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有着丰厚内涵与悠久历史的课题，苏诗研究一直是宋诗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对此予以普遍的关注与思考，无论是辑佚、辨伪、编刻、选评、笺注、解说，还是传记的写作、年谱的编撰及诗歌的系年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些难点、焦点问题，长期未决的悬案得到澄清，一些学术命题的潜在内涵与意旨逐渐显露并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疑惑也随之浮现、萌生，苏诗文本也因重复解读而释放出一些新的含义。苏诗历史接受的过程的确像一条涌动的河流，它永远是生生不息的，要将这一动态的进程描述清楚，需要众多学者进行精心的研究。本文拟以专题探讨的方式，选取苏诗历史接受过程中几个典型问题作些初步阐释与评述，以揭橥其历史衍进的规律与契机。
一、分期与特点：苏诗历史接受的衍变轨迹
苏诗被后世所接受的漫长过程并不是平铺直叙的，清同光体诗人、诗论家陈衍说：“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及之者。”（注：《石遗室文集》卷九《知稼轩诗叙》，光绪三十一年武昌刻本。）陈氏此处虽仅就苏诗对后世作家创作的影响史而言，然其研究史实与此同步，也表现为形成期（两宋）、过渡期（金元）、低落期（明代）及高峰期（清代）四个阶段。
苏轼研究在作者生前既已肇端，其诗当时即以刊印、传抄、刻石、歌唱、题赠及手稿等形式传播于中原、边庭，甚至域外高丽、日本地区，为读者所普遍阅读。《东坡集》、《东坡后集》、《眉山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和陶诗》等别集以及《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汝阴唱和集》等合集已经编撰，部分曾经刻印。此间的苏诗论评主要集中在其师长、友朋、同僚与及门弟子之间，反映在他们彼此赠答酬唱的诗作之中。苏门文人的诗歌风格与苏诗比较各不相同，因而对苏诗的评价聚讼纷纭，批评性的意见居多，表明时人尚不能完全接受苏诗力求新变的做法。崇宁元年(1102)元祐党禁，次年四月诏毁《东坡集》并《后集》印板，自此至北宋末二十余年，苏诗流传大受影响。其间虽也有部分人酷好苏诗，暗中传抄、刻印与阅读；然大多数人则讳言苏诗，尤其在公开场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诗研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衰落时期。南渡初期，文禁大开，当时“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注：郎晔编《经进东坡文集》卷首《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四部丛刊》本。）苏诗研究由此而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宋代有宋人注宋诗35种，其中注释苏诗的著作就有17种（注：参张三夕《宋诗宋注管窥》，《古籍整理与研究》第四期。），注本数量之多为宋代诗人之冠，其盛况不亚于注杜、注韩。宋代苏诗注本的体例、形式丰富多样，其中集注有四注、五注、八注及十注，均出现于两宋之际，分类注有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编年注有施元之、顾禧与施宿合编的《注东坡先生诗》（42卷），后两种形成于南宋中期。从存世文献看，宋人所编苏轼年谱今可考知者有十种，现存的三种是：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及傅藻《东坡纪年录》。施谱较为详明，又专设时事、出处两栏，将人物活动置于广阔的历史环境，是为创例。傅谱、王谱长于考索人物仕履与诗歌系年，但对谱主兄弟之间、师友之间与同僚之间的交游、唱和等情况缺乏研究，不能反映当时文坛的一般面貌。随着注释与编年的出现，苏诗的评价也异常活跃，其言论主要散见于众多诗话、笔记、书信以及文集序跋中，涉及的面较广。关于苏轼的政治品节与政治诗创作，关于苏轼的次韵诗及和陶诗，关于“苏黄”优劣高下，苏诗的用典、议论、说理等问题的评价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其中江西派诗人论诗喜欢在小结裹上做文章，故多侧重苏诗用典、押韵、句律、对偶及炼字等艺术分析，而理学家们则习惯于用“温柔敦厚”的尺度来评析苏轼的政治诗。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宋人的苏诗研究开风气之先，金、元、明、清时期的苏诗研究正是沿着宋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因而我们将宋代界定为苏诗研究的形成期。
金朝立国，约相当于南宋。南北阻隔，宋金“声教不通”，故南宋文化传入金源者少，而北宋文化则传入较多，“苏学盛于北”即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王若虚与元好问为金人论苏诗之重镇，王氏推崇苏轼“纵横奔放”，“莫可测其端倪”的豪放诗风，但作为金代后期盟主，对诗坛学苏带来的弊端又不得不认真反思，指出苏轼次韵诗（包括和陶诗）、集字诗“害于天全多矣”，“破碎甚矣”，“未免近俗”的艺术失误（注：均见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本。）。元氏尝选《东坡诗雅》（已佚），创作上亦“足以继坡、谷”，激赏其海外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注：分别见郝经《祭遗山先生文》及元好问《陶然集序》。），但囿于论诗有南北地域之见及受重唐风而轻宋调的影响，又作《论诗三十首》批评苏轼以“俳谐怒骂”为诗及次韵唱酬的诗风。除尹无忌等少数人持狭隘的民族观，敌视苏诗外，金代绝大多数诗人都能在创作中自觉吸取苏学精神，融会苏诗的语言与意境，故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金诗“大旨不出苏、黄之外”。元初诗坛．北方诗人多沿金代赵秉文、元好问的传统，崇尚苏诗；南方诗人则推崇江湖派及江西诗派作家。至元成宗元贞、大德后，南北诗风渐趋统一，诗坛“举世宗唐”，表现出弃宋调而主唐音的趋势，兼之蒙古政权与南宋的对立，从而形成了金末元初由宋入唐、效仿唐人的风习。正因如此，苏诗研究亦趋向衰微，其稍可称道者有：刘辰翁、方回等人对苏诗的评点，脱脱等《宋史·苏轼传》对苏诗的片断言论。另外还出现了陈秀明专门辑录苏轼诗话，相当于苏诗纪事的《东坡诗话录》3卷。总之，金人承宋代苏黄之争，元人启明代冷落苏诗的局面，故金、元可视为苏诗研究的过渡期。
降至明朝，大兴理学，文学窒息，苏诗研究出现了低落期。1、推崇苏文，选评较多，而对苏诗的研究较少，所作评浯比较简略，往往泛泛而谈，多为重复宋人老调，鲜有细致的艺术分析，而论及苏词者则更少，仅陈霆、杨慎、郎瑛、王世贞、俞彦、毛晋等人有所涉猎。2、苏诗论评者受文坛风习与文艺思潮的影响明显。明初尚能承宋元余绪，对苏诗的批评较为允正，态度较为客观。明代中后期诗社林立，流派纷呈，人们论评苏诗或存门户之见，或凭意气用事，尊唐者往往贬毁苏诗，而宗宋者则褒扬苏诗，表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倾向（注：参拙文《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3、明人于苏诗文献整理功绩最著者当为佚诗的辑录，这一成果主要反映在成化四年(1468)程宗刊《东坡七集》中的《东坡续集》及万历三十六年(1608)焦竑序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两集所收诗不见于《东坡集》、《东坡后集》，所增补诗部分据宋人所编《南行集》、《和陶诗》等单行之集收入，部分为编者新辑，使苏诗数量大增。明人不重视苏诗注释，没有像宋代与清代那样编撰详细的苏诗笺注本，仅中后期涌现出了众多选注、选评本。明人学风空疏，所作苏轼年谱仅王世贞改编之《重编苏文忠公年谱》及郑鄤所编《考订苏文忠公年谱》，两者均属改编，学术价值并不大。
随着清代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宋诗日渐为清人所接受及清代学术文化的全面繁荣，苏诗研究在此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研究者的文学观念与思想，研究方法与手段没有突破前人的模式与范围，但对前人所涉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作了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成果，体现了集大成的性质。第一，与宋人一样，清人注苏成风。据收书较完备的《清史稿·艺文志》统计，清人注苏的著作有7部265卷，仅次于注《楚辞》（37部93卷）与注杜诗（22部281卷）的数量，在古代作家中居第三位。宋荦、邵长蘅、冯景、查慎行、翁方纲、沈钦韩、冯应榴、王文诰及张道等都是注苏诗的著名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成果迄今尚为苏诗研究者所取资。宋荦与查慎行在苏诗辑佚方面也颇有所得。第二，随着注释苏诗的繁荣，清人选评苏诗也日渐成风，选评与笺注成为清人研究苏诗的两种不同然又各有效用、互为补充的形式。据初步统计，此间的评点著作有十余种（含各种总集中的苏诗评点），并且出现了汪师韩近于解说的评点本及纪昀的苏诗全集评点本。第三，与注释、评点苏诗同步，清代的苏诗研究亦极其兴盛。清初学者围绕唐宋诗之争发表了许多论苏诗的意见，其中还就李、杜、韩、苏并称，就苏诗的议论、用典，乃至就苏轼的某些具体作品如《石鼓歌》、《惠崇春江晓景二首》的评价等问题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清代中期几个主要诗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从各自的诗学主张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苏诗观，其争论的分歧点很值得我们总结、深思。道光、咸丰后，桐城派的传人方东树，同光体诗人陈衍研究、评点苏诗颇有成绩，此间还出现了一部融补注、论评与考证于一体的苏诗研究著作张道的《苏亭诗话》。
由上可见，与宋诗的历史接受情形颇为一致，苏诗研究在宋与清两代较为繁荣兴盛，元明两朝相对遭到冷落，表现出“两头热，中间冷”的研究态势。其具体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历代文人均不同程度地重视苏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宋人非常重视苏轼生平行实的考索、研究及苏诗的辑录、系年、编刻与笺注，明清两朝侧重于苏诗的选录与评点，清代亦大量注苏，成果蔚然。其次，苏诗研究受政治斗争与文艺思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元祐党禁可制约人们对苏诗的热情，而南宋初文禁松弛，高宗赠资政殿学士，孝宗追谥文忠，特赠太师，亲为文集撰序赞，苏诗又广为流传，致使苏诗研究高潮再度兴起。苏门文人、江西派诗人、南宋理学家，明代众多诗社，清代性灵派、桐城派及同光体诗人评苏大都囿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观，很难跳出自我设定的文化圈子。再次，苏诗研究在各朝之间及每朝前、后不同时期时显时晦，评价亦时高时低，但总体来说呈现出不断发展、丰富与深化的动态过程。就其与苏轼其他体裁的比较而言，明人对苏诗的热情让位于苏文，近代则又让位于苏词。最后，所涉问题过于集中，研究范围不广，苏诗研究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如苏轼的诗论与诗学思想就涉猎较少。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囿于时代局限与个人文学观念而缺少创新，以致没有出现一些综合研究苏诗，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名家名作。以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全面系统地研究苏诗的著作当有待于20世纪的到来。
二、分类注与编年注：苏诗注释的两个主要版本系统
南宋以来，苏诗注家日益增多，为了让读者便于检阅，遂有人搜集众家之注合为一编，并分类编排，这便是以上所渭分类注（旧称百家注）。关于此书的著作权问题，南宋迄至清代前期均无人质疑，直到乾隆间，四库馆臣率先提出异议，陆心源、傅增湘、王水照先生附和于后，而冯应榴、王文诰、杨绍和等人依旧维持王十朋的著作权，二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双方各持己论。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分类注成书与刻印并非同时。我们认为，王十朋生前确曾集注过苏诗，但未分类，故其序亦未言此事。光宗淳熙间，随着分类集注古诗风气的兴起，坊间有人将苏诗分类刊印（其分类水平并不高），为了畅销牟利，故仍借王十朋的大名以行世。与分类注比较，编年注的编撰者不存在争议，但它不似分类注将诗注分置诸家名下，一目了然。编年注原本或有自序或凡例之类说明其分工，然该书所有四个残本均缺卷首一卷，故详情不得而知，他们的注释已合而为一。于是，关于此书的注文分合便成了苏学研究中又一焦点问题。对此，郑元庆、冯应榴、王文诰、阮元、余嘉锡及刘尚荣等人先后作出过一些推测。但随着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的重返中土，证明了郑元庆的说法比较正确，即题下注为施宿作，句中注为施元之作，只是他未肯定顾禧的成绩，句中注当为施元之、顾禧合作（注：参王水照师《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
南宋集注古诗成风，杜诗就有九种集注本，苏诗集注本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出现的。分类集注本的编撰者汇聚了包括四注、五注、八注及十注在内的一切苏诗旧注，对其删削增损，又分类编排，即便于读者查找，又利于阅读与研究，此为分类注的主要价值。宋人所作苏诗集注本除了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凡例》提到的宋刊五家注《东坡后集》7卷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4卷本这两个残帙外，大多已亡佚，唯赖分类集注本知其梗概。分类注注文的最大特色是长于征引典故与语词出处，部分注释解释诗句大意，少量注释可作辑佚之用。其局限在注典不引出处或出处不详，邵长蘅《施注苏诗》卷首《例言》曾批评其“不著书名失之疏”，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凡例》亦谓“其书既不全载所引书名”。另外，失注、误注之处亦多，明代杨慎、清代查慎行《苏诗补注》及张道《苏亭诗话》都作过一些驳正。编年注成书于淳熙间，刊刻于嘉定六年(1213)，注释精审，在清代颇受好评。其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在首次对苏诗作出大面积的系年。除卷40翰林帖子词及佚诗，卷41-42和陶诗未编年外，卷1-39将苏诗1884首全按时代先后编排，起自嘉祐六年(1081)十二月赴凤翔任职，迄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毗陵。南宋编刻作家文集多分类编排，此书则系年，体例较优。编年注的注文侧重引录古书诠释诗中典故、名物与语词，少数注文解说诗句背景。注释引书广博，许多失传古籍之断章残篇得以保存，可作辑佚与考辨之资，书中还保存了苏轼大量珍贵的自注。与一般注本不同的是，编年注还有题下注，这些注释或交待写作时间、地点，或考系人物、地理，或陈述诗歌本事，有资于读者阅读原诗，因而与句中注一样，实为苏诗注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足的是，编年起于嘉祐六年而于苏轼前此《南行集》中诗于不顾。还有如邵长蘅《施注苏诗》卷首《例言》所指出的不当注而注以及重复注释的现象。
分类注、编年注成为苏诗注释中最早的一批定本，后来苏诗的编年、分类、分体、注释、评点等等名目繁多的本子大多源于此，这是宋人对苏诗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分类注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稍晚还有泉州市舶司本、万卷堂本及魏仲卿家塾本，但书名不题“百家注”，改署“诸家注”。降至元朝，分类注的重要刻本有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简称虞本）及元建安熊氏鼎新绣梓本（简称熊本）。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虞本为宋刊，实为元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0对此有驳正。虞本与宋本的主要区别是书名前加“增刊校正”四字而删除“百家”或“诸家”字样，“增刊”之注文置于诗末或补刊于行间空版面上，于宋本文字亦有“校正”，于旧注有所删削。熊本的最大特点是增收刘辰翁评语，有行间批评，也有诗末总评，故除仍署“王十朋龟龄纂集”外，增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庐陵须浮刘辰翁批点”。因有评点，又借助王十朋、吕祖谦与刘辰翁三位学者的名声，故于后世颇为流行，日本、朝鲜亦有翻刻。明朝万历间，茅维对分类注作了大规模的芟改补充：书名改为《东坡先生诗集注》，将宋元刊本的78类（或79类）并为30类，将原来的25卷扩充为32卷，增收《和陶诗》（单列一类）及见于《东坡续集》而旧本漏收的诗，删削宋元旧注十余万字，又增补了一些注文。茅维本给分类注本带来了较大的混乱，引起了清人的不满，对此多有批评。清代朱从延再次刻印此书，内容基本上从茅维本，唯将“酬和”与“酬答”并为一类，还据新发现的宋刻编年注本，对分类注的注文作了一些补正（注：参刘尚荣《〈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现存版本调查记》，《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冯应榴《苏诗合注》称经茅维、朱从延改编之本为“新王本”以区别于宋元旧本。《四库全书》据朱从延本收录，后较流行，实为劣本。民国年间，《四部丛刊》将元代虞本影印问世，修版时有讹误，又误元本为宋本，但它改变了“新王本”独行于世的局面，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分类注宋元旧本的重视与研究，厥功甚伟。
与分类注在宋元明三朝广为流行相反，编年注本则自嘉定六年初版后，因刻印者施宿当时陷于党争，死后百余日全家即遭抄籍，所刻之书不免受损，故此书在后世传本极少，仅景定三年(1262)郑羽补刊过一次，郑氏只是就原板修补其文字漫漶处，基本上保存着嘉定本的原貌。历元、明迄至清初，此书未再翻刻重印，书目著录止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后未见诸家书目著录。皇皇巨著沉隐四百余年，无复表见，许多学者仅从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一文而知有施顾编年注本，清初宋荦仰慕苏轼才名，尝搜讨是书数十年，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从江南藏书家得其残帙30卷，宋氏“幸是书之存而惜其残阙”，乃嘱门人子弟邵长蘅等“缀阙正伪，芟芜省复”（注：邵长蘅《题旧本施注苏诗》，《施注苏诗》卷首，清康熙三十八年宛委堂刻本。），遂使编年注本几亡而复显，虽“断臂”而玉成完帙，并引起了清代众多学者对编年注本的关注与研究，使这部“死书”得以复活。但是，邵长蘅等人将宋氏所得宋刊残帙30卷的施、顾注文肆意删削，所阙12卷又由分类性相关注文删补而来。另外，书中任意节引施、顾注文，充分类注为施顾注，代分类注为已有的现象不一而足，因而全失旧本之真，颇为清人所诟病（注：参拙文《〈施注苏诗〉得失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编次以编年注本为基础，略有改动。书中先例编年注，再列他自己的补注，非同于邵长蘅等人将其极少的一点补注混杂于施、顾注及所转引的分类注中。翁方纲《苏诗补注》、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则对查本失注、误注之处多所补正，前者还对邵长蘅等删削的施顾注文有所辑录。冯应榴《苏诗合注》虽集分类注、编年注与查注之长，但“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只删去了查慎行于苏诗后所附的唱和诗。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又以《苏诗合注》为蓝本，亦属编年系统。但删去了查本、冯本的后4卷补编诗与互现诗，只保留了前46卷。选本中如王士禛《古诗选》所选苏诗104首均出自邵长蘅等删补之《施注苏诗》，编次、诗题及正文悉同。评点本中像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所选苏诗432首亦以编年为次。全评本如纪昀《苏文忠公诗集》的编次、收诗悉依查慎行的《苏诗补注》，也是编年的。编年注本在清代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选录与评点：苏诗主题形态与艺术风格的历史阐释
苏诗选评的发展经过了元代初期、明代中后期及清代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尤以清代为盛。
刘辰翁与方回评点苏诗均在其入元之后，为苏诗接受史上首开风气的诗歌评点家。刘辰翁的苏诗评点保存在《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中，分行间评语与诗末总评，多摘句欣赏，评语较简略，四库馆臣批评其“破碎纤仄”，然某些阐释与评价较为独到与精辟。如谓苏诗“渐近自然”、“言多善谑”（卷一六），具有平淡自然，幽默风趣的风格；又如评《次韵王晋卿上元侍燕端门》首句说“起得好”（卷三），评《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说“接得妙”（卷一二），评《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说“转得又奇”（卷一一），评《送王伯扬守虢》说“结得太速”（卷二一），所评涉及到苏诗结构的起、承、转、接。刘辰翁还能恰当地指出苏轼早期之作的失误，批评他“少年之作不尽如意”，“少作皆不甚得意”（注：分别见《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七《骊山绝句三首》（其三）及卷二四《和子由岐下二十一咏并引》评语，《四部丛刊》本。）。凡此皆可启迪读者灵智，开启后人评点苏诗之门径。方回评点苏诗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编撰的《瀛奎律髓》（选五律1首、七律40首）中。由于宋末诗坛永嘉四灵的兴起、江湖诗派的昌盛，风行一百多年的江西诗派日渐衰微，方氏为振衰起弊，在《瀛奎律髓》中肆力标榜江西诗派，弘扬江西诗风，他对苏诗的评点基本上以“江西诗派之法为法”，吸取该派作家总结的一套辞章之学，即作诗、论诗讲究命意、用典、结构、格律、句法、对偶及用字等．比如对苏诗的用典、用韵及二苏、苏黄优劣的比较分析就颇具典型性。在方法上常通过将苏轼与其他诗人比较来剖析其异同得失，如谓“坡诗天才高妙，谷诗学力精严；坡律宽而和，谷律刻而切”（注：《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一黄庭坚《春雪呈张仲谋》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方回评苏还特别注重“变体”等法则，其《瀛奎律髓》卷二六专论变体之法，故能对苏诗创新求变的一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评《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在写法上“不拘法度”，“自有深意”（卷二○），将《首夏官舍即事》诗视作“他人殆难继”的“变体”（卷二六）。凡此等等，都足以说明方回具备了苏诗接受史上“第一读者”的资格，对后世无数“第二读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与影响力。
明代前百年内苏诗选评者极少，直到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推崇苏诗后才改变这一现状，出现大量的苏诗选本与选家。李贽说他“批削旁注”《坡仙集》时能“快心却疾”，袁宏道“批点欧、苏二公文集”，“最得意”（注：分别见李贽《续焚书》卷一《与袁石浦》与《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与李龙湖》。），足见他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非同一般；比较而言，明代刘弘、阎士选，张岱三人所评较有特色。旧题刘弘选录的《苏诗摘律》（选七律279首）侧重于苏诗思想内涵的发掘而少作艺术分析，尤对苏轼的生平遭遇颇表同情，尝谓“意甚凄凉悲感，不得志之言也”，“诗谓以谗外补之因，情甚落落”，“不特伤定国悴扬州之久，悼己之情亦自不掩”（注：分别见《苏诗摘律》卷一、卷四及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阎士选等评释的《苏文忠公胶西集》（选苏轼知密州、登州诗105首）推重苏诗“匡世救民”的精神，能从《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诗见出苏轼“捕蝗之勤，为民之切”（诗前卷）的恳至之情，从《司马君实独乐园》诗见出苏轼望司马光“入相以匡时”，及其“尽变免役等法”，“又力言其不可”（诗前卷）的良苦用心。张岱选评的《和陶集》措意于苏轼和陶诗的缺乏情味，如谓“意味俱短”，“意味索然”，“意味都尽”，“味同嚼蜡”，对《和拟古九首》（其八）的批评尤为尖锐，说东坡“徒具他人面目，不露自己精神，虽说得乱堕天花，终同嚼蜡”。关于陶诗与苏诗和陶诗的优劣，他在评《和拟古九首》（其二）中认为“元亮语短情长，子瞻词繁意简”。由此出发，处处褒陶而贬苏，有时甚至言带讥讽。其艺术见解之偏激、武断，实所罕见。
降至清朝，苏诗选评无论是评点方法、评点内容，还是著作篇幅、成果形式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里我们重点谈三个关键人物的苏诗评点：注重艺术分析的查慎行、长于思想发掘的汪师韩与侧重探讨苏诗诗史价值的纪昀。
查慎行尝穷毕生精力与心血补注苏诗，诗歌创作亦学苏诗，故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纵横联系，前后参观，以苏注苏，以苏解苏。作为清初浙派著名诗人与诗歌评点家，查氏《初白庵诗评》（选苏诗432首）改变了明人门争户斗、党同伐异的作法，能心平气和地对苏诗作艺术分析。如评苏诗语言平淡与凝练时，激赏《东坡八首》（其四）“如老农说家常”，认为《饮湖上初睛后雨二首》（其二）毫无“脂粉颜色”，《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淡语似乐天”（均见卷中），又在《送范纯粹守庆州》等诗的评语中，褒奖其以简驭繁由博返约的老辣手笔。查氏对苏诗章法与句法的剖析，亦间有令人会心解颐之处。如评《游金山寺》就能划分层次，疏通章节，交待诗歌的布局谋篇；评《画鱼歌》时尤重句式上的转折、起伏、抑扬及开阖等，以此阐释苏诗“短幅故作波澜”的写作特色。他还能打破诗与文的绝对分界，精辟地指出苏诗与庄子散文及杜诗的艺术渊源。
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选诗500余首，笺释多抄旧注而评点则能自出己意，是继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后清代又一部苏诗评点著作，其评语绝大部分被后来乾隆御选的《唐宋诗醇》所引录。汪师韩评苏颇能注重苏诗思想内涵的深层发掘。首先，汪氏注重苏诗中表现的真性情、真感受。其评《次韵李公择梅花》诗说（苏轼）“胸次勃郁，随处激发。其言感饥贫，念羁旅，如无当于梅花，触绪濡毫，忽深感慨，固知文必本于情也”（卷三）。指出此诗不惟咏物，旨在触物感怀，写其衰病、沦落之情。其次，汪师韩特别推重苏诗所表现出的诗人的独特个性与气质，如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云：“行荒远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卷六）所着眼在苏轼处穷而旷达豪爽的精神品格。再次，汪氏还能体悟出苏诗所寄托的政治意蕴，故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次韵张昌言喜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画鱼歌》及《鱼蛮子》等诗，颇能抓住苏诗针砭时弊的思想内涵。与查慎行一样，汪评也特别注重通过与杜、韩诗的对比来分析苏诗的章法结构与诗学渊源。
纪昀的评点本《苏文忠公诗集》是清代唯一的苏诗全集评点著作，其最可取者当是以文学因革正变的学术眼光看待苏诗，认为苏诗的诗史意义是“益出新意”，对其承继唐诗而又力争创新求变的创作倾向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如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指出该诗“以杳冥诡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源出太白”，又论其相异之处，谓“登高望中原”四句，颇得“顿挫之法”，故苏诗又能“运以己法，不袭其貌”（卷四一），表现出与李白不同的自家面目。纪评苏诗的第二个主要成就是对其不同阶段诗风所作的较为准确的分析，如批评卷一、卷二中所收苏轼《南行集》中诗多率易、直露之病，艺术上尚嫌稚嫩；认为苏轼在任风翔府签判后的诗风已初步走向成熟；而苏轼诗风完全成熟并趋于炉火纯青的时期是贬官黄州与岭海两个阶段。这一艺术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苏诗有时以抽象议论代替形象表达，忽略了诗须凝炼含蓄的内在特质，对此纪评亦多有批评。如谓“太露”、“太拙”、“太粗”、“太泛”、“太率易”、“太平衍”，“太鄙拙”、“太露骨”等等，这类批评性术语几乎贯穿了他所评点的苏诗全集中，充分说明纪氏对苏诗直露率易之病有足够的认识。
前人注苏将精力过分倾注于对诗中所涉人物、地理、事典及语典的考证上，有时未免求深得凿，求明转繁，苏诗之真精神、真面目或为所掩。而如上所述，苏诗评点则不求全，不务深，往往三言两语，便入骨见髓，既评析诗意、总括诗旨，又贯穿评点者的诗学主张，并直接指导读者阅读与欣赏，故在普及宣传苏诗，扩大苏诗在读者中的影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与苏诗注释著作比较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分歧与融通：历代文艺论争中的苏诗评价
苏轼散文、书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而对苏诗（包括苏词）的评价却见仁见智，各持一端。如将历代众多歧说加以分析、综合、排比研究，却可发现其中有些是不同读者的不同感受与联想，有些是因诗学观念、时代文艺思潮有别而得出的不同结论，它们实际上有诸多相通相融的成份，若将从一个较高的层面、宏观的视角与宽容的态度去统摄、融合这些表面看来歧异较大的解说，则仍可得出苏诗创作的整体特征。这里只讨论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先述对苏黄优劣的评价。苏黄并称，由来已久，晁说之《题鲁直尝新柑帖》载元祐末年即“有苏黄之称”，然两者的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均有较大差异，兼之他们有时彼此讥诮，因而苏黄优劣之争遂成为后人评价宋诗时无法回避的热门话题。苏轼的门生亲友因同时与黄庭坚也有密切交往而忌讳讨论这一问题，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黄庭坚的弟子。南宋后尊苏者则较多。如王十朋尝集注苏诗，批评江西派诗人贬苏的门户之见，极力张扬苏诗；林光朝《艾轩集》卷五则谓“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自然，黄雕饰，扬苏而抑黄，其意甚明；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则推崇苏轼海南诗，以为黄所不及。反过来，扬黄抑苏者也不乏其人，陈长方以为“子瞻文章去黄远甚，黄之律诗，苏亦不逮”，钱文子则具体到语言的典雅、峭拔及使事用典上，苏均不如黄（注：分别见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下及钱文子《山谷外集诗注序》。）。江西派诗人扬黄而自立轸域，谨守门户，李彭《上黄太史鲁直》说“扈圣当元祐，雄名独擅场”，排开苏轼，推许黄庭坚为元祐诗坛盟主；洪朋《怀黄太史》亦说“诗家今独步，舅氏大名稀”，许为“独步”诗坛的霸主；曾季狸《艇斋诗话》尝谓东坡“诗非山谷之诗”，证明他心目中宋诗的标准是黄庭坚诗而非苏诗。可见，江西派诗人的确存在着扬黄抑苏的倾向。在金代，“苏学盛于北”，他们论苏诗大多围绕“苏黄”优劣而展开。李纯甫、雷希颜等人论诗推崇黄庭坚，追求新奇险怪；赵秉文、周昂、王若虚及元好问等人则标举苏诗，倡导自然通达，不拘一格的诗风，元代方回虽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但在比较二人的同类诗作后，认为苏、黄的诗也存在着深浅、工拙之别，从而得出苏优于黄的结论。明人论诗扬唐抑宋，故更能代表宋诗特点的黄庭坚诗被普遍认为远不如苏诗。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指出“昔人论诗，谓韩不如柳，苏不如黄”，李氏则“大不然”；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苏”；袁宏道于宋诗称扬欧、苏，而不称苏、黄；许学夷对此大加称赏，许袁氏为“宋代功臣。”清代诗坛，祖苏宗黄，取径不一。尊苏最突出的是性灵派诗人赵翼与桐城派后劲方东树。赵翼论诗力主性情，故虽主张“北宋诗推苏、黄两家”，“实旗鼓相当”，然认为他们在诗艺上仍有高下优劣之分，苏写诗凭天分自然，“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黄写诗注重锻炼，“无从容游詠之趣”（注：《瓯北诗话》卷一一，《清诗话续编》本。）。方东树亦推崇黄庭坚，然从其论诗重文法的诗学观出发，认为苏胜黄，苏奔放洒脱，黄谨守规矩，多处李、杜、韩、苏并称，而黄不与焉。与此相反，桐城派文人则普遍推崇黄庭坚奇崛兀傲的诗风，姚范、姚鼐、梅曾亮、曾国藩皆然。施山《望云诗话》卷二说“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十金。”曾国藩亦属晚清宋诗派，因其地位高、影响大，近代诗坛由此掀起了一股宗黄诗风。
由上可见，苏黄优劣，历代难以定于一尊，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明前人对写诗是谨守传统抑或是另立轸域尚无一致的看法。苏、黄有相似的一面，均为唐宋诗转变之关键人物。苏，黄以前，宋诗以步趋唐为主，苏、黄登上诗坛以后，宋诗始形成有别于唐诗的独具一格的新风貌，故二人共同体现了宋诗的特征而以此垂范；亦有不似之处，苏以才气取胜，黄以学问见长；苏创作取资于生活，黄则取资于书本，分别代表两种不同创作倾向而又各具风采。大体地说，提倡天工自然，强调新变的人推崇苏诗；而提倡雕饰锻炼，注重技巧的人则尊扬黄诗。苏、黄优劣在不同时期摆幅较大，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正是在这一动态系统中得以丰富与发展。苏、黄诗歌的影响史研究表明：历代诗人学黄诗较多而取法苏诗者则相对较少；而苏黄的历史接受又表明：拥护苏诗的呼声要比推尊黄诗的呼声高，这说明了古人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传统诗学进行扬弃，对建立新的诗学规范的追求。
次述对用典的评价。宋人对苏诗用典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诗话中，大多摘句论证，赏其博赡、精确、浑厚与灵活自然。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漫叟诗话》谓“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又举《招持服人游湖不赴》“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等句，誉为“天然奇特”。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推崇苏轼《孔长源挽词二首》（其二）“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句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认为苏轼“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句，“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注：此二句见《苏轼诗集》卷三十《余与李肩方叔相知久矣……》，中华书局1982年版。）。吴
《优古堂诗话》多处称扬苏诗用典之妙，尤推重东坡《和山谷嘲小德》诗“但使伯仁长，还兴络秀家”二句用事之精切。相反的意见来自于张戒、严羽二人。《岁寒堂诗话》卷上批评苏、黄“用事押韵”，“乃诗人中一害”，“风雅至此扫地矣”。《沧浪诗话》批评包括苏轼在内的“近代诸公”“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清初与宋一样，对苏诗用典的问题也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宋人离苏轼时代不远，基本上与苏轼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加上宋人所固有的对待传统诗学与人文遗产的浓厚兴趣，故虽也有张戒、严羽等人激烈反对苏诗用典，但从总体上说，称赏苏轼用典博赡、精确与浑厚的呼声要高一些。清初承源接流，所涉问题的深度、广度都已远远超过宋人。如关于所用之原典与所欲达意之关系，王晓堂《匡山丛话》卷五指出苏轼等人“用事琢句，妙在旨其用而不言其名”，即不拘泥于原典，能根据表达的需要灵活变化。关于苏轼用典的艺术渊源，叶燮《原诗》卷二认为苏诗“一句中用两事三事”源于杜甫，而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又认为苏诗“用僻事而实一一可考”源于李商隐，二叶分别指出苏轼用“博典”与僻典的来历，可为知道之言。清人对苏诗用典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较多，尤以王夫之批评的言辞最激烈。他基于论诗扬唐抑宋的观念，将苏诗（包括黄庭坚诗）一棍子打死，谓“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注：《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清诗话》本。）。施闰章《蠖斋诗话》则摘引苏轼评孟浩然的言论来反驳其用典过多，指出古人写诗“无从堆垛学问”，“然坡诗正患多料”。施补华《岘佣说诗》批评东坡“运用典故亦有随笔拉杂，不甚贴切者”，又指责苏轼有“填砌典故，凑韵凑篇”之作。王夫之、施闰章与施补华属于清初的尊唐派，他们对苏诗用典表示不满，固然为其诗学观所囿，但亦有标举宋诗而仍批评苏诗用典者，吴之振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位。他在《宋诗钞·东坡集钞》小传中批评苏轼“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以其失之繁缛典丽、缺乏洗削与提炼。殊不知学养丰厚，长于以史实入诗，乃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人的共同特点，是此者即是宋诗，非此者即非宋诗。吴氏反对苏诗用典，不知不觉走到了尊唐者一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诗之争的复杂性及宋诗为清人所接受的艰巨性。
再述对政治诗的评价。虽然苏轼本人对其政治诗颇为看重，但在宋代却鲜有同调，其弟苏辙算是他为数不多的知音之一。《东坡先生墓志铭》认为此类诗乃“缘诗人之议，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其《为兄轼下狱上书》亦云苏轼通判杭州与知密州时的诗“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指出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倾向与参政意识。此类诗在宋代受到的微辞远远多于褒评。苏门文人出于畏祸的心理，对其“寓物托讽”的政治诗多不能理解，往往批评其“好骂”，多“怨刺”，“失于粗”，训责晚辈以此为戒。宋代理学家虽普遍推崇苏轼的人品气节，但重道轻文，反对“以文害道”，因而对苏轼政治诗的评价常偏离文学的轨道而采取“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为标准，“程门四弟子”之一的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二谓“子瞻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朱熹集南宋理学之大成，其论苏诗不重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美刺，而重在涵养人的性情与德性，说“东坡晚年诗固好，只是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着道理”（注：《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可见，苏门文人与理学家对苏诗的评价可谓殊途而同归。《乌台诗案》中，李定、舒直等人对苏轼的政治诗深文周纳，穿凿附会，诋毁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注：朋九万《乌台诗案》引舒亶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本。），那已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而纯属政治诬陷了。清代不再热衷于泛论苏轼政治诗的优劣，仅在一些选录、评点中仍可见他们对此的倾向与取舍。前揭汪评苏诗即能褒扬苏轼的政治诗，而纪评苏诗则又常发出一些诸如“殊乖温厚之旨”，“惟激讦处太多”，“怒张之气太露，殊无所谓心平韵和者”，“叫嚣唾骂，不止怨以怒矣”之类的守旧落后的言论。选本中，《宋诗钞》的主要编者吴之振，《古诗选》的编选者王士禛能选钞《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於潜女》、《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感》、《续丽人行》、《答吕梁仲屯田》、《鱼蛮子》、《鸦种麦行》、《虢国夫人夜游图》及《荔枝叹》等描写民生疾苦，揭露时政弊端，讽刺新法不便的政治诗。作为封建文人，这是他们明显进步于其他选家的地方；而《宋诗别裁集》的主要编选者张景星信奉程朱理学，维护封建正统，对苏轼“托事以讽”的政治诗，抒发牢骚与激愤的感怀诗以及与下层人民平等交往的诗只字未选；《今体诗钞》的编选者姚鼐论诗崇尚雅洁严谨，通过此选以“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注：《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所以也很少选录苏轼那些现实性较强的诗。可见，清人对苏轼的政治诗取舍不一，毁誉参半，其否定苏轼的政治诗者，理由虽各不相同，但皆能切中其美刺时弊的实质，从而不自觉地站到了肯定者的一边，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