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探析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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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成功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的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自从“以人为本”提出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之声”又不绝于耳,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再多,也无助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导致这两种倾向的深层原因在于,主观脱离客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真正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没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前者无视当下问题偏重理论的重要性;后者似乎强调中国实际,实际上是扭曲了中国实际,把中国实际肢解、碎片化了,割裂了从时代高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实际。鉴于此,笔者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来,中国社会实践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又反映并推动着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进程,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其中蕴含的实践逻辑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逻辑。因此,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起点出发,围绕实事求是这一核心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总结提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以期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起点

众所周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自始至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正像恩格斯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其核心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同理,确立并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不难发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其基本问题也随之中国化了,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于是,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当然这个基本问题的成功转换是由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的实践需要以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了自强自救,中国人发起洋务运动,尝试维新改良,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各种新思想纷纷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烈冲击。伴随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想不被列强所亡,必须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这直接导致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过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还缺乏深刻认识,思想上、政治上都缺乏独立性。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先进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认识和尊重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就成为全党的共识。加之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革命和斗争不断遭遇挫折,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当时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②他已经明确提出客观与主观是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又分析,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③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④其实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紧紧围绕怎样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展开的。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⑤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⑥直到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开始,而且这一逻辑转换不仅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还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始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⑦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的,其实质要求是主观符合客观。实事求是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综上不难发现:实事求是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核心

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言,仅仅把握其基本问题这根红线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抓住其核心范畴,因为核心范畴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架构。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完成逻辑起点转换之后,确立核心范畴自然就是构建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和枢纽。

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范畴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实践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金钥匙。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基础。正是由于实践范畴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⑧。因此,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毫无异议的。而这一核心范畴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继而最终由邓小平等人来实现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之后他又在《矛盾论》中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而揭示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是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都属首次。在“实践第一”思想基础上,1963年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该文中不仅分析了实践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观点,而且还指出,一个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循环才能完成。所有这些观点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⑨观点,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核心范畴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再认识升华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诠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⑩这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核心范畴。

在“实践第一”问题上,邓小平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他坚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里的实践是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大众化实践。不仅如此,他还把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概括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1)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他接着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3)这是他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也将实事求是这个核心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始终,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辉。“我是实事求是派”(14)是邓小平极其鲜明的个人品格。他不仅深化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而且还把实事求是确立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核心,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进程中核心范畴的逻辑转换,实事求是从此就成为新理论体系的核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逻辑转换的两大成果。后来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阐述过,实事求是是中国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内涵。其实中国发展经验对世界的最大启迪,不在于向世界展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在于从更深层次上还原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逻辑转换,我们不能不提及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实事求是是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是无源之水;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会陷入盲目,二者相互依存。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样道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进程中,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践任务、满足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即中国社会实践是其全部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事项是否成功的检验标准,其实质还是实事求是。这就是本文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目的所在,所谓实践逻辑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在这种选择中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的成功转换,实事求是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金钥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为其学说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但不等于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有一个逻辑体系。因为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必然有其核心范畴,按照这个核心范畴所特有的逻辑架构的内在矛盾运动而建立的概念系统,就是一个理论体系。以前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于缺乏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转换的强烈意识,没有充分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转换的可能与现实,未能建构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如今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视域内,尝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展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应该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及具有中国智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如此才能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开放性。

以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之初转换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该体系通过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个部分揭示了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其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正是这一体系向几千年来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灌输了科学理性,它的传播是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个现实就够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今天,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接受科学理性的。”(15)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思想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实事求是恰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精髓,内涵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基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出来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它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探讨人与世界(即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并在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基础上,添加了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使价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体现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变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运用、发展和创新的过程。这一逻辑过程贯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之中。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总结提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并且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了中国特色。比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而得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当然这种理论创新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在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上,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萌芽。继《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对教条主义的分析批判后,他又陆续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把中国革命经验提升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成功分析。关于实事求是,邓小平在1980年2月也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6)他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又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逻辑架构和基本内容,继承和递进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管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7)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发扬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江泽民倡导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目标。而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也是基于全球性问题的实事求是反映。假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然模仿西方以消耗、独占甚至于吞噬地球资源为前提的发展模式,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走向资源失控。因此,我们不仅要反思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反对西方的发展模式,更要终止这种模式。把“互利共赢”当作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最终达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目的。

总之,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它始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而且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深刻体现。某种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又应该是以实事求是为理论核心的逻辑展开。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裔中仅有的、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起点、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魅力的理论版本了。只有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主题,如此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进程。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哲学理论的变迁,也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建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研究“中国问题”、提升“中国经验”、创建“中国模式”的理论自觉过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179、111-112页。

⑤⑥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5、1094、801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⑨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70页。

(11)(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278页。

(12)(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2、209页。

(15)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7)郭湛、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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