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视角的中国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研究，和费正清学科不一
张弘（以下简称记者）：您在向美国学生介绍如何了解中国时，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李侃如（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资深研究员，同时还是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气候变化、美国对外政策以及东北亚、中美关系。以下简称“李”）：主要的挑战有两点。第一，在美国生长不像生长在瑞士，你在瑞士长大很自然地会关心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公民往往只关注美国的文化，他们很难关心其他的国家。第二，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并且复杂的国家，要想进行适当的介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此，在我试图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的时候，我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但是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技巧进行阐述的。我主要是应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本科学生的课程也是我这本书最开始的源头，我使用的方法是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同一套问题所做出的假设进行对比。例如社会的基本伦理的源头应该是怎样的？是源自于上帝吗？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而在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是来自于社会哲学，如作为中国政权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儒学。还有，美国是重视个人主义，而中国是重视社会义务，因此我是通过这些基本上的分歧问题进行对比，让我的学生们能够理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的复杂性。我所教授课程的实质性主题，也就是本书所总结的主题。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研究和费正清先生的研究相比有什么不同？
李：费正清是历史学家，我是政治学家，他研究的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我研究的是为什么发生，并且对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费正清试图通过他写的书介绍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而我的学科是研究塑造中国未来的因素是什么，因此我们两人属于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论“独立”，不考虑美国政府利益
记者：中国人一般把为政府献计的人称为智囊或文胆，在学者的责任感、独立性和政府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您是怎样处理的？
李：这很简单，在美国我是给政府提供独立意见的，如果政府喜欢我的意见，那很好；如果政府不喜欢我的意见也没关系，我的义务只是提出我最好的建议。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很好的模式，能够确保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独立性。
记者：您和其他学者的中国问题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
李：我觉得这种影响力取决于谁是总统，在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期间，学者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而在里根和小布什总统期间，学者的影响力就小得多了。在美国的体制下，有的社会学者可以受邀请担任政府官员，如尼克松期间，基辛格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在对华政策上，有学者和基辛格在尼克松期间对华政策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卡特期间对华政策，他提到的中文名字，我也说不清了。克林顿政府期间，我是主要负责亚洲政策的官员，包括中国。
记者：从事后结果看，这些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的中国研究，哪些被验证是成功的、哪些被验证是不尽如人意的？其中原因何在？
李：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想这种影响在政治和外交战略方面是相对成功的，而在经贸关系方面与政策方面的影响是较小的。因为在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往往是基于理念的，这让学者更有能力把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常常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中国官员的印象告诉给美国的政府官员，因此对于美国政府的执行政策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经贸领域，往往是企业在发挥作用，涉及到具体的经济利益，这个时候企业的影响力更大，学者的影响力就要小一些。
记者：王缉思教授在《治理中国》序言中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您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您如何解释您的这种立场？
李：我是作为学者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作为一个政治学专家的角度来研究是哪些力量和因素塑造了这种政策，并且研究政府政策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我开始展开对中国的研究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信息，我的想法就是以学者的角度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演变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多地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让美国来了解中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保持我的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如果我的研究成果美国政府觉得有用，那很好；如果没有用，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我想补充一点，当我读研究生和我后来带本科生的时候，我都是强调要研究中国国内的情况，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家政府领导人首先关心内政，而该国外交政策往往是深受该国政府的内政目标和国内局限性的影响，因此从一开始我并不是以研究美中关系为重点的，只是后来随着我对中国国内内政的研究，逐渐引导我进入了对美中关系的研究，我想这也是很有典型的研究发展的路线。我对我的学生也强调，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国内的研究上，如果是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在美国，相当一部分的教授认为，如果你是仅仅研究政府政策的，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应该是独立于政策制定之外的，应该追求真理。
记者：您的研究相对于中国而言，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独特视角，您的这种先天性研究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我想，作为局外者既是优势，也是一个劣势。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肯定超不过在中国做研究的人；对中国国内关系的了解，我也超不过在中国进行研究的人。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肯定不如，作为外国人不如中国人那么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外籍人，我可以使用一种分析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事情，这种分析框架是中国国内研究者不容易找到的，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价值，对那些中国国内的人了解中国也是有价值的，因为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并不是美国人，是一位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往往能够注意到美国人不会注意到的一些事情，他使得美国人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了自己的社会。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美国有大量的文献是涉及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对于政策的实质性内容的影响。在中国，这方面的文献往往是非常少的，在我的书中我就列举了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个制定的过程对于政策的实际内容的影响。第二个例子是，我一开始是研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演变进程的，后来开始研究中国，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把曾经研究苏联的演变进程的分析框架用到中国革命的分析中来，因此，我相对的优势是中国学者享受不到的，我可以通过系统对比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演变过程。
看历史，中国传统与现代转型
记者：《治理中国》的前一部分非常注重中华帝国的遗产，并认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有哪些遗产现在仍然存在并且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试图就其中一部分进行回答。我觉得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还是很深重的，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威权政府的理念是一种体现；第二，政府对于社会的这种指导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第三，政府对在经济生活发挥的作用，特别是非农业之外的经济中的作用还是很小的；第四，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也是很强的。在美国，早期就存在着很多独立的社会组织，有的组织是基于宗教，有的是基于行业，有的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在中国，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还是比较微弱的。在这两点上，政府对社会控制程度两国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伦理的源泉，就像儒学的地位一样，政府对于指导社会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权力应当是集中的；而在美国的假设是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被信任的，所以应当是限制国家，并且对国家权力应当实行分权，不能让国家来指导社会。因此，两国的理念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记者：在您看来，近两千年来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李：我觉得，从基本面来讲，中国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大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有许多人不再有兄弟姐妹，也不再有叔叔阿姨，这种现象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在传统上讲比你们更老一辈的人都是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的，因此这种新的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三，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现在由于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都是原来大家想象不到的方式；第四，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深了，因此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上述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其相互作用造成的后果必然十分复杂。无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数千年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许多的变化，我觉得现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层面上是发生变化的，变化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我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说非常有意思，但是要充分理解是不容易的。
对于每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对于几个主要的现代社会来说，他们都在历史上经历过大的转型，包括一是城市化；二是市场化，市场化是指从封建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三是私有化；四是全球化；五是世界出现更晚的信息革命及信息化。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上述变革时的规模像中国这样大。所有上述变革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对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都是重要的。但是上述转折中，每一个转折都会带来矛盾，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这些变革对未来是好的，会使未来更加美好，但其发生会对现实造成矛盾甚或冲突。上述我所列举的五大变革的规模程度和快速程度以及同时的特点，都是在中国发生的。
记者：您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这一章说，儒学是一种极为保守的统治思想，儒学崇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尊卑次序，儒学的核心是人们应当理解每一种关系所要求的正确“礼仪”，并遵而行之，因为这提供了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但是“只得到了表面上的支持和顺从”；而且您认为，儒家学说对上下级关系的界定极大地压抑了年轻人的主动性，社会权力一般掌握在多为保守的年长者手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儒学已经完全不适宜于现代社会？
李：儒学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伦理的体系和社会义务的体系，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行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然，在传统中国社会奏效的东西，在现代中国社会不一定还继续奏效。儒学是基于伦理的体系，一部分内容在现在仍然是有存在价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本身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当代的韩国和新加坡，儒学的伦理道德还是很重要的。因此，传统的儒学理念也是可以经过演变适应现代社会的。
记者：但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处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跟中国人现在日益重视的法治是否有一种内在的紧张？
李：也不一定。法律也是反映了伦理，也反映了应当让社会如何运作的方式，哪些行为是妥当行为，哪些行为是不妥当行为。中国的清朝本身是一个儒教的社会，但是清朝的法律法典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的。在理想状态下，儒学是希望那些经过儒学教育的人按照儒学的行为方式，而法律是从外部的角度确定人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律和儒学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它们可能是有一些矛盾，但是也有重合之处。
记者：您在《治理中国》中，为了向美国读者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借用了大量的奥斯曼帝国、苏联、印度、美国等国家的事例。我想知道的是，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很顺利地就完成了，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却极其艰难，为什么？
李：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出答案。我猜测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日本的文化发展，在部分程度上是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很大的文明国家，日本对中国的文明肯定是进行了学习和观察。而且经过这么多个世纪的学习，日本的文化中有这样的因素，它善于向另外一个模式学习，在西方展开工业革命之后，日本也进行了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的模式进行学习。而中国一直是一个文明的中心，中国在历史上就是处于人类文明巅峰的角色。因此，让中国学习外国的模式可能难度更大一些，这只是我一个初步的想法。对于中日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我一直也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谜团，我觉得我自己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我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最近，对于“中国人”的内涵，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而对于日本，这一点就不存在。其实你的行为举止很西方化了，你也可以说自己是日本人，日本文化对于学习其他人、其他模式，是不存在很大问题的，而对中国并非如此。
记者：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三峡观”。他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其一，“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其二，“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认为这一转型至少要两百年以上；其三，“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中国的历史学家黄永年也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用了二三百年时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只有一百多年，这意味着至少还要几十年时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预测未来总是很难的，尤其是预测几十年这样一个时段。因为我对社会的理解，让我没有能力对几十年以后的情况进行预测，因此对几十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实现你所说那样，我没有明确的判断和观点。
我认为，社会变化一般都是很缓慢的，并且社会变化都是取决于这个社会自身的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不能说西方国家用了两百年转型，中国也用两百年，中国可能是时间更长一点或者更短一点，并且两百年以后的重点不太一样。因此，我觉得这种对比价值不大。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西方有一部分人，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一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是很迅速的，对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社会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往往是很缓慢的，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讲我赞同刚才这位学者所说的，考察一个社会的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因为要让一个社会发生全面的变化实际上是很缓慢的，对于这个学者刚才提到其他的观点我不太赞同。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也坦率地提到这一点，我为了说清楚当代中国的情况，我必须用这本书一半的内容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以前发生的情况。因此，只有了解历史上的遗产，才能对现代的中国看明白。
观当代，运动与发展的转换
记者：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了近代中国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开端，然后国民党政府“坐江山”，在您看来，“革命”是否有“原罪”？
李：我想提醒你，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可以说新的朝代是以暴力方式结束了旧的时代，当时可能算不上革命，但是确实是每次都是从暴力走向了缓和。共产党这次革命也是通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中国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局势才平息下来，实现了比较有序的治理中国的方式。现在中国已经大体上超越了这一阶段，但是历史上留下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我想中国革命中，原来这种暴力的部分，可能得用50年才能消退，根据我的判断这次实际上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才基本上消除。
记者：在您看来，新中国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体制与苏联体制有什么异同？
李：关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异同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相似性是很多的。首先，当时两国都强调实现优先发展工业化，并且通过减少农村的财富，以便把农村的资本快速向工业化方向调动；第二，两国都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不允许其他政权的来源，并且两个执政党都是试图重新塑造社会，而不是试图代表社会；第三，都是使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压制反对力量，并且是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这将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第四，两国都是依赖公有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私人创业精神是进行压制的。
记者：那么，社会运动是共产革命的原动力吗？
李：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导致1949年以后的头十年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各个层面上的主要的干部，大都是本身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本身就是擅长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来获取政权。毛泽东在建国后继续使用这一方法，他觉得很符合他领导政党的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想暂停使用这种群众运动的方法，因此中共最高层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毛泽东还是从根本层面上愿意使用这种，在党内使用这种方法，并且中共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相当一部分认为这种群众方法是相对很有效的方法。
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一下，在中共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土改、三反五反、工商业等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社化等等。因为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还需要继续使用这种运动式的方式管理社会。我认为，如果1957年以后，中国不再搞大跃进、公社化等社会运动，中国本来会变得更好，但是，中国当时的社会里面，存在着继续搞社会运动的基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当时，从中共的主要领导干部到地方的领导干部也都对这个方法是认同的。
记者：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主导改革能够成功，您认为他有哪些内在因素的推动？
李：有几个因素，其一，“文革”是一场灾难，所以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不想再搞政治运动了，他们都想提高生活水平，增强自己的安全感，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邓小平对此是了解的；其二，邓小平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他坚持原则，也很能干，他对党内的政治形势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准确的，因此他能够做到不让体制破裂的情况下搞改革；其三，中国1978年的形势使得进行早期改革的措施，可以很快地就取得成效。因为比如当时的农业形势非常差，因此如果只要对农业制度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外贸方面也是，只要搞一些小规模的改革就能够获取很大的收益，让中国从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取比较大的收益。这种收益为早期的改革争取到了支持，也为改革奠定了信誉，这种早期的改革措施，当时效果很明显，成效巨大。由于毛泽东时代采取的政策，当时给中国造成了动荡和贫困，因此要想让大家看到改革的好处，当时也是非常容易的。
记者：苏联曾经有三次改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主导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改革，但是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国的改革却成功了。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结果？
李：关于中苏改革的差异，我认为关键因素是邓小平，邓小平处理改革工作所涉及的政治因素的手段、方式是极为高超的，因为他对于国家设定关键的目标、经济结构、内部的政治流程，以及刚才我所说的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政治制度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既做到了进行调整，而又不发生大的动荡，我认为他对于与改革相关的政治因素的把握非常出色。
察现实，发展阶段的问题
记者：您在《治理中国》里面谈到，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诸多的政治限制。我想知道的是，在您看来，这种政治限制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哪些？
李：在中国，政府仍然系统性地参与经济和企业的运作，政府的决策对于信贷、土地的供应，都是有影响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并且，政府对于企业的运作，从多方面都是有影响的，这种政府的影响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腐败，因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利益的关联程度过于密切了；二是企业的效率往往不高，因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部分取决于它跟政府的关系多么密切，而不是取决于其生产的效率是否更高了。因此在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是可以做到动员大规模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企业的运营效率不高，因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仍然是非常广泛的。
记者：很多的中国社会学家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增高十分堪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这些专家感到担忧是正确的。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从大国中间平均主义最强的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可能是世界上平均主义最小的一种国家，这导致社会分配的差距，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中国这种转型时间太快了，应该采取许多措施来纠正这一点，来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加快中国内部的发展，加快中国服务业和民营行业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措施。
记者：您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缺失忧心忡忡，在您看来中国人应该怎样重建社会价值观？
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简单的回答，我认为是不存在简单答案的。因为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往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它依赖于该社会的教育体制，这个教育体制教了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个社会中那些有地位有威望的人发挥了怎么样的表率作用和模范作用。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还是非常担忧的，他们经常谈到要提高社会的伦理水平，减少腐败，增加社会的那种理想的精神。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还不太有利于重建这种价值观。这确实是需要认真寻找答案的一个问题。有一点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这几年大家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多了，十年以前还没有人谈企业社会责任，说明现在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了，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利润，那么可能会导致非常恶劣的事情发生，因此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被提出来，是一个迹象。我得承认，我本人的智慧尚不足以让我拿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记者：中国的领导人对于腐败问题非常关注，曾经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言。在您看来，腐败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危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李：关于腐败的危害可以是两方面的，一是许多人应该享受的服务的质量大幅下降。例如，医生给你提供治疗，可能现场就要你追加报酬，因此腐败会导致公民在社会中享受的服务质量下降、机会减少；二是腐败会让体制效率下降，资源没有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而是被个人据为己有，用于个人的目的。
如何治理腐败，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的，一点是要逐渐放弃政府在每家企业都参与其中的体制。在现代的经济体中，不可能政府对每个经济企业的运行都参与其中，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应该是制定法律、负责监管，或者包括制定和执行行业政策，不应当在每个行业的运行中都“插手”，后者这种制度只会为腐败创造条件，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另外一点是要建立真正打击腐败的独立体制，这种打击腐败的体制不应当是接受政治领导人的控制，其唯一的功能就是惩罚腐败者。从三十年前香港建立的反腐制度可以看出来，正是建立这种制度，香港才降低了当地腐败的现象，应当是由法院或者是其他的被指定的反腐机构来对付、治理腐败，这样的反腐机构不应当受那些本身就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官员的指挥。
记者：现在由于我的职业关系，我接触到很多人，低收入的也有，高收入的也有，他们都表示自己没有幸福感，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收入不理想，比较忙碌。在您看来，仅仅说是劳动法没有被执行，还是基本福利没有保障造成的？
李：我想部分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的发展阶段。中国人现在属于工作时间长换取比较低的工资，实际上是被剥削的，这样中国才能积累基本的社会资本。另外，对于那些相对富有的人他们还是想赚钱，他们可能是因为价值观的原因，大家的理念还是赚钱，这种价值观驱动他们要继续赚钱。刚才我们所说的社会价值观这个问题，只有当中国超越了这种社会阶段，就是大家不以追求赚钱为幸福感，有其他的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会更好一些，大家就会更好地处理工作和人生中其他部分的关系，比较富有人的人生满足感不再是源自于赚钱了，可以超越自己的想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感。
望未来，即将遭遇的瓶颈和挑战
记者：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贸易摩擦，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您对此有何建议？
李：关于贸易摩擦问题，我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对于全世界都是利益相关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有影响的。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并且持续快速增长的时间像中国这样长。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消化中国出口或者是消化中国出口大于进口，以及贸易盈余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你看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对2010年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世界上各大国的经常账户情况进行评估，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想出口的货值要比进口货值超过8000亿美元，因此现在世界上是存在根本性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失衡点。
看一下上个月中国的数据，中国的贸易盈余又有了快速的增长，中国在2010年所实现的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达到中国GDP的8%或者是8%以上，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达到中国这种水平，我指的是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在全球经济面临问题的当今，我认为这不仅会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不仅是与发达国家，也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要实现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的目标，即要扩大内需、减少出口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记者：一些学者现在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且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一问题在学者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我认为其他国家要想效仿中国模式，在细节上可能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中国的模式是比较独特的。
关于中国模式的未来，我认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增强了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的选择面增加了。但是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必须用挑战来应对。我想列举三个挑战：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技术含量比较低，资源使用效率也比较低。中国当今的模式是要动员巨大的资源来实现发展，但资源的使用效率按照国际标准是比较低的。在能效方面，甚至印度都远超过中国，这反映了中国的模式将来肯定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二是环境方面，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下，保护好环境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头号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当地的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即使现在中国上级官员提出环境要求，基层政府官员往往是不予理会的。这方面是有很多例子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举出来。除非中国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否则中国的环境问题会继续恶化。例如中国修建了许多废水处理厂，修建废水处理厂大家是有积极性的，但是修好之后要花钱运行大家往往就觉得没有吸引力了，也不积极了；三是人口方面，我认为中国就业人口与抚养人口的比例比较好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人口趋势可能是我们容易预测未来的一个方面，运用一些数学知识就可以了。从2015年中国的社会老龄化会迅速发展，即从2015年开始，未来15年中国的就业人口和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这要求中国将来在服务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要进行调整，即重新再分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好的，但在将来出现障碍的时候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
记者：中国的水资源日益缺乏是让您非常担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李：应该将多种措施结合起来，一方面要节水，或者提高水使用的效率，这也包括提高水价，然后要修建那些对于提高水质和提高输水运水效率的设施；另一方面，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中国现在的体制对于修建那种实物设施和基础设施是非常有效、非常好的，但是对于这个设施修好之后高效率地利用，这个体制是存在着问题的。在21世纪头几年，中国许多城市修建了很多的水处理厂，但是许多地方的水处理厂从来没用过，这是因为在修水处理厂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从中受益的，但是如果真正用起来，地方政府不但获益不了，而且要往里投入资金。实际上不仅是水处理厂，包括其他实物的基础设施，像修建公路、工厂，大家都能受益，因为钱可以划拨过来，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形象工程也出现了；但是如果这些设施修好了，开始用了，需要投入成本了，地方就不竞争了，也没积极性了。因此必须建立调整这种激励的机制。
我再谈两点，第一点，南水北调的项目，东线到底能不能从南方引来干净的水，如果引来干净水，在东部的省份必须要有水处理厂，并且是有效运行的。第二点，我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将会对中国水资源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应当是极为负面的，因此我认为水的利用问题和水资源的控制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测中美，未来两年是两国关系的关键时期
记者：最近，美国谷歌公司声称要退出中国市场。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商业事件，而背后则是两国制度、法律、文化下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谷歌提出，除非与中国达成新的安排，否则就将撤出。谷歌有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内容审查，互联网的内容审查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有，美国立法也是禁止某些材料和内容出现在互联网上的。而谷歌提出的是在中国限制范围更广，美国公民认为没有问题的内容，在中国谷歌也是被限制的。第二，谷歌指责发生网络攻击的问题，即发生了源自中国的谷歌本身和其他人账户的范围广泛的、非常尖端的并且是精心协调的网络攻击，目的是要窃取其中的信息。对于谷歌这样做的战略考虑是怎样的，我也不得而知。
关于网络攻击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且可能是危险的。就此我想谈两点：
第一点，坦率地说，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可能不赞成我的看法，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于中国的、水平很高的对计算机的攻击确实发生了很多，并且速度的增加也是非常大的。美国甚至为此建立了新的制度，来反击这样的网络攻击。已经有美国官员私下里告诉我这样，因此这已经成为现实。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现实问题，并且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谷歌此次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觉得美中两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认真地考虑网络战的边界问题，及网络上的攻击有可能成为新型的侵略的方式，并且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也是国际社会从未处理过的。我觉得美中两国应该就相互如何控制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这可能是未来发生冲突的一个潜在的来源。
所以，谷歌此次的风波积极的意义是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记者：奥巴马执政一年来，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在未来有哪些可合作的空间，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的地方是哪些方面？
李：过去的一年，奥巴马政府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纠正布什总统在外交方面所犯的错误。奥巴马总统认为，外交手段是有力量的，并且听取其他国家怎么说也是有意义的。他愿意努力试图理解其他人的视角和利益，以试图能够达成美国与其他国家双方都有益的协议。而布什总统往往只关注美国的利益，要求其他国家该怎么做。在过去的一年中，奥巴马总统访问了欧洲、亚洲及中东，在一年之内访问了二十个国家，这对于美国总统是前所未有的。每到一地，奥巴马总统都试图建立新型的关系，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一种互相听取对方观点的关系，希望以此能够为未来开展有效的合作奠定基础。
对于奥巴马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外交批评的意见是，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于改善美国的软实力，但取得的真正成效是比较少的。因此，他是调整了美国的态势，但是困难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也反映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和美中关系上，就美国对亚洲政策本身，在过去的一年中，奥巴马总统试图让美国重返亚洲，积极参与亚洲自己的区域性问题。布什总统往往是把亚洲仅仅视为其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而奥巴马总统是要塑造美国是亚洲国家、是亚洲区域参与者的印象，因此他是积极地参与亚洲区域的问题，而不仅仅像布什总统那样，仅仅把亚洲视为美国实现其全球目的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就美中关系而言，我认为2009年是美中关系比较好的一年，美国的外交接触比较多，两国就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和双边问题达成了协议。不过，2010年两国关系的困难程度会大大增加，有些属于2009年需要做出的困难的决策被推迟到2010年来做。如果这方面大家还有其他具体的问题，我也愿意回答。从美中关系长期的质量来讲，我认为2010年和2011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两年两国关系发展好，会对两国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如果在2010-2011年两国出现了很多摩擦，这将对两国关系的长期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记者：未来两年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哪些呢？
李：美中关系已经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部分体现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且许多属于全球性质的问题，现在真正地成为在美中关系中具有中心重要性的问题。例如核不扩散问题、全球经济危机问题、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
在核不扩散方面，具体来讲，伊朗的核发展和核武器发展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就这一问题美中两国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和一些合作，这一问题很快可能就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程序，要通过新的决议来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分歧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有可能成为两国矛盾的来源。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伊朗如果拥有了核武器，这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将造成直接的影响。
下一个问题是贸易问题。贸易摩擦我刚才提到了，我想会在今年下半年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到时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都会弱化。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也把很多决策留在未来几个月做出，目前还不明确这些决策各方会如何做出，是否两国能够展开合作，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很重要的。目前两国的观点还存在重大分歧。
最后还有另外两个问题：2009年奥巴马总统没有对美国对台军售做出决策，也拒绝会见达赖喇嘛。而2010年他已对对台军售做出决策，并且会见了达赖喇嘛，这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美中关系未来发展面临着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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