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中东欧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进程论文,中东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0)03-0107-07
中亚的民主化进程始于五国独立之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五国在1991年8到12月期间先后宣布独立，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也由此开始。建国之初，五国纷纷通过宪法的形式宣布实行民主共和制。时隔20年后考察中亚各国的民主现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亚五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虽然形式上的民主已经实现，但距离实质上的民主还相差甚远。而在苏东剧变前与中亚同样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东欧国家，民主化已基本实现。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起始时间相同，但其民主化进程却有着显著差别，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从中亚和中东欧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比较中探查深层原因，释疑解惑。
一、民主化的初始条件不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同时被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滔天巨浪所吞噬。东欧民主化进程一经开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各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在苏联剧变的阵痛中宣告独立的中亚五国也沿着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体制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惯性向前推进。几乎同一时间开始民主化进程的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由于其民主化的基础不同，导致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产生差异。
1.民主思想的根基不同。中东欧国家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着民主传统，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而且还有来自民间的自由力量。从国家层面看，波兰的“贵族民主”和议会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匈牙利的等级会议在王朝时期就拥有选举君主的合法权利；捷克斯洛伐克被视为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只因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民主化回潮，持续20年的民主制在1938年终结。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一战之后波兰出现的“议会时代”和匈牙利先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虽说是昙花一现，既未成功，又时间短暂，但作为一种民主经验仍然十分重要。正如亨廷顿所言：“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合理地断言，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1]从民间层面来看，尽管中东欧各国民间组织的活动时而公开，又时而隐蔽，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大本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也曾产生过巨大的民间改革动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发表的《二千字宣言》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捷、波、匈各国先后出现了民间政治反对派，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治反对派在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充当了急先锋。伴随着执政党地位的削弱乃至被取消，良莠不齐的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①这些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客观上成为中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推动力。
相对于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来说，中亚五国经历更多的是帝国统治的历史，不仅缺乏独立建国的经验，更缺乏民主思想根基。历史上在中亚地区生活的“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卡尔梅克等游牧民族，……他们时而归附希瓦，时而归附布哈拉，时而归附浩罕，时而归附中国”[2]。而无论是16世纪初期建立的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还是18世纪建立的浩罕汗国，皆不属于现代民族国家。从19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中亚，直到1991年中亚宣布独立，中亚地区各民族无论是作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地，还是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无论是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还是在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之下，根本没有民主传统可言。长期帝国统治的历史使得中亚五国在民主化浪潮袭来之时，依然处在被动执行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方针的状态，缺少实现民主化的内在动力和明确方向。虽然宪法规定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对民主不仅缺乏感性认知，更缺乏历史基础，这势必会成为民主化发展的阻力。
2.民主化的动力不同。中东欧实现民主化的动力就是要冲破实行了半个世纪的成熟的社会制度的禁锢，追求自身向往的西方民主；而中亚的动力是维护国家的独立稳定和社会发展，尽可能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
摆脱苏联控制既是东欧各国的夙愿，也是东欧转型潜在的深层动力。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走上了争霸全球之路。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相抗衡，苏联领导人对东欧各国施以全面控制。为在政治上控制东欧，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由波兰统一党出面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以“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理论为依据，将对东欧的控制合法化。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长期以来遭到了东欧各国不同程度的反抗，争取摆脱苏联控制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因坚持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导致苏南关系恶化；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波党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确立本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斗争；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行动纲领》，结果被苏、匈、波、保、东德五国组成的华约军队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之火被扑灭。虽然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导致华约发生内部分裂——阿尔巴尼亚据此退出华沙条约，罗马尼亚也拒不出兵。“但总的说来，东欧六国除罗马尼亚以外，基本上未摆脱苏联全面控制的局面。特别是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东欧国家慑于苏联巨大的压力，对苏联的内外政策亦步亦趋，再次形成以苏为中心的局面。”[3]此后，苏联采取各方面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在政治上，定期召开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并逐渐形成一种机制。在军事上，加强华约的活动”。“在经济上苏联通过经互会来加强与各成员国的联系，以实现其控制东欧的目的。”[4]上述事件的发生虽然没能使东欧波、匈、捷等国摆脱苏联控制的局面，但却成为东欧国家变革的动力。基于此，在东欧剧变后，各国纷纷提出要彻底抛弃建立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中亚五国而言，实现民主化的动力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稳定。独立之初，作为从苏联母腹中分离出来的破碎地缘政治地带，在地缘战略地位得到提高的同时，其周边环境也更为错综复杂。俄罗斯极力想甩掉中亚这个包袱；伊朗虽是中亚的近邻，但因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存在，引起中亚各国的戒备；土耳其利用中亚各国对土耳其的好感，以及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特殊的民族关系②，“向突然失去财政来源（莫斯科）的中亚国家提供各方面的财政援助”[5]。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除去处于内战状态的塔吉克斯坦外，其余四国都选择了“土耳其模式”。但土耳其的国力有限，无法满足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援需要。与此同时，土耳其露骨地推行“泛突厥主义”计划，增加了中亚各国的忧虑。“土耳其的政策、行为引起了中亚各国领导人的反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刚刚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中亚各国，十分珍惜政治独立的宝贵机会，他们不想刚刚摆脱俄罗斯‘老大哥’的束缚，又处在土耳其‘老大哥’的支配之下”。“其二是，中亚国家领导人对土耳其自20世纪以来追求的泛突厥主义感到担心。泛突厥主义是中亚地区政治稳定的隐患之一。”[6]由此可见，在中亚独立初期，无论是对外关系发展还是对内政策的制定，都处于“有求于人”的被动境地：“中亚各国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联系难以割断，安全方面尚需仰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中亚若想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风云中站稳脚跟，特别需要与俄及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亚对来之不易的独立机遇非常珍惜，在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以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制衡土耳其人的同时，又极想摆脱俄罗斯对其的控制，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恰巧为中亚各国提供了有利条件。”[7]而美国将是否实行民主制度作为与独立的独联体各国（包括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这是在中亚五国独立前后美国的既定战略。中亚要维护独立和发展，只能继续实行民主化。因此，俄罗斯的大西洋主义政策和美国以实行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前提的经济援助条件是中亚五国开始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外在力量。
二、民主化目标模式不同
中亚和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都是实行“西化”，但“西化”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却不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是“为破而立”，即为了彻底破除苏联统治的枷锁，挣脱来自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束缚，摒弃一党制，坚定不移地和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彻底决裂。为此要建立起以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走西方宪政民主改革之路。为实现这一转型目标，中东欧各国表现出破釜沉舟、舍我其谁的气概：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多如牛毛的反对派组织，还是普通民众，在挣脱羁绊、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可谓上下一心，使得剧变初期以不同方式开始政治转型的中东欧国家在随之而来的转型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坎坷，都没有中断政治改革进程。更准确地说，是迅速完成了政治转型的程序化动作。可谓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同心协力，干脆利落。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目标是“为立而立”，即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而确立。中亚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先确立再调整”的过程。所谓“先确立”，就是独立之初各国政治发展目标是完全对苏联政治改革结果的继承。在苏联解体前，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只能是服从苏共中央的安排。“苏联的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是苏联体制的核心。党政合一的体制使得苏共实际上也是政权组织，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苏共的各级组织垂直辐射到全国各地，行使自己相应的权力。”[8]苏联剧变前，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一步一步地把苏联的传统政治体制演变为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改革的新思维，1987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以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的任务来取代加速发展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客观上为其后的政治多元化和实行多党制奠定了基础。1989年在苏共二月全会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放弃了苏共一党执政的法律地位，实行总统制，加速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1990年3月在第三次人代会上正式宣布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即取消宪法中规定的“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从法律上确认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已经为独立后的中亚各国确定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即推行民主化，实行多党制。
所谓“再调整”，就是独立初期面对苏联后期遗留下来的狂躁、无序的社会现状，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趋紧张的民族关系和冲突不断的党派斗争，中亚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完善作为主权国家的制度建设，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国家的稳定，遏制进而迅速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因此，中亚五国确立民主化目标的出发点是独立初期各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虽然中亚五国的政治发展目标依旧是实行西方民主化，实行多党制，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尽管各国在独立初期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要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共和国最高官员，国家权力以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为基础，三者独立行为，相互制衡。但与刚刚宣布独立时相比，各国的政治发展目标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各国领导人在强调坚持民主化道路的同时，都把“保证民族复兴”、“依靠本国国家体制发展的历史经验”等写进宪法中。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宪法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确认自己是民主、世俗、法治和社会的国家，它的最高价值是人、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9]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许多场合阐述国家发展目标时都明确表示，要建立“文明的民主的社会”。所谓“文明的民主的社会”是指在政治上建立“三权分立”制度，议会职业化，政治多元化，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要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化，价格自由化；要在2030年将哈萨克斯坦建设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政治稳定的、实现民族团结的、社会公正和全体居民经济生活富裕和幸福”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强调：“发展战略应当由自身的力量来确定，而且要考虑到民族——国家特征，政治历史、文化、后苏联模式、民族传统的特点和其他因素。”[10]“我们面临着选择民主发展模式的问题，历史再一次表明，通往目标没有直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民主。”无独有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强调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核心路线，是坚定地、目标明确地走自己的路，既借鉴那些经过艰难探索而站稳脚跟的国家的宝贵经验，又结合我国的特点和人民的精神”[11]。由此可以看出，中亚各国已经把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政治发展目标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作为制定政治转型目标和策略的一项重要原则。这预示着中亚国家的民主化之路会有别于西方，也有别于中东欧国家。
三、实现民主化的外部环境不同
中亚和中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力制约，在所有外部力量中，前苏联、俄罗斯、美国、欧盟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上述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作用力不同，导致中亚和中东欧民主化进程不同。
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在政治转型初起阶段，前苏联的作用更多的是在放开控制的同时，为其提供了选择政治制度的空间和自由。“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放弃对崩溃中的东欧国家的干预、华约的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是东欧国家转型得以展开的外部契机”[12]。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倡导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新思维”有关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就是“国际社会无条件地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有权支配自己的资源”。苏共二十八大把“绝对承认每个民族人民和个人在自由民主选择基础上的自决权”[13]作为党的基本战略。戈尔巴乔夫强调，“共产主义及其面临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苏共不谋求真理的垄断权，一定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国际政治关系体系”。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同东欧国家进行的双边会晤中，大肆鼓吹“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宣扬一个已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正在发生“革命的变革”[14]。面对“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全方位的和平演变，苏联不但熟视无睹，甚至还推波助澜。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退让，团结工会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支持和赞扬波兰搞‘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和允许‘反对派’参政等‘政治实验’。”[15]由此可见，苏联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苏联国内的改革刺激了东欧转轨的发生。“可以说，东欧出现的局势是与苏联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不会出现后来的东欧事态”[16]。苏联的默许和支持，对促成东欧的剧变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引导、支持及西欧模式的示范效应是东欧政治转型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起，到80年代的超越遏制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对东欧的“和平演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东欧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不仅提供财力支持，而且想方设法打造转型样板。早在1980年初，反对派组织活动最激烈的、政治转轨最激进的波、匈、捷三国是最先获得西方援助的。西方国家在筹集“欧洲发展基金”向波兰“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等反对派组织提供经费的同时，对波兰等国实行经济制裁。而当“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后，马上实施“小马歇尔计划”，给予波兰10亿美元援助。西方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几乎与东欧剧变同时进行。无论是七国首脑会议出台的“24国援助计划”，还是欧共体的“法尔计划”，西方对中东欧国家援助的目的就是要换来民主的回归、对人权的尊重和自由选举的举行。为使中东欧国家转轨后的政治体制能和西欧一致，欧共体对中东欧国家提出建立法治、尊重基本人权、建立多党制、1990年底举行自由选举、执行市场经济政策等五项基本要求。1993年欧共体哥本哈根会议向申请入盟的国家提出的四项入盟标准③，最直接、最充分地反映出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外部约束力和影响力。“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第一代援助条件的经济性（市场自由化、预算紧缩和金融行政改革），欧盟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属第二代条件，更强调输出欧盟的价值观，鼓励中东欧国家接受和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化的‘西方方案’。可以说，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外造民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7]有力地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如果说中东欧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更主要的是受到欧盟影响的话，中亚五国的外部制约因素则来自两个方面：从民主化目标、模式角度来看，受俄罗斯的影响更大；从民主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美国的中亚战略制约。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在独联体中处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转型目标、路径等直接影响到中亚国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亚的政治民主化是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新思维开始的，共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联系，使独立初期的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在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出现了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共和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总统制。第二，政府中的核心职务都由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高官担任。第三，为巩固国家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在各国的总统制中，总统的权力很大，苏联时期遗留的中央集权的色彩较浓，“大总统、小政府”的格局逐渐显现。从1992年底开始，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的影响逐渐加强，中亚各国的总统制也逐渐向俄罗斯总统制的方向靠拢。
中亚的民主化进程不如中东欧国家一帆风顺，而是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把中亚作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一粒棋子，中亚的民主化进程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在中亚独立前后，美国将是否实行民主作为与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1997年当美国的中亚战略④出台后，把“促进民主”明确作为美国中亚战略的目标之一。美国利用中亚国家加入的北约“伙伴关系计划”为载体，想方设法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以此来推动美国的中亚战略的实现。美国将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战略作为在中亚地区推行民主制度的方法：一方面通过与中亚各国进行军事合作，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的方法，以及高层互访等形式，迫使其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转轨；另一方面，美国时刻都没有忘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亚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动辄对中亚各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指责，利用非政府组织来扶植中亚各国政府的反对派。在这一时期，中亚各国虽然对美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方面的干涉十分不满，但为了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在美俄之间实行平衡政策，因此在人权问题、对待国内反对派问题等方面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亚的民主化进程。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安全战略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点。“9·11”事件的发生为美国进军中亚地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亚各国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出于自身打击三股恶势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愿意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此后，以军事合作为纽带，双边关系得以加强。美国进驻中亚，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亲美倾向加强，使美俄在中亚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在对中亚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中美国暂时处于优势地位。但美国在中亚势力的加强并没有促进民主制度在中亚的发展，相反，美国出于自身的需要，将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利益，置于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之上。换言之，美国在中亚的人权、民主问题上三缄其口，对总统权力越来越强化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不是批评而是赞扬，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在立法和司法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由此可见，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在中亚推行的所谓民主制度是为美国争夺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
当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建立和巩固后，美国又开始以全新的方式——颜色革命推行西方的民主。2003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2005年时已蔓延到中亚，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暴发颜色革命，也称“3·24”政治事件。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和外国媒体对此说法不一，但西方势力的介入和操纵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热衷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并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增强其国力，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披着民主和自由的外衣，用来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但历史和现实似乎和美国开了一个玩笑，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确实使反对派取得了胜利，也推进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但出现在被美国誉为中亚“民主岛”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不仅未能推动中亚的民主化进程，西方学者预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未能在中亚其他国家出现，反而阻碍了中亚各国已经迈出的民主化脚步。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总统在内，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总统的权力和政府控制的力度，为民主化发展设置了阻力。2010年4月6日，吉尔吉斯斯坦再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巴基耶夫被反对派赶下台，步阿卡耶夫的后尘逃离家园。这说明，在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也预示着中亚各国未来的民主化之路的艰辛与漫长。
此外，由于中亚和中东欧在冷战结束之后20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水平、政党政治基础、政权结构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直接作用于民主化进程，因此造成了民主化的水平不同。
收稿日期：2010-03-16
注释：
①1977年捷克发生了“七七宪章运动”，1987年该组织开始公开活动，此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反对派组织纷纷恢复或建立。比较著名的有“前政治犯协会”、“美国之友协会”、“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社会民主党”等。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1989年4月重获合法地位，同年6月在大选中获胜。1989年3月“匈牙利民主论坛”、“匈牙利民主青年”、“青年民主战士联盟”等反对派组织相继成立。
②突厥部落兴起于准噶尔盆地之北的阿尔泰山。强大的突厥部落在公元6世纪的西征使西起土耳其，中经阿塞拜疆、鞑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东至中国新疆的广大区域逐步实现了突厥化。于是土耳其与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成为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的突厥民族。
③欧共体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向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的四项入盟标准是：(1)申请国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国家，至少拥有独立的政党、定期进行选举、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2)申请国必须具备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3)申请国必须能够面对欧盟内部的，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压力；(4)申请国必须赞同欧盟的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能够确保承担成员国的义务，特别是执行共同法的规定。
④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是：“促进民主，创建市场经济，保证中亚各国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支持这一地区国家对俄的独立倾向；解决这一地区冲突与开发石油资源同时进行，使该地区成为美国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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