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话语的谱系学分析——图书馆学话语三大族系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话语论文,谱系论文,大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从谱系学(Genealogy)的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话语由三大族系构成：技术图书馆学、人文图书馆学和制度图书馆学。其中的前两个族系即技术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已有较长的“族史”，人们易于识别。而制度图书馆学则是新近才取得一定的话语地位，其是否应该与技术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平起平坐”，尚可存疑。然考虑到制度图书馆学的话语视角同技术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的话语视角确有显著区别，故本文将其作为独立族系处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划分的图书馆学三大族系并非指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构成，因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划分是基于研究内容的不同板块，而本文中的图书馆学谱系划分是基于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划分的三大话语视角。也就是说，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划分是一种内容逻辑划分，而图书馆学谱系划分是一种价值取向划分。
1 技术图书馆学——实用主义价值观
从图书馆学话语谱系的生成历史看，技术图书馆学可以“老大”自居，其历史最悠久，其思想基因具有鲜明的“图书馆”特色。图书馆学能立足于众学科之林并有别于其他学科，技术图书馆学功不可没。
技术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图书馆工作对象——人类的知识及其载体文献的组织与传递利用的方法性、技术性知识体系，可概称为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学问”。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所谓图书馆学，是在正确原则之下，系统地确立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所必要的原理”（施莱廷格）；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艾伯特）；图书馆学内容包括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和图书馆史学四个方面（格雷塞尔）；图书馆最重要的是“能以轻而易举的分类排列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时对这些文献进行标引”（杜威）[1]；“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胡述兆）[2]，等等，这些认识或论断，无不认为图书馆学就是方法性、技术性学问。
技术图书馆学的价值指向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信念。它反对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形而上学式的理论提升，而主张“高贵隶属于有用”；它的思想视野一般不“奢望”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政策体制改善，即不喜欢“宏伟叙事”，而主要关注行业内部或部门内部的资源整合与技术改进；它的实践策略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大注意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价值是非问题。杜威的“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的理论正确性，都要让位于实际的效用。……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设法解决实际问题”，这句话可以说是技术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最好注脚。
技术图书馆学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一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浸润着图书馆学话语土壤，成为图书馆学话语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思潮之一。技术图书馆学的实用主义观念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世界性影响，即美国作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执牛耳者，其实用主义观念至今主导着世界范围的图书馆学话语的价值方向；二是源于图书馆学本身的应用性特征，即图书馆学作为一种面向图书馆活动实践的应用性理论，始终生发着实用主义价值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系及其营养，进而吸引着无数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拥趸。
2 人文图书馆学——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观
人文图书馆学兼具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价值观基础。
2.1 理想主义人文图书馆学
以理想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人文图书馆学，其基本特征是注重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和平等服务理念。关于图书馆注重社会教化功能的具体内涵，于良芝女士作了精确概括：图书馆的“好书和阅读活动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达到更高、更完美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价值，图书馆员必须怀有对图书的挚爱，不遗余力地培养社会成员的阅读习惯，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美。为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图书馆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文献审查。”[3]持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图书馆学代表人物主要有诺德、杜威、巴特勒、阮冈纳赞、鲁巴金以及我国的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等。其中的杜威因其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观念中主张教授实用技术为主，又在图书馆社会功能观点上主张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从而使其思想兼具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双重特色。
以理想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人文图书馆学，把社会教育界定为图书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因为图书馆的产生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建制是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为基本价值依据的。关于这一点，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表述的：公共图书馆“既支持各级正规教育，也支持个人和自学教育”，“人们需要有一种机构为大家提供印刷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以便支持各种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教育，这是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得以建立和维持下去的原因，而且一直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宗旨。”[4]而在列宁的图书馆思想中，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被提升到“政治教育”的高度，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是国民教育的中心，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场所。
以理想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人文图书馆学话语，有几个重要的理论主张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大厦中的重要支撑。这几个理论主张包括“选书价值论”、“阅读使命论”、“平等服务论”等。
“选书价值论”主张以图书内容的价值作为图书馆藏书选择的主要标准，认为图书馆应该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图书，这样才能保证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责的履行。杜威提出的“三原则”——“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中，“最好的图书”占据首要的位置，因而是“选书价值论”的一种明确表白。“选书价值论”因其有人为“审查”图书内容之嫌，受到了后来兴起的“选书需求论”的有力挑战。
“阅读使命论”认为，图书馆的使命主要体现为促进人们的阅读。巴特勒认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则是把人类的记忆移植到现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社会机构，而这种“移植”就是通过人们的阅读活动来实现的，因此促进阅读应该成为图书馆使命的主要表现。鲁巴金认为，“一个图书馆员应该了解不同心理和社会类型的读者及各种不同的图书，以便满足读者的多种要求”[5]。据此鲁巴金认为，阅读心理学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总之，“阅读使命论”者认为，促进阅读就是促进社会的文明、理性、秩序，图书馆职业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要让更多的读者阅读最多最好的图书[6]。
“平等服务论”主张图书馆应该平等对待任何图书馆利用者，认为所有人都有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应该是民主法治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阮冈纳赞可以说是“平等服务论”的最全面阐述者，因为其五定律实际上就是他平等服务思想的全面总结。翻开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一书，诸如“图书馆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我们的图书，人人可借，人人可看”[7]等充满平等理想的话语随处可见。所以，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一书完全可以称为是“平等服务论”的集大成著作。此后，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权利宣言》等又全面引申和强调了平等服务的理想主张。在我国图书馆界，目前广泛谈论的“公共图书馆精神”、“信息公平”、“弱势群体知识援助”、“图书馆关怀”等也是这种理想主张的进一步延伸或扩展。之所以称之为“理想主张”，是因为平等权利是世界上最多的人最强烈追求却最难以实现的一种理想诉求。世人皆知，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基本结构都是按照等级制（或称科层制）组织起来的，而只要存在等级制，平等权利就不可能彻底兑现。正如美国学者贝思·辛格(B.J.Sinser)所言：“所有的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只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事实的陈述。这种理想或许是强有力的，……但它们对大部分人来说却是无法生效的，要看到这些人真正‘拥有’这些权利是非常困难的。”[8]不过，正是因为“拥有”平等权利“非常困难”，才值得人们珍惜，才值得人们倾其全力追求，并成为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对图书馆职业活动来说，平等服务理念是每一个从业人员必须加以恪守并贯穿于职业生涯始终的基本的职业信念。因此，“平等服务论”应该成为图书馆学话语中最具生命力和亲和力的职业话语。
2.2 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
从图书馆思想史的时间顺序看，理想主义人文图书馆学形成在前，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形成在后，亦即理想主义人文图书馆学已逐渐被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所超越、所扩展。但我国的人文图书馆学话语现阶段仍处于理想主义占主流地位的阶段。
以个人为本位、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利，反对公共权力的强制，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人类思想史上，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已逐渐扩展成为世界普遍性的象征理性、正义、美好的主流思想地位。尽管反自由主义思潮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从“二战”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扩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9]。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主义思想向图书馆学领域的渗透和扩展是一种必然趋势。由此形成的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话语能够取得当代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导话语地位，是不足为怪的。麦克考文、布罗德菲尔德、福斯克特等人就是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国际图联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行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也都持有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价值立场。这可从他们发表的相关宣言或声明中得到证实。
知识自由是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的核心理念。这一核心理念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主张构成其内容，这就是：图书馆应保持中立性、尊重读者的自主权和反对检查。
图书馆的中立性。所谓图书馆的中立性，按照日本学者有山菘的表述，是指“图书馆应该从一切政治或思想中‘中立’出来，排除一切面对政治或思想问题的‘直接行动’，只承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向民众客观地提供资料的责任与义务”[10]。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都有能力为自己的需要做出适当的选择 （包括文献资料的选择），进而他指出：“一个馆员，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倾向看得高于馆员职责，如果他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馆员是无信仰、无政治倾向的，他就不可能是个好馆员，他就违背了他作为馆员的信仰，忽视了他的真正的职责。”[11]尽管麦克考文的观点有些偏执，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指认出图书馆中立性原则的这样一种基本精神：图书馆职业的最高原则是保证公众自由获取知识的自由权利（即知识自由权利），因而图书馆不能为了迎合公共权力、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来自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压力而做出任何侵害读者知识自由权利的言或行。尽管在现实社会中，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图书馆有时也难以彻底坚持中立性原则，但至少图书馆不能主动放弃中立性原则，更不能主动做出有违于中立性的行为，而且当遇到破坏图书馆中立性原则的人或事时，应以适当的途径和措施予以坚决的回应或抗争。
尊重读者的自主权。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主体具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便没有自由。图书馆尊重读者的自主权，意味着图书馆相信读者具有选择自己需要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对那些未成年人读者来说原则上要由其监护人协助保证），而不是把读者认作“无知的傻瓜”。对此，黄纯元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图书馆员要比读者来得更高明，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图书馆员所提供的精神食粮要优于读者自己选择的[12]。图书馆尊重读者的自主权，必须做到如下四点：第一，在服务上，坚持“主动提供，选择自主”的原则，即图书馆主动提供读者所需的各种服务，但服务项目或内容要由读者自主选择，图书馆不得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加以干预；第二，图书馆人不做“内容审查官”，即图书馆不承担对所提供文献的内容价值的主观判断责任，这一责任应由读者自负；第三，推荐读物的宣传要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不先入为主地夸大宣传或失实宣传，以免影响或误导读者的自主判断；第四，实行“读者听证制”，即除了国家明令禁止流通的读物之外，对某种读物是否加以限制流通的决策，应根据读者听证的结果来做出。
反对检查。这里的“检查”，是指政府权力部门或其他组织、个人（包括图书馆人自己）对图书馆的正当业务工作实施的检查，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检查、显性的或隐性的检查、外来的或自我的检查、对文献内容的审查或对读者阅读记录的检查，等等。图书馆反对检查的法律依据在于民主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具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现代图书馆所奉行的知识自由原则，自然被包含在保障公民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范畴之内。图书馆反对一切检查，其前提是图书馆按自身职责应具有收集资料和提供资料的自由权利，以及读者阅读记录必须被纳入到公民依法享有的隐私权范围，因而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无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都无权检查读者的阅读记录。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任何检查行为都极易产生“强制”状态，而强制与自由水火不容。因此，反对一切检查，是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不可放弃的一种基本立场。
总之，自由主义人文图书馆学“关注的不是图书的内在价值与功能，而是个人的需求与权利；不是图书馆教化育人的使命，而是它满足个人需要的责任；不是图书馆与道德、秩序的关系，而是图书馆与自由、民主的关系”[13]。
3 制度图书馆学——现实主义价值观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尺度看，自近代以来，图书馆这一“行当”从官府的档案性机构或民间自发自建状态逐渐转入一种正式的社会性建制，成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如今，图书馆制度已成为世界普遍性的文化制度形式之一。因此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是一种制度性产品。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印证：第一，社会上普遍设立有各类图书馆机构，使图书馆制度具有了载体形式；第二，图书馆工作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普遍设立有职业团体组织——图书馆行业协会或学会，使图书馆制度具有了职业化、组织化基础；第三，社会上已形成有图书馆职业人才培养机制（如大学中设立有相关专业及其学历、学位制度），使图书馆制度具有了专业化人才教育基础；第四，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的宪法或相关法律法规中均规定有发展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公共文化事业的条款（有的是明文性的，有的是隐含性的），甚至已有不少国家制定有专门的图书馆法，而且这种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政策得到各国民众的普遍支持，这使得图书馆制度具有了合法性基础。总之，图书馆事业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因此，从制度视角研究图书馆现象，也就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视角。这就是制度图书馆学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制度图书馆学的基本观点包括：(1)图书馆是政府为了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文化权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种制度性公共产品；(2)国家发展图书馆事业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3)政府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主要责任主体，政府应该为发展图书馆事业作出正确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安排；(4)维护公众利用图书馆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5)图书馆事业发展必需的技术支撑与人文理想，必须依靠图书馆制度的保障条件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制度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引入一般制度理论研究成果（如制度哲学、制度经济学、制度伦理学等研究成果），论证图书馆制度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约或促进作用机理；通过论证图书馆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属性，在理论上指认政府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主要责任主体，以为相关部门向政府表达制度供给要求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对图书馆制度现状的调查和思考，指出制度现状与制度目标之间的差距，并提出制度改进或制度创新的技术性方案或建设性意见。总之，制度图书馆学研究通过图书馆制度维度的思考，能够使人们认清图书馆制度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保障作用，从而为图书馆制度改进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制度图书馆学话语的特点表现在两方面：(1)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制度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制度是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先进的制度设计与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说，那些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人文理想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良制”的先导和保障，再先进的技术理性也会异化成单向度的技术霸权，再崇高的人文理想也会因无法实现而失去其崇高性和可爱性。所以，制度图书馆学特别关注现实图书馆制度的缺陷，并为图书馆制度的改进、创新和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制度保障条件。制度图书馆学思维采取的是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即从图书馆制度的实然状态（现实状态）指向应然状态（理想状态），从现实出发，提出改进的路向或方案。(2)“权利——政治”话语路向。制度图书馆学尊奉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的价值立场，其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基于维护公众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对某种权利的确认和主张，要有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保障机制，不然这种权利便极易受到漠视甚至被侵害或剥夺。政治制度的首要价值之一就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14]。因此，制度图书馆学思维强调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注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改进，以为公众利用图书馆实现其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争取良好的政治空间。为此，制度图书馆学主张应该改变以往图书馆学理论“莫谈政治”的狭隘观念。对此，哈里斯曾有言：“图书馆信息职业应珍惜这个机会，批判性地、系统地重新审视图书馆在维护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权利中的作用……但是要发挥这种［职业］潜力，我们就必须克服我们长期存在的鄙夷政治的传统，开始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关于权利的讨论”[15]。应该指出的是，制度图书馆学主张关注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改进，这与人文图书馆学的图书馆中立性主张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无论是人文图书馆学还是制度图书馆学都不主张图书馆员以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干预读者的选择自由（这是图书馆中立性的基本要义），而都主张图书馆必须维护读者的知识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制度图书馆学关注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改进，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以中立性立场为维护读者的知识自由权利争得更加开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为了宣明自己的某种非中立政治立场，更不是鼓动图书馆员直接介入某种政治事务或政治派别。
4 结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把图书馆学话语谱系按价值取向不同划分成技术图书馆学、人文图书馆学和制度图书馆学三大族系，并对每一族系的基本价值观做了简要论述。这是为了梳理当前纷繁复杂的图书馆学话语谱系而进行的一种初步尝试。在这一梳理过程中，笔者深感自己分析能力之穷竭与综合能力之匮乏，因此，笔者是以抛砖引玉的心态作出了上面的梳理。那么，上述梳理和划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依笔者之见，至少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澄清：
(1)把图书馆学话语谱系划分成如文中的三大族系，其逻辑依据是什么？本文中未指出这种划分的逻辑依据，之所以不先指出逻辑依据，旨在不想掉入某种“逻各斯主义”的先设框架中。那么，这种做法符合科学研究的常规要求吗？
(2)以谱系学方法来梳理图书馆学话语状况，这种方法具有科学性吗？本文应用得恰当吗？
(3)文中划分的三大图书馆学话语族系，每一个族系都能成其为“族系”吗？还有其他族系吗？
(4)三大话语族系之间有内在关联吗？如果有，应如何界说其关联？
(5)对图书馆学话语状况作如此梳理和划分，有必要吗？如果有，其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来稿时间：2006-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