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文化资本与中国近现代精英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资本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6)06-0078-06
一、引言
精英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主导阶层，精英的正常合理流动是维持社会稳定、消除社会紧张的必要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因此，研究精英阶层重现背后的动因及机制就显得意义重大，产生的争议不断升温[1—10]。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流动与结构[5，11—14]、精英的生产与循环[3，15—17] 等传统的理论路径来考察精英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精英的生产与流动问题[1，18]，并试图阐释社会制度与精英相互建构的模型[6]。基于上述努力，笔者试图从文化场域的视角，探讨在现代化主题下的精英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关注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景观中精英应对文化认同危机的历史体验，并由此揭示文化场域中精英流动的机制。笔者认为，在分析现代社会的重心已经落在“文化”层面上的今天，现代社会中所重视的价值和能力重点在于文化能力和文化意义，由文化资本的继承与传递所进行的精英生产与再生产，具有更好的效果。因为这样的继承与传递方式具有隐秘性。因此，关注文化场域内的精英流动将有助于揭示我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及社会生存机制，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的这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寻求维持社会稳定的机理。
二、文化场域、文化资本与精英博弈
本文讨论的精英主要指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复合体，这种指向有助于明确我们所要讨论的精英范围。由于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往往在不同场合互相代替各自的角色，并行使各自的功能；但是在某些时候，文化精英同政治精英往往是一个词的两种表达①。
然而在文化场域内讨论精英流动机制问题使得对精英的区分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首先作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9] 的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也即，文化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一种是由社会中有效位置的分配、文化资本的具体分配结构所决定的结构，并反映了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的权力关系。因而，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离的。资本在不同的“场”之间不具有通用性。再者，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已经同时将经济及文化因素纳入并加以统一考虑。这种考虑方式事实上就意味着，文化资本已包含着经济资本的存在，而经济资本也必须转换成文化资本才能造成阶级的区分[20]。最明显的例子，那种经济暴发户的后代不一定能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以及他的孩子只有丰富的经济资本而无丰富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化的资本。它可以给予个体认知与行动的信息，以及不论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可以让下一代继承的文化财物(具体的)与文化能力(抽象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与社会各种机制共谋的、并藉由这些社会机制(如教育场域的运作)来合法化其自身的资本形式[20]。文化资本的展现是一种能够“辨识”出具有特殊符码性质实践的一种“组成图像或是音乐上、文化上的知觉和评价模式系统，它以有意识及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21] 2。当人们尽力去培养自己或是后代这种特殊的辨识系统(习性)时，这种特殊的辨识系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资本，可以供其在复杂符号世界中使用。
进一步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辨识系统同社会制度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例如，一个精英的文化习性来源于他所遭遇的社会结构对自己的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资本可以作为辨识特定社会阶层的身份标志②。这意味着精英群体自身能力的独特之处以及对习性的稀缺使得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成为可能[6]。比如文学趣味虽然在理论上属于所有人，但实际上却属于支配着社会的少数“权力精英”③。任何社会的精英总是尽可能地综合运用他们的资本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场域中的行动者(精英)由其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与结构在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之后，就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倾向与态度：积极地向着或是维持资本的分配结构或是改变这一结构的方向调整自己，以使自己的资本增加或增值。行动者为了增加或保存其资本，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改变游戏的内在规则。“游戏者可以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以及游戏和奖金的再生产的前提而增加或维持其资本，也可以介入游戏并改造——部分或全部地——游戏的内在规则。”[22]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精英对资本的占有和分配，往往是精英所处位置重新定位的过程。因此，精英将不可避免出现流动。
三、文化场域与精英流动机制
就上述讨论而言，讨论场，就是讨论整个世界的日常的社会关系，对关系的讨论系带着对“常识”的理解与转换，并由此发生主导意识的转变。这意味着文化场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的主导范式都随着权威的移易而发生变化，其边界也随着新的变化而移动。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争论构成了文化场域变化的辩证法。这个过程也就是形式主义者说的传统的习惯化与反传统的陌生化之间的较量。意识形态上较量的结果最终直接指向意识承载者——文化精英之间的斗争。
1.文化认同与自我确认
一般而言，制度的需求是精英出现的动因，但并不是精英准入的惟一的、确定的、不变的条件[6]。作为某种逻辑和必然性的文化场域，其逻辑和必然性对于那些控制其他场的东西来说是特殊的、不可简约的。这种逻辑往往便是场域设定的规则，它常常成为资本在各个场转换的标准。参与者由它来界定是否合格，并挑出其中的佼佼者。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占有了有关这些特性的某个明确的结构，并明白自身所具有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就可以合法化地进入一个场。由此可以明白，作为特殊的社会空间，作为知识分子盘踞之地的文化场域，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的确认是最为关键的，这也是文化精英能够掌握话语权，成为承诺和自我确认视界的提供者。
精英通过文化认同获得群体归属感，而自我确认则成为其在场的合法性证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坚定地相信知识分子代表着普遍的真理、良知、正义，知识分子应该为这些神圣的价值而呼喊、奋斗和干预社会。由此确立了两种身份：“立法者”与“阐释者”[23] 5—7。
精英大都自觉地承担起“立法者”与立法者的责任。他们往往是意见分歧的权威仲裁者，因为他们拥有“比非知识分子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由此，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23] 5—7他们阐明了那些被认为是“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联系和决定性的关联”的知识，正是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特权使得他们能够，也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艾森斯塔德认为，在作为社会秩序的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类似于舆论领袖)与其他精英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因为前者往往把自己的关于文化与社会秩序的特定概念，强加于其他的精英群体[24]。这种紧张随着现代文明的形成而得以进一步强化。
2.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精英流动的内在动力
由于社会变迁[24]、意识形态[25] 136及精英内部的张力[26—27]，社会制度必然从高度同构走向逐渐分化。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对于世俗秩序不满的精英陷入了新的文化认同危机，并借助于超越的秩序来与世俗秩序抗衡，这个超越秩序的宏伟象征符号就是“人文精神”或“终极关怀”[26] 226。因而“人文精神”的话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处于世俗时代、又具有超越意向的精英的认同危机与终极焦虑的集中表征。
当精英发现其社会的文化遗产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之后，这种冲动就会燃烧起来。他的直接社会环境不是“此”总体世界，也不止有一种生活方式，一旦明白这些事实，就会产生最初的距离经验和最初的超越其环境的渴望。当他从初级群体获得距离时，世界就不再呈现出同一面目。曼海姆将这种走出人的行动范围和直接情境之外的渴望称为超越冲动，这是每一知性过程的基础[29] 149。
精英这种冲动实际上表现了精英在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感受到的紧张与焦虑。于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什么，一直是精英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精英的文化价值与政治理想的认同问题。
对于制度而言，精英的这种分化和倾向，具有“自参照”或“自组织”的特征[29]。由于占据和未占据某一社会位置的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因先天或后天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加之社会变迁不断给其社会位置提出新的要求，因此，社会流动就成为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一种必然的现象。精英通过自己的影响使自己的个人因素性的内容转化成一种传统，逐渐权威化和制度化。同时，制度通过原有的精英实现精英的制度变革。这样，制度就随着精英的流动而产生变动，这种变动意味着制度实现了自我生产、自我繁殖，也意味着通过制度所规定的精英准入规则的变动的自生产。
3.文化资本嬗变下的精英教育——精英生产的微观机理
作为社会象征意义的一部分，文化资本必然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文化资本的嬗变不仅仅是品位与格调的表征意义的变化，而是更本质地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对于精英来说，面对快速变迁所引起的文化撞击，不管震惊与否，都必须作出回应，或保守，或激进，对文化传承的态度不同，直接地表征了对待文化变迁中的承受能力。因此，本质上演变成为对待文化的两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于是从宏观层面上看传统可能逐渐衰微，现代性乃至超前观念与理论大行其道。而就个体而言，文化资本的嬗变则表现在教育上。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资本是教育的产物，尔后才与个体的社会起源有关[21]。但是文化资本一旦形成，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知觉以及评价模式，那么它就代表着个体会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来行事，因此必然对教育形成反向动力。文化资本的形成是先由个体出生的原初家庭的教育而来，这是其附着性状态形成的阶段，这种资本状态并不是可以用钱直接买到的。由于精英自己看到了这种天赋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有效地利用这种特殊性并使自己的优势凸显出来，完成自我生产的“功能性”开发。随后在学校教育中进行再强化形成合法化的文化资本。这一过程是文化资本制度化的过程，藉由学校教育等得以制度化的机构，来进行合理化及合法化的确认，其自身成为主流文化。学校教育宣称这种新的文化是值得学习的，甚至是只能学习它的独断文化的隐藏与再生产之资本状态[20，30]。当学校文化所代表的是精英阶级的文化，那么精英阶级所拥有的经济以及文化优势的资源，就可以藉由教育传递给其后代，并在学校教育中得以再合法化及合理化其自身。
上述过程是精英生产与文化资本生产的双向过程，文化资本合法化得以完成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精英群体，因此文化资本其实就延续了阶级间的不平等。通过所有一系列的挑选运作，它分离了继承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和缺乏文化资本者。进而通过继承资本与社会差异二者间绵密的关系，形成的才能上的差异，教育系统倾向于维持原先就存在的社会差异[31] 40—41。
换言之，文化资本延续着阶级间的差异，更加深了文化资本不足者的相对弱势处境。藉由文化资本的继承(由家庭所赋予的)以及文化资本的学习(由学校教育所赋予的)，阶级之间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由家庭延伸到学校[21]。是故，文化资本不仅着眼在“文化”的意义上，更以文化作为精英象征的一项重要指标。
四、二元对立下的近现代精英流动
将上述理论假设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结合在一起考察时会发现：就社会转型与文化冲击而言，中国近现代几次大的、变动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与进程的社会变迁与制度变革无不与精英的产生、流动、循环密切相关。同时，由于文化资本一直处于变流之中，文化认同与精英的更替显得错综复杂。笔者仅从以下几个主题，对中国近现代精英流动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1.文化认同危机与精英的博弈
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精英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如何现代化。而在现代化的主题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价值选择上的几乎所有困境与尴尬，差不多都可以归结到一点：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认同(身份)危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历史汇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也不能错过的历史机遇。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汇入这个进程有着无法克服的特殊文化心理障碍，具体表现为文化认同危机。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是西方“他者”用武力打出来的，它或者与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排外情绪纠缠在一起，中国在西方他者的冲击之下面临着现代化滞后与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与双重困境，后者要求学习西方，而前者则必然排斥西方。然而不管如何，现代性的进程在精英面前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现代性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却是长久存在，并在每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或出现多重的不同的特征。领导阶层的结构变迁即是新旧取代的过程，即从整体来看，旧的属于传统性，而新的则属于现代性。这种取代或对立可以视作为精英博弈的显性方式。
采取何种方式的现代化，是精英斗争的焦点。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或者激进与保守，焦点是对话语权的控制以及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重新解释。话语权的争夺直接反映在报纸与教育之上。前者是即时的当下的方式，它是为了解决从精英思想到大众文化的转换问题。而后者则显现了精英对于长期斗争的战略性的安排。因为对教育的控制和改造是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这将直接培养出具有新的文化意识的精英群体。后一种无疑带着隐性色彩的博弈，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直接和大众文化的对接，而是对大众文化的引领或再造。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领导阶层的蜕变，隐约地看到近代中国蜕变的历程。这个过程是传统日渐式微，现代性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但其间的变化并不简单，而是非常复杂。所涉及的主题的多样性和选择方式的多样化无不展示出这种复杂性：关于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争论；关于人文精神同世俗精神之间的矛盾；人文精神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同民族化之间的矛盾等等，无一不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的展开。
2.从缺席到在场——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无论是作为社会变迁的推动者，还是维护社会结构的坚定者，都不可避免在现代性的大旗下活动，只是各自的着力点不同。精英们轮番登场，上演了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转化的一幕。这种角色转换耐人寻味。
早期的文化精英并没有从根本上看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精英结构和现代化的不适应性，没有从根本上怀疑过以儒家伦理为本体的思想基础。因此，精英承担的依然是“立法者”，他们就可以提供起到仲裁作用的权威性表述，他们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文化精英在整个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开始了从“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精英背景的变化所透露出来的意义是观念的蜕变。然而随着大门的洞开，以及各种策略的失败，文化精英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所指涉的“阐释者”的立场，在各种打着“救国”的旗号以及其他各种幌子下进行各种活动的各种精英身上：晚清时期、“五四”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其中有“国学的”、“启蒙的”、“改良的”，或者“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革命”的等等，遑论其中还有各种各样更小的共同体以及更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32] 17。
3.近现代教育变革——从维模到文化场域的重构
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把教育问题列入精英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环节中，同时也强调了文化资本嬗变过程中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当我们审视近代中国的变革时，更能看到，教育作为“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一个部分[33]，其“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34—35]。教育宗旨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宏观的国策以及微观的个体权力运作[36] 138。从社会作用上看，对教育话语权的把握，则有利于宏观上控制教育，使之更好地为相应的政治、经济服务；在深层次上，则是阶级意志运作的结果[37] 98—101。因此，近现代中国教育观念与教育制度的嬗变不仅意味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交缠，教育话语权的不断易手说明了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风云变幻，更是描绘了传统的文化景观向现代性转向的重构轨迹。
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考察中国近现代教育，可以发现近代教育的趋向——教育主题是由三条基本线索来构成和加以贯彻的[33，38—40]。这三个教育主题互相交织、互为影响，共同演奏着中国现代性转向的乐章。
一个是旧的教育主题的延续。即使在列强大炮的开道下，以及随之而至的文化侵略中，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框架由于其固有的根深蒂固依然存在和维持着。但传统的教育(以科举制而体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总的是趋于衰势[33]。作为维护宗法社会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主题，映射着传统的保守的文化惯习。
一个是源于16世纪末期(以利玛窦为代表)而开始于19世纪初，并伴随着洋枪洋炮而至的宗教活动所产生的教会教育[41—43]。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的不断深化，教会教育在发展趋势上呈上升、发展、扩充的趋势。教会教育一方面充当了殖民主义文化渗透的重要角色，送来了西方文化的崭新观念，为接受新的文化观念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训练了“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44]，造就了一大批新式的知识精英。例如西方人傅兰雅于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皆以西学为根本依据，同时又以服务于中国时务为目的[45]”。
一个是开始于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一批思想家和官员的宣传和言论，特别是他们新鲜的主张，并从他们开始的“西洋教育”[38—39，46]。从“经世致用”[47—48]、“洋为中用”、“中体西用”[49—50]到后来的维新改良[51]、乃至最后的革命思潮，都体现了近现代文化重组模式的多样化和精英们为争取现代化的不懈努力。
中国近现代多种教育主题并存的局面，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场域的重构显得更具丰富性和广泛性。除去前者的保守与顽固外[52—54]，在传统模式之外发展起来的教会教育“在封建主体中楔入了资本主义因素”；而西洋教育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文化启蒙窗口。在客观上，后两种努力与尝试都成为现代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并逐渐展现出与现代性接轨的生命力。尽管中国近代各种不同的教育主题，共同构成着近代教育诸因素的消减和增长图，不论是正面和负面的消减和增长，我们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能充分地体察和感受到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强烈对立，然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就是顽固派彻底丧失了优势地位，新兴的知识精英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民主”与“科学”成为话语体系的中心。
五、结语
至此，本文通过对由文化构织而成的社会空间中文化资本与精英之间关系的探讨，建构了精英流动的一种可能的机制。并以此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精英流动的状况。应该说我们的讨论尚不充分，发掘仍很有限。但这里已经大致展示出，在文化资本作为社会分析中心的现今，精英、教育与文化资本越来越紧密，在现代的、工业的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教育系统显然已衍生出另一种资本结构，成为影响阶级区分与精英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是因为，教育不仅提供给人知识上的增长，还包括在生活各层面的品味方式的传承。人因教育影响其生活消费的能力，不同的教育让个人展现不同的品味，创造出不同的生活。由此，我们可能进一步用此框架分析当代社会的精英流动机制及可能的变化。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士》(The Chinese Literati)，见哥尔斯(H.H.Gerth)和米尔斯(C.W.Mills)所编的《马克斯·韦伯论文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by Max Weber; Hans Heinrich Gerth; C Wright 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篇侦探小说中，一位成功地混入上流社会的女子，由于弄不清Paris不仅仅指巴黎，而且指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著名人物，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③在《艺术之恋》中，布尔迪厄指出，博物馆的参观者与其受教育水平成正比，此外，统计资料显示，音乐会的听众、画展的观众情况也是如此。参见Bourdieu,P.The Love of Art:European Art Museum and their Public.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1990.
标签：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