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结构——对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格局论文,结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长，一些热点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在增加，一些国家在努力加强军事同盟并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民族主义情绪在许多国家蔓延，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一地区的经济以重创并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等等。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模糊性，缺乏方向感。这种局面的产生同这一地区的某些结构性因素有关。通过冷战后近十年的演变，东亚国际关系中同时出现了三种略见成型的政治、安全模式：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它们构成了塑造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最重要的单元性结构要素，而且这三种要素相对均衡的分布，使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复合型结构。这三种模式在东亚都有其生长的条件，同时其中任何一种在展开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障碍，不可能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
一、多极模式
多极模式在有关世界秩序的取向上，通常是寻求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均衡、相互制衡的局面。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多极化趋势形成较早，也较为深入。形成这种局面是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
从客观上看，东亚地区内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异常密集。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和非比寻常的联系。此外，这一地区还存在一些在政治、安全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小国家联盟和中等强国，例如东盟、韩国、朝鲜、越南等等。它们不仅有时能够摆脱一些大国的钳制，根据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而且还能对某些大国的行为进行制衡，并获取某种主动。
在东亚地区的周边，存在一些对这一地区的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近年来一直在积极介入东南亚事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曾在建立地区多边机制方面发挥积极倡导者的作用，其中，澳大利亚与东盟有着密切的关系，1999年还在东帝汶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多极化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特殊状态存在某种吻合。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已进入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也存在特殊的发展阶段。在东亚地区，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巩固并成长的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民族主义成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工业化、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界限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各国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步确认并变得日益清晰。这种情形正好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形成某种对应。在当时的欧洲，崇尚实力、权力政治、均势的形成以及打破，是其国际政治演变的常态。当然，今日的东亚与当时的欧洲已有很大不同，但发展阶段上的某种对应性显然存在，这在客观上造成与力量均衡、均势有类似效果的多极化趋势。
从主观因素看，这一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积极倡导多极化趋势。其它一些重要角色也对多极化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认可。在日本，尽管官方对多极化的提法反应谨慎，但多极化中所包含的“均势”概念，对希望在冷战后的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日本，存在某种吸引力。对本地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东盟来说，多极化格局无疑为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东盟既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存在，借以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和日本，也担心美国在本地区确立霸权地位，并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因而又企图借重中国和日本抗衡美国。显然，只有本地区大国之间形成战略平衡，东盟才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多极化是东亚地区各国外交界、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议题。多极化不仅在中、俄、日、东南亚各国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即使是在官方一直对这一提法保持高度警觉的美国，提出多极化的主张并进行研究论证者，也不乏其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8年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说，可以说是多极化主张的重要渊源之一。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指出：“全球政治眼下正在经历十年或二十年的单极+多极体系，直到二十一世纪进入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注：塞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载[美]《外交事务》，1999年3-4月号，1999年4月20日。）而亨氏所提出的“单极+多极体系”的概念，与中国学者提出的“目前多极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超多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通过对上述主客观原因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东亚是多极化格局发展条件最为成熟，也是发展得最为成型的地区。不过也应当看到，这种模式在该地区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多极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过程，在冷战后全新的国际背景下，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出现了新变化。但是，追求力量均衡仍然是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这与过去欧洲国际关系演化出来的“权力均衡”多少有些相似之处。能否通过“权力均衡”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经验的角度看，都是有疑问的。
提出东亚的“多极模式”概念并不是说那里已经存在一个完成的状态，而是说东亚地区存在的较为强烈的多极化倾向可能或正在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尽管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某种主导地位一时也难以改变，因此力量分布不均衡的现实难以迅速打破。
多极化作为世界和地区格局演变的一个客观过程，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士的认同或认识。然而作为人的意志难以把握的客观存在，它的发展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或者是“一个平衡、稳定、民主、不对抗的具有建设性”的多极；或者像一战前的欧洲那样，是一个多强争霸的局面；甚至是一个各极争斗不休的无序世界。“多极化”作为一种主观的政策目标或意愿，各国政府、各方面人士所描绘的蓝图显然也是不一样的。
二、“霸权稳定”模式
“霸权稳定”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强国在世界居于核心地位，在其主导下整合出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是世界和平、稳定最有力的保障。当然，美国是这一模式最积极的倡导者。在美国官方文件、媒体和学术研究中，通常将这样一种模式称之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
就东亚地区而言，美国是否获取了这种霸权，或者这种“霸权稳定”模式是否已经完全成型，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议题。但它在地区事务，尤其是安全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得以取得和维持这种地位，除了就整体实力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
首先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这一地区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东亚地区维持着数量可观的军队，在越战期间，军队的数量一度达到60万人。冷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消逝，然而，美国仍决定将它的军事力量“继续在这一地区向前扩展”。美国在东亚保持10万规模的驻军，在数量上并不大，但作为前沿部署的部队，其装备之精良在该地区首屈一指，并拥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拥有的机动和战略布局优势。美国在韩国和日本拥有众多基地，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签有使用其海军设施的协议。它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本土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张完整、严密的军事网络，控制了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海上战略要点、交通要道，大大增加了军队的调动、补给能力。
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足够的盟友。作为一个非东亚国家，美国与这一地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与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存在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最主要依托。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同盟体系一度有所松懈。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美国认识到了这些盟友对于冷战后它在该地区保持和扩大影响的价值，从1995年开始作了一系列强化同盟的努力。1996年4月美日共同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并在这之后制订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美澳之间也于同年7月发表了《面向21世纪联合宣言》。美菲也达成了《美军地位协定》，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联合训练和舰队访问。通过这些行动，美在这一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得到了加强。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介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东亚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着某种关键角色。目前美国政府将这种介入称之为“参与”或“接触”(engagement)。
中日两国无疑是东亚地区内部最重要的国家，也是美国在本地区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巧妙地游刃于中日之间，影响和操作这组双边关系，对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美国利用美日同盟，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能力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并以此来缓解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对日本可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利用美日同盟形成的合力，对中国进行钳制，以迎合这一地区盛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同时推行对华接触政策，争取将中国纳入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总之，美国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使得中日都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定位在比它们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位段，从而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中占得先机。
在地区热点问题方面，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尽可能维持两岸分离的局面，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某种牵制；同时通过接触政策，使中国这样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与美合作，并推进其在华利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作为在那里立足的支撑点；同时利用1994年“核框架协议”、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粮食援助等与朝鲜建立沟通渠道，并积极推动中美韩朝四方会谈，以争取在半岛事务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在地区多边事务方面，美国多次挫败了由这一地区的国家提出的建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多边组织的建议；另一方面，美国积极组织和参与，并试图主导这一地区的多边活动。美国虽然不是APEC的最初倡导者，却主导了这一机制的主要议程。美国还在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等多边对话机制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就该地区各国间建立信任措施提出种种建议，采取一些行动。
美国所推行的“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同样遭遇到各种阻力和限制：首先，东亚地区的力量分布结构，使“霸权稳定”模式在这里打了很大的折扣。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如果是一个单极世界，那就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和许多实力较小的大国，不存在着实力强大的大国。结果还应该是，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单独有效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而其它国家就是联合起来也不能阻止它这样做。”（注：塞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载[美]《外交事务》，1999年3-4月号，1999年4月20日。）如果按照亨氏定义的单极世界，那么这种“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就遇到了比世界其它地区更强有力的挑战。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东亚是世界上“实力强大的大国”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其中的一些大国提出了有关地区秩序方面与美国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主张。如果美国在这一地区采取单边行动，它所遭受的阻力比世界其它地方都要大得多。
其次，作为非东亚区域的国家，美国在这里推行“霸权稳定”模式具有一些先天的困难。美国人威廉·福克斯曾经指出：“一个超级大国在其所在区域以外的地区只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与此同时，地区力量在其所在的地域内享有大国地位，因为他们在所在地域内力量冲突方面利益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注：转引自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Spring 1999),p.8.）肯尼斯·鲍德丁也指出：“力量（随距离）逐渐递减的规律，侵蚀了强国在遥远地区的能力，而这有利于均衡。”（注：转引自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 Security,Vol.23,No.4(Spring 1999),p.8.）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两位学者的判断。19世纪是英国霸权全盛的时期，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2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冷战结束后，与其它大国相比较，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所呈现的国力比当时的英国更为强大，但在东亚地区，也遭遇到英国过去在欧洲大陆相类似的问题。为此，罗伯特·罗斯指出：“冷战后的全球结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为特征。随着苏联的崩溃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军事力量的衰弱，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地区政治中拥有霸权。地区的结构可能与全球的结构并不一样。”（注：塞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载[美]《外交事务》，1999年3-4月号，1999年4月20日，79页。）
再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美国对东亚地区广大的海域几乎实现了完全的掌控，而在幅员广大的东亚大陆，美国的掌控能力则十分有限，美国只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一个小小的桥头堡。作为传统的海上强权，美国曾数次试图将其势力渗入东亚大陆，这些努力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遭遇到其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挫折，典型的事例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三、多边安全模式
与欧洲相比，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但是，多边主义的兴起以及各种多边组织和机制纷纷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已成为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地区已具备了多边模式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多边模式则是最符合全球化内在逻辑要求的国际秩序模式。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各国在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都在不断增加。如东亚的金融危机即表明，与一国单独采取行动相比，国际协调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安全领域，由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建立国际间的防扩散机制比单独建立吓阻能力可能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方面更有效。面对诸多的低度政治问题，如环境污染、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国际恐怖活动等，即使是超级大国也无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总之，全球性问题正在呼唤更有权威的世界性和地区性机制来处理这些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冷战结束使东亚地区从根本上消除了营垒阵线分明的局面，虽然各国间在利益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敌友之分。这使得各国可以运用多边合作的方式消除疑虑，建立互信，预防和遏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新的不和与矛盾而造成的地区动荡。
冷战后期以来，这一地区持续的经济繁荣使得各国间的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迅速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需要相互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这种情景反应到国际关系上，就是各国努力寻求规则管理的地区体系以及建设性的安全合作。
东亚地区有一批积极倡导多边机制的国家，而且它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现实的成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由于东盟国家的努力，多边机制已成为东亚安全事务中一个积极而又重要的因素。它成功地解决了柬埔寨问题，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促成了这一地区最广泛的安全对话，无论是在加强相互理解、建立信任，还是在增加国防政策透明度方面，都为该地区的安全问题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推动。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功实践为这一地区提供了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全新的安全模式。
经验和理论都证明，在地区多边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大国的态度往往具有关键的作用，而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都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尽管在支持的程度上有所区别。
总之，冷战结束后，在安全领域，多边机制在东亚地区获得了有史以来最迅速和成功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多边地区性组织，并在许多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事物和新现象，它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东亚地区发展多边主义的客观基础依然是脆弱的。
首先，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其它任何地区。宗教、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性，加大了整合各国利益和目标、确认共同归属感的难度。一位西方观察家认为：“只要东盟国家是由实行种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而且许多政治制度是相互对立的——组成的多边机制，它将始终面对着一些艰巨的困难。”（注：彼得·恩格：《转变中的东盟》，载[美]《华盛顿季刊》，1999年冬季号，1999年2月2日。）
其次，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在发展程度上仍有很大差距。另外，东盟一些国家内部的脆弱性限制了它们在国际、地区舞台，尤其是在建立地区多边机制领域发挥作用的能力。例如，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为其提供了主要动力，但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陷入动荡，政府多次更迭，分裂势力抬头，使印度尼西亚无暇继续在东盟多边事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是东盟的发展在近两年来出现停滞迹象的关键原因。
从本身发展的程度看，多边模式在东亚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初步的。一位西方研究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专家用“软性的地区主义”和“富有弹性的一致”来形容东盟组织机制的特点。这种所谓的“软性”、“弹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东盟多边机制不成熟一种委婉的说法。而东盟地区论坛目前所面对的议题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相比差距就更大了。从功能角度看，如果缺乏主要大国的主导作用，多边安全模式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将受到很大限制。不论是东盟还是东盟地区论坛，都是这一地区中小国家发起成立的。尤其是东盟地区论坛，在东盟国家的主导下，将这一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国都纳入其中，成为这一地区由各国政府参与的最为广泛的讨论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创造了由小国左右大国的奇观。但是，在当今国际政治依然是实力作为主要基础的客观环境下，这毕竟不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常态。欧盟这一多边机制之所以在欧洲能够成功，并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中心作用，欧洲主要大国，如德、法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关键的意义。在东亚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事务中显然不占有核心位置，这使得东盟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等关键问题上的作用显然是边缘性的。
从多边安全模式所处的地区环境看，尽管这一地区的大国都对东盟推动地区多边机制的努力给予支持和肯定，但是这些支持与肯定并不是这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政策。一位美国专家指出：“尽管美国在促进地区多边对话方面，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但双边关系依然是美国与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的最重要方面。美国的决策者所要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东盟地区论坛和其它地区组织不能被视为是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健康的双边关系的替代物。”（注：Patrick M.Cronin and Emily T.Metzgar,ASEAN and Regional Security,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trategic Forum,No.85,October,1996,p.4.）这恐怕是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发展的最大障碍了。
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对东亚地区近期的国际政治、安全形势中一些主要矛盾和变化的基本脉络。正是因为东亚政治、安全形势具有多种结构并存、并列的特点，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全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其前景也肯定是不稳定、不明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