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大敌论文,健康发展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已成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先后发生了4 次高通胀率，我们在与高通胀反复较量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首次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出人意料的是，刚刚形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在一、二年之后迅速变为“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的状态。这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新现象，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所指出，虽然作为一个老牌敌人——通货膨胀似乎受到遏制，但是一个新的、可能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正在蓄势待发，它就是通货紧缩。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全球背景是什么？中国通货紧缩的特点和后果是什么？造成通货紧缩的国内因素是什么？针对这一日趋明显的通货紧缩，今后应当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和相关政策？对此作者将逐一做简要分析。
一、中国通货紧缩的全球背景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物与服务的货币价格的普遍不断上升。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定义正好相反，是指货物与服务的货币价格的普遍不断下降。这里所讲的“货物与服务”，不是指各种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而是指经济组织和生产销售给别人的有形和无形商品；“货币价格”是指单位商品的货币量，为了对比，可以设想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物物交换的价格。通货膨胀不是指相对价格的变动，是指绝对价格，即货币价格的变动；“不断下降”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就一定“低”。据统计1997年中国的货币价格是1978年时的3.8倍；“普遍地”， 是指货币价格普遍地、广泛地下降，而不是某个产品或某个行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如计算机、电子表的价格不断下跌，不能看作是通货紧缩。
从1997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已日趋明显。英国《经济学家》指出，世界在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首次进入一个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时期。这是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全球背景。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且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需求锐减，导致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根据世界银行按主要商品名义美元价格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价格增长率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 %累积下降26 个百分点； 制成品出口产品1997年为-5.1%，1998年为-3.8%，累积下降了8.7个百分点（见表1）。英国《经济学家》公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工业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每桶10美元。全球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许多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国内价格，从进口方面看相对成本大幅度降低，但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产品增长并促进其价格水平下降，同时影响这些部门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二、中国已经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危害极大的通货紧缩。
中国是否已经出现通货紧缩？在一年前也许还会有争论，但现在没有人否认了。中国的通货紧缩属于何种类型，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轻度的通货紧缩。我认为，实际上中国在迅速控制高通胀之后在1997年就进入通货紧缩时期，而且日趋明显，负面影响愈来愈大，已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新的“大敌”。据《经济学家》长期研究，一般各国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没有考虑产量质量的提高和性能的扩大等因素，在计算通货膨胀率时被高估了一个百分点。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以内的话， 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或价格下跌的趋势。1997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即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0.8%已低于1%，而且于同年10月份出现负增长，1998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由1997年的2.8%，降为－0.8%。从国际比较看，实际上中国、香港、 新加坡和日本（1998年7月—9 月消费价格指数加权平均值上涨率为-0.2%）已经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通货紧缩不是个别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不断下降，而是各种价格“普遍”性地下降。第一，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最大，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1997年这一价格增长率为-4.5%，1998年又进一步下降为-8.0%，两年累计下降12.2个百分点，这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则下降了12%。改革以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是持续上涨，只有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下降为-2.6%和-2.0%，累计下降4.5 个百分点，从1978年—1996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累积上升550.1%， 这就是说，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货币收入是1978年的5.5倍，而1997 年和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下降是改革以来少见的。所以说通货紧缩首先是广大农民的头号“大敌”，“增产减收”吃掉了农民的现金收入，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工业生产者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1997年这一价格增长率为-0.3%，1998年为-4.1%，两年累计下降4.4个百分点（见表2）。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直接导致工业产量下降，恶化了企业外部环境，被迫减产、限产，为了削减生产成本而裁减工人，造成下岗人员增加。市场供过于求会引发价格大战，各个厂商为了保住已有市场，或占有别人市场，不惜成本和亏损竞相削价，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此外，库存增加，1998年产品库存大约6094亿元，占GDP的7.7%，占工业附加值18.2%，占工业销售收入9.6%， 说明无效的工业制成品库存在大幅度增加。
第三，不同类型商品和服务市场价格变动差异甚大，反映各种生产者利益受损的不同程度。1998年粮食、肉食、水产品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幅度最大，其次是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这意味着城市居民从这些商品消费中受益，而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和流通领域经营者的利益相应受损；服务项目消费价格指数呈大幅度正增长，高达10%，仅1997年和1998年积累上升28.3个百分点，服务行业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给；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大大超过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在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过程中，能源、原材料、纺织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的产品价格下降最为明显。
第四，不仅全国已进入通货紧缩状态，而且各地区普遍进入通货紧缩阶段，局部地区通货紧缩的程度还相当严重。据统计1999年1 月份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均为负值（见表3 ）。其中通货紧缩程度最大的地区是上海，为-4.3%，其次是湖北， 为-4.1%。此外，1999年1月份在36个大中城市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这表明大中城市的通货紧缩程度更明显。其中通货紧缩最严重的城市是武汉为-6.7%，其次是青岛为-5.9%，其余依次是合肥、上海、宁波、福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凡是通货紧缩严重的地区都是对生产者损害较大的地区。因此，向通货紧缩作斗争不仅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而且也是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的重要任务。
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继续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严重地伤害除垄断性服务行业之外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利益。通常通货紧缩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先兆，但是通货紧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如果不能及时治理或者治理不力，中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变大，至少局部地区或相当多的行业将进入衰退过程。
三、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产生通货紧缩有两种不同原因，因而也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加快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品价格下降：同样，开放市场，引进竞争，可以迫使厂商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也会降低商品价格。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和引入竞争引起的价格持续下降的现象，属于温和的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因为商品价格低廉增加了实际收入和购买力，例如， 19 世纪的后30年，由于铁路的扩展和工业技术进步，美国消费品价格总水平下降了近一半，而同期经济增长率在4%以上。 目前美国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竞争激烈，抑制了价格总水平上升，相当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还会不断下降，虽然有1、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总的来讲还是有利于广大消费者。另一种“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产出增长率同时下降。这种通货紧缩就不属于轻微的通货紧缩，而是一个危害极大的通货紧缩。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分析，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这种生产能力过剩突出表现为新兴经济市场国家，包括东亚、中国、拉美、非洲如南非等地区和国家在过去的20年高速增长中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个因素就是近两年来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币值的大幅度贬值（约为15%—75%之间），造成大量制造业产品以非常廉价的价格流入国际市场。几乎世界上主要产品都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包括钢铁、计算机芯片、汽车、纺织、造船、化工产品。生产能力过剩本身是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而东亚金融危机引起需求下降又加剧了该地区和全球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过剩。实际上我们已经面对一个30年代以来首次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格局，中国是一个生产能力过剩大国。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通货紧缩是属于温和型还是属于危害型，关键是观察该国或地区的“产出缺口”（output gap），它是指实际产出与充分产出能力之间的差额，当前者低于后者时就意味着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生产能力过剩首先表现在宏观上潜在产出水平明显提高，而实际产出水平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首先，从中国潜在生产能力或潜在产出水平看，根据GDP增长指数对数模型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GDP增长趋势为9.5%，进入90 年代以来这一增长趋势又进一步上升， 1991 年—1997年期间增长趋势为10.9%，这说明90年代我国潜在生产能力明显高于80年代的水平。其次，从产出缺口的大小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95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真实增长率为7.8%，按当年价格计算，名义增长率为6.4%。如果按保守估计，以改革以来经济增长趋势计算，1998年我国GDP产出缺口为-1.7 %，全社会闲置生产能力（指产出缺口与增长趋势的百分比）为17.9%；如果按中等估计，以90年代以来的增长趋势计算，1998年我国GDP 产出缺口为-3.7%，全社会闲置生产能力为33.9%（见表4）； 假若按高估计，根据北京大学宋国青计算，1978年—1998年期间我国潜在GDP 增长率为8.4%，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为4.4%）比潜在生产能力低4 个百分点，闲置生产能力为47.6%。总而言之，无论哪一种估计，目前我国真实经济增长率已明显低于增长趋势，产出缺口扩大并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生产能力闲置。这说明，一方面改革以来中国从供给能力或潜在生产能力方面达到空前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在目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产出水平下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生产能力过剩。
其次，各产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约在1／5—1／4之间。这里仅按保守方法估计，以改革以来各产业部门的增长趋势计算，第一产业为4.9%：第二产业为11.4%，其中工业为11.6%，建筑业为 11.3%；第三产业为10.6%。1998年各产业附加值增长率分别是：第一产业为3.5%，第二产业为9.2%，其中工业为8.9%；第三产业为7.6%，均低于各产业增长趋势。1998年各产业产出缺口分别是：第一产业为 -1.4%：第二产业为-2.2%，其中工业为-2.7%；第三产业为- 3.0%。由于产出缺口所造成的各产业部门闲置生产能力分别为：第一产业为28.6%，第二产业为19.3%，其中工业为23.3%，第三产业为28.3%（见表4）。这表明，不仅全国总产出水平存在生产能力过剩， 而且各产业也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当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时，也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附加值较低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国家之一。
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
当前的经济是以往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结果。今日的生产能力过剩是若干年前的“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的必然结果。各地区和各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始终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顽症，也是我国经济效益低下，资源严重浪费，库存大量增加，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它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和负面效应直接加剧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少数工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它只造成局部性影响，而不会导致全局性通货紧缩。但是几乎在所有工业部门都出现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则表明宏观层面的问题。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92年以后全国上下在强大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开发区过热、房地产过热，造成了空前的虚假性经济繁荣，在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下，市场价格体系突然扭曲，人为地引起各类价格指数特别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突发性地大幅度上涨，例如，采掘工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率在1992年为12.6%，1993年上升为46.5%，1994年为33.1%，累积上涨119.6%，价格水平在3年间翻1倍；原材料工业价格指数增长率1992 年为10.2%，1993年上升为40.4%，1994年为17.9%，价格水平累积上升82.4%；加工业价格指数增长率1992年为7.4%，1993年上升为22.7 %，1994年为11.1%，价格水平累积上升46.4%。1992年—1994年期间，在各工业行业中这一指数累积增长幅度最高的是石油工业，为193.7 %，即三年期间价格水平上升了近2倍，其次是电力工业为106.3%，煤炭工业为98.2%，冶金工业为92.3%，建筑工业为70.7%（见表5）。 这给各种投资者和厂商造成一种“价格虚幻”，以为可以不通过技术创新、强化企业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就可以通过“价格暴涨”轻易地获取暴利。现在看来，凡是工业品价格上涨幅度愈大、获取暴利愈多的行业都是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最严重的部门，其后来所尝到的苦果和问题就愈严重。例如，钢铁价格大幅度上升，激励各地区迅速扩大投资，小高炉、 小电炉、 小钢厂、 小轧钢厂陆续上马或扩大投资， 与1958年“大炼钢铁”、“元帅升帐”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全国钢的生产量1992年达到8094万吨，1993年为8956万吨，到1996年已突破1 亿吨，1998年达到1.16亿吨，实际上国内生产能力已达到1.9亿吨， 仅相当于生产能力的61%。同样，钢材产量由1992 年的6697 万吨上升为1998年的1.05亿吨，而实际生产能力为1.75亿吨，仅相当于生产能力的60%。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导致生产总量过剩，钢铁价格一跌再跌，所以在1996年冶金工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就出现了负增长。1993年全行业实现利润和税金分别为294亿元和282亿元，到1998年尽管铁、钢和钢材产量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37%、29%和32%，但是实现利润和税金分别降至23亿元和163亿元，分别下降了93 %和42%，全行业濒临亏损边缘。煤炭工业由迅速发展到全行业陷入困境也是一个重复建设、盲目扩大生产的例子。据国家煤炭工业局提供的资料，到1998年8月为止，全国煤炭生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1.6%， 煤炭销售量下降15%左右，国有重点煤矿亏损40亿元以上， 拖欠煤款达272亿元。60%以上的国有煤矿矿井被停产或者限产，生产能力富余约1 亿吨。同时又有1.08万处无采矿许可证的小煤矿，4 万处无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小煤矿乱采乱挖。
重复建设也是造成大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199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许多企业投资来源主要是银行借贷。据统计，1992年—1994年期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积额为38194.5亿元， 其中来自国内贷款累积额为9283.6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24.3%。 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投资风险”，又很快转化为银行的“金融风险”。按照国际规定，借款未按期归还的贷款，逾期3 个月以上视为呆账贷款；按中国银行业的规定，逾期一年及以上未归还贷款视为呆滞贷款，逾期两年以上仍未归还视为呆账贷款。中国银行的呆账贷款的宽限是相当松的，即便如此，国有银行的呆账等不良资产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许多企业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根本无利可赚，更不要说偿还本息，只能挂账。目前国有银行大部分不良资产是1992年以来经济过热、投资过度、 效益低下所形成的。 如房地产开发热， 以海南省最为突出 ，1992年以后，仅有60万人口的海口市，拥有1万家房地产开发商， 目前积压资金达474亿元，最后变成银行的一大笔呆账。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不仅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机制，也是造成金融风险的机制。
如果说1993年中央领导人尖锐地批评各地区和各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当时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昔日曾一度辉煌的高额利润的行业和部门已经尝到了自酿的苦酒。除非下决心控制生产总量，调整产品结构，关闭耗能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亏损企业，否则这些行业是无法摆脱困境的。
五、通货紧缩为何还在发展
任何经济政策都是有代价的。只不过有的代价大，有的代价小；有的收益超过代价，有的代价超过收益；有的先付出代价后获得收益，有的先收益而后付代价，没有“免费的午餐”正是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多种目标和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组合，不仅要注意当前的一种主要倾向，而且还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未来的主要倾向。由于中国国情所致，经济运行具有复杂性，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局面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必须看到，即使在相当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可能避免治理高通胀的代价。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费里德曼说，通货膨胀被制止时，不产生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平时的过渡时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未见过。保罗·萨缪尔森也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种经济能够成功地维持充分就业、稳定价格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控制高通胀率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在80年代，减少通货膨胀的代价是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使GDP减少 4%，大约损失2200亿美元（按1990年美元价格）。可见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两难”处境的特点。可以认为，当前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突发性的高失业率、日益扩大的产出缺口正是反通货膨胀政策（即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直接代价。实施降低高通货膨胀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关键是当我们消除了高通胀的威胁之后，怎样阻止通货紧缩的加剧，防止经济衰退。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治理通货紧缩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这就需要实行积极进取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灵活迅速、及时调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特性。中央银行的作用和目标是稳定货币。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既要防止高通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使通货膨胀率既不加速也不减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最好在2%—3%之间，至少应控制在5%以下， 前者是一个理想目标，后者是一个可控目标。
产生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储蓄投资缺口日益扩大。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自身储蓄不足，影响了国内投资率，他们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8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银行各项货款额都是大于各项存款额。1993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额则小于各项贷款额3316亿元，占GDP总量的9.6%，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出现高通货膨胀；1995年出现各项存款额大于各项贷款额3338亿元，占GDP总量的5.7%，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53.5%，资金供给大于资金需求，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到1998年这一差额上升至9174亿元，占GDP总量的11.5%， 占全国财政收入总数（为9853亿元）（见表6）。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但资本资源相对稀缺， 其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3.4%，中国大量地引进外资弥补投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约有1／10GDP的过剩资金闲置在国内金融体系中，不仅是最大的资源浪费，而且还扩大了储蓄投资缺口，加剧了通货紧缩。这表明，中国不仅出现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出现了大量过剩储蓄资金。
六、治理通货紧缩的建议
治理通货紧缩与治理通货膨胀不同，我们既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同时我们也没有与通货紧缩作斗争的经历与经验，迄今为止，我们还很难找到有效的政策工具。鉴于此，只能提出一些思路性的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第一，采取特殊的“通货非膨胀”货币政策，这是实行“可管理的通货紧缩”（managed deflation）的最好办法。 “通货紧缩”和“通货非膨胀”（disinflation）不同，前者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跌，后者是指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非膨胀是8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重大成就，世界上各中央银行以追求低通货膨胀为他们的最基本的政策目标。通货紧缩与相对价格运动的含义不同，后者是指在价格总水平上升或下降的背景下，一些特殊资产、产品或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或上升的这种价格运动。确切地讲，采取“通货非膨胀”政策是一种特定的货币政策。一般认为，“通货”必然“膨胀”，但也不尽然，也不必笼统的不加分析的反对“通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期增加货币供给量，将会直接刺激消费品和投资品产出量的扩大。这是“通货”的刺激效应。通货的目的如果是在于创造迅速有所收获的生产能力，它带来消费品流通量的增加，从而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其通货的负面作用因人均实际消费提高所抵消。这里，要分清楚“通货”的不同目的，同时也要分清楚“通货”的不同结果。所谓“通货非膨胀”是指通货（即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增发货币或扩大货币发行量）而避免膨胀（即价格总水平高通胀率）。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货非膨胀”政策既有别于“适度从紧”政策，也有别于“适度通胀”政策。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短期内财政通过国家信用适当利用储蓄，适度扩大货币发行量，缩小储蓄投资缺口，都不会引起即期的通货膨胀，直到这一缺口基本消除，可能会滞后性产生通货膨胀；由于存贷差占GDP比重相当大，几乎等于财政总收入， 这就是使得我国在利用“通货”的规模上有很大的余地，尽管使用数额大，但相对风险比较小。除了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之外，我于去年10月曾提出由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1000亿元—1500亿元，列入非预算内的暂借暂支项目中，作为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大踩油门”的力度。在特殊时期（指通货紧缩时期）实行变相财政透支是必要的。一旦出现通胀率加速趋势即可停止上述作法。
第二，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结构，适当扩大周期性赤字，严格控制结构性赤字。中央政府已决定今年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准备发行国债3500亿元，财政赤字规模达到1503亿元，占GDP比重约1.7%。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财政赤字。在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中，政府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区别是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 deficit）和周期性赤字（cyclical deficit），财政预算的结构性部分是主动的，即由政府可斟酌选择的政策来确定。财政预算的周期性部分是被动的，即根据商业周期的具体状况来确定。经济衰退时期会大幅度增加周期性赤字，例如，税收下降，而用于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性开支却大幅度增加，此外还要兴办公共工程项目、其他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公共就业计划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并不意味着扩大所有公共部门的支出或预算，恰恰应当控制结构性预算支出，诸如减少行政经费开支（1997年为1137亿元），取消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1997年为368.5亿元）和取消对粮、棉、油、肉食等价格补贴（1997年为552 亿元），减少对国有事业单位的差额补助费（1997年为218亿元， 仅卫生部门为104.4亿元）。
第三，在防范金融风险前提下，取消某些过时的管制，扩大信贷发放规模。1997年在短期贷款中，三资企业贷款仅占3.4%， 个体工商贷款只占0.7%， 应当取消对这两类企业贷款发放的“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限制，银行贷款原则不应是“唯成分论”，而应是“一视同仁”。建立居民个人信用记录，促进居民消费信贷。取消对外国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也可有利于扩大信贷规模。
第四，有效地利用“通货”支出，增加“社会软件”投资。在扩大货币发行量或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条件下，从事长期性软件投资比从事短期性硬件投资， 刺激通货膨胀的压力要小得多。 所谓软件投资（software investment ）是指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技术创新、高新技术的军事工业（如宇航工业、航空工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还包括充分利用城乡过剩劳动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利设施建设、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环境治理。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说法还应包括公共机构和民主化。他认为对社会软件投资必须跟得上快速的工厂及设备的硬件投资（hardware investment）。他发现， 在亚洲危机国家和中国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极不相称（见表7）。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世界上53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在国家资助科学方面排位为第22位，在私人资助研究与开发方面排第47位，在司法独立审判方面排第29位，南韩和我国台湾省分别排第15位和第16位；在腐败程度方面，我国排第45位，而我国台湾省排第23位。萨克斯教授认为，亚洲在经历了最严重的衰退之后，要想重新获得国际经济竞争力，就必须在“社会软件”方面强化投资。因此，无论是反腐败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是从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几个文字法律或国务院发布几个法规文件，极其重要的是增加这方面的软件投入。这包括：一是严禁军队、武警和政法机构经商，应对这些机构的正常运作所需开支予以财政补偿；二是严禁党政机关创收经商，应对这些机构核定支出予以财政保证；三是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中央财政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分配上述支出。凡是用于上述领域的软件投资不会象以往政府用于制造业和其他竞争行业（如房地产等）的硬件投资那样引起通货膨胀。政府的支出主要用于政府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物品。因此在特殊时期（这里，我们把通货紧缩视为短期现象）实行特殊的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扩大通货，既要抑制现实的通货紧缩又要防止今后的通货膨胀，这是进取型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保守型消极的作法，不应对这一政策视为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发展总会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形，短期的经济政策也只能随经济的变化作出及时的、灵活的调整。
第五，应实行旨在削减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积极促进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结构政策。北京大学的周其仁和张帆都先后提出了利用衰退对经济进行整顿和重组的思路。通常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生产能力过剩时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期，要坚决实行结构调整政策。这有点类似于“大扫除”的含义，关闭和淘汰一批低生产率、低效企业，促进大批高生产率、高效企业成长。经济繁荣常常会保护技术落后的产品过时的企业继续经营，而经济衰退恰恰可以扫除这些企业，是进行经济重组的最佳时机，因为经济繁荣时这些厂商既不会亏损，也不会关门，只有到了经济衰退时这些企业才会被迫淘汰，而那些使用新技术的生产率高的具有规模效益的企业才能生存。传统的行业随着经济的衰退而衰退，而新兴的行业却随着经济衰退而突飞猛进。例如，1998年全国原煤、纱、布等传统产品产量下降，而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电子、信息通信产品等生产增长较快，微型电子计算机、程控交换机、载波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生产量都比上年增长16.9%—53.7%之间。当前正是我们淘汰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时机，坚决关闭那些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规模经济、严重亏损的企业，例如小造纸厂、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玻璃厂、小煤矿、小发电厂、小炼油厂等，目前国家经贸委已经公布了第一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尽快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目录，进行强制关闭、淘汰，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过剩生产能力。
表1 能源与非能源商品价格年增长率
1981—1990 1991—1996
1996
1997
1998
非能源商品
-2.3
2.4 -5.82.2 -15.7
农产品
-3.2
3.9
4.42.6 -16.5
食物 -3.3
3.6
5.7
-6.1
-9.9
谷物 -2.9
5.8 16.8 -20.3
-9.6
饮料 -5.8
4.0 -16.3
35.2 -17.5
原材料
-0.5
4.4 -6.0 -10.5 -24.1
金属和矿物0.5 -1.9 -12.31.2 -15.4
化肥 -2.5
3.1 15.6
-0.12.8
能源商品 -4.7 -1.9 18.9
-6.7 -28.5
制成品单位价格 3.3 3.2 -4.4
-5.1
-3.8
1999 1998—2007
非能源商品 -2.2 -0.2
农产品 -3.7 -0.4
食物-1.1 0.4
谷物 2.4 1.3
饮料
-11.7 -3.3
原材料
2.0 1.2
金属和矿物
2.6 0.5
化肥-2.0 -0.3
能源商品 9.5 0.3
制成品单位价格
1.3 1.8
为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指数，名义美元。
Source:World Bank,1998,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Developing Countries,pp.24.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Prospects Group,November.
表2 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类别指数(上年=100)
1997 1998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2.8 -0.8
城市3.1 -0.6
36个大中城市3.4 -0.3
农村2.5 -0.1
食品
-0.1 -3.2
粮食
-8.9 -9.1
肉食及其制品5.5 -9.1
蛋品
-20.7 0.9
水产品 0.2 -6.1
鲜菜0.0 -0.1
衣着3.0 -0.8
家庭设备及用品 0.7 -1.6
医疗保健用品4.7
2.8
类别指数(上年=100)
1997 1998
交通和通讯工具 -2.6 -4.2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0.9 -3.4
居住商品 8.3 1.7
服务项目16.5 10.1
全国商品零售价格 0.8 -2.6
城市 0.8 -2.6
36个大中城市 0.8 -2.9
农村 0.7 -2.4
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0.5-5.5
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
-4.5-8.0
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0.3-4.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1.7-0.2
注：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引自《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1日。
表3 1999年1月份各地区零售价格变动幅度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6个大中城市
地 区 与上年同月比 与上月比 地 区 与上年同月比 与上月比
(%) (±%)(%) (±%)
全国平均-2.8 0.1平 均
-3.1 0.0
北 京 -2.6 0.1北 京
-2.6 0.1
天 津 -2.4 0.0天 津
-2.4 0.0
河 北 -1.7 0.3石家庄2.9 0.0
山 西 -3.2 1.0太 原
-2.2 0.8
内蒙古 -2.6 0.6呼和浩特 -2.8 0.7
辽 宁 -3.0 -0.6
沈 阳
-2.9 -1.2
吉 林 -2.5 0.8大 连
-3.5 0.0
黑龙江 -2.8 0.3长 春
-2.6 0.7
上 海 -4.3 -0.4
哈尔滨
-2.7 0.3
江 苏 -3.1 -0.1
上 海
-4.3 -0.4
浙 江 -2.0 -0.1
南 京
-2.7 -0.3
安 徽 -3.3 -0.1
杭 州
-1.2 0.5
福 建 -2.3 0.1宁 波
-4.2 -0.4
江 西 -2.7 -0.2
合 肥
-4.3 -0.5
山 东 -2.6 0.4福 州
-4.0 0.6
河 南 -2.5 0.3厦 门
-3.5 -0.4
湖 北 -4.1 -0.9
南 昌
-3.1 0.4
湖 南 -1.5 -0.1
济 南
-2.6 0.7
广 东 -3.4 -0.2
青 岛
-5.9 0.8
广 西 -1.3 0.4郑 州
-2.0 0.6
海 南 -3.4 -0.9
武 汉
-6.7 -2.4
重 庆 -3.4 1.1长 沙
-2.1 -0.1
四 川 -2.9 0.4广 州
-3.0 0.3
贵 州 -1.8 0.6深 圳
-3.9 0.6
云 南 -1.1 0.9南 宁
-2.4 0.1
西 藏 -0.5 2.2海 口
-1.4 -0.2
陕 西 -3.0 0.8重 庆
-3.4 1.1
甘 肃 -2.4 0.7成 都
-3.9 -0.4
青 海 -0.9 0.6贵 阳
-1.8 0.4
宁 夏 -2.8 1.0昆 明
-0.9 1.5
新 疆 -1.9 0.7. 拉 萨
-1.6 3.0
西 安
-3.1 0.0
兰 州
-2.5 0.4
西 宁
-0.7 0.8
银 川
-2.6 1.7
乌鲁木齐 -2.5 0.6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1999年2月12日。
表4 中国GDP与各产业潜在生产能力和产出缺口单位：%
潜在生产能力实际增长率 产出缺口 闲置生产能力
(1978—1997年)a (1998年)b
(1998年)c
(1998年)d
GDP 9.57.8-1.717.9
第一产业
4.93.5-1.428.6
第二产业
11.4
9.2-2.219.3
工业
11.6
8.9-2.723.3
第三产业
10.6
7.6-3.028.3
注：a：作者按对数法计算；b：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2月26日；c:指b—a；d:指c／a。
表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单位：%
1992199319941992—1994年累积增长率
全部工业品
106.8124.0
119.5 158.3
生产资料
109.3133.7
116.7 170.5
采掘工业
112.6146.5
133.1 219.6
原材料工业
110.2140.4
117.9 182.4
加工工业
107.2122.7
111.1 146.4
冶金工业
107.4157.7
106.8 192.3
电力工业
114.2135.9
139.5 206.3
煤炭工业
108.8139.7
122.2 198.2
石油工业
115.3171.3
148.7 293.7
建材工业
11.1 142.8
107.6 170.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317页。
表6 全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及占GDP比重
年份各项存款 各项贷款 存贷差
(亿元)
(亿元) (亿元)
199329627.0 32943.1 -3316.1
199440472.5 40810.1 -337.6
199553882.1 50544.1 3338
199668595.6 61156.6 7439.0
199782390.3 74914.1 7476.2
1998 9569886524
9174
年份存贷差占GDP比重(%) 相当于财政收入比重（%)
1993
-9.6
1994
-0.7
19955.7 53.5
1996
10.9 100.4
1997
10.0
86.4
1998
11.5
93.1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55页，第269页和第668页，《中国金融年鉴》（1998），第508页数据计算。
表7 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软件投资指标在世界上的排位
（53个主要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1998年）
国家或地区
国家对科学研究资助
私人部门R&D开支
中国22 47
印度尼西亚 53 53
马来西亚42 31
菲律宾 52 48
南韩25 44
中国台湾省 24 38
泰国48 36
国家或地区 司法独立性
腐败程度
中国29 45
印度尼西亚 51 52
马来西亚30 28
菲律宾 47 51
南韩15 33
中国台湾省 16 23
泰国43 41
注：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998,World EconomicForum,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rvardInstituteof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eneva.
引自：《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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