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霞[1]2001年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哲学的若干挑战和启迪》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哲学的变革既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又是现实变革的回音。所以，要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施，就必须从哲学层面去思考和把握这一战略。本文正是立足于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对这一战略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和启迪，深入剖析了当代哲学在发展观、思维方式、认识论、历史观、实践观上所存在的弊端或局限性，并且为解决上述新课题作了较有新意的探讨和思索。
杨永庚[2]2010年在《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哲学是关于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为国家行为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国民的社会行为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经受了严格的检验。尽管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体”。在当代中国,对国家哲学的研究缘于四种背景：面临着重塑中国国民价值体系之急需；大陆新儒学觊觎意识形态的企图；全球化时代国家的重大变化；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膨胀。“国家哲学”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的科学概念。在国外对国家哲学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前沿问题,研究成果甚丰,但有的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不公正的评价,如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有的从纯理论来研究,只是将国家哲学在观念上清晰地呈现出来,却有意避免涉及实际应用,如鲍桑奎《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曲解马克思的国家哲学观的依据是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样板；当前欧洲一些国家从对立的立场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各国国家哲学。本研究站在当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在中西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来系统地探讨“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有四大块,分为导论、上、下编和结束语。导论主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揭示出“中国国家哲学”问题的出场及其意义,然后,对中国国家哲学之“观”的各种方法论和研究现状加以评述。上编主要从哲学高度来看国家。明确中国国家哲学定义、问题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本课题拟定义为是通过上层建筑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大众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发展(革命)学说。在如何看待、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中国国家哲学是怎样的国家哲学?等问题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这一编中,主要内容有：(1)国家和哲学的内在统一。国家和哲学在关系上互存；国家和哲学在规律上互通；国家和哲学在机制上互建；国家和哲学在实践共行；国家和哲学在价值上共享。(2)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本研究认为应是国情,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我们确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中国国家哲学的渊源和生成方式。马克思的《导言》是奠基之作,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中国国家哲学也有现实借鉴意义。现代以来中国国家哲学以革命、选择、决定、改革等方式产生。(4)中国国家哲学的特征和功能。(5)中国国家哲学发挥作用的机制。国家和哲学是一个国家硬软两个要素,分析现阶段国家所代表的“力”和哲学所代表的“理”的结合方式和变化路径。(6)中国国家哲学得到民众有效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哲学在国民中实施的规范性主体,广大民众通过监督、舆论和民谣等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对国家哲学的反观。下编在前面确立起来的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哲学,梳理出确立“中国国家哲学”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并对这一轨迹背后的逻辑理路予以揭示和分析,检验中国国家哲学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中国国家哲学从什么时候开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在这一编中,主要内容有：(1)毛泽东的中国国家哲学(2)邓小平的中国国家哲学(3)江泽民的中国国家哲学(4)胡锦涛的中国国家哲学(5)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国家哲学思想之比较(6)中国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在当代的综合创新结束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历史和事实中探讨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预测其变化路径和逻辑走向。创新之处：一是针对国家哲学研究对象上的分歧,提出中国国家哲学研究的本体是国情。以国情为“本”确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才会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二是总结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以革命、选择、决定、改革等四种方式方法产生。叁是揭示了中国国家哲学发展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无内在相互作用的凝固抽象体,而是呈现出质量互变的基本规律。
刘达卓[3]2016年在《数学教育社会学：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下数学以不可逆转的态势渗透与涌入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人们身处数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冲击、震撼及由此带来的变革和便利,数学教育也因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诸多带有深刻社会背景与深层社会原因的数学教育问题。数学教育凸显的社会层面问题促使我们基于社会学视角审视、观照社会层面中的数学教育问题、探究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并尝试探究其破解之道。数学教育社会学视角是出于对社会中群体或事件的观照,是源于对人的观照,也即人文主义的观照。将数学教育研究从数学哲学、数学教育哲学进路转向到数学教育社会学,是数学教育发展进程的必然走向,是研究范式的实然探寻,是当下数学教育生态的显性诉求,是数学与数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数学教育社会学视角与观照理念的提出和相互渗透标志着数学教育研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正逐步迈向生机勃勃的现代社会,落实到数学教育教学实践,从而数学教育社会学在研究领域上既可通达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又可抵达形而下的数学教育生态,是衔接、平衡、关联、贯通这两极的现实枢纽。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思辨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课堂观察法、案例研究法,在考察和分析当前数学教育研究和改革实践路径、现状及问题困境的基础上,初步建构出了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通过运用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解读数学教育问题、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其教与学困境的破解之道。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结论与创新之处简述如下:第一,以溯源数学教育发展渊源、梳理数学教育发展脉络和树立数学教育呈现的问题意识为基点,回顾国外数学教育研究路径,探究国外数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渊源、问题与成果;同时厘清我国数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萌发,审视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继续研究的空间。第二,以问卷、访谈、观察、案例分析为"多维互证",从诸多问题中选取对数学的认知、数学与社会生活的关涉和数学对人和国家的意义这叁类最常见、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展开透视、分析、解读并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从数学教育哲学视角来解读;但数学教育哲学更多立足于哲学思辨和本体论研究,不能给予恰适公民阶层理解的解读和践行的路径,数学教育哲学的立场更适合数学教师或数学教育研究者层次理解。我们提出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对社会阶层中大多数群体或事实,尤其想观照到弱势群体、小众群体或个体成员在数学教育中呈现的问题意识,通过自下而上,由"点"及"线"再及"面"的观照,来深入厘清数学在社会层面的渗透与影响,以及社会层面的群体和事件对数学及其数学教育的影响。在对诸多问题透视和问题澄明下,提出数学教育社会学是观照与破解当下我国数学教育教学领域中诸多问题的新视角。第叁,建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就其理论基础、理论框架、理论意义进行澄清。澄清与进一步明确数学哲学和数学教育哲学作为内部理论基础,给数学教育社会学提供了丰富、厚重、深刻与深邃的理论底蕴。澄清与进一步明确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作为外部理论基础,分别给予数学知识和数学课程以理论支撑,科学知识社会学是数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源泉,教育社会学是数学课程社会学的理论源头。第四,就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展开论述。初步从数学教育最为关切的叁个层面:知识、课程、教与学入手展开。数学学科以知识立足,以课程作为传播载体,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尤其以学生在数学教育中的学习、成长与进步为关键要素来决定数学传承和发展。第五,基于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解读数学教育问题。数学教育公平问题、大众数学教育、数学资优生教育、数学学习困难生教育、数学教育目标分层等热点难点问题,安置在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系统、深入地观照、审视和解读。第六,提出一个"人文主义观照"的思想意识,人文主义观照也即是社会学视角的开启和回应,以期基于此来审视与破解数学教育中呈现的诸多问题困境。经比较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当下数学教育呈现的诸多问题(如数学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学习方式等)的根源不在于数学知识本身难易,而在于数学教育思想意识层面的缺失。数学和数学教育的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召唤我们找寻人文主义观照,进而从思想根源上破解此困境。窥其全貌来看,本研究致力于初步建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所建构的数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能深层次阐释和解读数学教育呈现的诸多问题;而"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能为当下数学教育诸多困境提供一条崭新的破解之道。本研究是困惑于原有理论不能深入、系统、全面地解读一些当下数学教育问题,在长期实践、思考、调研和层层论证下提出新理论以求突破;但本研究以及研究所得尚处于初创阶段,从而这些都还有待深入研究探讨与不断完善。
马彬[4]2012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蕴含在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具有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加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重要性工作。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更为全面地、正确地、自觉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使我们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信心，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操作层面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推动实际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当代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为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深刻矛盾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当代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的，而是需要加以揭示和说明。本文主要使用了四种研究方法：1、历史研究法，即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2、文本研究法，即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原着，并对其不同时期着作联系起来加以研究；3、比较研究法，即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4、整体研究法，即注重研究对象及其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从叁个方面体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理论本身的内容中；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体现在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叁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以及对现实的启示中。本文从实践和现实的人这两个最基本的基点出发来探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贯穿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内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这样叁个方面。由此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即按照“基本理论——当代比较——中国现实”的思路来展开全文，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思路。本文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体系哲学的超越，提出实现社会发展在根本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就要从根本上坚持实践基础上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通过对现实的人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时代化的现实意义和路径选择。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研究方面，通过文本研究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尝试，从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发展目的、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代价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新归纳。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同表述；通过对“古代的”和“古希腊罗马的”语义辨析和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考察，提出了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来解读“古希腊罗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证。通过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发展观的比较研究，分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优势。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展开分析，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启示意义。
杨凡[5]2018年在《《道德经》哲学思想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道德经》相传是2500年前老子所着,是中国古代先哲留给世界的智慧宝库。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德经》的智慧正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道德经》的文本具有多释性的特点,其暗示几乎是无穷的,这也正是《道德经》耐人寻味、充满魅力的地方。《道德经》哲学不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层面,还是社会实践层面,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已有文献显示,目前《道德经》与教育的相关主题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涉及具体教育教学实践操作层面,解构较多而建构不足。本论文聚焦《道德经》哲学思想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价值观为指导,聚焦《道德经》哲学思想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关系,通过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发掘和把握《道德经》的现实价值。文章认为,《道德经》哲学中的一系列思想,例如无为自化、见素抱朴、为而不争、有无相生、反者道之动、自知不自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无不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论文不是对《道德经》的文本进行再注疏,也不是对《道德经》文本的传播普及,而是把《道德经》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引入现代高等教育实践。文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避空谈,不把重点放在复述和归纳上,而是力求在解构的同时进行建构(例如在第6章提出建构“超越论”的观点),在《道德经》智慧的启迪下进行再创造。文章从《道德经》多元世界观、辩证法、方法论、整体观等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在具体内容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宏观教育理念和方法,涉及大学生个性化与多元化发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博弈、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教学法权衡、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与激发等宏观教育教学问题。第二部分选取了高等教育领域中“新工科”教育的具体案例,从《道德经》哲学阐释和智慧启迪角度开展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将《道德经》的哲学智慧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更广的范围。本论文采用比较分析和定性分析,通过经典文献的理解诠释、理论的重构、比较批判、创造性思考等环节,将《道德经》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教育实践进行融合研究。在技术路线方面,本论文从现代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困境、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切入,通过问题导入,选择多数国家共同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问题从现代社会的特征如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出发,依据中外相关教育理论和实践来阐释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性质与程度,注重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注重对资料的整合,采用描述和归纳的方法,对解决办法作出合理预测,提出系列的解决思路或政策参考。文章在比较中多维度呈现《道德经》哲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探索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方向;有的章节尝试将科学认识与存在体识结合起来,融入科学前沿和道家智慧相结合的思考,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我们熟悉的现代高等教育领域的中若干现象进行再透视,从而更好将老子的哲学智慧应用于当下和未来高等教育实践。本论文把相关问题的讨论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宏观语境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中外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重点研究《道德经》哲学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迪,阐释教育现象,破解教育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展望教育未来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本论文的内容主要是受《道德经》的智慧启迪而写,是努力把《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引入当下的高等教育实践的一种再创造。面对一些世界性高等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在《道德经》的智慧启迪下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范式进一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独特魅力,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吴晓梅[6]2013年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揭示的资本主义乃至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许多原理被实践所证实,特别是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所验证,总结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深远。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资本运动中研究经济增长,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一般性,这种一般性使其不仅能够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具有和中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现实可能性。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中国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研究现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两方面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研究都需要系统进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本论文的研究基点和落脚点,本文在对涉及相关概念做了阐明和界定之后,按照时间顺序解读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的相关文献和理论的产生过程。作为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理论的科学性阐述是该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理论具有的系统性和可延伸性以及可扩展性上。系统性体现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理论前提、理论假设和理论内容；可延伸性体现在从理论本身能够自然引申出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理论；可扩展性体现在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对理论本身研究假设的疏离和研究内容的拓展都不会改变其基本结论,甚至今天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该理论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给予经济建设以指导作用,同时具有社会价值,能够给予人类社会发展以思考空间,并且这些科学性能够一再被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包括理论在中国的实证和发展。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这个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广阔深刻的社会舞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实证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宏观调控手段的变革、经历的经济周期以及宏观调控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过程等重要经济现象来实现的。理论的中国化不仅是证实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要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对其进行发展。在把中国具体经济建设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农轻重并举和全国一盘棋思想,实行了与前苏联不完全一样的计划经济；陈云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邓小平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则体现在提出了“叁步走”发展战略、“两个大局”思想、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观则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经济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国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成就、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但问题也不能回避。在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思考中,本论文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继承和发展了经济计划措施、与时俱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不断趋于完善的宏观调控五个方面归纳了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由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必然涉及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论文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五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在对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进程从科学理解和坚持理论精髓、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以及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成果叁个方面做了理论思考之后,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收入差距、注重国内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思考,以进一步推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中国化,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总量均衡、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
徐奉臻[7]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着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着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杨泉[8]2005年在《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支撑》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论述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支撑。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不长,但历尽坎坷,至今仍遇到很多困境。民营企业发展战略应如何选择成了不少学者都在研究的课题。本文选择了在众多影响企业发展战略要素中最具竞争力的“人”作为切入点,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文章提出了适合民营企业的叁大发展战略,即技术领先战略、团队协同战略、组织与个人双赢战略,同时选择了叁大人力资源管理模块作为相应支撑,即智力资本、薪酬与激励、职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 文章分为叁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含第1章和第2章。第1章是导论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和民营企业战略的影响量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而后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要结论。第2章是研究框架的形成和构建,在这一章中,对研究框架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实证和归纳,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人力资源管理叁大支撑的观点,这些研究是为第二部分作理论与实践准备的。 文章第二大部分由第3、4、5叁章组成,这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内容。第3、4、5章分别对叁个支撑进行了论述。智力资本包含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组织资本是智力资本的基础,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获得外在支持、外在认可和外在联络的社会基础。智力资本能促使企业实现技术领先的战略,也是第3章论述的企业发展战略实现的第一个支撑点。第4章研究薪酬与激励,薪酬与激励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在追求公平和差异化的战略下,留住优秀人才,并获得团队成员间的理解和协同作战的效果。薪酬与激励只有在拥有更加先进的、个性化的和人性化特征后,才能有助于吸引和留住那些具有人力资本的关键员工。薪酬与激励支撑企业的团队协同战略,也是本文论述的第二个支撑点。第5章研究职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在论文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员工发展空间受限,“玻璃顶棚”的客观存在,是企业员工,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和关键性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学习型组织能有效地提升员工能力和团队能力,职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能够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目标。职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支撑组织与个人双赢战略,也是本文论述的第叁个支撑点。 文章的第叁大部分是文章的总结。在这部分中提出本文的创新性成果和未来的发展展望。
白雪峰[9]2010年在《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文中研究表明大学彰显和孕育了人文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日常管理、校园文化、服务等各个方面。虽然,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知识进入大学课堂,出现了科学挤压人文的现象,但关于人文精神的培育仍成为各国大学普遍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1、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大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文化整合和创新的灵魂。特别是现代大学,发挥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任何一种职能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2、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坚持大学理念和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学的天职在于培养人,而人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需要的满足,还包括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精神素质的提高。构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自身发展的自觉追求,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3、人文精神能够塑造大学社会示范性品质,起到对整个社会的辐射和深远影响的作用。同时,大学人文精神是大学得以互相区别的标识,而这种精神又往往通过各具特色的、具有浓重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校训,彰显出与众不同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所以,大学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灵魂体现在大学教育中,促进了大学的文化繁荣和学术自由,培养了大学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既有助于形成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规范的知行合一；又有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身心素质的和谐统一；更有助于大学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我国现代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其人文教育就受到科学教育的遮蔽,因而发育不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西方国家开始反思人文精神失落而带来的种种弊端时,我国大学却在虔诚地学习苏联模式,为适应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人为地造成科技与人文分离,至此科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人文教育越来越边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越来越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客观地说,当代大学市场取向和功利取向日趋明显,大学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属品,“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浮躁气息弥漫大学校园,“象牙塔”被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和诱惑所浸染,大学人被庸俗的道德观、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所包围。于是,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着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机。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除绪论和结束语以外,主要撰写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人文精神的不同视角,深入研究“人文”的内涵,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西方哲学中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超越,进而阐述人文精神对于大学的意义,通过中西方大学人文精神的流变,揭示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特征。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和原因分析。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人文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人文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和培育人文精神的有利条件。第四部分通过阐述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完善大学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注重教育者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中西方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借鉴,重点分析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的角度探讨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当代大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途径,有益于教育目标的实现。第二,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和充实中国大学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重视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对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叁,借鉴国内外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历史经验与方法,丰富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途径。通过考察、借鉴和吸取国内外大学关于人文精神培养的有益做法,为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宝贵的经验。本文在系统分析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导,以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现实性为基础,以文化发展为有利条件,借鉴国内外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有益做法,通过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重点阐述了中国大学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本文认为,大学应从自身出发,以关心学生的精神世界、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尊重学生的选择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为主要内容,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完善宽口径、大门类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育功能及增强社会实践的人文教育功能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大学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以教育者要做社会的良知、教育者要具备独立的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为基本内涵,努力促进教育者人文精神的养成,从而解决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进而为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构建一种全新的模式。
杨小霞[10]2000年在《试论前瞻认识论的若干问题——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谈起》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赋予世界观多向度的挑战和启迪 ,需要人们作出新的探讨和研究。本文侧重从认识的角度谈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传统的认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哲学的若干挑战和启迪[D]. 杨小霞. 福建师范大学. 2001
[2]. 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永庚.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3]. 数学教育社会学：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照[D]. 刘达卓.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 马彬.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5]. 《道德经》哲学思想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研究[D]. 杨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
[6].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D]. 吴晓梅. 兰州大学. 2013
[7].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8]. 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支撑[D]. 杨泉. 河海大学. 2005
[9]. 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D]. 白雪峰. 辽宁大学. 2010
[10]. 试论前瞻认识论的若干问题——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谈起[J]. 杨小霞. 鹭江职业大学学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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