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地区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籍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群体论文,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的三种状态。作为一个表示社会劳动力资源实际有效利用程度的经济指标，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存在如下关系：就业率=劳动参与率×(1-失业率)。考察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就业率三个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方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例如，充分就业一般被认为是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但如果较低的失业率伴之以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则说明较多的潜在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社会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资源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会加重社会保障负担，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相反，如果较高的失业率伴之以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则说明有较多的潜在劳动力参与到劳动力的实际供给之中，虽然失业者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其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也更为沉重，但就全社会来说，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程度并不低，劳动力市场形势并不像较高的失业率所反映的那样糟糕。最为不利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便是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高的失业率同时出现，此时，不仅实际劳动力供给较少，而且在较低的劳动力供给水平上还存在较高的失业率，这便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程度，并使得数量较多的失业者不能就业，陷入经济和精神困境。就微观层面来说，研究一个潜在劳动力处于就业、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三种状态之一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降低失业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已有的关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研究文献中，张车伟、吴要武和蔡昉等发现中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现了城镇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现象[1]；较多的研究文献利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微观调查数据仔细考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现象，并使用概率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失业(或下岗)的影响因素[2]；张车伟、吴要武和蔡昉、王美艳等同时考察了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三种状态[3]。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依然存在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和载体的城乡分割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受此影响，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不同的表现。①但蔡昉、王美艳等在研究劳动力市场状态时，没有根据户籍特征对城镇劳动力进行区分[4]；张车伟、吴要武对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进行了描述，但没有做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5]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考察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分布和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因素。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不仅具有大样本、代表性广泛的优点，而且在关于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调查设计上充分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推荐标准，相比已有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数据，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的需要。②
二、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
(一)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各户籍群体的构成
结合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城市地区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身体健康状况基本正常的潜在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并将调查时点户口登记地在本市(地级市及以上)的潜在劳动力定义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即为外地户籍劳动力；户口性质为农业的潜在劳动力为农业户籍劳动力，户口性质为非农业的潜在劳动力即为非农业户籍劳动力。③据此，可以将全部城市劳动力划分为四种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根据上述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共包含968 794个潜在劳动力样本，从高到低，各种户籍特征潜在劳动力的样本数分别为：本地非农业户籍者499 623个，本地农业户籍者309 807个，外地农业户籍者112 745个，外地非农业户籍者46 619个，所占比例分别为51.57％、31.98％、11.64％和4.81％，经加权计算后，四种劳动力群体所占比例分别为50.24％、35.07％、10.28％和4.41％。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各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潜在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或实际劳动力)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是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就业人口是指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或以上的劳动，或由于休假、学习或临时停工等原因暂未处于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劳动适龄人口；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周内未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参与劳动，但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是指没有就业且不满足失业者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基本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了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相关设计，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较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定义，并结合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本文将就业人口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1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因在职休假、学习、临时停工、季节性歇业而未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失业人口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未做任何工作、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为自主经营做准备、如有工作机会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或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为不满足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上述定义，在本文所使用的968 794个劳动适龄人口样本中，就业人口样本为603 944个，失业人口样本为35 313个，退出劳动力市场样本为329 537个，分别占62.34％、3.65％和34.02％，加权计算后，其比例分别为63.31％、3.44％和33.24％。
加权计算结果表明，2005年，中国城市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6.76％，失业率为5.15％，就业率为63.31％。④进一步考察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可以发现以下显著特征：就劳动参与率来说，外地户籍劳动力高于本地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失业率来说，外地户籍劳动力低于本地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低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应地，外地户籍劳动力就业率高于本地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可以看出以下特征：就劳动参与率来说，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分别高达85.33％和73.68％，远高于全国66.76％的水平，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为68.04％，略高于全国水平，而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8.01％，远低于全国水平；就失业率来说，本地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分别仅为2.61％和2.67％，远低于全国5.15％的水平，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为5.28％，略高于全国水平，而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高达8.15％，远高于全国水平；就就业率来说，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分别高达83.05％和71.77％，远高于全国63.31％的水平，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为64.44％，略高于全国水平，而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仅为53.27％，远低于全国水平。大体来说，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处于中间水平。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一个潜在劳动力面临外部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就业报酬机会时，会根据自己的收入—闲暇偏好作出劳动供给决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具体来说，劳动参与决策受到预期就业报酬(取决于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本禀赋等因素)、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资产状况与其他成员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就业报酬的提高，劳动供给曲线在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向后弯折”的现象，同时，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会降低劳动供给量。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能否实现就业，取决于由其个人能力、人力资本禀赋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整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等因素。不同户籍劳动力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表现，似乎也印证了经济理论的预期，城市地区的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由于在人力资本禀赋、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享有优势，导致其劳动参与率低于其他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与此相反，农业户籍劳动力由于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呈现出与城市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不同的市场状态。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差异除了人力资本禀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及个体人口特征差异等所导致的可解释因素或“合理因素”之外，是否存在仅仅由于户籍身份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解释因素或“不合理因素”。在当前中国城市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着以户籍身份来划分经济社会待遇的制度，社会保障、就业帮扶、教育培训、公共福利的许多领域都是如此。户籍身份的差异体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存在的制度分割，这种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制度分割表现为两种形式：非农业户籍和农业户籍之间的制度分割、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的制度分割。下文将重点分析，户籍身份的差异是否是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之间劳动力市场状态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计量模型与变量
如前所述，一个劳动适龄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处于三种状态之一：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本部分用经济计量模型来考察劳动适龄人口处于三种市场状态的影响因素，主要目的就是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考察户籍身份的差异是否对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及何种影响。在一个给定时点，劳动适龄人口必然处于三种劳动力市场状态之一，在经济计量学中，可以利用多元logit(MNL)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来研究无序响应拥有两个以上结果的情况。设样本i所处市场状态的取值
=0，1，2，其中0表示就业状态，1表示失业状态，2表示退出劳动力市场，
表示影响该样本处于三种状态之一的1×K解释变量向量，则logit模型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7]：
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个人劳动供给也会随之增加(直到劳动报酬达到很高的水平之后，个人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向后弯折，劳动供给开始减少)；随着个人非劳动收入(来源于家庭内部收入转移、资产收益、社会保障等)的增加，个人劳动供给会随之减少；随着个人闲暇(非劳动时间)偏好的增强或闲暇价值评价的增加，个人的收入—闲暇无差异曲线越发陡峭，从而使得个人劳动供给减少。根据劳动需求理论，厂商的劳动需求取决于产品价格水平、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等因素，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厂商的劳动需求随之增加，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更易于获得就业机会。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及其形成的人力资本禀赋(包括教育、培训和良好的健康状况等)会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水平，从而使得潜在劳动力更易于增加劳动供给并易于获得就业机会。[8]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多元logit模型的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6岁及以下孩子数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和个人户籍特征。受教育程度代表研究对象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预期会提高其就业概率，并降低其退出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的概率。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是研究对象通过家庭内部收入转移获得非劳动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较高的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预期会使研究对象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⑤为了消除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物价水平与生活成本差异对名义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在布兰特和霍尔兹(Brandt，L.，and C.A.Holz)所提供的具有可比性的中国省际生活成本指数[9]的基础上，计算出2005年中国城镇地区省际物价缩减因子，然后利用此省际物价缩减因子，对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之和数据按照全国平均生活成本水平进行了缩减处理。家庭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会影响到研究对象对闲暇(非劳动时间)价值的评价，预期家庭6岁及以下孩子数量会提高研究样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此外，本文还引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户籍变量。在中国城市地区，城市地方政府大多是以户籍身份为识别标志来选择性地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本文同时引入户籍特征变量和其他变量，就是为了从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诸多因素之中分离出户籍特征的影响，以考察户籍身份的差异是否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参与行为产生影响。表1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模型所选取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
四、估计结果
表2列出了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取就业为基准状态，所得的系数估计值反映了研究样本相对于就业状态而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或倾向。为了直接验证户籍特征差异是否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回归方程将户籍特征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为了考察不同的户籍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本文估计了两个回归方程，分别引入不同的户籍特征变量。回归1引入的两个户籍特征变量是农业户籍、外地户籍虚拟变量，分别取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为参照组；回归2引入的三个户籍特征变量是本地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虚拟变量，取本地非农业户籍为参照组。估计结果表明，回归1和回归2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并具有较高的正确预测百分比，回归1和回归2中的许多解释变量还具有大体相等或相似的系数估计值。
下面分别对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简单说明。
(1)户籍特征变量。在回归1中，分别以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为参照组，农业户籍、外地户籍两个虚拟变量都对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与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相比，农业户籍、外地户籍的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是使其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农业户籍和外地户籍相比较，农业户籍特征对于促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作用比外地户籍特征更强。在回归2中，以本地非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其他三个户籍虚拟变量对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与本地非农业户籍相比，本地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使得劳动适龄人口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本地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相比较，外地农业户籍特征对于促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作用最强，其次是本地农业户籍，然后是外地非农业户籍。估计结果印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即户籍身份差异所反映的享受城市本地政府所提供的诸多公共服务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2)性别。与处于就业状态相比，女性特征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增加，使其处于就业状态的相对倾向降低。一般来说，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使女性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更易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3)年龄。年龄对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失业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年龄的增长使得劳动适龄人口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但与此同时，也使劳动适龄人口更不易于处于失业状态。年龄增长到一定阶段，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预期报酬开始降低，从而影响了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同时，强制性的养老退休制度也使得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
(4)婚姻状况。与处于就业状态相比，单身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均产生了正向影响。这或许是由于单身特征代表了研究样本其他一些难以观察到的个人特征，如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进取心等，从而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不佳。
(5)受教育程度。与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相比，各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上都显著降低了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但对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的相对概率产生了不同影响。具体来说，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在降低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的同时，却增加了其处于失业状态的相对概率；包括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在内的各种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在降低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的同时，还降低了其处于失业状态的相对概率。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预期报酬都会随之升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和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本文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降低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的同时，初中、高中受教育程度对于失业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正向影响，各种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则对于失业的相对概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在改善劳动者市场表现方面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6)家庭其他成员月收入之和。家庭其他成员月收入之和对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失业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越高，通过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使得研究对象的非劳动收入水平更高，从而使其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增加其退出劳动力市场概率的同时降低了其处于失业状态的概率。经验研究得到了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结果。
(7)家庭6岁及6岁以下的孩子数。家庭6岁及6岁以下的孩子数越多，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也越高，说明家中有6岁以下小孩儿增强了劳动适龄人口的闲暇偏好，使其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家庭6岁及6岁以下的孩子数也对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正向影响，这是由于较重的照看学龄前儿童的负担不利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就业岗位。
此外，绝大部分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由省份虚拟变量所代表的省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也会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影响。
五、总结与讨论
在当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各种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利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比，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居于中间水平。
进一步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户籍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与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相比，户籍身份为农业户籍、外地户籍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是使其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农业户籍和外地户籍相比较，农业户籍特征对于促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作用比外地户籍特征更强。与本地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地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是都使得劳动适龄人口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外地农业户籍特征对于促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作用最强，其次是本地农业户籍，然后是外地非农业户籍。
根据经济理论，就潜在劳动力个人来说，影响其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主要因素有人力资本禀赋、非劳动收入、个人闲暇偏好等。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对潜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状态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现象对潜在劳动力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没有实现有效配置，产生了效率损失。在当前中国城市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以户籍身份来划分经济社会待遇的制度，城市地方政府大多是以户籍身份为识别标志来选择性地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内容多寡和水平高低根据劳动者户籍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公共服务同样会对潜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时至今日，许多地方政府在就业工作中仍然抱有“先本地、后外地，先城市、后农村”的政策思维，其中的城市本地非农业户籍者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获益者，其一旦失业，更有可能获得失业保险金，并得到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更多的就业指导和就业培训服务。由于全国城乡、地区之间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分割，相对于农业户籍者和外地户籍者，非农业户籍者和本地户籍者在城市地区就业能够享受到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其中的城市本地非农业户籍者最能有效享受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及住房保障服务。
总之，在当前，户籍身份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存在的制度分割，并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参与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户籍身份的差异及其所体现的制度分割既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对社会造成了效率损失。因此，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和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对于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张车伟、吴要武发现，在2000年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乡城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高，城市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次之，城市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低，同时，乡城迁移者的失业率最低，城市迁移者失业率次之，城市本地人口失业率最高(参见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6))；王德文、吴要武、蔡昉在观察不同户籍人群的失业率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参见王德文、吴要武、蔡昉：《迁移、失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什么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载《世界经济文汇》，2004(1))。
②已有的研究使用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2002年五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虽然也基本遵循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但由于其对失业者没有添加能够到岗的限制，同时对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时间和方式也没有明确要求，所以对研究就业问题来说仍然存在一些缺陷。2001-2002年五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则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当然，本文所使用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国际劳工组织所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也存在若干细微差别，但其影响相对较小。
③本文之所以不以街道(镇)而是以市(地级市及以上)作为划分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标准，是因为对于研究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来说，以街道(镇)作为划分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标准会使得本地户籍“范围”过窄，即在人口调查时，居住地在本街道(镇)而户籍登记地在同一城市其他街道(镇)的大量人口及劳动力都会被划作外地户籍，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和本文的研究需要。这也是本文将研究对象选定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而非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④在本文中，劳动力参考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失业率=失业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活动人口。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张车伟、吴要武发现，2000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为67.7％，失业率为8.2％，就业率为62.1％(参见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6))；蔡昉、王美艳计算得出2000-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大约处于64.3％～68.5％，失业率大约处于5.6％～7.6％(参见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4))。由于研究对象及计算口径的不同，本文所得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并没有完全的可比性，尽管如此，两者也是大体相同的，有显著差异的是失业率数据，本文的失业率结果明显较低，而这可能正是200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相比前几年有显著改善的反映。
⑤研究样本对住房、金融资产的拥有状况也是影响个人非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样本数据所限，在本文中无法引入相关变量。另外，研究样本拥有住房状况对其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还可能包含在户籍变量的估计结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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