的选择仅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指导，这一具体化的证实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它还需要根据历史和比较的观察和资料，来比较包含在理论分析中的预言。”（14） 格瑞夫认为，运用经验史实对假说进行检验，本身具有许多特殊的优势。“历史学包含着独特的、有时是详细的关于战略环境中行为的信息。因此，史学提供了另一个实验室，以检验博弈论与实证经济分析的相关性。……确实，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验室以考察博弈论的经验意义，因为它包含着有关战略环境和规则与结果间关系的独特资料。”（15）“尽管大多数历史的制度分析的研究，还没能建立起可以进行量化检验的模型，对论点的逻辑、一致性以及生命力进行检验，但这种经验研究仍会提高假说的可信性，可以表明一个组织的确切作用，区分那些为使论点成立而必须满足的条件，以及在特殊战略占优势地位的假设下形成关于模型中可观察到事物的预言。”（16）
格瑞夫不仅如此认识，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研究中世纪晚期支持欧洲远距离的非个人交易的“社区责任制”时，历史的经验归纳方法可以说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格瑞夫首先从历史事实出发，他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以商品和货币在时空上相分离为标志的非个人交易在商业革命晚期的欧洲已经比较普遍。这种交易不仅发生在相互居住邻近的个人之间，而且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之间，不仅出现在意大利，而且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南欧和北欧都很普遍。然而，以往的理论研究表明，大规模的非个人交易只有在国家和法律体系为其提供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据此，格瑞夫提出，中世纪晚期在缺少国家法律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欧洲非个人交易大规模发展的事实说明：历史上必定存在着一种制度，它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替代物支持了这种非个人交易的进行。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格瑞夫又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他从中世纪晚期的一些商业契约中发现，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都以某种特征作为自己属于某一特殊群体成员的“标识”。在涉及远距离贸易的交易契约中，商人大都是通过姓氏或绰号来识别他们的出身和归属。另外，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商人在国外订立契约时，来自同一社区的另外一些商人也在契约上签字。根据这些史实，格瑞夫判断：商人居住地的“社区”很可能为远地交易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框架。于是，他提出了如下假说：商人通过社区而被标识，同时社区又提供了一些能满足远地间交易的各种组织形式，最通常的形式是家乡、有自治权的市镇和商人协会，等等。但无论何种形式，所有这些社区都有一个（必须具备的）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区有能力对任何一个成员施以惩罚。而正是社区的这种功能属性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已经得到运用的社区内契约履行制度一起，支持了区际间的非个人交易。
那么，这一假说是否能成立呢？格瑞夫除了在理论证明了它的可能性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假说提供了历史经验的证实。他通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和佛兰德尔的特许权登记簿、宪章、法庭案例等原始资料，证明了“社区责任制”的存在和作用。
第三，重视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经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
格瑞夫重视经验归纳法，也主要运用了经验归纳法，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对演绎方法的偏废。恰恰相反，在他对历史制度进行分析时，始终是两种方法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实际上，格瑞夫在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过程中，始终在追求着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经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例如，在经济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一个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如何融合的问题。以往的经济史学家通常是将两者截然分开，或者是“先史后论”，或者是“先论后史”。在诺思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鲜明的特征。而对此，格瑞夫既继承前人，灵活运用，同时也大胆尝试，推陈出新。在他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前期成果中，史与论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分开的。例如，他有时是“先史后论”（例如他关于“社区责任制”的研究），有时是“先论后史”（例如他关于“联盟”的研究）。而在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格瑞夫在尝试着将理论和历史融为一体，努力实现两者的进一步结合。这种在研究过程中实现“史论结合”的新方法，被格瑞夫称之为经济史研究的“分析叙述”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将史与论在研究过程中截然分开的研究方法，而是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对问题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进行理论分析和归纳总结。例如，格瑞夫就曾使用“分析性叙述”方法研究了12—13世纪热那亚的自我实施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格瑞夫在研究的结论中指出：“本文采用分析性叙述的方法来研究一个自我实施的政治国家。无论是叙述还是理论考察，就他们自身都不能揭示那些导致政治有序或无序和与热那亚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规和外部环境相联系的那些因素的性质和内含。分析性叙述指出，虽然热那亚公社是对合作收益的一个自实施的反应，它的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取决于多大程度上政治制度是自实施的。……分析性叙述能够把叙述和理论结合起来，有利于分析在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上，政治体系得以自我实施的程度和方式。”（17） 在1998年，他与贝茨、列维、罗森托尔和温加斯特合著了一本《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的专著，专门研究了这种方法。应该说，“分析叙述”法，是格瑞夫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创新，也是他将归纳与演绎、历史与理论辩证地有机结合的一个典型范例。
第四，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并注重研究“历史的路径依赖”。
格瑞夫始终认为对自我实施制度的选择受到历史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他指出，“历史的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代理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人是用所持的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价值去判断经济和社会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经济社会体制可能也会导致不同的价值。”（18）“总之，这些看法表明，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在其中非正式的隐匿的制度特征与正式的显明的特征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相互作用指导着制度的变迁，使这个制度混合体的变迁会不同于它的各构成部分在独立状态中所发生的那种变迁。因此，这个制度的混合体并不是对经济需要所做的静止的最佳的回应。相反，它是对历史进程的反应，在这之中，过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相互作用，对社会制度的经济内涵产生持久的影响。”（19）
制度变迁的轨迹与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由诺思所创。格瑞夫对路径依赖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这一分析方法的具体、灵活和创造性的应用上。一方面，他把博弈论与路径依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开辟了进行制度变迁与选择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文化信仰在制度变迁轨迹中的特殊重要性。
传统博弈论是一种静态分析，它很少关注一个博弈与另一个博弈之间、一个均衡与另一个均衡之间的联系。然而，格瑞夫却发现，在博弈中随着一种意外的变化而选择的均衡，已经显示出了其与变化之前占优势的均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在制度变化之前占优势地位的均衡与历史上随后发生的组织演变的预先状态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的，与过去的均衡相联系的预期，是在随后发生的外生变化中占优势的预期的最好预言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预期会从原来在其中得以具体化的博弈中超越出来，上升为“文化信仰”，为其它历史结果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最初的条件。这样，文化信仰作为链条和纽带，就在不同的博弈和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这是对传统博弈论的一个突破和发展。
格瑞夫将博弈论和社会学思想结合起来，对文化与制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比较分析。在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的文化信仰与他们做出的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考察后，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影响社会制度选择和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不但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
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中独特的文化遗产导致了商人与代理商博弈中独特的均衡选择。马格里布达到了含有集体惩罚的“集体主义的均衡”，而热那亚人则形成了建立在双边惩罚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均衡。使人惊奇的是，博弈分析和经验分析都表明，一旦与这些战略相联系的有关代理关系的独特预期形成，它们就会上升为“文化信仰”而超越它们在其中得以形成的原有均衡，变成了连接两个博弈和两个均衡之间关系的文化纽带。有关文化信仰影响的历史资料与理论上的预言也是一致的。马格里布人不仅以封闭的姿态对待非犹太人，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犹太商人，即使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然而，热那亚人却以一种融合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历史资料清楚地显示了在热那亚人和非热那亚人之间广泛地存在着代理关系。
马格里布与热那亚的比较分析也表明，两者间组织的不平衡发展的根源也与各自的文化信仰相关。如上所述，这种相关性是新制度经济史不曾论述到的。然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把组织的演进与不同文化的差异联系起来，证明了文化信仰为各种组织的产生和未来发展轨迹的确定提供了初始环境。因此，它们显示了组织变迁对文化信仰的路径依赖，即所采纳的特定组织依赖于先前占优势地位的文化信仰。
最后，格瑞夫总结道：“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制度分析说明了研究社会的内生的自我实施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制度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过去的制度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相互作用，定型了现行的制度及其演进。”（20）
注释：
①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第85—86页。
③参见董瑞华、傅尔基《经济学说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9页。
④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页。
⑤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⑥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63页。
⑦诺思：《制度与经济理论》，载《美国经济学家》（季刊）1992年第1期。
⑧李风圣：《道格拉斯.C.诺斯》，载《经济学发展轨迹》第2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⑨Greif,Avner:" Economic History and Game Theory:a Survey" ,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1997,p.3.
⑩Greif,Avner:" Genoa and the Maghribi traders: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forthcoming) .p.1.
（11）Greif,Avner:"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 Impersonal Exchange." 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1997,p,2.
（12）Greif,Avner:"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98,p.2.
（13）Greif,Avner:" Microtheory and Res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86.
（14）Greif,Avner:" Genoa and the Maghribi traders:Histori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forthcoming) ,p.3.
（15）Greif,Avner:" Microtheory and Res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9.
（16）Greif,Avner:" Microtheory and Res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86—87.
（17）Greif,Avner:" 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Late Medieval Genoa." 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1997.
（18）Greif,Avner:" Microtheory and Resea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04.
（19）Greif,Avner:Genoa and the Maghribi traders:Histori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forthcoming) .p.82.
（20）Greif,Avner:Genoa and the Maghribi traders:Histori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forthcoming)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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