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回顾与中国实践展望
朱 宇，刘 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文章通过回顾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发展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分解为老龄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观点，并结合相关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老年群体中高知老年人比例快速增加，从1982年的0.32%增加到2010年的3.26%（增幅达9.19倍），他们所具有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特征以及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特征有利于未来收获老龄化红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模式正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变并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利于收获人力资本红利。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第二次人口红利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经济发展
一、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医疗、计生政策、妇女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转变仅用四十多年时间便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历时百年的转变过程。快速人口转变的直接后果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0～14岁少儿比例快速下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6年的16.7%，降幅超过50%，这主要是由于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收紧的影响；15～64岁工作适龄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最大值74.5%后开始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倚赖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开始消失；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从1982年的4.9%增加到2016年的10.8%，增幅达220%，并在2000年达到联合国设定的7.0%老龄社会标准，说明我国老龄化具有速度快、起点早的特点。
图1 1982～2016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使我国在经济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形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考虑到劳动力比重缩减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并引入西方学者提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以期找到后人口转变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虽然第二次人口红利在当前中国仍是理论问题，但未来会成为现实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将该理论与我国人口特点、产业结构特点和就业结构特点结合分析，找出收获新人口红利的突破口。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回顾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源自Mason[1]、Bloom和Williamson[2]等学者对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奇迹”现象的分析研究。他们发现，东亚国家在1965到1990年间所取得的人均收入增长约三分之一归功于人口转变过程。该过程中死亡率先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使得工作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速远高于被抚养人口。得益于高水平教育投资，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具有更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及生产力。他们的高储蓄特征进一步促进了资本深化，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这种由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及高储蓄水平带来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口”。
然而东亚国家人口转变历程较西欧发达国家加快很多，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缩减、人口老龄化提早出现。针对这一情况，学界开始关注东亚“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相关问题。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掣肘经济发展，但持积极老龄化态度的学者，如Lee和Mason[3][4]，却从中看到新的经济发展契机。他们认为，随着人口转变的演进，持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规模缩减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退休期延长会使个人、公司和政府基于未来养老预期在工作适龄阶段提高资本积累，如果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国内经济便能够促进资本深化、提高工人的人均产出水平，如果投资于国外便能够促进净外汇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他们把这种源自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之后，Mason[5][6]等人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他们提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只是人口转变结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走低，每个家庭用于孩子健康和教育的投资会相应增加，这会使未来劳动力质量和生产力大幅提高从而抵消工作适龄人口相对缩减的负效果，实现经济发展由劳动力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
可见，两次人口红利的产生机制和持续效果具有本质区别：第一次人口红利源自人口转变过程中工作适龄人口相对规模的阶段性增长，能够给经济发展带来快速却短暂的促进作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源自个人、公司和政府基于人口持续老化预期的行为调整以及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走带来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能够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城市高知老年人比例快速增长，未来会成为老年人的主体。图2利用宏观层面的普查数据展示了高知老年人口及内部的变化趋势：一方面，高知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比例从1982年的0.32%增加到2010年的3.26%，增幅达9.19倍，绝对人数从24.64万增加到578.42万，提高了22.47倍；另一方面，高知老年人的城乡分布差异明显，其中2000和2010年高知老年人中城市人口比例均在94%以上。可以预见，随着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城市高知老年人将会成为我国老年人的主体。
虽然我国教育事业和产业结构都在向着有利于人力资本红利形成的方向发展，但从发展内部结构来看，城乡二元割裂特点依然突出，劳动力内部异质性依然较大。尤其是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一方面，相较于城市高学历劳动人口而言，他们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本积累能力相对较差，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宽，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农村流动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对于我国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意义重大，有必要针对这一人群进行分析。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以Lee和Mason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定义为理论基础，或结合中国情况进行理论分析，或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如世代交叠模型）分析普查等宏观数据。根据学者的不同视角，可将实证研究分为两类：
回顾北京印刷业40年的历程，当我们对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北京和国内印刷发达地区一样，进入了印刷业的“0和1”时代，即数字技术时代。虽然只有40年，但如果我们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北京印刷业的发展和变化，也不为过：这个行业聚集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是值得业内同仁骄傲和自豪的行业。
第一类研究聚焦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经典定义，注重人口老龄化现象本身，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存在（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引起储蓄率提高）以及延迟退休政策是否会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两方面内容。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存在性问题方面，陈晶[15]等通过修正的HW模型，分析了亚洲17个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负面效应会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而严重，并认为中国若想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必须建立随人口结构变化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减轻社会养老负担。但其他学者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陈纪平[16]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老年抚养比、居民收入指数、预期寿命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存在显著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指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李超和罗润东[17]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4年面板数据中关于家庭储蓄决策的相关内容，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具有正效应，中国能够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针对同一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原因可能包括：基于微观个体或家庭的储蓄率变动与宏观储蓄率的变动未必一致[17]；不同研究选取的变量和研究假设不同；经济体间的关系未被充分识别[14]。但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多持肯定态度。在延迟退休政策与第二次人口红利关系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相对一致，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孟令国[18]运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弹性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人口养老保险缴费率和老龄人口替代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下，延迟退休能够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老龄人口替代率，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耿志祥和孙祁祥[19]利用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储蓄率、资本积累和产出的影响，他们发现延迟退休过程中预期寿命增加所带来的新储蓄动机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建议将人均预期寿命纳入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刘渝琳和李宜航[20]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延迟退休和储蓄率的研究发现，学者关注焦点多集中在延迟退休与养老金制度的关系或储蓄率与年龄结构的关系上，鲜有分析延迟退休与储蓄率的关系，因此他们运用二阶段叠代模型和CGE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模拟，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提高储蓄率进而促进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给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其次，城市高知老年人就业能力受身体老化影响程度小并具有较强的投资储蓄倾向。为研究这些特征，本文选用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进行微观层面分析。数据包含了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792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其中，城市高知老年人609人，男性410人，女性199人，平均年龄69.9岁；作为对照组的城市非高知老年人5816人，男性2650人，女性3166人，平均年龄70.5岁。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发现，国内学者相较于外国学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内涵的挖掘更加丰富，但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方法多为理论分析或基于宏观数据的模型模拟，关于多视角研究、微观数据的开发、人们真实养老意愿的探索、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可能性的分析研究相对不足。为补充当前研究，本文基于Lee和Mason的理论，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分解为“老龄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行多视角研究，并运用多种数据（如第三到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1和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数据）和分析方法（描述统计、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变的关系，进而分析我国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
针对沿黄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融合前景不佳的问题，沿黄全域旅游建设必须创新利用社会资本发展自己，健全旅游投资体制，消除民营资本进入旅游业的政策障碍，通过“旅游＋”或“＋旅游”，丰富旅游产品的业态层次，促进旅游业提质升级，同时为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增添动力。基于山西黄河一带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多样的自然环境，要着重抓好旅游业同文化、健康、教育等产业的融合。
(3)燃料型氮氧化合物。此种氮氧化合物由燃料中的氮化合物在燃烧中氧化而成，由于燃料中氮的热分解温度低于粉煤燃烧的温度，600～800 ℃时就会生成燃料型氮氧化合物，其在煤粉燃烧中NOx产物中占60%～80%。在生成燃料型NOx过程中，首先是含有氮的有机化合物热裂解产生N、CN、HCN等中间产物基团。然后再氧化成为NOx。由于煤在燃烧过程中包含挥发分和焦炭燃烧两个部分，故燃料型的氮氧化合物形成也由气相氮的氧化(挥发分)形成和焦炭燃烧形成两个部分组成(图1)。
三、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中国实践展望
（一）中国收获老龄化红利可能性分析
根据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经典理论，本文将老龄化红利定义为具有持续经济贡献潜力的老年人所产生的经济推动力。该红利本质上对老年人有两个内在要求：首先，他们的经济贡献能力受身体老化影响较小；其次，他们能够主动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笔者认为，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城市高知老年人（60岁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是老龄化红利最主要的来源。
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外国学者大多利用联合国人口展望中人口估计与预测数据或者国民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NTA）数据，借助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OLG）分析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资本积累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进行跨国比较，以探究那些较早步入老龄化的国家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情况。Prskawetz和Sambt[7]运用NTA数据分析了欧洲多个国家的经济抚养比来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研究发现除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以外，欧洲大多数国家目前并没有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因为这些福利国家老年人的养老消费需求几乎完全被公共转移支付体系承担，个人缺乏积累资本动机。Jorgensen[8]利用OLG模型分析了巴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关系，他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提高以及资本深化，如果退休政策能够随预期寿命的增长而弹性调整、公共养老金能适当下调，巴西便能够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Guest[9]通过分析新西兰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富有技术经验的老年劳动力在新科技的帮助下能够更富生产力，有效的国家政策，如鼓励老年人就业、促进生育以及移民，能够进一步降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Abio[10][11]等学者运用NTA数据和OLG模型分析了西班牙第二次人口红利情况并与瑞典和美国进行了跨国比较，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具有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但红利的获取程度取决于国内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以及公共转移支付体系的规模。
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扩展定义，主要从劳动力质量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探讨我国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高书国[21]通过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在人口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三方面的不同内涵，得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由结构性红利向质量性红利转变的结论，并指出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力是转型的关键。吕宏玉[22]通过研究发现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从企业家、智力国民和技工三种层次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为抓住红利机遇，我国需要挖掘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和回流科技人力资源，通过金融、教育等制度层面改革实现高质量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陈捷[23]分析了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变的四种机制，认为当前中国人口红利还处于数量型发展阶段，需要通过人力资源开发、积累以及养老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的创新使人们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才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廖理和王正位[24]从就业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出发，补充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他们认为以创业型经济拉动当前劳动力人口就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新人口红利。田硕和赵佳静[25]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我国制造产业并发现第二次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再次发展。孙明英和冯增俊[26]创新性地从城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视角研究了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发展以及实现人的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孙成[27]通过分析中国公共政策、企业经营和劳动者个体行为现状，提出了要从老年人消费需求资金来源、教育资源扩大、劳动参与率扩大、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市场完善这五个方面来开发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就业能力方面，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从图3可以看出，样本中城市高知老年人退休前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对知识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专业技术领域（39.6%）和国家企事业单位（34.4%），且无人处于无业状态。相比较而言，非高知老年人退休前多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商业/服务业/制造业（31.2%）以及农牧渔业（25.7%），他们中有较高比例处于无业状态（6.1%）。可见，高知人口在工作适龄时期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主要来自其工作经验、技能和知识储备，这些生产要素受生理老化影响较小，反而会随时间的积累而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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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数据分析
综上，城市高知老年人具备老龄化红利内在要求的就业能力特征和经济行为特征，他们是我国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过程中的一笔潜在巨大财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资源，便可以推动我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果能够把握他们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机遇，便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城市高知老年人比例的不断提高，可以初步作出判断，我国具备收获老龄化红利的潜力。
（二）中国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可能性分析
图2 中国高知老年人发展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
注：由于“三普”“四普”的文化程度统计口径与“五普”和“六普”存在一定差异，为使统计口径尽量一致，1982年数据合并了“大学毕业”与“大学肄业或在校”人数，1990年数据合并“大学本科合计”与“大学专科合计”人数；“三普”和“四普”数据中文化程度统计没有区分城乡，因此数据缺失。
图3 城市高知/非高知老年人退休前从业情况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注：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就业特征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扩展理论，本文将人力资本红利定义为通过增加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以实现高质量劳动力供给、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见，该红利的实现依赖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供高质量劳动力、增加个人资本积累、促进未来老龄化红利形成；第二，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吸收高质量人才就业、以高产出弥补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影响、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为考察我国未来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可能性，有必要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在经济行为特征方面，两类老年人对资本积累的需求同样差异明显。如图4所示，虽然样本中两类老年人均以现金储蓄作为养老规划安排中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但高知老年人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资本增值需求（投资理财方面），比非高知老年人高14.4%。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城市高知老年人基于未来养老预期所表现出的这种高储蓄、高投资特征有利于社会总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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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我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以来，随着高校扩招的蓬勃进行，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快速增长，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了大量优质资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图5展示了1980～2016年间高等院校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三类高质量劳动力数量均出现了明显的快速增长。其中，2016年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较2000年增加了5.41倍，研究生毕业生人数增加了7.60倍，留学归国人员增加了45.42倍。这些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质量劳动力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同时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也有利于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随着我国技术进步、优质劳动力大量供给，传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结构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2004年以来（如表1），以农林牧渔业（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7.62%）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26.47%）、电力热力燃气业（14.26%）、采矿业（13.68）等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已经放缓；以金融业（88.4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0.56%）等为代表具有高技术、高人力资本要求的第三产业行业成为新型产业结构中的增长主力，这些行业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特征。以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对比分析为例：2004～2015年间，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达37.02%，位列全行业第二，但这结果并不是由于产值大幅增长导致，而是因为劳动力流失（-3.82%）造成；建筑业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最强，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21.13%，但劳动生产率增速较低只有5.57%；相比较而言，金融业劳动力增长率虽然较低（6.40%），但由于产出的增速远高于投入的增速，使得劳动生产率增幅为全行业最高（48.14%）。可见，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蓬勃发展的高附加值行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弥补劳动力缩减所带来的负效应。
图4 城市高知/非高知老年人养老规划安排情况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注：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的现金储蓄和投资理财特征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图5 1980～201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研究生、留学回国人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1 2004～2015年分行业增加值、劳动力、生产率变化情况 （%）
2.微观数据分析
综上，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正朝着有利于人力资本红利形成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优质劳动力数量不断扩大，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逐步向以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的高附加值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可以初步作出判断，我国具有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宏观基础。
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虽刚起步，但内容更加丰富。在理论研究方面，蔡昉[12]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作出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认为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但要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去挖掘[13]。王颖[14]等从“储蓄论”、“资本深化论”、“人口结构论”和“行为调整论”四种角度梳理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相关概念并从储蓄、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四个维度对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生活如同巨大的幻术。明知如此，步步还需艰难持重，全神贯注。我们渴望做一场离经叛道的嬉戏，如履薄冰，如蹈高空，并且最终不知所踪。爱是和真相共存的幻术。随时老去，随时死去。即便如此，为探寻和得到爱，为获得生命的真实性所付出的代价，依旧是这个幻术中最令人迷醉和感动的核心。
2010年以前，我国学者王春光[28]和刘传江[29]分别利用温州、杭州、深圳三市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以及武汉大学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进行的武汉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发展问题。两研究均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比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强的财富积累能力，但他们仍多为体力劳动者，人力资本结构与用工单位及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素养还有很大差距。
2010年以来，为探索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结构新特点，本文选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0年和2015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微观层面对比分析。经过筛选，2010年入样样本162503人，其中男性94018人，女性68485人，男女性别比为137∶100，平均年龄33.47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6.30%；2015年入样样本133440人，其中男性77945人，女性55495人，男女性别比为140∶100，平均年龄34.47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人口占比9.87%。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来看，2015年样本中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结构正逐步向产业结构发展方向靠拢，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模式向具有高知识、高技术、高资本集中特点的就业模式转变。具体来说，从事居民服务业（2.39%）、金融保险房地产业（1.23%）、教育文体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03%）、科研和科技服务业（1.00%）等第三产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明显增多；而从事传统制造业（-2.80%）、建筑业（-1.80%）、采掘业（-0.26%）等低附加值行业的人数开始减少。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提高），劳动力质量得到改善，资本积累能力有所提高，有利于补充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利于社会总资本的积累。
第三步：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首先“以形助数”,分别画出两个函数的图象,如图3.然后“以数解形”,函数y=ax的图象是过原点、斜率为a的直线系,在这组相交直线系中,出现了两个“特殊”的位置,一是与直线平行,此时一是与函数y=lnx相切,此时
表2 2010与2015年农村流动劳动力分行业就业分布 （%）
为进一步探究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对个人资本积累的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选用“过去一年家庭在本地月净收入”以表征资本积累水平，解释变量选用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0103，调整后的R2为0.0102，F检验结果为73.21（回归模型显著）。从人口基本特征来看，样本中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别和年龄对资本积累影响不显著，但在婚比不再婚人口每月多积累1145.59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化水平越高资本积累能力越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口每月多收入976.16元；从职业类型来看，“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是对资本积累贡献最大的两类行业，每月比作为对照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分别多收入2002.07元和1339.36元。可见，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就业结构的转变有利于个人资本的积累以及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因此，可以初步作出判断，我国具有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微观基础。
表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综上，随着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优质劳动力能够促进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并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相对较为弱势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质量也在改善，就业结构不断向产业结构发展大方向调整，资本积累能力也有一定提高。因此，我国具有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潜力。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回顾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发展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分解为老龄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观点，并根据这一观点运用多种数据和分析方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论证了我国具有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基础，其中资本积累、教育事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红利的三个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认为若想收获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我国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快改革和完善当前养老保险体系，寻找切实可行办法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缓解现收现付制下的巨大资金缺口，目前我国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将养老保险用于绿色投资的研究[30]，未来应有更多的创新思路解决养老金疑难；第二，吸取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养老创新经验，一方面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补充养老金融产业，另一方通过金融机构的有效、合理宣传，改变居民的养老观念，促进他们在工作适龄时期的资本积累；第三，加强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龄儿童入学问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第四，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在扩招的同时兼顾办学质量，保证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于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第五，逐步消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使优质劳动力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第六，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就业结构转型，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兼顾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培训从而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
虽然第二次人口红利对当前的中国仍是理论问题，但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要求未来经济发展更多以人力资本为依托，如何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维持经济增长将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值得学界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旨在为该领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期望能够弥补当前实证和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虽然，由于数据局限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本研究的还需进一步完善，但所得的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随着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该领域能收获更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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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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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ory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a’s Practice
ZHU Yu，LIU Shu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SDD）theory as well as outcomes of existing researches，this article comes up with the idea that the SD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namely Aging Dividend and Human Capital Dividend，and makes use of several data set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cro and micro levels.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on the one hand，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highly educated aging population increased rapidly，from 0.32%in 1982 to 3.26%in 2010（increasement of 9.19 times），whose employment feature of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economic propensity of high deposit and investment can boost China’s Aging Dividend；on the other hand，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hina’s working age population，their employment mode is transferring from labor intensive to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enhancing the upgrade of industry structure，which can boost China’s Human Capital Dividend.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Industry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Economic Development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2.001
【收稿日期】 2018-10-10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2-0001-11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未来：政策和服务体系构建研究”（297218200121）；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 朱宇，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经济；刘爽，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发展、政策和项目评估、婚姻与家庭研究。
标签：人口老龄化论文; 第二次人口红利论文; 产业结构论文; 就业结构论文; 经济发展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论文;