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话语体系与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话语体系与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话语体系与新自由主义

周嘉婧,蔡万焕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 要: 资本在塑造现代社会的同时,其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也成为支配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逻辑是资本生成并发展的逻辑依据与历史进程,资本话语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形式,资本话语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存在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话语体系试图影响我们的改革进程,体现在公共福利的商品化、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社会传统及主流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等方面。应排除资本话语体系的干扰,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但在具体经济运行层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是相同的。这就为资本逻辑及资本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中,代表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试图影响我们的各项改革,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如果不积极抑制资本逻辑及其话语的消极影响,它就可能变成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2) 王绍光:《横空过雨千峰出》(序一),鄢一龙等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等方面。(3)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4)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有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话语体系。

一、资本逻辑与资本话语体系

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按照自己的面孔,塑造着它所面对的世界”,(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机制。

现代社会是资本按照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自我理解、自我创造的产物。所以,透视资本逻辑的内涵、在资本逻辑的理论视野中重新审视当今社会,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现实境遇以及历史走向的核心与关键。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产生之前,人类社会还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东方与西方的交流还仅仅具有偶然意义,人对自己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还存在深刻的依赖,可以说人隶属于自然、人隶属于人,而这种关系则直接表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同社会形态之中。(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可以说,人类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处于明确的、固化的、永恒的阶级关系和地域限制中,自由的程度极为低下。但是,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却改变着这样的局面。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关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而这种生产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高速地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新航路、开辟了美洲市场、把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卷入了汹涌澎湃的资本主义浪潮中,从此,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不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必然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征战全球的世界市场,人与人也不再处于绝对的依附关系中,而是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了资本赋予的自由、平等,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更为重要。应该说,这是资本赋予人类的礼物,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并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资本真正追求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真正赋予人的,是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异化劳动;资本所塑造的,是一个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愈发紧张、阶级的对立更为尖锐、贫富的差距更为悬殊的世界。可以说,就人类社会的经济领域而言,人类只有一次获得了自由与平等,那就是作为资本奴隶的时候。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无论是社会意识,还是上层建筑,都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所以,资本对世界社会形态的重塑,不仅存在于经济社会层面,同时也存在于精神意识领域。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在欧洲蓬勃发展。首先,在艺术领域中,宗教意义浓厚的艺术作品被赋予了人性的一面,神越来越被赋予人的形象与品质,而人也在艺术作品中越来越能够被赋予高尚的一面,人性中潜藏的伟大品质在艺术作品中愈加深刻地被重新挖掘、重新审视。其次,在文学作品中,人的本性及社会性,也能够直接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古希腊时代文学作品的悲剧与喜剧精神,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一次散发出超越时空的魅力与力量,它无时无刻不激发人们对自我、对宗教、对社会、对历史等领域的深度反思。最后,在哲学的领域,启蒙的号角终于吹响,反封建等级、反宗教压迫的强烈渴望,终于在人类自身的理性中竖起了历史旗帜、引领着时代方向,而文艺复兴背后的精神终于在启蒙哲学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述与最根本的把握。康德最先追问启蒙的意义,并鼓舞人们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性,重新审视人类所遭遇的一切,重新估量传统对于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确,启蒙精神从哲学的高度上,否定了封建等级的合理性、否定了宗教的神圣权威,高扬人自身的理性,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的价值观念。应该说,这无疑为资本主义形成扫清了精神阻碍,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到了合理的根据。因为资本如果要发展,必须有自由的劳动力(自由);市场交换的主体必须是平等的(平等);商品的生产必须满足社会的普遍需要(博爱);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科学);而这也最终要求人们在政治领域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民主)。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步确立下来,其价值观念也在与传统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而言,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确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但是,资本逻辑在精神领域中展开的意义却远不止如此。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揭露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资本本性。因为当资本打破一切封建的旧道德以后,最终留给人们的只有金钱的交易;(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只有工具化的、机械化的个体,(1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9-210页。 而一切自由平等也瞬间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而并未达到其实质性规定。(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从这个意义而言,在人类的精神文明领域,只有一次走向文明与崇高,那就是被利润蒙蔽双眼的时候。

可见,资本逻辑对世界的重塑,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既是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我们分析现代社会的方法。

二、资本话语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

资本逻辑是经济基础领域资本生成并发展的逻辑依据与历史进程,而资本话语则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形式,资本逻辑的发展程度决定了资本话语的发展程度,而资本话语又反过来为资本逻辑的存在与发展服务。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的确存在于经济生活领域,而资本话语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影响,这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一定的关联。为配合经济领域推行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强化资本的优势地位,资本掌握了话语权并通过操纵大众传媒手段向民众灌输资本话语,成功地将资本及其所有者的特殊利益包装成为共同利益,转移劳资矛盾,为资本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如在贫富差距上,利用资本话语体系将矛盾转移到国企与民众、政府与民众之间。例如,有人声称,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由行业差距即占据石油、钢铁等产业的国企工人工资过高,而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工人工资过低所导致的;应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国企工资水平。或声称,“如果企业给员工加了一点儿工资,结果又收税收回去了,永远提高不了老百姓的收入”,(12) 《宗庆后:如果给员工多发点钱又收税收回去 永远富不了》,载凤凰资讯2014年01月07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107/11415056_0.shtml. 试图将劳资间工资问题转嫁到政府,制造政府税收政策与劳动者收入的矛盾。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经济学界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阶级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13) 蔡万焕:《〈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在关于贫富差距过大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干预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信奉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经济起步,贫富差距首先会扩大,但随后将自动缩小。其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面对贫富差距政府无须采取任何措施,因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将自然而然缩小。

资本逻辑与市场化改革中的资本话语体系对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资本逻辑及其话语似乎无孔不入,无论是经济基础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仿佛都能够找到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逻辑及其话语体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历史的永恒性,我们需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防洪薄弱环节建设加快实施。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29项,治理河道79.56km。规划内73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已全面完工或主体完工56座,完工率为77%。完成了26个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任务。

(一)资本话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域的影响

资本话语对社会领域的渗透,集中表现为公共福利的商品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正因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并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职责。当然,“代表”和“维护”并不是空洞和抽象的,而必须以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依据。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根本的一致的,不存在与人民意志相悖的国家意志,也不存在与国家意志相悖的人民意志,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讲,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合理性。可以说,市场化改革是国家把控并主持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的体现,因此,它能够更好地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不过,资本逻辑及其话语所显示出的现实结果,却与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当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等重大领域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人操控时,那么,公共福利的整体性与长远性与私人福利的偶然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则将成为威胁人民利益的导火索。一定程度上,医疗领域改革中出现的“莆田系事件”等,就是对资本逻辑在社会领域渗透结果的最好诠释,作为关系百姓生存健康的医疗事业,基本医疗应该由政府提供,医疗美容等可以交给资本运作,否则解决了看病难问题,而看病贵问题却会越发严重。

关联系数是比较两个序列在T时刻的相对差值,是对不同时刻下市辖区经济序列(X)和县域经济序列(Y)的相对差值进行的计算;关联度是在关联系数的基础之上,对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关系进行说明,用于分析序列内哪些指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耦合度则是对两者协调作用的反映,并依据耦合度划分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耦合作用的类型。

1.西方思想家对资本话语体系的批判

(二)资本话语对生态文明领域的干预

资本话语对生态文明领域的渗透,集中表现为人类对大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即是真正的自然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非但没有实现这一点,反而大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生态的整体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启蒙运动从精神领域为人类用理性“征服自然”做出了必要的开拓性准备,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也彻底实现了对自然的“祛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欣欣向荣”,但就在这资本主义“节节胜利”的历史性时刻,大自然开始了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资本主义心理及其具体实践的“无情反击”。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英国伦敦市、日本熊本县等世界范围内的八大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开始怀疑科技至上的价值观念,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从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美梦中惊醒,因为大自然给资本逻辑的无度扩张以沉痛的打击。实际上,在当今中国,由于资本逻辑及其话语在经济与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一些地方为了眼前利益,不顾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无度开采、肆意浪费,结果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害,个别地区的生态问题甚至已经危害到当地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2.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话语体系的批判

(三)资本话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资本话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集中表现为社会传统及主流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因为资本话语的目的不是要通过否定旧文化的方式建立新文化,而是要解构掉现存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而建立一种以私人利润为导向、以获取私人利润为目的的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文化,而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那么,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人类精神世界及其崇高文明成果的瓦解。实际上,资本话语对中国文化领域的渗透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在当今中国的少部分群体中,却存在一股虚无主义的思潮,它或从历史领域,或从哲学领域,或者从其他领域,打着学术的幌子弘扬资本主义式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 毋庸置疑,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主流文化的解构。例如,新自由主义歪曲和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其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而改革的目标则是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简政放权,实现“小政府、大市场”。(17) 刘胜军:《中国拥抱“供给经济学”》,2015年1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960?full=y. 这实际上是用西方的个人权利思维来解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将政府与民众相对立。这种解读既不符合中国现实,也缺乏理论支撑。

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趋势,提出“防止新自由主义制造负面舆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极克服资本话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走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民族未来奠定重要的精神基础。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市场化改革虽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却也无可避免地将资本逻辑及其话语引入了中国,进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无序现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资本话语体系对当前中国的影响,正体现在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上。

(一)对资本话语体系的批判

因此,党中央积极出台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例如,解决棚户区改造问题、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等,以克服资本逻辑对社会领域渗透的消极影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实现三级站及综合测试台质检数据的共享与集成,通过数据的对比统计,提高质量管理的整体分析能力。质量管理部门发现质量问题后,需要进行追溯,但由于难以通过信息系统获取到三级站的原辅料检验数据,需要人工进行对应,很多情况下,这项工作实际上难以有效开展。质量管理部门和三级站的工作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质量管理部门负责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提升,因此需要将自己所采集的过程监控数据与三级站的成品检测数据合并起来进行分析。目前,需要花费大量人工对两部分数据进行对应和分析,影响了质量管理和改进的工作效率。

实际上,资本逻辑及其话语体系一直接受着人类理性法庭的反思与批判。早在启蒙运动时代,卢梭最先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但卢梭的反思还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逻辑的弊病还没有完全地暴露出来,因此,卢梭无法理解现代社会对于人类发展的积极意义。(18)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修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包括马克思在内,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发现,资本主义在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果。在韦伯看来,诚然,资本主义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工具理性逐步侵占着价值理性的领域。(19)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而在卢卡奇看来,一切崇高都在工具理性面前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人类生活甚至生命都仅仅在物的层面上具有使用价值,人的理想变成了资本的理想,人的命运变成了资本的命运,物化的意识使人再也无法理解自己及自己所在阶级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任由资本逻辑及其话语横行肆虐。(2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至于西方左翼思想家,则更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德波的“景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等,都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了对资本逻辑及其话语的尖锐批判。但是,这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最终把理论引向了纯粹的对社会的解构,引向了历史发展趋势的反面,在他们的理论中,似乎很难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希望,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似乎就达到了历史发展的终结,似乎就不再前进了。所以,这类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内在弊病的外在产物,其存在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也囿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无法实现对历史阶段的实质性超越。

最后一面,告别时,他说,在你彻底离开临远之前,去寻找一下春梅。看看你不存在的故乡,也当替我完成答应过你的诺言。

土地作为油田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土地管理问题已经逐步上升为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问题。油田面临着国家土地政策日益紧缩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确保油田生产建设用地成为油田生产经营的重要保障。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其目的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地平稳发展,超越资本逻辑,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马戴重视字句,但他并非如贾岛诸人一般,有句无篇,而是注重诗篇整体的把握,注重境界的浑融以及诗意的完整,讲究字句谋篇的艺术技巧,其律体章法严谨,易闻晓有言,“四联绝不可任意拆分或随意组合,其次序不乱,条理井然,各司其职,分当起承转合之用”,“而从篇法上看,则律诗大约起要突兀、结须开宕,中二虚实参差,是为得法。”[16]马戴诗歌也不例外,比如其《夕次淮口》: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辩证法精神,及其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把握,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因为批判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地克服资本逻辑的困境,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将中国革命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正确理解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其合理性,超越资本逻辑,克服资本话语体系,并最终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实施路径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并超越资本话语,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1)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7页。

所谓公有制,并非彻底取消公民的私人财产并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而是指要在社会财富的生产领域,由国家或集体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方式及途径。所以,公有制保护公民的合法个人权益,同时又在生产领域,消除剥削形成的制度基础,进而保护公民、保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这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优越性。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在法律的层面上肯定私有财产,但却在生产领域维护剥削的合法化,可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其制度根源上非但没有保护私有财产,反而使劳动者的劳动产物不归劳动者所有。因此,在当今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由于当前中国总体生产力水平尚不十分发达,区域间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城乡发展程度差距较大,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矛盾。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原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得到逐步的深化与巩固,而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表明,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克服资本逻辑并不是要彻底拒斥资本逻辑及其话语,而是要借鉴其合理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并超越资本话语体系,必须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走科学发展道路。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开始,资本主义就走上了一条人与人、人与自然剥削的道路:劳动者被迫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而沦为工人,贫富差距拉大,金融危机频发,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异常尖锐。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仍旧处于难以和解的博弈之中,而最终受苦的仍旧是劳动人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克服资本逻辑,超越资本话语,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理念,因为任何发展理念都仅具有工具意义而实际为实现利润服务,只要有利可图,任何所谓的发展理念都将抛诸脑后。但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发展理念”则不仅是手段,它所彰显的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驱动性因素,协调是指保障国家内部区域间经济统筹发展,绿色是正确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内在张力,开放是使改革开放向多层次、宽领域的转变,共享是指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发展成果由劳动人民共享、防止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这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自觉树立的方法与目标,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本性。而以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逻辑及其话语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并超越资本话语体系,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2.1 CU检测和RT-3DE检测结果中RVESV、RVEDV、RVEF比较 RT-3DE检测结果中RVESV、RVEDV值明显高于CU检测结果,RVEF值明显低于CU检测结果,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T-3DE测量数据的变化幅度更明显,见表1。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历史思想史发展脉络中的永恒主题,任何时代的任何思想家,都要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2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具有不同的内涵,就中华民族而言,我们一直以来缺少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与关注。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成就了像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但在封建专制的背景下,皇权与专制固化了思想,从而导致古代中国伦理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建立等级的方法。而在当今社会中对于公平正义的探讨,也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公平正义等社会原则并不重要,相反,它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应该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及其背后的公平正义原则是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原则应当被单纯地视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予以拒斥,相反,我们应当正确面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积极吸收资本主义语境中公平正义理念的合理因素并为之注入社会主义特色,进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高速发展,这意味着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相应的改革,法制建设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环节,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与新需要,积极地进行调整,否则,上层建筑将无法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的新需要,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当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无疑是对民族传统中不适宜时代发展因素的清算,所以,在当今中国进行法制建设,使劳动人民树立起法制观念,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正在经历由不成熟向成熟、由不完善向完善的历史过程,我们正在吸收东、西方智慧的精华,逐步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九寨情歌之所以这么有魅力,主要在于它娴熟的运用了比喻这种艺术表现手段。比喻是“嘎花”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修辞手段。在本文所举例的所有例子,几乎都包含比喻。虽然用花草树木等作比喻的很多,但九寨的人们更是经常用文学经典来比喻,用彼情喻此情,委婉又坦率。如:

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并超越资本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就其本质而言,资本话语当然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生产关系,但就其形式而言,资本话语则往往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表现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42页。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这是克服资本逻辑、超越资本话语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其具体的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是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真正精神家园。《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目前,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25)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实际上,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资本主义仍旧处于强势地位,中国的经济领域也的确存在资本关系。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 资本话语的特点就是要解构传统、解构崇高,所以,现阶段中国存在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思潮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正如欧洲在经历启蒙运动时,思想界也曾公然宣称宗教等一切旧有价值及其评价体系的瓦解。因此,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而言,虚无主义不是新鲜事物,更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结果,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虚无主义的倾向或思潮是可以预见的。面对此情景,中华民族应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本性与精神凝聚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世界,人类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各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可以说,克服资本逻辑、超越资本话语,不仅是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大难题,更是世界人民必须攻克的时代大课题。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及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奋勇向前,这将为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局限性,继而迈向更高、更辉煌的阶段做出独特的贡献。

The capital discourse system and neoliberalism

ZHOU Jia-jing & CAI Wan-hua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 While capital is shaping the modern society, its nature, which is the pursuit of maximum profit, has also becom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supporting the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the logical basis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apital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apital discourse is an external form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which serve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During the reform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oliberalism,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pital discourse system, has attempted to influence our reform process, as can be manifested b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ublic welfare, the upset balance of nature, as well as a certain degree of d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aditions and mainstream values, among many others. In view of this, interruptions from the capital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eliminated, and a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 logic of capital; neoliberalism; discourse syste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9) 05-0014-08

收稿日期: 2019-01-15

作者简介: 周嘉婧,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陆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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