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性研究：环境社会学最新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社会学论文,环境论文,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许多新的科学现象需要解释，更多新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当旧的研究范式无能为力甚至妨碍了这种解释和解决时，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建立。
整合性研究范式产生的背景
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产生、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显著化过程、全球化扩展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灾害事件频繁曝光，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均从自身学科特色及研究范式出发，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予以研究。环境社会学也应运而生，首先在美国产生、发展起来。
1978年，卡顿(Catton)和邓拉普(Dunlap)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第13卷发表了一篇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摈弃了传统社会学的分析假设，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生态学研究范式，标志着环境社会学的诞生。自卡顿和邓拉普提出生态学研究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领域先后出现过政治经济学范式、系统论范式、建构主义范式等（注：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50～58页。），尽管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都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开展研究，力求在某些层面揭示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并通过对这些特定层面的解释来理解社会、理解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理解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注：吕涛：《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一般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两大组成部分：物质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1994年，Stern和Dietz（注：Stern,P.C.,& Dietz,T.(1994).The Valu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0(3),pp.65～84.）将其细分为三个基本要素，即环境主义的三个价值根(three value bases for environmentalism)：个体取向根、社会取向根、生态取向根，分别代表了个体行动者、社会以及生态物理环境三个层面。2002年，Dunlap和Jones（注：Dunlap,R.,& Jones,R.(2002).Environmental Concern: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In R.Dunlap,& W.Miohelson(Eds.),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pp.482～524).CT:Greenwood Press.）将其界定为三个领域：第一个是生态客体，即自然生态环境中需要我们去研究的现象与事物；第二个和第三个都属于社会层面，分别是社会性的政策策略、人民的公共观点和个体行动者的个人层面的问题。
整合性研究范式（Integrated Research Paradigm（注：Hannah Brenkert,Julie L.Gailus,Aaron Jonhson,Megan Murphy.(2004).Integrated Research Paradigm:A Neoroalist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Institute of Behavioral Science.Working Paper.）,以下简称IRP）是Hannah Brenkert（注：Hannah Brenkert，社会学家，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伯德分校社会学系，其研究团队关于整合性研究范式的论文提交威斯康星大学“环境和生产传动机制论坛”，为“环境及行为项目”的成果之一，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环境社会学、视觉社会学、性别及教育。），Julie L.Gailus,Aaron Johnson,Megan Murphy在2004年提出来的，他们响应Dietz和Rosa在2002年的呼吁，希望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不管它是地理学、生态学，还是经济学、人类学等。他们将生物物理层面与社会层面放在一起研究，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为三部分：一个是生物物理子系统，这是有关自然物质现象方面的；一个是宏观社会子系统，这是有关比较整体化的社会框架；还有一个是微观社会子系统，这是具体到个体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心理框架。其目的是充分体现出生物物理子系统、宏观社会子系统和微观社会子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整合性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
人们一直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支离破碎，没有系统性，所用的很多理论框架是临时从社会学的其它领域借鉴过来的，没有多少生命力，难免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鉴于此，有人认为缺乏完整统一理论的原因在于环境社会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且研究的对象过于复杂，过去的研究也太执著于技术层面。所以，努力寻找这门科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在Hannah Brenkert等人看来，环境社会学应该确定在Rosa和Dietz提出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注：Rosa,E.,& Dietz,T.(1998).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13(4),pp.421～455.）之上。所谓新现实主义，就是坚持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最终要回归到物质现实的基础。人类的社会性建构特征以及人类之间的文化话语，都要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基础之上，这个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个体行动者的意识或知性之外的。
IRP具有独特的哲学理论根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和等级制度下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结合，而此前这二者一直被认为是彼此毫不相关的。IRP对所有的现象都同样对待，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并且充分强调个体行动者、人类之间的文化话语、物质自然世界这三者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同样的作用。IRP之所以采取新现实主义为依托，是因为考虑到了个体行动者、社会结构、生态物理现象（或者简单地说个体、社会和环境）三者的相互作用。无数的个人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制约个人，彼此辩证统一地共存。
2001年，McLaughlin曾提出一个方法处理上述三者关系，就是把它们统一到一个本体论的框架内（注：McLaughlin,P.(2001).Toward an Ecology of Social Action:Merging the Ecological and Construetivist Tradition.Human Ecology Review,8(2),pp.12～28.）。他认为，网络理论学家最早提出的社会网络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衡量客观现象的主体，也同样是客观现象，同样是一种现实。也就是说，社会层面的因素也同样具有现实性、客观性。人类的主观体验也是客观现实中的一种现象，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一个完整的整合性范式，把个体行动者、社会结构和环境三者统一起来研究，原因就在于一直采取了错误简单的一刀切：不是唯实论，就是唯名论，不是完全客观独立于人类存在，就是坚持极端抽象的观点走虚无唯心主义路线。如果要取得真正的突破，就必须彻底摈弃这种做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开启一条折中的路线。按照这一路线来审视，无论是个体行动者还是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它们都是一种网络，一种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网络，它们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对立与界限。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要么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要么就是完全主观的，即使存在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中间路线认识论认为，所有这些范畴都是为人类的文化交流服务的，它们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构成，而且归根结底社会结构也正是由这些密切联系起来的网络构成的。很自然，既然没有了一刀切，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生物物理世界涵盖进来。
Dietz和Rosa曾经说过，和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一样，人类改造自然世界而获得的知识也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社会性建构的特征；这种知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因而其可信度也存在个体上的差异，这样就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有关知识内容可信度的等级。（注：Dietz,T.,& Rosa,E.(2002).Ch 12-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In R.Dunlap,W.Miehelson(Eds.),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pp.370～406).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McLaughlin在2001年还提出一个观点（注：McLaughlin,P.(2001).Toward an Ecology of Social Action:Merging the Ecological and Construetivist Tradition.Human Ecology Review,8(2),pp.12～28.），这一观点和Dietz与Rosa的新现实主义的等级思想相吻合。他认为，虽然人类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具有社会性，但其中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人类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与倾向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在个体—社会—环境三者间，一些具有社会建构特征、被社会更为接受的范畴，不仅会影响社会系统，也会影响生物物理系统。这些知识范畴之所以更为人类接受和认同，更能引起人类的注意，这是历史的结果，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演变。这就昭示着新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知识系统是遵循着发展的轨迹形成并不断变化的，这一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很符合。
整合性研究范式的具体组成
IRP的最大特点和最大贡献就是将生物物理层面与社会层面放在一起研究，将个体、社会、环境纳入一个“系统”研究。IRP作为一个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微观层面子系统、宏观层面子系统、生物物理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通过这些联系来处理系统自身复杂性带来的问题。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关注点应是生物物理子系统同其它两个社会层面的子系统的关系。
就生物物理子系统而言，按照以前学科分类的视角看，有很多东西不能归在一起构成这一子系统，这一子系统很难操作。但现在，很多成份包括进来了。在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生物物理子系统包括了很多要研究的东西（比如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匮乏等），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拘一格。
就宏观层面子系统而言，该系统极为庞大，性质非常复杂。在它的研究视野内有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的，但由于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同，客观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制约，所以现在的实证研究大多还是局限于那些有数的几个范围内，如种族、性别等。其实，很多内容像传媒、食品生产、经济、国家政策调控等也需要去研究，但因为难操作而搁浅。（注：Bullard,R.,& Johnson,G.(2000).Environmental Justice:Grassroots Activism and Its Impact on Public Policy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6(3),pp.555～578.）
就微观层面子系统而言，主要是强调微观层面所包涵的东西，诸如个体行动者的心理、观念、对环境的意识等。IRP关注的只是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普遍心理、对环境现象的态度如何、对环境问题有怎样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环境的价值观如何。换句话说，环境问题与社会性的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观念密切相关。总体上，有关环境的问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怎么看待分析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社会的因素、个人心理的因素分不开的。
就三个子系统的关系而言，子系统被机械地分割开来好像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结构，但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一个子系统是由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其实也就是子系统里面更小的子系统。子系统也各有各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各自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而且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也随时会变化，并不固定。它们的地位就像三原色——红黄蓝一样，其它所有的颜色都是它们三个混合而产生的结果。三者的混合稍微有一点变动，就会有不同的颜色产生。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的研究，都要建立在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
表1 生物物理子系统、宏观层面子系统、微观层面子系统互动关系
当然，这里给出的关于子系统的描述很大意义上还是随意的，因为个体、社会、环境这三者之间的三维关系是不能明确地划出界线的，自然世界终于哪里，社会始于哪里，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描述子系统的方法其实是很多的。总体上，这三个子系统不是彼此分离的，怎么确定三者的界限，怎样描述三个子系统，还是取决于具体研究的切入点，而这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的。这些子系统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具体现象的分类，不管分得多么精确，它们都只是实际研究需要的产物。
整合性研究范式的互动关系
在探究IRP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过程中，出现了九种关系组合。这九种关系正折射出IRP所强调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互动结果。在代表这九种关系的九个参数中，每一个都可能作为“始因素”(input)对其它所有的参数产生相应的影响，也就是带来与之具有因果关系的“终因素”(output)。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始因素同样会在同一个系统内部带来终因素，这一现象称之为连环反弹现象。（注：Hannah Brenkert,Julie L.Gailus,Aaron Jonhson,Megan Murphy.(2004).Integrated Research Paradigm:A Neoroalist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Institute of Behavioral Science.Working Paper.）例如，雨水过多导致土壤侵蚀，土壤侵蚀又导致土壤生产力下降。而这一系列过程都是发生在生物物理子系统内部的。如果是调查耕种手段对土壤生产力的影响，那么耕种手段就要被视为一个宏观社会性子系统里的始因素，而其引发的土壤侵蚀就是生物物理子系统里的终因素了。这一过程是子系统之间的互动结果。
任何一个研究项目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都不可能涵盖九个关系，然而这种整合性的视野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结语
IRP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生物物理层面与社会层面放在一起研究，将个体、社会、环境纳入一个“系统”研究，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为三部分：生物物理子系统（这是有关自然物质现象方面的）、宏观社会子系统（这是有关比较整体化的社会框架）、微观社会子系统（这是具体到个体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心理框架），并致力于研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指导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任何一个研究项目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都不可能涵盖九个关系，然而这种整合性的视野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