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就业与工资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工资水平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6X（2004）01-0050-07
一、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5.1％提高到60年代的5.8％。70年代拉美国家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在这30年间，拉美国家的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内市场迅速扩大，人口显著增加，都市化迅速发展，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在20世纪50—70年代全地区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经济起飞。
拉美国家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其工业化。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主要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出口自然资源（原材料），推行替代进口、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扩大私人消费并使其多样化，同时不断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国内需求。这一模式给拉美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巨大变化；二是增强了拉美经济的自主性；三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四是积累了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过，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也给拉美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内向发展模式。拉美国家之所以推行这一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拉美国家与欧洲大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拉美一些国家，土地所有制主要是以大地主领地制为基础，这显然承袭了欧洲的领地制。尽管拉美国家传统上都十分重视农业，但主要是以向欧洲出口农产品为导向，农业决定着城市的活动和城市的发展。虽然工业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起步，但其结构完全依赖于农业（农业投入产出的情况、农业的转型和食品工业），可以说现代工业的起步几乎完全是由农牧业产品的出口带动的。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致命的打击。由于各农业进口国进一步加强了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使得拉美农业出现危机，农业出口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民族工业而产生了对进口替代政策的强烈要求。
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大部分初级产品的出口收入从进口非耐用消费品转向进口资本货，用以发展民族工业和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拉美国家采取高关税壁垒，实行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等强制性措施。但在高保护政策下，拉美国家普遍存在重工轻农的倾向，粮食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尽管制造业不断扩大，但国内市场却因人均收入无法提高等因素而得不到相应的增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拉美一些国家国内市场容量狭小的问题凸现出来。面对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的这种局限性，拉美国家采取了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进口替代第二阶段发展，建立起具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等特点的工业体系。在这一阶段，拉美国家不仅保留了前一阶段的保护民族工业的作法，如巴西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实际保护率为50％—60％（注：G·拉尼斯等.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战略比较.载E·杜兰.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60.），而且还对资本货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加以控制，以减少它们对本国资本货和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本匮乏的地区。然而，拉美工业化模式中使用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却具有资本密集型的性质。以哥伦比亚为例，在1960—1967年，5个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劳动力之比率翻了一番。其中化学工业部门尤为严重。1960年，该部门为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而需要1.63个单位的资本投资；至1967年，资本需求量已上升到4.45个单位（注：R·米勒.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载C·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美国雷登书屋，1973.）。这种资本密集型技术显然不符合拉美的现实。因此，失业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拉美国家。1950年，城市失业率为13.6％，1980年已提高到19.5％。
新古典理论认为：（1）要素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在这一市场中，生产者追求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消费者和劳动者则力求使其物质福利实现最大化；（2）生产要素的使用是可替代的。为了生产一定量的产品，生产者可以将技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结合成不同的组合；（3）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生产者必然会选择一种最优组合。如果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那么，追求利润的生产者就必然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力和较少的资本。换言之，他会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而非资本密集型技术。
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且绝大多数穷人的生计依赖于劳动所得。因此，一般情况下，政府应该鼓励使用劳动力。然而，拉美国家鼓励现代部门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该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政策措施上，特别是在工资与福利政策上，又倾向于高工资与高福利财政预算，这就使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业率更低。显然，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未能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不仅与拉美国家奉行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有关，也与其重资本密集型技术和轻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密切相关。
虽然，这一模式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但这一模式所反映出的缺陷和弊端也是比较明显的：国内市场保护过度，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昂贵，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忽视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就业机会的扩大受到限制，劳动者因工资水平受到抑制而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分配不公状况得不到改善。
表1反映了在过去数十年里，拉美经济增长率在逐渐降低，从而导致了就业创造的乏力，尤其对于雇佣工人来说更是这样。需要指出的是，表1的数据是拉美地区的加权平均数。由于大国的经济表现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加权平均数基础上进行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可能会产生误导。表2是20世纪90年代9个国家的简单平均数。在就业创造方面，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比加权平均数更具有积极意义，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就业状况较差。
表1 20世纪50-90年代拉美就业增长及其弹性（注：对20世纪50-70年代而言，就业的增长与劳动力的增长相符。50-80年代的数据包括20个国家；1990-1997年的数据包括17个国家。）（每年加权平均值）
GDP增
就业增 就业弹性 工资就业弹
时期长率长率 （相对于产 工资增长率 性（相对于
（％） （％） 出而言）（％）产出而言）
50年代 5.1 1.9 0.42.50.5
60年代 5.7 2.3 0.42.70.5
70年代 5.6 3.8 0.74.70.8
80年代 1.2 2.9 2.62.42.0
90-97年 3.7 2.2 0.62.20.6
平均值 4.3 2.6 0.92.90.9
资料来源：芭芭拉·斯托林斯、威尔逊·佩雷斯：《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8页。
表2 1990-1997年就业增长及其弹性
就业弹性 工资就业
国家
就业增长率 （相对于产 工资增长 率弹性（相对
（％） 出而言）
（％）
于产出而言）
阿根廷
1.7 0.42.3
0.5
玻利维亚 6.6 1.64.7
1.1
巴西 1.2 0.31.1
0.3
智利 2.5 0.33.3
0.4
哥伦比亚 1.4 0.31.1
0.2
哥斯达黎加
2.7 0.82.7
0.8
牙买加
1.2 0.92.2
1.6
墨西哥
2.9 1.14.0
1.5
秘鲁 3.8 0.61.7
0.3
简单平均值
2.7 0.72.6
0.7
资料来源：同上，第129页。
在这一时期，拉美还强调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使得农业发展出现停滞、萎缩的趋势。农业的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又阻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缺陷和弊端又成为拉美经济在1973—1980年间基本停滞不前、1980年以后呈现快速下滑趋势、并陷入“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拉美国家放弃了实行多年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但由于拉美“跳跃”了具有劳动力密集型性质的出口替代初级阶段，工业生产缺乏活力，无法为社会进步积累大量的资金，其经济仍无法快速增长，失业问题也仍然十分严重。而且工资收入者购买力的增长滞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国内市场依然不足以吸收国内生产品。
二、拉美城市化、非正规经济部门与就业
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城市过度发展问题。城市的过度发展即“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可被定义为“非工业化的城市化”（Williamson，1988：440），其意思是指工业化的水平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相对较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低，以至于被乡村不利条件和城市工业部门的高工资所驱动的乡城迁移者不能被城市工业部门所吸收，而不得不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和非正规部门。过度城市化问题在拉美国家尤为突出。
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大约是从二战以后开始的。1950年—1980年，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40％提高到64％，只用了3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同样的城市化水平增幅内则多花了20年。然而，在同样的增幅内，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大约2.5倍，而拉美国家只增加了60％。从国别看，1997年，阿根廷的城市化水平高达89％，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城市化水平也都在80％以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但实际上，这些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看，一般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而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却超出工业化水平，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在拉美国家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在它们还没有进入最初的工业化阶段时，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工业化水平，而在它们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后，更发展成一种过度城市化现象。据有关资料，当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除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1％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40美元，而欧洲大陆城市化水平达到21％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650美元。（注：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13）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西欧百万人口的城市年均人口增长率只有1％—2％，而拉美同类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则为每10年翻一番。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已占地区总人口的60％，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超过20％—30％。（注：韩琦.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1999，（2）.）这显然表明，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简达姆（Gendarme）在研究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存在如下特征：（1）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表现为，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大大快于以往发达国家相应历史发展时期的人口增长。其中农村迁出者的绝对数量大，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城市面临的压力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2）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的二元性比较明显，非正规部门占有重要位置；（3）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的农村人口面临着耕地资源的不断缩减，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农村人口的增长的趋势，由于城市规模扩张而导致耕地面积下降，一方面拉大了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和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缺口，导致食物进口的上升；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强化了乡城迁移的动机（Gendarme，1994）。（注：朱农.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0，（5）.）
上述这些特征在拉美国家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战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及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妇女孕育率的不断提高，儿童死亡率的逐渐下降，使拉美地区总人口得以快速增加，到1990—1994年，拉美地区人口达到4.78亿，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一定时期内，后者往往构成首要因素。农村人口迁往城市，是推力和拉力双重作用的结果。推力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补充资源有限而很难在农村找到工作，他们移入城市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是零，而教育、通讯和运输的发展使农村青年开阔了视野，并为其迁往城市提供了便利。拉力是指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和优于农村的生活条件及现代文明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战后，拉美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土地和资本的集中程度更加严重，同时，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把城市作为建设的重点，一些政府推行的利民政策使城市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就致使农村人口潮水般涌入城市。
城市化过度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失业增加和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不断扩大，而且伴随着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扩大，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拉美国家的城市中，劳动力的供给已远远超过需求，结果造成城市地区极高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在城市，除了长期失业之外，在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就业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存在是现有的正规经济部门发展水平较低的反映。正规经济部门（即工业和服务业）吸纳不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得非正规部门不断扩大。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力素质较差，资本数量微不足道，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工资或无或非常微薄。这实际上构成了次级劳动市场或二级劳动市场，而正规经济部门即是主要劳动市场或一级劳动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性（segmentation）和封闭性的特征，两市场工资的决定也不相同。在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水平由政治制度来决定：而在次要劳动市场，工资水平决定于就业人数以及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两市场之间，要素流动十分有限，甚至没有联系。
在“过度城市化”国家中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者占有较大的比例。据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拉美非正规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为13.5％，1980年这一比重达到19.4％。（注：E·卡多索，等.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M].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235.）在1985年，拉美大约有3000万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工作，约占城市劳动力人数的60％。其中大部分人从事的是暂时性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洗衣工、清洁工、装卸工、低层次的建筑工；涉及的行业相当广泛，如小商业、小制造或加工业、服务业（修理、运输、擦洗、缝纫）等。妇女和儿童在这一经济部门中就业比重相当大。这一部门的就业者大多属于贫困阶层，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都在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线以下。由于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拉美的收入分配较之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不公。例如，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为0.39，最穷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6.5％；而拉美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52，最穷的20％的人口仅获得总收入的3.1％。（注：拉美经委会.80年代拉丁美洲的贫困与收入分配[M].1993，13，17.）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
三、拉美国家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的决定及特点
一般来说，就业的长期趋势是由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所决定的。而人口的自然变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总体上讲，拉美地区是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经历了两个人口增长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20—30年代，全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9.5‰。第二个高峰发生在1950—1965年期间，年均人口增长率居世界之首，为28‰（非洲为21‰，亚洲为22‰，发达国家仅为12‰）。1950—1980年期间，拉美地区人口从1.59亿跃升到3.52亿，30年间人口增长了1.2倍。
人口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拉美前一时期人口增长对后续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在20世纪50—7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首先，受拉美人口增长的影响，经济自立人口或劳动力人口不仅在绝对数量方面持续增长，而且其增长率步步爬高。1950—1960年劳动力人口年增长率为1.88％，1960—1970年为2.28％，1970—1980年增长到3.79％。其次，人口因素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0岁和10岁以上的人口。参见Jurgen Weller，Los mercados laborales en America Latina：su evolucion en el largo plazo y sus tendencies recientes，CEPAL，Santiago de chile，1998，P9。）的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长率从1950—1960年间的2.51％增长到1970—1980年间的2.82％，提高了0.31个百分点。20世纪7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及其他一些因素使80年代人口增长率开始放慢，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相应出现下降趋势。
对于拉美国家就业的情况，我们可从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中窥见一斑。拉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由1950年的50.4％下降到1970年的44.9％；（2）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由1950年的81.3％下降到1970年的70.4％；（3）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从1950年的19.6％上升到1980年的27.9％。二是部门就业结构发生变化。1950—1980年拉美国家的部门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制造业以高于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增长，其比重由18.7％上升到26.1％。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5.8％，60年代和70年代均为6.4％。劳动力的部门分布结构（注：1950年至1980年，没有关于就业的数据，只有关于劳动力的数据，但是就业趋势与劳动力分布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至少在198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显性和隐性半失业，而非公开失业。）相应发生明显变化。1950—1980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从55％下降到32.1％，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从19.3％上升到25.7％。服务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加强，其比重从25.7％上升到42.2％。三是雇佣劳动显著扩大。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业部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离开了土地和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进入现代部门就业，成为雇佣劳动者。在1950—1980年期间，主要生产部门就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使雇佣就业水平上升。非农业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就业迅速增加。据原苏联1980年版的《拉丁美洲百科全书》统计，在1950—1975年期间，拉美的雇佣劳动者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重由50％上升到53％。以拉美几个主要国家为例，在1960—1980年期间，非农业部门的雇佣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在巴西由34.9％上升到53.8％，阿根廷由61.2％上升到65.2％。同期，在拉美其他大多数国家，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的比重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在有些国家这种趋势尤为突出。例如，在厄瓜多尔，同期该项比重增长了1倍以上，由17.5％上升到37.9％。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拉美国家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在雇佣劳动部门显著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和低生产率（个体劳动者、家庭服务等）部门。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由于无法在现代生产部门找到工作，流入这些低收入和低生产率部门，使这些非正规部门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保持较高水平。
根据拉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1950—1970年期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大，但是劳动力参与率（包括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却出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劳动需求不足。当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时，工资水平会受到劳动力增长的抑制。
第二，在拉美经济起飞之前以及起飞后，其经济形态是符合刘易斯劳动力要素无限供给型经济，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曲线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
第三，劳动力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力资源现实供给量的重要指标，它是指一个社会中就业人数和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口二者总和占人口的百分比。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说明相当部分的劳动力被排斥在现代工业部门之外，为维持生计，许多人不得不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而靠雇佣工资生活的人数不是足够多。这种情况亦说明城市经济的二元性比较明显，非正规部门占有重要位置。两个部门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性（segmentation）。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快速增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这是与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的城市化紧密相连的。在拉美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之前，农业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而女性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参与率很低。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城市化的效应迅速显现出来。城市中的就业多样化为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工资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工资水平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的历史性变迁。
表3是部分拉美和东亚国家制造业工人人均实际劳动报酬指数的变动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拉美国家工资水平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工资水平却稳步上升。
表3 制造业雇员人均实际劳动报酬指数（单位：1987年=100）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
委内瑞拉日本韩国新加坡
1970 130.9 91.0 61.0 77.1 63.030.1 69.8
1971 132.4 99.0 68.2 77.0 68.331.5 74.0
1972 134.5 94.0 77.4 77.4 73.231.9 50.5
1973-
110.5 74.3 87.1 79.837.9 53.4
1974-
128.9 79.2 98.1 83.839.4 54.3
1975-
129.3 75.9102.1 83.141.2 55.1
1976-82.1 83.0 98.5 83.945.7 59.3
1977-80.9 84.3102.3 85.453.7 61.0
1978-79.7 88.4109.7 87.264.9 61.4
1979-90.6 92.2116.6 89.572.0 64.7
1980-101.0
104.4119.8 88.368.8 68.2
1981-90.9114.3123.5 89.667.7 74.2
1982-80.7119.7121.9 91.770.8 81.3
1983-
104.3108.8122.4 92.775.0 90.5
1984 108.7 127.0101.2112.6 94.181.8 97.3
1985 110.7 99.4104.0112.6 96.485.7104.9
1986 101.9 108.6100.3108.6 98.688.2101.7
1987 100.0 100.0100.0100.0 100.0
100.0
100.0
1988
98.1 95.0101.8 95.7 103.0
111.8
101.6
1989 104.7 76.4 96.6 75.7 105.6
131.4
112.5
1990 108.7 82.6 85.1 70.0 105.7
144.0
120.0
1991 114.5 69.5 83.1 72.7 107.3
159.3
127.3
1992 125.568.5 108.4
163.2
136.3
1993
60.3 109.9
165.7
144.9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
另外，我们再以墨西哥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及其特点。20世纪60年代至经济改革前后，墨西哥工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增长到相对稳定、到剧烈下降、再缓慢恢复的过程。据墨西哥政府的有关统计和学者的研究，1970—1977年实际工资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1977—1982年尽管工资水平稍有下降，但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实际工资相对稳定；1982—1988年是工资剧烈下降的时期，1988年墨西哥的工资收入降到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注：袁东振.墨西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工资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1999，（2）.）1988年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工资也有所恢复但恢复缓慢。据有关资料显示，1994年工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是1976年的64.3％，就全国范围而言，工资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只是1976年收入的89.4％（注：袁东振.墨西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工资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1999，（2）.）。
1960—1976年，工业部门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上升到23％，1977年开始下降，到1983年下降到15％，1990年降至13％。工业部门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该部门实际工资下降。传统上，墨西哥工业部门工人组织严密，工会力量强大。该部门工资增长有时甚至高于生产率的增长。1960—1976年，该部门生产率以年均1.73％的速度增长，而工资的年增长速度达到2.77％（注：袁东振.墨西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工资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1999，（2）.），工资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3％提高到39％。1976—1981年，工业部门工资的增长基本与工业产值的增长同步，生产率年均增长0.69％，工资年均增长0.49％，工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8％。从1982年开始，工业部门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该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81—1990年，生产率年均增长0.24％，而工资则以年均3.65％的速度下降，在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程中，任何部门的劳动者都不能摆脱工资下降的厄运。二是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其他部门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却在减少。1970—1995年，工业部门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比重由21％降为16％，这是导致工业部门工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减少的重要因素。
在工资下降过程中，最低工资的下降幅度大于工业部门劳动者实际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据墨西哥专家的研究，1976—1994年期间，最低工资和工业部门工资都下降了，但两者下降的幅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下降明显快于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降。1976年，最低工资相当于工业部门平均工资的50％，1994年仅为30％。最低工资下降幅度大，说明在工资下降的过程中，低收入阶层所受的冲击更为剧烈。
综上，我们看到，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工资水平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工资水平与生产结构之间不具有协调性；二是雇佣工资阶层的人数不是足够多，整体工资水平不高；三是在二元状态下，拉美国家的工资呈现出高工资与低收入并存、但工资决定方式却大不相同的特点。在进口替代型工业比的最初阶段，拉美国家是以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作为隐含的参照系的。当时其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竞争性，但由于不顾自身客观经济条件，将以生产消费品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工业，使得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廉价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本积累不快。在市场保护下，企业竞争受到影响，劳动生产率下降，收入增长缓慢。而在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下，消费品市场受到靠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的购买力的限制，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又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建立，使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更加受到影响。在政府财政预算下的高工资的引诱下，城市过度发展问题更为突出。迫于生存，许多人只能到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却在降低。这两种变化趋势似乎是同步的，这可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得到证实：1980—1987年间，拉美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职工的收入水平一般降低了8％。因此，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就业的增加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可以稍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另一方面又重新回到这一水平上甚至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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