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近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近代民族国家成批涌现以来，民族主义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是塑造世界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近代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和嬗变，至今已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程，然而，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本文拟对近代以来世界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轨迹，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涵义及特征等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讨。
一、民族主义产生和嬗变的历史轨迹
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国家构建之际，蜕变和分化于欧美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亚、非、拉美开始民族觉醒之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于20世纪。近代民族主义从它出世至本世纪70年代，根据其性质和内容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肇始于第一批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直到19世纪中叶，这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和北美蓬勃兴起、广为传播和走向鼎盛的时期。
英国是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并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西方学者称为近代化）道路的国家，也是民族主义的最初发源地。紧随其后，法国和西欧诸国也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和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下的人民群众强烈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分裂，反对神权统治，反对异族压迫，普遍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独立自主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以顺应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需要。由此可知，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是推动资产阶级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初始动力。反过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为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有力保证。英、法等最初一批民族国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进程中，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荡下，西欧出现了又一批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稍前，在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北美大陆上，爆发了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这样，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处于几个多民族帝国控制下的中欧、东欧和南欧诸国，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掀起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消灭封建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因遭到沙皇俄国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唤起了各民族的觉醒，加速了这些国家民族形成的过程，为后来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尤其是60—7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除东欧到东南欧一部分地区外，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这是欧美民族主义发生蜕变并大肆向外扩张的时期。也是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与前者剧烈碰撞的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欧洲各国和美国原有的民族国家内的市场已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生产力。于是，它们走上了以武力拓展国际市场的道路，通过扩张和征服奴役了众多弱小和落后国家，使亚、非、拉美的广大地区沦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它们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和原材料的输入地。正是在扩展国外市场的过程中，欧美等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民族利益的进步性，一步步蜕变为维护统治阶级和特殊政治集团利益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结，狂热地宣扬本民族优越论，打着“传播文明”和为本民族“谋福利”的旗号，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以侵害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对整个世界进行瓜分，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因此，从主导成分上说，殖民主义就是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在亚、非、拉美广大地区和国家，民族的苦难和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刺激了民族觉醒和反抗斗争的出现，引发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印度以及亚非许多地区出现了波浪起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拉美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创建了第一批独立国家。因此，可以这样说，方兴未艾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卫性或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是对欧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应或反抗，其主导成分是反抗外族武力入侵、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维护或争取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剧烈碰撞的产物。从两者的特征而言，欧洲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强调自己的语言、文化或种族特征，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并进而伺机向外扩张。亚非拉的民族主义除强调自己语言、历史、文化或种族特征外，而且在与殖民主义抗争中寻求民族特征和维护民族尊严，强烈谋求民族生存、平等、自决、独立和发展的权利。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亚非拉民族主义处于欧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制之下，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还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还没有足够力量掌握本民族的命运。唯一的例外是日本。19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了“脱亚入欧”、富国强兵，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极大激励而急速膨胀，蜕变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走上了类似于欧美的侵略扩张式的民族主义道路，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由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给亚洲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
第三阶段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70年代，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广阔范围内迅猛扩展并向多元化方向分化演变的时期，也是殖民主义最终崩溃和亚非拉民族主义大发展的时期。
1914年8月，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 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为借口，以“保卫祖国”为号召，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而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厮杀，把世界推向了大战的深渊。大战使帝国主义列强遭到了两败俱伤的惩罚。欧洲中东部原有的几个多民族帝国瓦解了，在该地区新建了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至此，在全欧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在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国家的民族主义由于国情和利益的差异，开始产生分化和重新组合，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以英法为代表，竭力维护和固守原有的民族利益、殖民利益和新获得的霸权利益不放，继续沿着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老路走下去。美国基本上也属此类。第二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典型，这是一种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最为反动的民族主义。德国由于战败而处于屈辱地位，希特勒及其党徒们利用德国民众普遍要求摆脱凡尔赛桎梏的民族心态，狂热地煽动民族仇恨，大肆宣扬所谓纯种雅利安人血统高贵的种族优秀论，进而提出争取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张论，把德国推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德国法西斯主义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内涵，但其核心内容无疑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血腥的种族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则是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正是德意这种畸形变态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带动，德意勾结日本铤而走险，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种类型是东欧和东南欧众多中小国家的民族主义。这些一战后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于国力的薄弱和内部的纷争，是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角逐争夺的对象，其民族主义深受压抑，为争生存、保独立而苦苦挣扎，无法主宰其民族命运，最后绑缚在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车上被拖入大战的漩涡，付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代价。
两次大战期间，亚非拉美的民族主义走过了与欧洲民族主义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无暇他顾，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控制和压制，使后者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奠基于民族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民族觉醒和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增强，民族主义成了他们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的锐利武器。一战后，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持续高涨，而且其广度和深度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从广度上说，民族解放运动不便席卷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其反抗烈度也增强了。从深度上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有无产阶级群众广泛参与，而且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直接领导，并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呼应和配合，形成了一支冲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巨大力量。但从整个力量对比态势而言，亚非拉的民族主义仍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制下，这些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犹似地火运行，岩浆奔突，正在积聚力量，伺机喷薄而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极端民族主义，即蜕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发动的。二战的结局不仅宣告了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覆灭，而且使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以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为驱动力、主宰全球的国际旧秩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
战后以来，民族主义不但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高涨，而且呈现出多元多线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主义来说，随着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力量和影响的衰落，以及亚非拉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些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逐步转化，使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驱动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并产生了质的飞跃。与此相适应，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主义已从战略上的守势转变为战略上的攻势。具体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泛而迅猛的发展，挣脱了殖民枷锁的多达一百余个的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有的还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至7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历史潮流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彻底摧垮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已发展成为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体系鼎足而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体系，已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支基本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仍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力的斗争武器，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第一，斗争方式已从个别斗争转化为联合斗争。亚非拉国家在其赢得独立前后通过斗争实践普遍认识到，面对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只有团结合作，联合斗争，才能更好地争取独立和巩固独立。从50年代亚非会议的召开，到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稍后“77国集团”的出现和壮大，都反映了亚非拉国家为维护民族利益而进行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和历史趋势。第二，斗争内容已从争取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转化为争取经济独立权和发展权。由于殖民主义长期统治的恶果，以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仍然相当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面对国际垄断资本对生产、贸易、金融的控制，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正转化为经济民族主义，即大力发展和壮大民族经济、维护本国正当的民族权益，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限制国际垄断资本对本国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经济的完全独立，争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三，亚非拉民族主义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趋势是地区民族主义的出现。战后至7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东亚，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它们的民族主义从一国转化为地区民族主义，即相邻的一些国家打破本地区各国的疆界，进行不同程度的超越国界的经济合作和协调，如降低或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其它进口限制，调整工业布局，实行地区性保护政策，维护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有的还建立了共同市场，以集体民族主义的方式捍卫本地区各国的主权和利益。这对于限制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保持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稳定。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第四，亚非拉民族主义除上述各种团结合作趋势正在得到加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国家之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端、宗教和教派冲突、民族和种族纠纷），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距、现实利益的不同、外来势力的插手，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上升趋势。
其次，从欧洲的民族主义来说，战后以来，随着欧洲的衰落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出现，欧洲沦为美苏争夺和监控的主要对象，处于东西分裂状态。与此相应，欧洲的民族主义也由盛转衰，处于扼制和压抑状态。在美苏对峙并分别控制西欧和东欧的战略态势下，东西欧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就相似性来说，东西欧各国都以近似的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反控制、反干涉斗争。例如在西欧，5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戴高乐主义，强烈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走法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军事上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等。随后，西德违背美国的意愿，提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利益、缓解两个德国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并付诸实施。在东欧，早在40年代末，南斯拉夫率先反对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要求走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随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提出了类似要求。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干预下，酿成了一系列后果深重的事件和冲突，造成了东欧离心倾向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趋于崩溃。就差异性来说，东西欧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走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其发展趋势也极为不同。战后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现象是走向地区民族主义。战后以来，以法、德两大民族消除数百年来积淀起来的民族隔阂和世仇，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为契机，以法德为核心，以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共同体为载体，西欧各国减弱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结，稳步走上了联合民族主义，即地区民族主义的道路，并企图把地区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政治一体化的过渡形式，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与此相左，东欧各国则由于历史上积怨太深，又有众多的现实利益冲突，加上国界内外复杂的民族混居，使彼此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呈现出离散的征兆，尽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干预而维持着脆弱的、表面的平静。
近代民族主义诞生以来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已如上述，80年代以来，世界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犹似决堤的狂潮席卷全球，如同喷发的火山改铸世界，催生出了一批新国家，改绘了世界政治地图。当前，尘埃尚未落定，事态仍在发展，特性有待确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有其自身成长发展变化的某种规律，且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兴起原因、发展模式、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历史作用都有巨大差异。我们只有进行纵向的追本溯源，横向的比较鉴别，全方位、多视角的综合考察，才能看清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总体运动的发展脉络。
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
近代世界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它是与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以来，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就摆到了人们面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不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的，或者说最多仅是旧社会的思想残余，应予肃清，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这种传统观念需要重新审视。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久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因素，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存在着民族差异和发展差异，即仍然存在着民族利益的差异，更不用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的差异了。正是这种种差异使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其生存空间和群众基础，使民族主义仍得以以不同形式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尽管有时处于潜伏状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国内各民族关系而言，民族主义可能存在的基本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占主导地位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二是民族地区的地方民族主义；就国际关系而言，那就是国际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的对立。正是由于种种民族主义的存在，各民族间和各国间就会时隐时现地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矛盾乃至冲突。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以及各族群众在思想认识上要正视它，在行动上要引导它，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在对内政策的制订和贯彻过程中要努力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批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引导民族主义情结向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从长远来说，要引导各民族向民族融合而不是民族同化的正确方向发展。在对外政策上，社会主义国家要在维护本国正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同时，大力倡导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正义斗争，以平等态度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可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主义仍是一种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尽管它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无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下面我们试以原苏联为例，剖析一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问题。众所周知，旧时的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民族压迫突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在苏俄建立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为消除民族压迫和战胜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早在革命胜利之初，苏俄政府就发表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要求在俄国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直至民族自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并把这种民族纲领付之实施，先后承认了原是沙俄附属国的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独立。与此同时，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党内普遍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尖锐地指出：“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1〕1922年，在酝酿成立苏联的过程中， 针对斯大林等人草拟的带有浓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成立方案，身患重病的列宁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还愤慨地宣告：“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2〕。
列宁逝世以后，由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苏联境内原有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由于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举措失当而急速膨胀。就苏联国内各民族的关系而言，健全的民族主义，即要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存的民族主义并未占上风，而大民族主义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却在不同程度上扩大和加深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导致了一些地区民族对立和冲突的产生。就国际关系而言，30年代末的苏联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了露骨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其中最突出事例就是二战前夕构建“东方战线”。在1939 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属秘密条款中，德苏双方达成了重新划分中欧东欧势力范围和瓜分别国领土的协议。不久，苏联在构建“东方战线”的行动中付之实施：夺占了波兰、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强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并入苏联。事情还不止于此，大战期间，苏联还在卡廷森林附近秘密处决了15000 名以上的波兰战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卡廷森林事件。这种恃强凌弱、乘人之危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粗暴地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既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又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造成了后患无穷的消极影响。正是这种难以摆脱的民族积怨和对立情结，成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
战后以来，苏联的民族主义走上了更为复杂的发展道路。就国内各民族的关系而言，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民族纠葛仍未得到妥善处理外，苏联领导人推行了一系列严重失误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更趋紧张，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实施高度集权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过多地限制了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束缚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招致了某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经济结构不合理，更拉大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影响了当地民族生活条件的改善，扩大了民族不平等，从而在总体上恶化了俄罗斯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在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由于不切实际地、过分急促地推行“民族融合”而实质是上民族同化政策，即俄罗斯化政策，扼制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应有的正常发展，从而大大地刺激了民族对立情绪的增长。第三，二战前后，在“保卫苏联”的名义下，通过吞并别国领土，把苏联西部和西南边界向前推进了数百公里，又在“巩固苏联边疆”的旗号下，强制推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内迁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驱赶到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这些举措严重地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感情，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积怨，播下了这些民族地区长期不安定的种子，如同埋下了定时炸弹，一旦时机到来就会发生爆炸。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政局急转直下，“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实行，不仅为民族不满情绪的爆发提供了契机，打开了宣泄的闸门，而且为形形色色民族主义力量的集结和发展铺平了公开合法的道路。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数以万计的政治组织中，民族主义组织占了绝大多数。它们肆无忌惮地利用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进行煽动和挑拔，从而使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犹似一座沸腾的熔炉，燃起了熊熊烈火。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削弱和政局的失控，随着作为苏联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民族主义上升为主导苏联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苏联沿着解体的斜坡迅速滑落。
苏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所造成的现实利益冲突，是触发民族主义火药桶的导火线。在过去那种高度集权体制下，过度强调联邦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过分照顾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忽视各少数民族的地区利益，产业配置和产业结构既不合理又不均衡，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沦为单纯的原材料产地（如中亚地区）或某些专项产品基地（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现实经济利益的尖锐对立激起了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愤慨，强烈要求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和经济混乱局面的加深，为民族利益的冲突火上浇油，使民族分离主义的火焰愈烧愈旺，最后吞噬了联盟国家。
宗教冲突是诱发和强化民族对立情绪，加速苏联解体的助燃剂。宗教信仰无疑是形成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中亚诸国和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信奉伊斯兰教，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壁垒分明的宗教信仰扩大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裂痕，强化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解体前后，凡是宗教争端尖锐地区，几乎都成为民族主义高扬和民族冲突的热点地区，甚至兵戎相见。
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插手，对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苏联境内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和民族冲突激化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惊喜过望，认为民族主义正是颠覆苏联的最为锐利的武器。于是，西方国家从他们的国际战略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借题发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双管齐下，精心选择分离要求最为强烈的波罗的海三国为突破口， 怂恿他们脱离苏联。 1989年夏秋之交，恰逢二次大战全面爆发50周年，借此时机，西方公布了二战前夕德苏秘密划分东欧势力范围和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苏联的文件并大肆宣传。首次得悉此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舆论大哗，人心浮动，掀起了一股分离狂潮。正是在这股狂潮推动下，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西方立即予以承认。这是苏联分裂解体的第一步。此后，民族分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发而不可收拾，终于使苏联彻底解体。
还需指出，战后以来，苏联在对外关系上的民族主义倾向走上了恶性膨胀的道路。这突出表现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一方面，苏联确曾通过各种形式帮助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以双边和多边条约为纽带，使社会主义国家集结在一起，这在当时对于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世界和平，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步恶性发展为霸权主义。其具体表现为：政治上企图依仗强权和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来控制他国，军事上试图凭借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或现实矛盾，经济上力图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的经贸关系来损害东欧国家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冲突的发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冲突，70年代越南在苏联支持下的侵柬和反华，这些事件的出现，都是与苏联的民族沙文主义向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分不开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主义并未销声匿迹，也不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而是一种严峻的客观存在，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引导其向良性方向发展，政策不当和实践误导，都会招致民族主义向恶性方向发展，甚至会酿成深重的恶果乃至悲剧。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沉痛的，对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而其民族主义现象也具有独特性，是否足以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主义仍具有普遍性呢？应当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每个国家里也是有所不同的，但仍有其相似性和共通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这里，我们试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对比和补充说明。
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在当代崛起的背景与苏联相比，既有差异性，更有相似性。
从差异性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欧国家一般建国较早，民族意识发育成熟，民族文化较为发达，战后以来虽受苏联的种种掣肘，但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其民族主义的斗争目标是谋求完全摆脱苏联的束缚，走自己的发展之路。第二，东欧国家在历史传统上和文化上与西欧国家历来有较多联系并深受其影响，具有全欧意识，想借助西方力量发展自己并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第三，除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外，其他国家主体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特色较为鲜明，尽管也有某些少数民族混居其间。
从相似性来说，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东欧国家彼此之间，如同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一样，既有许多民族积怨和历史悬案，又有现实的民族利益冲突，而且都无例外地在相同的国际环境变迁下触发民族主义狂潮的。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推行了“新思维”外交，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随着苏联政治危机的深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过去那种使东欧与苏联以及彼此之间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丧失殆尽，民族利益考虑几乎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唯一出发点和归宿，久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喷薄而出，遍地溢流，填补了意识形态真空和力量真空，成为主宰这些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瞄准时机，乘虚而入，选择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波兰和匈牙利为突破口，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和脱离了苏联轨道。随后，其他东欧国家雪崩似地重复了类似过程。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是东欧遽变的基本因素之一，教训是深刻的。
三、民族主义若干问题的探讨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都表明，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民族主义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令人瞩目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也是制约世界历史进程的活跃力量和持久因素之一。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我们用唯物史观对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第一，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社会政治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近代民族主义肇始于英、法等第一批民族国家构建之际，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独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是催生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初始动力。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可称之为原生型或初始型的民族主义。此后，各国各民族由于当时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产生出各种发展和变异形态的民族主义。
第二，近代民族主义的涵义。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一个历史范畴。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近代民族这个特殊的人类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并为谋求民族权益，包括生存、平等、独立、发展等权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更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归属、忠诚的一种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是强调本民族的特性和传统，维护本民族权益，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的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也是实现民族要求的实践和运动。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和嬗变的规律。民族主义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时代在前进，国家在演化，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也随之发展和嬗变。民族主义发展和嬗变的方向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取决于作为民族化身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意图和导向。这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有各个不同的阶级或集团在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而且各个国家和各个阶级或集团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来理解“民族利益”和“民族主义”的。因此，民族主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且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内容和色彩。民族主义向哪个方向发展，是良性的抑或是恶性的，则取决于作为民族主导力量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内外政策的导向。其次，取决于该民族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因为，世界民族主义如同深邃广阔而变幻莫测的大海，始终蕴藏着一切潜在的可能性，轻波细浪或狂潮怒涛，它会随时由于内外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流向，维护或冲击现存民族国家或国界，影响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面貌。民族主义也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我们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内因是民族主义发展和嬗变的根源，外因是它发展和嬗变的条件，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还应看到，推动近代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前进的矛盾是纵横交错的，动因也是复杂多样的，这些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的力量必然会融合成为一个总的“合力”，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合力”推动下发展嬗变的。由于矛盾性质的不同和动因的差异，规定了世界范围内各种民族主义的“质”是不同的，发展和嬗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同的。可以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槌。
第四，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本民族长期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土壤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它所包涵的某些基本的社会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已融化于本民族成员的血液之中，成为影响各个民族乃至人类社会某一历史阶段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因素。近代以来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往往超越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上。近代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它是与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以来，情况就发生了改观，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民族主义仍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主义仍是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且同样也存在着向良性方向或恶性方向发展的问题，关键取决于领导层内外政策导向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前所言，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基本因素之一，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评估民族主义在苏东国家演变进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毋庸讳言，这既有其负面作用，即消极性，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前者而言，如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后退，造成了地区的剧烈动荡和国际关系的失序紊乱。就后者而言，如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主权，使其有可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挣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发展的道路。还需指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民族主义总得有一个合理的“度”，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苏东地区国家内的一些民族，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推动下，使用逐步升级的暴力活动无止境地进行民族分离运动，不但破坏了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而且带来了无数群众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邻国的不安，也损害了本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是不足取的。
第五，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8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高扬的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全方位地观察这种历史现象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正沿着聚变和裂变，或者说聚合和离散两种模式同时并行发展着。这两种模式或趋势既是对立的，又是并存的，而且往往聚变中包含裂变，裂变中包含聚变，相互交织，交叉发展，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复杂图景。聚合型的民族主义以欧共体为核心的西欧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东盟国家集团也属此类，拉丁美洲也有此类现象。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或称地区民族主义，主要以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主，政治联合为辅。总的说来，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代表了民族主义的长远发展趋势，尽管目前仍未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即使在民族聚合趋势较为强劲的欧共体国家内，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却由于地方主义的因素，出现了地方分立主义、地方分权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等离散趋势，这对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离散型民族主义则以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前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离散型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正处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地方利益集团和民族利益集团，却缺乏权威的社会机制予以调节，加上外来势力的插手所致。与此同时，即使在这些离散型民族主义活跃的国家内外，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脆弱的聚合趋势，尤其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联合。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发展模式尚未定型，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族、种族、部族、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因历史上的纠葛和现实利益的不同，却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够健全或领导层决策的失误或外来因素的干涉而导致冲突的不断产生。当然，从长期发展前景看，民族离散趋势是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随着民族意识的成熟，民族理性的发展，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国际社会的协调和干预，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活全球化趋势的进展，民族离散终究会向民族聚合方向逐步转化的。因为不论是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之间，抑或各个国家之间，只有实现了各民族的和解和合作，才能使各民族共同走上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未来将是光明的，如同百川归大海一样，世界各民族终将捐弃民族成见和前嫌，汇合和融合成为一个人类共同体，实现无数世纪以来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6—167 页。
〔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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