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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两方面再认识的成果。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个角度来谈初级阶段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说，理论思考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根据中国的国情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上。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实际或中国国情是怎样的？人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指出如下两点：一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这些认识不仅正确，而且重要，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新认识，而是过去人们早就有所认识。根据这些认识，1959年毛泽东还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当然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相去甚远。因为我们还远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时，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认识也有类似的进步。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其它国家正在胜利地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某些国家已经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卡达尔说：“我们正在匈牙利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并将过渡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在实际上就是承认还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但仍然没有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概念。
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1962年1月， 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到80年代中期，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进一步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1985年，匈牙利的领导人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处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开始时期”。“那种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在一二十年内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幼稚的，已经过时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要延续一百年到几百年。”1983年，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可夫也说：“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它是一个持续的时期。”1986年波兰十大制定的党纲说：“波兰现在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这些都应当说是一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因为那时还远未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远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问题。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不仅告诉我们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区分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指出：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由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归根到底由生产力决定。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背离了这一唯物史观，脱离生产力而从不符合实际的观念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结果，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全面阐述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观的错误是怎样发生的？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没有搞清楚苏联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犯了两个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
第一个把特殊当作一般，就是把经济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概括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在30年代就宣布基本上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正是这种把特殊与一般的混同，出现了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了分析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所作的纯粹社会主义的理论抽象，概括出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僵硬定义，并企图把它搬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中来。恩格斯说：“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主义时，就比《哥达纲领批判》的内容丰富得多。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变和不断进步的，无论它的生产方式，还是分配方式，都是不断变化的。〔2 〕而《哥达纲领批判》概括的社会主义是舍弃了发展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这当然是一种简单化，此其一；《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概括是以发达国家为原型的，把它搬到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更是一种简单化，此其二；何况当时马克思并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没有设计社会主义完整蓝图的足够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难免犯简单化的毛病，此其三。因此，这种混同造成了三重的简单化，从而导致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这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把特殊当作一般则是把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而又资源丰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形成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防实力，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和忽视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这种高度的国有化并非是由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决定的，而是为了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便于利用国家的权威进行积累，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速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苏联模式的准国有制的集体农庄也并非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加速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选择把农业剩余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不得不设置工农业剪刀差。苏联模式的集体农庄是为了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便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务农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这种体制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人们把这种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当作普遍适用的不可更改的模式，当作可以不顾生产力水平把《哥达纲领批判》中设计的社会主义直接搬到现实中来的根据，甚至当作向共产主义冲击的突击营地。
正是这两大错误的综合，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入了误区，不仅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产品经济，而且在所有制理论上形成了三大教条：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二是国有经济越多越好，三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只能统一、不能分离。
三、在改革中逐步深化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
我们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认识逐步深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加深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开辟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破除了农村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当时，这种责任制的前身——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80年4、5月间，邓小平在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这里已经孕育着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思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首先是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带动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大发展，较快地发展起一批有活力的企业，使人们的利益在改革中不仅能较少地受到伤害，而且能较快地得到增长；日益活跃起来的非国有经济，是吸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经济震荡、支持经济繁荣的稳定力量。如何认识这些新鲜事物？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总结了这些生动的经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诞生。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成。
十三大以来、尤其是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随着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之点就在于不是咬住国有经济这一块不放，而是绕过它，到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这一块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就使整个改革找到了支撑点。国有部门是传统体制的堡垒，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采取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的办法，能趋易避难。与此同时，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这些贡献，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条道路同苏东改革有根本的不同。苏东在发生剧变以前，始终围绕着国有经济做文章，没有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发生剧变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工业产值中仍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迈不出步子，终于使改革陷入困境。在苏东剧变以后，又把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了极大的经济震荡，在需要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时刻，政府却两手空空，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1997年1月17日， 江泽民同志在对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的第二次谈话中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这一经验作出了深刻的总结，指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并使之进一步展开，十分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重大经验。”〔4〕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阐明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探索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新成果。
四、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强调与所有制理论的新突破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重大的牺牲，但它的改革仍无重大突破。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越来越集中到了国有经济上面。面临世纪之交，要抓住机遇，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迫切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十五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强调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例如：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关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重组等理论的提出。这些突破十分重要。朱镕基同志在谈到所有制理论的突破时说：“报告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到实践上都作了明确的回答，既坚持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历史进程中的新问题。”〔5〕
为什么说这些突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因为我们是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错误观点，回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上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生产关系是否优越，就在于是否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只有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公有制才能带来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才“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6〕； 反之，“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7〕
——因为我们是从国有经济越多越好的错误观念，回到了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各自适于经营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生产资料的高度社会化是国有化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8〕。 归社会所有的生产力，只能是“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9〕。
——因为我们从国有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能分离的错误观念，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可以分离的正确观点上来。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大多数应当交给集体经营。恩格斯说：“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0〕他还说：国有化的“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11〕
为什么说这些突破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历史进程中的新问题？
——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和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逐步向国有经济推进的，现在改革已经深入到原有体制的核心部分——国有经济部分，进入了攻坚阶段；如果国有经济改革成功，我国的经济体制将全部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理论突破正是为了解决历史进程中我国体制改革的这一攻坚任务。
——因为国有经济存在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在过去的渐进改革中我们把原有的国有企业的基本格局保留下来了，而尚未从根本上给它重新定位。现在看来，没有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固然不行，否则就无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国有经济控制的面不能太大，企图由它来包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任务也是不行的。据估计：我国真正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本数量实际上不足3万亿元，却遍及几乎所有工商领域的29.1万个企业， 平均每个企业不足1000万元。一些真正需要由国有经济去解决的事，往往由于资金分散无力去办。进一步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线，把财力物力集中到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地方，集中到非国有企业办不了和办不好而只能由国家来兴办的事业上，不仅不是什么私有化，而是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必要举措。
——国有经济存在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长期采取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使它所掌握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至今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搞活搞好国有经济，就需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之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能对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的市场主体。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理论的提出，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道路。今天，我们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还需要非国有企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遇到传统体制带来的负担如何剥离这个困难问题。比如，冗员问题、债务问题，不仅有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人到哪里去的问题。国有企业为增效而需要减员的数量达二、三千万，这还不包括将破产的国有企业的再就业人员。而我国每年新增人口1000多万；我国正处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时期，农村人口变为工业人口要以亿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非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创造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2〕在谈到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时， 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种社会最初的生产方式可以是在逐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生产。当时的《人民论坛》发生了未来社会的分配是按照劳动量分配、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的争论。恩格斯对这种争论批评说：“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313页。
〔4〕《经济日报》1997年9月26日。
〔5〕《经济日报》1997年9月14日。
〔6〕〔8〕〔9〕〔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3、628、629、2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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