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过程：发展、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的人类学
发展（develop）一词至17世纪才正式出现在英语中，在此之前的词形是disvelop，本意为打开、展开；18世纪时，这个词为新兴的生物学所用，用以指涉人类心智的发展，因而与进化（evolution）一词关系紧密；19世纪，“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古典进化论的关键词之一，特别用于解释经济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这一含义在20世纪日益普遍化，二战以后“发展”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概念，并且成为世界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Raymond,1983/1976:102—104）。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项目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欲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第四点计划”（以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来支持和争取第三世界国家）以来，针对落后国家的直接经济援助项目成为推广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20世纪的50、60年代，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这些发展项目集中体现了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思想。这种发展模式在实践当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有学者总结，二战以来的“发展”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古典进化论思想，将发展视为进化，也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二是技术进步被视为发展的关键部分和动力；三是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经济人的培养；四是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障碍和对象（Crewe & Harrison,1989:25—48）。
20世纪70年代，发展项目的投向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是致力于解决诸如都市内外交通之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二是开始包括如健康、教育、住房等社会方面的发展项目；三是乡村发展成为一个新关注点，并成为后来项目的核心内容；四是意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适应于他们自身资源／技术水平的“合适技术”。到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出现并日渐普及，自然环境成为发展项目必须关注的内容。而90年代初期，妇女与发展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银行等大型发展援助机构的倡导下，发展项目力图直接以那些受排斥的最贫困者为对象，让这个群体一方面成为发展项目的优先受益人，另一方面也能够全面参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设计、传递、决策过程。目前人们对发展项目的共识包括：一是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以人为本，关注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三是关注妇女在发展中的特殊需求和地位；四是可持续发展，防止以发展经济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五是提倡农村地区最贫困人群对发展过程的全面参与（United Nation,1999）。
严格说来，人类学家对发展的参与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从19世纪后期人类学产生开始，欧洲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土著、美国人类学家对国内印第安人的研究资料就曾为政府所用，以帮助统治和管理在非洲、亚洲、美洲的殖民地或国内的土著民族。
20世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60年代期间，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理论和实践以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心，再加上战后科研机构职位增加，导致人类学家一度退回学校，埋头从事学院派的研究。为数不多参与发展的人类学者对“发展”的注意力转向健康、经济和教育问题，不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政治倾向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们租种了秘鲁一个叫维柯斯（Vicos）的种植庄园，在当地主导开展了一次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运动，改善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引导他们对社区进行管理，最后帮助印第安人获得了庄园的所有权，此事成为人类学参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
随着亚非拉地区民族自觉性的空前高涨和西方工业理性日渐暴露出其自身矛盾，以经济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发展方式收效不佳，于是社会文化因素变得敏感起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发展的文化和社会维度，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之时，文化变得先天不足，需要一种能够把文化和发展连在一起的新行当。
从70年代开始，在各种各样从事发展的机构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他们以本土文化（indigenous culture）专家的身份加入到了发展领域，把人类学所特有的文化关怀引入了其中，使发展的文化维度成为理论建设和项目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
通过这些为发展机构工作的学者以及大量相关人才的培养，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发展人类学基于项目援助，或是实地解决、缓解发展项目中因文化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或是探索利用本土文化的可能，其目的是提高发展项目实施的效果。
伴随着发展人类学的兴起，以有计划的发展干预和发展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研究成为现代人类学的主要专题之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和权力不平等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不约而同关注的主题。由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远离经济和权力不平等的乐土，人类学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于社会结构、文化仪式、象征符号等等描述异文化的工作，他们主动把自己推到了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困惑，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谁才是我们研究的“他者”？人类学的谋生之道在哪里？另一方面则是在布满经济和权力不平等陷阱的世界的今天，人类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何方？人类学的注意力已经从追寻那些既体现人类文化普遍规律，又能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基础性解释框架的宏大理论建构，转向通过借鉴、吸收多种来源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围绕各自的研究问题，开展范式多样的研究和解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股学术潮流已经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
人类学对发展的研究，也即“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正是人类学上述反思和转向的结果。“发展”是集合了各类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如东方／西方、发达／落后、富裕／贫困、殖民者／殖民地等——的雷区，不同学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使得发展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来源显得异常纷繁复杂，就如现在不存在纯粹的“异文化”一样，我们也很难分出这些研究哪些是人类学，哪些是非人类学的。惟一能够把握的共性是在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发展被视为一种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过程，而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关系则在这一过程中被加以关注和分析。格瑞洛曾归纳了目前人类学发展研究出现的七大研究主题：一是对目前人类学家在发展中地位的不自信甚至不满，探询人类学家到底应该在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二是人类学所秉承的“异文化”研究，到底能够给发展研究带来什么贡献；三是反对在发展实践和研究中将第三世界国家普通民众及其知识边缘化；四是倡导自下而上地参与发展，并促使此种赋权模式的实施；五是对现有发展实践和目标的讥讽；六是对发展和发展过程的批判；七是寻找能够有效处理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权力关系的另类途径（Grillo，1997）。
格瑞洛的总结提供了很好的文献线索，但是并不适于表述学者们的研究脉络，因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同时涵盖了上述几个主题。在格瑞洛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笔者认为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展的人类学研究大体可以分出三大潮流：一是采用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手段解构发展；二是立足于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研究，倡导自下而上（bottom-up）的参与发展模式；三是继续和延伸发展的话语分析，证明并展现发展实践中存在着的多种发展话语。第一类研究带来的强大批评力量令人类学在发展面前束手无策，而后两类研究的兴起则旨在缓解前一类研究带来的发展话语的解构。
二、解构发展：福柯式的话语批判
在发展的人类学研究转向解构发展之前，随着经济和权力不平等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广泛存在着对发展的批判反思。在这些研究中，“发展”是一场以资本主义市场化为先锋的全球化过程，而不限于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有计划的发展援助。20世纪70年代早期，沃勒斯坦即在汲取布罗代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直接针对50—60年代的发展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将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通过对这些地区之间关系的转变和历史状况的论述来描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将宏观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体系与传统人类学的社区田野相结合，重点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渗入这些社区后，本地社会为了适应这些外部力量的反应方式。这一学派往往以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牵涉阶层群体认同发展的某种象征为切入点，展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与当地政治经济体系的碰撞过程（Ong，1999）。不过，致力于解构发展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派，除了证明资本主义体系剥削第三世界的丑恶嘴脸外，其余的什么也没有做（Ferguson,1990:12）。他们秉持将资本主义视为导致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力量的结构性观点，却从来没有就发展的本体论基础进行过质疑。虽然如此，在证明现有发展体系不合理方面，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仍然是“解构发展”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
促使“解构发展”这股强劲批评潮流形成的力量，来自福柯及其来源众多的追随者。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柯带给了人们四溅的思想火花以及独辟蹊径的另类思维，不同学科似乎都能从福柯的思想中获得灵感，从而发展衍生出各类专业化的福柯式解释，不同专业的福柯式解释又常常不可避免地相互借鉴和融合，结果学术界就出现了来源复杂、谱系难明的各种福柯式解释，有时甚至是学者本身都难以分清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是福柯式的。虽然局面如此复杂，福柯式解释仍有其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对各自感兴趣的概念和范式进行了本体论的质疑。解构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如此，其中有的研究灵感来自于福柯思想的整体，有的却只与福柯某部著作的某个论述点相关；有的是福柯论述框架的再现，有的却只是福柯思想的衍生应用。但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它们都属于对发展的福柯式解构。
一是将发展变熟为生，质疑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对发展开展异文化式的研究。这类研究无一例外地断言，貌似中立、且不言自明的发展概念是一张无形的网，歪曲和掩盖了许多事实，他们强调要跳出发展，像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那样研究发展这个庞然大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着手质疑“发展”：有的学者关注于发展的谱系，研究整个发展话语的建构和主流化过程（Escobar,1995a;Crush,1995）；有的致力于对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展开话语分析（Sachs,1992;Escobar,1995b）；有的对发展话语的各类表达形式，如可持续发展、妇女发展、参与发展等进行谱系式研究和话语分析（Adams,1995;Mackenzie,1995;Marchand & Parpart,1995）；有的质疑与发展相关的学科，尤其是发展人类学的学科定位（Escobar，1996）；有的则关注“本土”对发展的抵制（Ferguson,1990;Apffel-Marghn,1990），等等。
在话语分析的视野里，“发展”不再被视为社会和历史的结构转型与变迁，而是一个包括发展制度、发展机构、发展意识形态的“发展产业”（development industry）（Ferguson,1990），并不断地组织、生产特定的知识和权力。这也是发展话语分析的普遍的中心观点。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人们如何使用和转变各类相关的发展概念？发展话语进入第三世界后生产什么影响，又以何种方式运作？它们与当地历史及全球进程各呈什么关系？各地区如何理解发展和现代化？人们又是以何种具体的方式用“发展”来改变自己？等等。
最具影响力的解构发展尝试来自埃斯柯巴（A.Escobar）和福格森（J.Ferguson），两位学者做出的发展话语分析风格迥异，且所应用的证据也不尽相同，却共同影响了他们之后很多发展的人类学研究。
埃斯柯巴对发展的批判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说其是人类学的著作，恐怕还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人类学对异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发展进行了变熟为生的考察。以话语分析为工具，他对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话语进行了回溯和质疑，梳理了发展话语出现的主要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以及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话语建构过程。他以发展话语的基础——经济发展为切入点，总结了发展话语所包括的知识专业化和实践制度化的主要原则，以及这套话语是怎样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不发展问题的霸权模式的。在此基础上，埃斯柯巴以上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发展话语新形式——妇女参与发展、综合性农村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对象，讨论了发展话语在实践中是怎样通过以技术解决问题的工具理性方式，实现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他认为发展话语新形式的出现和活跃使得发展更具可见性，同时却更加隐蔽了发展的霸权（Escobar,1988,1995a）。
这种霸权式的源于西方特定政治经济思维的发展话语需要转变。埃斯柯巴认为应该放弃建立另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对抗现有发展模式的想法，而应转而关注那些在具体的地方场景中，在极具地方政治特色的社会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对另类发展的表述和实践（Escobar,1995a）。埃斯柯巴将其归纳为“后发展”。后发展的思想以陌生化“发展”为基础，揭示知识产生的所在和机制，并重新肯定不同经验和认知方式的价值。每一次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关于发展、经济话语和行为的文化抵制，都是对后发展的建设（Escobar，1998）。
那么人类学应该怎样应对“发展”呢？埃斯柯巴还反思了发展人类学的理论根基。他回顾了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人类学兴起以来，发展人类学知识被专业化和制度化，同时也是被市场化的过程。他认为发展人类学家放弃了博厄斯文化相对论① 的优良传统，在保持文化敏感和关注地方性知识的名义下，复制并加强了西方对现代性、社会变迁以及第三世界的解释体系，从而成为民族中心主义和发展霸权的帮凶。因此，必须对现有发展人类学进行改造。对发展的话语批判是促使发展人类学转变的主要力量。其次诸如女性主义人类学、第三世界社会运动“反话语”实践的出现，也会为发展人类学的转变提供思路。他认为即便许多人类学家仍然需要在发展领域内工作，也要开展远离主流发展制度和内容的人类学实践。这种实践对来自“发展的人类学”的批判保持敏感，其研究重点应由传统发展人类学的问题意识转向对本土社会运动、政治斗争、认同重建和抵制发展的研究（Escobar,1996,1995b）。
与埃斯柯巴相比，来自福格森的批判显得更加人类学化。福格森的写作灵感来自于福柯对监狱的分析②，与埃斯柯巴证明“发展无效”的路径不同，福格森试图探讨的是发展机器（development machine）为什么能够在不断失败的同时，却获得不断的延续。他关注了在莱索托这样一个接受了无数西方发展援助，却仍然在继续接受援助的地区中，由世界银行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一个综合性农业发展项目——塔巴—特斯卡（Thaba-Tseka）项目。
塔巴—特斯卡项目设计中，首先将莱索托建构成为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将这个国家的发展难题归结为简单的技术问题，并试图通过有计划的、非政治的、技术的发展援助，来解决莱索托的低度发展问题。以该项目中的牛饲养和商品化子项目为例，福格森展现了发展机器在当地遭遇的失败——力图改变“不发达”的当地，却被当地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所改变；不但没有实现发展，反而是不断复制和强化了“不发展”。③
失败的发展机器还带来了一个设计和实施者们意想不到的后果，被他们视为项目合作对象，同时也是发展改造对象的政府，乘机控制了项目区内的反对势力，建立并加强了对当地的管制。福格森总结说，诸如塔巴—特斯卡一类的发展项目，看似以非政治的技术手段诊断和治疗不发达的病因，实际上却是一套将今天世界贫困问题去政治化的机器，这套机器的运作效果不在于减轻贫困，而是在一系列中立的、技术化的使命掩护下，促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权力的扩大和加强。正是这一特点，保证了发展机器虽然效率不高，却仍然持续运转的局面。福格森也提出要转变现有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要促使广大民众享有公民权利，实现对本国政治的参与。他认为，非国家的组织，如劳工联合会、反对政党和组织、农民联合会、教堂和宗教组织等，以及这些组织的作用，是实现本土政治参与的主要力量；而人类学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反抗发展的权威做出贡献（Fergusot，1990）。
来自人类学内部的这股解构发展的强大批判力量把人类学推向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类学到底应不应该参与发展？应该怎样参与发展？如何避免或是处理发展中的诸多权力陷阱？批判的力量虽然彻底，但发展的解构者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替代性的“另类发展”模式。在面临彻底解构和难以建构的两难境地中，人类学家们又陆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一是基于人类学对本土知识的研究，提倡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二是针对福柯式批判中把发展话语同一化的假设，致力于展现实践中的多种发展话语。
三、自下而上：人类学与本土知识
一大批正在从事发展人类学工作的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贫困、疾病、性别歧视、环境污染、种族压迫等共同问题，人类学家有责任对他们研究的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在发展这项事业的内外，仍然应有发展人类学的一席之地。他们承认，发展人类学的工作方式的确需要改善，但若像福柯式的发展话语分析那样，将发展解构到体无完肤的地步，对于人类学解决现实的发展问题也毫无好处。他们试图跳出解构发展的研究路径，认为有可能通过立足于人类学本土知识研究的传统，来平衡和改变发展过程中所牵涉的权力和经济不平等的现实。
这些学者提出，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成为了今天的发展对象，在充满经济和权力不平等的发展网络中，正是人类学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特长，消除科学与本土知识体系的层级划分，平衡发展过程中的权力不平等，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发展模式。
这些学者对发展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类学传统的长期田野调查方法加以改进，创造出了适应项目需要的快速田野调查——参与式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PRA的前身是RRA（rapid rural appraisal），最初只是泰国的一群学者放弃了传统调查所需的问卷、提纲和研究假设，通过向农民学习来了解为什么当地农民不愿意接受绿色革命的研究方法。PRA是在总结RRA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秉承文化相对论，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鼓励人们坚持不同的观点，对他们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调动乡村社区的力量为实现他们所设想的未来而采取行动（McKinnon & Aggett,1998）。这套方法为各类发展援助机构在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已经成为一套必不可少的项目程序。
二是以PRA的普及为契机，力图将在PRA过程中所实现的发展人类学者与发展对象之间的权力倒置贯彻于整个发展过程，倡导一套民本主义（populism）的参与发展模式，也即平衡发展者与被发展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赋权于发展对象（往往被认为是受排斥的贫困者），使之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参与整个发展的过程。
罗伯特·钱伯斯（L.Chambers）是推动这场民本主义运动的先锋。在他那本再版达17次之多的著作中，他明确提出了“以末为先”（Dut the last first）的口号，也就是说把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穷人置于发展的第一位，这也是当今参与发展的标志性口号。他认为发展项目的最大问题是对发展目标群体的偏差，而发展者对农村贫困和农村发展的误解则是导致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这些误解主要来源于发展领域中的三大类文化——属于发展者的学院式文化、实践式文化，以及属于农民的微观本土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忽略。钱伯斯试图通过几大类“倒置”（reversal）来消除“误解”的根源：一是空间的倒置，转变技术、财富、权力由中心向边缘，由都市向农村扩散的状况；二是知识偏好的倒置，转变由于中心—边缘、都市—农村、工业—农业之间的层级关系所导致的各领域知识发展的不平衡；三是转变发展中相关学科越来越专业化、排他化的发展趋势；四是转变技术必能带来发展的观念，思考发展过程中相关群体的利益得失情况；五是实践方法上的“倒置”，向农民学习本土知识，采取从下至上的管理方法（Chambers,1983）。
在稍后的著作中，钱伯斯总结了发展所面临的五大挑战④，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发展者与发展对象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钱伯斯继续强调“以末为先”的口号，并视发展方与被发展方所属知识地位的变动为二者权力关系倒置的主要标志，将“以末为先”的实现，具体到“谁的现实有价值”（Whose reality counts）问题的解决上。PRA的理念和方法因在实践中成功地转变了双方的知识地位，被钱伯斯视为实现前述二者权力关系倒置的起点。通过介绍PRA的起源、发展、操作运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他试图展示PRA在发展项目中带来权力平衡的惊人效果。他的论述可以称得上是PRA方法的普及教材，以至于后来许多人将PRA等同于参与发展的代词（Chambers,1995,1997）。
如果说钱伯斯在发展实践层面推动参与发展的普及，那么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托则是从“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入手，试图一方面在理论层面确立人类学在参与发展领域的学科地位，号召建立一种新型的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回应福柯式话语批判导致的人类学对自身在发展领域学科定位的质疑。
人类学家一直被视为“本土文化”研究的专家，并得以在发展领域中谋得“文化中介”的职位。目前这种情况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对人类学家是否有对本土文化知情和解释权的质疑；二是随着自下而上参与方法的普及，发展对象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这直接冲击了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研究的权威地位；三是人类学家如何处理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Sillitoe，2002a）。对于这三个在人类学表述危机中具有代表性的质疑，塞利托一方面致力于改进人类学在发展中研究本土知识的方法；另一方面重新定义“本土知识”，以应对后结构主义对发展的全盘解构。
塞利托认为本土知识和科学技术之间缺乏互动和互补仍是实现参与式发展的阻碍，而发展者之间的隔阂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由此，人类学在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促使发展者对“他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将科学技术难以理解的“本土知识”，用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表述和总结出来。但这些作用不是将人类学学院式研究简单地融入发展项目就可以实现，因为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不适应发展需要的方面，主要是：一是基于地理文化特点显著的小规模民族志研究；二是研究成果过于民族志化，仅仅是资料堆积，或是对本土知识的过度解释，对发展项目来说可用的东西不多；三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参与观察和短暂的项目周期矛盾；四是局限于基于项目的个案研究，至今没能提出发展所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本土知识解释框架。由此，人类学不能像过去一样包揽所有“本土研究”，跨学科合作被视为开拓适应发展需要的本土知识研究的新方法（Sillitoe，1998）。
为帮助人类学适应发展实践的要求，塞利托从4个维度⑤ 对“本土文化”进行了逐层深入的解释。通过重新定义“本土文化”，塞利托试图跳出发展解构者们对发展人类学是西方发展话语帮凶的批判。
他指出后结构主义之所以能够解构发展，其前提是假设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可以被层级划分，由此将西方的科学知识视为霸权，而本土知识则被视为弱者。但是，实际上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越来越明显，不管是本土知识还是科学知识都是具有多种来源的文化杂合体。塞利托从东方哲学有关对立事物的解释中得到灵感，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科学知识与本土知识总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并不能简单地以谁弱谁强来划分。这样，塞利托指出人类学的本土知识研究的对象不是纯粹的本土知识（这种对象也不存在），而是本土知识与多种来源的知识体系文化杂合的过程（Sillitoe，2002b）。这种试图通过消除发展者与发展对象、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强弱对立关系，来为发展人类学的继续工作求得学术合法性的思路，也同时在英国的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有过尝试（Crewe & Harrison,1989;Pottier et al.,2003）。
四、多样的发展话语：话语分析的反思和延伸
还有一大批学者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和延伸了发展话语分析，以缓解对发展话语的过度批判。这批学者承认，发展的话语分析确实有助于突破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传统观点对发展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层面变迁的关注，从而将研究方向转为考察发展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权力实践、权力机制以及权力影响。
同时，他们对福柯式的发展话语分析也有颇多微词，认为它的缺憾主要体现在：一是将发展话语营造为无法抗拒的霸权，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受害者”，忽视了“受害者”们改变、形塑甚至摧毁发展话语的能力(Grillo,1997:19—27;Pigg,1992）；二是将发展话语视为西方所持有的同一话语，而忽视了发展话语的多样性，即使是西方发展者本身也有多种来源，他们的发展话语也会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话语就常常与霸权的发展话语不一样（Woost,1997;Tembo,2003）；三是只关注西方发展话语谱系的回溯，却缺乏对地方性发展话语历史的重视，尤其是殖民和反抗殖民的历史对当代发展的影响（Moore,2000;Grillo,1997:19—27)；四是话语分析的泛滥，对有关发展的一切都冠以话语的名号，以类似的方式加以解构，这样话语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被削减了（Crewe & Harrison,1989:17—18）；五是后结构的批判对发展话语开展了抽象的知识考古学，却对话语实践的过程关注不够（Moore，2000）；六是几乎所有的后来者都表示后结构的发展话语批判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转变方案，显得很不负责。
针对上述诸多的不足，学者们做出的改善包括：
第一，在后结构发展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发展话语作为发展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发展话语不再是分析的惟一对象，福柯主义的分析方法被用于发展话语的延伸领域。
霍巴特主编的论文集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以实践反思发展的成果。论文集的作者们从自身参与发展项目的实践出发，将发展的问题归结为知识与忽视的平衡问题，所谓的“忽视”就是本土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发展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发展话语分析中，话语的意义与“范式”相似。他们认为发展过程中并存着多种话语，如学者的、技术专家的、官僚的、农民的等等，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有各自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构成了两大类知识体系：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本土知识。学者们视知识为根植于历史，却又改变历史的实践，论述的重点是这两大类知识所属的不同话语在修饰和表述现实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全书贯穿的主体思想是，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自以为是地定义发展，并认为通过其理性的、技术的手段能够解决不发达问题，同时不把本土知识视为知识，而将其置入“忽视”的范围。但实践证明，西方科学知识并不能够预料项目的所有结果，并保证解决由此导致的所有问题。为了掩盖发展的失败，并继续合法化自己，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不断地强化自己，压抑甚至破坏本土知识，从而导致对本土知识的不断忽视。这样，知识的增长则意味着忽视的增长（Hobart，1993）。
第二，在修正福柯式的发展解构中，以发展话语为霸权的假设，通过展现“本土”改造、破坏发展话语的实践，试图证明发展话语在很多时候也很难控制局面。
李认为福格森把官僚机构权力的扩大当作“去政治”化发展机器运作的主要结果，过分高估了“国家”控制发展过程的力量。她从福柯对管制（govelnmentality）的论述中获得灵感，认为发展也是一种包括管制者、被管制者，以及一系列管制规则和管制领域的“管制”。但她又指出福柯并没有很清楚地解释管制怎样达到其目的，并以印度尼西亚国家定居项目的实施为例，来展现“管制”落实的过程（Li，1999）。
国家定居项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希望通过定居，提高流散的、居住偏远的、文化差异人群的生产生活水平。李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持续了几十年的项目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并没有达到国家推行“新秩序发展”的目的。在将这群人改造成为符合主流文化标准认可的普通农民的过程中，强权的管制者并不总是能够迫使被管制者服从规则，相反双方是在不断的相互妥协中实现发展这种管制的继续。她举出了定居项目从项目设计到项目结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妥协⑥，从而得出结论：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运作过程，其中所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彼此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不合，不断地妥协而非一味地服从规则和权威才是管制落实过程的主要特点，这同时也是发展机器虽然失败，却持续运作的关键原因（Li，1999）。
第三，关注话语实践的地方性场景，力图展现发展话语实践的过程。摩尔认为对发展话语的解构错误性地描述了一种单一的、专制的发展话语，这种单一的发展话语掩盖了空间的、历时的以及文化的不同，尤其是那些植根于殖民和反殖民历史的地方性微观政治改变、重塑甚至毁灭全球发展话语的可能。
摩尔对20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为了促进当地发展和保护环境在凯尔瑞日（Kaerezi）地区实施的再定居政策展开了研究。他将这一项目概括为后殖民时代的村庄化过程——政府官员强制人们移入由直线划定的定居区域，即所谓的“村庄”中，从而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对。摩尔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赞比亚殖民时期的发展历史以及土地利用计划，尤其是1929年由美国农业学家推行的聚居管理计划。他认为这一历史唤起了人们对殖民时代反抗聚居计划的社会记忆。这种记忆，连同当地传统的土地性别所有规范、土地继承和规则、特殊的发展观念等构成了凯尔瑞日人应对国家发展介入的“文化土语”（cultural idioms）。通过各类物质和象征的斗争，发展话语为这些“文化土语”所形塑，他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文化政治的熔炉。文化政治的概念强调文化是权力和不平等发生的场所，也是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由此，他认为发展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向文化政治和话语实践的方向发展（Moore，2000）。
五、结语
从上述不完全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大致可以理清理解人类学发展研究的两大线索。
其一是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一直秉承以本土知识为研究基点和研究主题，并在这一领域内实现延续、批判、创新人类学的发展研究。人类学具有研究异文化、本土文化的传统。虽然人类学最后也不可避免地在“人文学科表述危机”时代被自己推上了反思舞台，反思自己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研究清楚异文化，或是自己应该在异文化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但却没有质疑过是否要彻底放弃研究异文化。这样带来的结果反而是人类学对异文化研究的愈加关注，愈加注重于改善异文化研究的策略。这一点在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体现得特别明显，随着福柯式的发展话语批判将发展解构得体无完肤，更多的研究随之而起，它们从本土知识研究的角度，一方面展开对发展话语批判的批判和修正，另一方面寻找更加合理的方式在发展领域中研究本土知识，重新树立人类学参与发展领域的信心。
其二是与人类学转向关注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术潮流一致，如何处理发展中的权力问题主导了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权力”是研究的关键词，但是关键词不但在不同研究语境下含义不同，有时候甚至在同一种研究中存在着多种不同面貌的“权力”。发展的解构者们借助福柯的权力一知识观，来揭露发展话语的西方霸权及其通过发展援助控制和主导非西方社会的事实。这类研究着重强调了发展双方的权力对立，而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对立触及了“发展”概念立论的根基。为应对福柯式发展解构的强大冲击，以钱伯斯为主的一批提倡参与式发展的人类学家转而秉承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权力观点，认为权力可以通过某些制度设计而实现让渡、转移和增减，试图通过提倡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来平衡发展领域中的权力问题；有的学者却是在借用发展话语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福柯式发展话语分析的主要内涵，甚至将发展话语等同于发展的代名词，试图缓解发展与被发展权力二元对立的局面。
上述两大思路维系了多种来源的人类学发展研究的对话基础。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研究虽然错综复杂，但在共同对话的基础上，学者们采取的研究路径其实又十分类似，即通过关注和研究那些往往被视而不见的、沉默的、边缘的发展对象及其文化，展现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以批判或是改进西方的发展主义，并保卫多样性的本土文化。在这共同的研究路径背后，实际上暗含了三层假设。
首先，发展研究对“本土”的关注，一方面导致了学者所号称的复杂的发展权力网络，实际上仅仅是以“本土”和“西方”二者为主角建构和展现的，关注的也只是西方发展话语在地方层面的本土化过程，没有将“本土”和“西方”二者之外存在的诸多权力运作、发展涉及的多方利益相关群体放入其视野；另一方面下意识地假设西方发展话语（不管是一种或多种）直接介入了作为发展对象的“本土”中，从而将“西方发展话语”与“本土文化”视为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双方，将“本土”发展对象抵制、融合、破坏“发展”，或者为“发展”所控制、迫害的过程直接视为“本土”与西方发展话语的正面交锋。
其次，将西方的发展援助作为发展过程的激发者和主导者。虽然很多发展研究学者已经指出，本土不是西方发展话语的被动受害者，以“刺激—反应”的模式来解释复杂的发展权力网络实际上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当“本土”发展对象面对西方发展援助的时候，本土文化往往会发展出一套自主地“本土化”西方发展话语的过程，有时候这种“本土化”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西方发展话语并不能绝对地主导整个发展过程。不过这些研究却并不否认是西方发展话语的介入激发了“本土”与“西方”之间的互动，西方的发展话语虽然可能不会是这一过程的惟一主导，但它绝对是主导者之一。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人类学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学者们在拉美、非洲、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展西方发展援助的研究经验。在历史上，这些地区大多长期遭受西方的殖民统治，西方势力在这些地区盘根错节，以至于殖民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当地的发展。西方发展援助往往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比较容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直接深入到“本土”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些个案中，西方的发展话语确实可能直接触及到项目的目标群体。
人类学发展研究领域中缺乏来自中国的发展援助经历研究。中国是一个政权组织建设极为有效和强大的国家。对于本国的贫困，中国政府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发展和减贫思路。在“西方”援助来到中国以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发展政策已经开展了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西方”发展工业在中国开展援助的过程中，需要面临的是如何与我国政府的这套发展思路相适应，如何在我国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上开展西方的援助，也即以援助方式推行的西方发展话语需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的人类学发展研究起步不久，目前还主要处在学习借鉴西方已有研究的阶段。西方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人类学者留下了诸多有待研究的空间。如笔者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还包括：西方的发展话语是怎样在实践中被中国化的？以“西方”和“本土”的二元视角看待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和经济关系是否仍然简单化了问题？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西方”和“本土”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力量也在作用发展过程？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除了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殖民和反殖民历史外，在中国的实践中还有哪些历史和经历会影响西方发展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呢……
注释：
① 以博厄斯（F.Boas,1858—1942）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明确了文化相对论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基本立场。文化相对论是一种研究文化的态度，认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博厄斯，1999／1928）。文化相对论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学的学科理念，也促使人类学形成了关注和同情边缘群体、本土文化的学科特色。
② 福格森表示福柯带给他的灵感主要是：福柯认为监狱虽然意图通过体罚等手段强迫人重新回到正常社会位置，然而一旦监狱惩戒罪犯成为规则，它就需要不断地重复其改造罪犯的行为，不但不会达到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在事实上延续和强化犯罪行为。这样的结果从设计者的角度来说无疑是失败的，但通过上述手段受到强化的罪犯概念区别了违法和合法的人群，并使受到高度监控和控制的违法者变为与社会其他人对立的群体，这样监狱成为避免普遍违法的社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监狱实际上是以一种与其设计者初衷相异的方式运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法根除犯罪的监狱其实并不失败，相反，它很好地达到了目的，正是这样的结果保证了监狱的持续存在（Ferguson,1990:17—20）。
③ 这个项目希望通过提高牛群的质量及其商品化程度，来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然而牛在当地的文化体系中，是属于男子的财产，是外出务工男子在其工作期间积累的用作自己退休以后生活保障的物资，因而也是当地男人维持其性别地位、社区声望的主要手段和象征。卖牛被视为十分没有面子的事情。男人们宁愿让自己的牛死去，也不愿意出售它们。当地的政治经济网络使得以牲畜生产商品化为核心的外来项目难以推行（Ferguson,1990:103—247）。
④ 这五大挑战包括：一是社会两极分化愈加显著，而人们对幸福的概念却愈加一致，那么如何实现人们共同富裕；二是提高现有发展项目效率；三是“专业禁锢”使得发展者习惯标准化、简单化、单一化地思考发展；四是权威的“专业禁锢”思维模式被用来解释地方的现状，以推行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五是基于发展与被发展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发展者在这套发展模式中自欺欺人（chambers,1997:102—103）。
⑤ 塞利托解释本土文化的四种维度包括：（1）直线维度，即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二者的关系不是隔离对立的；二是类似于光谱连续体。来自外部和本土的各种融合力量，如人类学家、本土科学家、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式方法等，都是促使二者连续而不是断裂的力量；（2）圆环维度，他从东方哲学对矛盾的解释获得灵感，将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直线解释转变为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圆环状表述，以克服二者的层级关系，并展现二者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关系：（3）圆球维度，为了进一步避免圆环表述中仍然存在的将科学知识和本土知识层级化的可能，并展现各自拥有不同来源的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他又提出了二者关系的立体的圆球解释。不同领域的本土知识及其相应的科学知识构成了圆球上不同的子午线。研究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杂合的过程，就是绘制、观察不同子午线交错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描绘出个人知识在圆球上的位置；（4）历时维度。（Sillitoe，2002a）
⑥ 如在项目目标群体的界定中，为了保证项目的成功，官员们所选择的目标群体排除了那些真正居住边远、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项目希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实现每户2英亩的土地保证移民生活。为了杜绝移民迁离定居点，官员仅提供一些暂时生活物资，以保证移民在5年的项目期内不逃走。结果，项目除了提供房屋以外，几乎没有带来农业效率的提高、物质生活的进步；项目定居点的土地名义上是属于国有的，但是面对项目定居点所在村庄村民们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国家控制人口和资源的意图很难落实（L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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